引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美国初为人知时，往往被描写成幽灵似的人物，尽管具有令人生畏的才智，但沉湎于阅读，仿佛缺少正常人的欲望和个性特点。评论家似乎把博尔赫斯的文学主题——身份的虚构本质和存在的梦幻性质——都归因于博尔赫斯本人。举例说，博尔赫斯《自选集》（一九七〇年）的后记部分收录了博尔赫斯的译者之间有趣的往来信件，他们在信中公开地（也许半开玩笑地）揣摩是不是真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样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评论正如博尔赫斯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他既是每一个人，又谁都不是”。

有关博尔赫斯的这类揣摩在当时并不罕见，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在崇拜他的读者心目中，他给人的最初印象有多么深刻。但是采访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马上就会打消这种想法。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热诚而坦率的人，一个谦逊的老派绅士，颇有顽皮的幽默感：简而言之，一个具有多半不合潮流的强烈信念的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的观点坚定不移，表达观点时情绪总是十分激昂，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博尔赫斯在英语世界开始受到广泛采访时，年纪已经六十开外，性格已经充分形成。事实上，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访谈表明，他的观点和态度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六年）惊人地一致。博尔赫斯一再表明他喜爱英国文学和北美文学，尤其喜爱斯蒂文森、吉卜林、萧伯纳、威尔斯、康拉德、切斯特顿、德·昆西、爱伦·坡、爱默生、马克·吐温、惠特曼及弗罗斯特等作家。博尔赫斯还一再强调他喜爱清新凝练的文笔，对短篇小说的爱好大于长篇小说，他对过度分析的文学评论，对庇隆和反犹主义有强烈反感。他认为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文学的最高宗旨是享受；他不相信来世之说，他欢迎死亡，惧怕永生；他认为时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儿时在父亲书房里阅读的书籍对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对家人、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祖国的爱是恒久的，虽然他同他的祖国有些勃谿。

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复杂又令人充分信服的人，但是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博尔赫斯早期的读者对他怀有敬畏之情，甚至不敢相信确有其人，因为博尔赫斯的艺术和智慧力量令人折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不止于此。他是重要的创新者，不断开拓着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他坚决否认，他还是思想家（如果不说他是一流的哲学家的话），给现代文学引进了诸如“无限”概念的新题材，从而改变了读者看待现实的态度。因此，人们往往质疑他的存在。好吧，博尔赫斯不是普通人，但他也不是半神半人或者鬼魂似的幽灵。我认为“天才”一词比较恰当，然而是平易近人的天才。

博尔赫斯是个见解始终如一、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天才，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采访他时，总会有新的发现。一九六六年，著名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采访博尔赫斯时（访谈收录在这个集子里），善解人意地问起博尔赫斯关于虚构作品的美学观点，博尔赫斯作了格外详尽的回答，还表示他希望按照吉卜林的《山中的平凡故事》的模式多写一些简洁的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我本人还在布兰迪斯大学读四年级时也采访过博尔赫斯，并且出版了《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第一本用英语发表的、有书籍篇幅的博尔赫斯访谈）。那时，我把重点放在探讨博尔赫斯的散文和诗歌的意义以及他运用的技巧上。但这里摘录的文字集中于他几个主要的短篇，博尔赫斯应我的要求进行了讨论，详尽程度超过这个集子里的任何一篇。在整个集子里，博尔赫斯很少回避问题，几乎没有拒绝答复的情况。

有人把博尔赫斯说成十足象牙塔里的梦想家，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访谈推翻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部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同时也是超越民族和地域观念的世界主义者。他游历各地，能够流利地说几种语言；他性格开朗，喜欢同人交往，十分关注祖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虽然他一再声明不应用一个作家的政治观点来评判他）。因此，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间或会对这些谈话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在研究博尔赫斯的评论家和学者罗纳德·克赖斯特编辑的《博尔赫斯在纽约大学》（一九七一年的专题座谈会笔录，转载自《三季刊》）一文中，一些激进的学生就博尔赫斯温和的政治观点以及对各种左派政治活动缺乏承诺提出了尖锐的政治问题。说也奇怪，这类探讨也揭示了博尔赫斯几近滑稽的幽默，以及他挥洒自如、开口就能说一连串俏皮话的喜剧演员的才能。除了反映当时普遍的政治偏见，这类探讨也表现出极为多样的情绪，十分引人注目。丽塔·吉伯特在一九六八年深入采访了博尔赫斯，那篇访谈于一九七三年发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一时期社会的疯狂躁动。在丽塔·吉伯特的询问下，博尔赫斯相当详尽地谈论了美国社会的嬉皮士和毒品、因循守旧的倾向、物质主义和暴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社会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但无论是提倡迷幻剂体验的人还是大学教授，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博尔赫斯，这也许恰恰证明了博尔赫斯的魅力所在。

