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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瓦萨斯坦（Vasastan）地区中间的一个大办公场所被租了出去，当时那儿算是一个被遗忘的地区。渐渐地，房价开始飙升，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这个有着黑色屋顶的街区仍有一种复古美。那些高大而封闭、面向街道的房屋外墙是美丽的，但也是破败而老旧的，带有波希米亚的风格。

2007年，在为纪念“论坛”成立18周年而出版的近千页的纪念书《地下室的事情》（ Källarhändelser ）中，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写道，她和让-克洛德·阿尔诺在去看房之前在里托尔诺咖啡馆碰面。

那时，弗罗斯滕松已经将自己打造成1980年代最具创新精神的诗人，她开始写剧本，打破了传统情节的固定模式。她尝试了一种更加零碎的形式，让-克洛德·阿尔诺称之为抒情独角戏。他们都把这些戏剧作为合作项目来宣传。他们是一对艺术夫妻，1989年秋天他将导演她的第一部独角戏：《塞巴斯托波尔》（ Sebastopol ）。

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场地，西格图纳大街（Sigtunagatan）的破旧地下室非常完美。天花板上排有电线，墙壁是由破碎的混凝土制成的，面上有沟和弹坑，像灰色的月球表面。

在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令人回味的戏剧中，一位年轻女子在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上徘徊。这是一条分割巴黎的街道。那种繁忙的道路，两旁没有露天咖啡馆，既无名又无边。

这个女人恳求这个地方接纳自己。她恳求街道教她说话。而在第七天，柏油路面突然打开，显现出隐藏在巴黎地下的世界。她听到来自现在和过去的声音对她说话，带她进一步进入城市的未知竖井。

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和让-克洛德·阿尔诺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住在巴黎，当时阿尔诺正试图创立自己的歌剧团。正是在沿着熙熙攘攘的塞巴斯托波尔大道来回散步时，她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评论家们把《塞巴斯托波尔》解读为一个关于她自己的诗歌天职的故事。

在瓦萨斯坦的地下室里，地板毛糙、肮脏。到处都有黑色的圈儿和之前发生在房间里的事件留下的痕迹。对于让-克洛德·阿尔诺和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来说，《塞巴斯托波尔》的首演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就职典礼。

在楼梯的底部，你可以选择直接穿过一条走廊，通向地下室最大的房间。房间中央有四根方形柱子和四个对称的小天窗，只透出少量的光线。窗户上方的院子非常小，几乎总是处于阴影之下。只有在夏天，当太阳爬到最高的时候，你有时可以看到光线穿过窗户，光束中满是灰尘飘舞。

那块空地成为了“论坛”的舞台。

多年来，在这四根支柱之间出现了瑞典以及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从诺贝尔奖得主和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到瑞典的顶级编舞家，应有尽有。

这个空间经常被一堆东方地毯和便宜的布艺地毯盖着，与大厅的其他部分形成了一种温暖的对比。

在这里，作家和诗人，如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英格·克里斯滕森、玛瑞·坎德雷、埃里克·贝克曼、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约兰·松内维等人朗读自己的文字。

昂内塔·埃克曼尼（Agneta Ekmanner）、斯蒂娜·埃克布拉德（Stina Ekblad）、雷内·布吕诺尔夫松（Reine Brynolfsson）和比约恩·格拉纳特（Björn Granath）等演员在此表演了诗歌和戏剧。

还有一架属于年轻钢琴家洛夫·德尔温格（Love Derwinger）的施坦威三角钢琴。他是常客，并与钢琴家罗兰·彭蒂宁（Roland Pöntinen）一起负责“论坛”的高级音乐项目近三十年。艺术家的阵容包括许多斯德哥尔摩的顶级音乐家和世界级的名字，如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亨德里克斯（Barbara Hendricks）和小提琴家雅尼娜·扬森（Janine Jansen）。

让-克洛德·阿尔诺和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很早就把“论坛”建成了一个画廊，在20世纪90年代，那儿经常举办展览。许多人想在地下室设展，正是因为这里有特殊的房间，在天窗下有古尼拉·班多林（Gunilla Bandolin）的大堆土豆，以及卡塔琳娜·诺林（Katarina Norling）的不知名的种族“他们”（Dom）烧毁的残骸。安娜-卡琳·比隆德（Anna-Karin Bylund）放置了一支堵塞的捕鼠器大军，还有同样数量的畸形猎物，拉格纳·柏林（Ragna Berlin）展示了她的舞蹈机器人。

“论坛”的表演通常是基于一个主题，要求参与者突出这个主题。

编舞家和舞蹈家玛格丽塔·奥斯贝里（Margaretha Åsberg）记得，当时让-克洛德·阿尔诺和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召集他们的艺术家朋友们并说，他们想创造一个可以混合不同表达方式的地方。灵感来自浪漫主义对艺术作品无边无际的普遍看法。音乐可以转化为诗歌，然后分解为表演，或对记忆、邪恶和宽恕的哲学思考，或对艺术狂喜与宗教狂喜两者关系的思考，或关于“奈莉·萨克斯” “尼采”——或基于“与塞尔玛·拉格