有些采访者比其他人更熟悉作为普通人的博尔赫斯。举例说，塞尔登·罗德曼同博尔赫斯一起在他的家乡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消磨了许多时光，最后他写了一篇异常亲切的记叙文（其中大量引用博尔赫斯的原话），让我们相当清晰地了解了博尔赫斯的日常生活。罗德曼的访谈涵盖了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三年之久的时间，为我们描述了博尔赫斯的公寓住房和他在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博尔赫斯的女佣、他的几位朋友和合作者，包括他的主要译者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当时他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和博尔赫斯合作）。我们还见到了博尔赫斯的妻子，两年后的访谈还让我们了解到博尔赫斯对于离婚的反应：

两年后，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没有变化，但他的生活却有了变化。他回到母亲家，对妻子提出的过高的赡养费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我问迪·乔瓦尼原因何在。

“他一直生活在不必承担赡养费的恐惧中！他有沉重的负罪感。他认为婚姻的失败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应该由他付出代价。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博尔赫斯虽然善良、慷慨、谦逊、高尚且富于想象力，他的性格中却不包含勇气。有一次，他的妻子在机场大声责骂他，四周有许多看热闹的人围观，他只是低着头站在我身边，一句分辩的话都没有。”

和罗德曼一样，威利斯·巴恩斯通（诗人、多产的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译者）同博尔赫斯的关系不限于工作。他的访谈也揭示了博尔赫斯不同寻常的个人化的一面。在《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早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的《丹佛季刊》），我们随着博尔赫斯一起送一篇诗稿到《民族报》编辑的办公室，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时常有人上前同博尔赫斯握手。博尔赫斯说这些行人都是他花钱雇来的……一名男子走到我们面前，用华丽的词藻招呼博尔赫斯，抓住他的手用力摇晃：‘博尔赫斯，你是不朽的。’”

“‘别那么悲观，先生。’博尔赫斯温和地回答。”那篇文章以博尔赫斯登上飞机去美国进行五日讲课旅行作为结束。

本书收录了巴恩斯通的另一篇访谈：《十三个提问：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话》（《芝加哥评论》，一九八〇年）。在该文中，巴恩斯通探询博尔赫斯有关意识的本质、梦幻、死亡和自杀的看法，同他达到了另一种程度的亲密。这篇访谈略带迷幻色彩，却是博尔赫斯形而上学思想的强有力记录。巴恩斯通还翻译了博尔赫斯一九七六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作的一次有趣的非正式学术报告（最初发表于《林荫大道》杂志，一九九八年），博尔赫斯回答了在场的教授专门小组和听众提出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博尔赫斯介绍了他创作短篇小说时不同于写散文的冲动，他透露自己不善于创造人物，他探讨文学的道德功能，他的个性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青少年时代我感到不幸，但事实是我自己希望不幸”），以及他对上帝的态度（“上帝是我们一直在创造的事物”）。

阿拉斯泰尔·里德和唐纳德·耶茨与博尔赫斯的交集也不限于工作采访，他们的访谈也收在这个集子里。里德是有名望的诗人和作家，也是博尔赫斯作品的译者之一。现代语言协会于一九八三年在纽约主办了题为《弗兰茨·卡夫卡与现代世界文学：百年审视》的研讨会，里德在会上介绍了嘉宾演讲人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作了相对简短的开场白后，里德便以主要提问人的身份主持了观众的提问。研讨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在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深刻见解（他承认卡夫卡对他创作的两个短篇小说具有直接影响），而且显示了他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取悦于人”的心理特征，人们不由得注意到，随着讨论不断展开，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赞扬也逐步升级，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取悦崇拜卡夫卡的听众。

本书收录了博尔赫斯的传记作者唐纳德·耶茨的两篇文字。《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于密歇根大学）涉及博尔赫斯对小说形式的评论、他从不写长篇小说的原因、他对德·昆西和斯蒂文森的见解，以及西英两种文字的差别。耶茨的《一位纯粹的作家》转载了他于一九八二年在缅因大学举行的博尔赫斯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耶茨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和主要访谈者。发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博尔赫斯在他著名的寓言《博尔赫斯和我》中戏剧性地加以描述的公私自我的冲突。在回答耶茨有关该寓言的问题时，博尔赫斯说：“至于两个博尔赫斯的问题，我深切地意识到确实有两个我，因为当我想到我自己时，我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个相当隐秘、相当迟疑、摸索着行进的人。不知怎么搞的，这种想法很不符合我长年在外演讲，在全世界旅行的事实。”

若是采访者和博尔赫斯十分熟悉，访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亲密的互动，但并非这个集子里的所有采访者都与博尔赫斯熟识，他们的访谈保有一定的距离感，读来也颇为有趣。L.S.登博的访谈（最早发表于《现代文学》，一九七〇年）引人入胜地探讨了人类知识的极限、作为迷惑意象的迷宫，以及梦境对博尔赫斯作品的影响。在最早发表于《公共福利》（一九六八年）的一篇访谈中，时为纽约公共广播电台采访记者的帕特里夏·马克斯与著名戏剧和文学评论家约翰·西蒙采访了博尔赫斯，通篇采访散发着睿智的光芒。博尔赫斯纵谈真实和奇幻的区别，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他的作品中为什么没有性描写：“我想原因在于我对此考虑得太多了。”

博尔赫斯接受本书其余三篇访谈时已年过八十，但他依然思维敏捷，言辞坦率。《新奥尔良评论》的编辑约翰·比格奈和汤姆·惠伦借博尔赫斯一九八二年去新奥尔良旅行之机采访了他。新奥尔良是博尔赫斯喜爱的城市之一，他曾多次去该市领取市政和学术性荣誉。博尔赫斯在这篇访谈中反省了高龄、孤独和失明对他写作的影响，体现了他的高度谦逊。访谈多少带有感伤的情调，但时不时被博尔赫斯典型的幽默冲淡。涉及那个不可避免的身份问题时，两位编辑问他：“我们现在与之交谈的是哪一个博尔赫斯呢？”他回答说：“你们反正付了钱，是哪个你们说了算。”

一九八四年的这篇访谈最早发表在《美国诗歌评论》上，是克拉克·M.兹洛特丘专程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采写的，探讨了多种多样的主题，诸如博尔赫斯的写作习惯和方法、他目击一个人被杀死的记忆、根据他的生平摄制的电影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另一部电影《第三者》、他的犹太血统、棋局和摸三张，以及对阿根廷社会弊端的犀利评析。

最后是阿米莉亚·巴里利的题为《博尔赫斯谈生死》的访谈。巴里利当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的书评编辑，于一九八一年结识了博尔赫斯，开始采访他。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博尔赫斯去世前七个月进行的，访谈于博尔赫斯去世一个月后在《纽约时报书评》头版发表。该文包含了一系列博尔赫斯有关《圣经》、犹太教神秘哲学、空间、时间、上帝、死亡和永生的想法，文字优美，作为这个集子的结尾再恰当不过了。

虽然博尔赫斯对于有顺序的时间深表怀疑，本书各篇（与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的丛书一致）仍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未作删节，除改正排字错误或其他明显错误之外，没有任何改动。希望本书既有生动活泼的效果，又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氛围。通读全书后，我发现有好几个主题像音乐作品的主题一样，经过变奏后一现再现。那么，有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主题呢？也许可以用博尔赫斯本人的一段话来回答：“随着岁月流转，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鱼虾、房屋、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之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

我要感谢丽贝卡·格罗斯曼为我做的特别宝贵的研究工作，感谢杰里米·康特里曼多方面的大力帮助。威利斯·巴恩斯通、克拉克·M.兹洛特丘，以及美洲协会的丹·夏庇若帮助我找到了采访者的线索，并且提供了材料。此外，我十分感谢华盛顿大学的朱莉娅·汉娜给我的帮助。我要向杰出的博尔赫斯传记作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和克拉克·M.兹洛特丘表示谢意，他们在我编纂年表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聪明而有耐心的编辑西莎·斯里尼瓦桑，感谢我亲爱的小儿子里基，是他促使我做了我想做的所有好事。再次套用博尔赫斯的说法，我希望这份名单里没有遗漏最重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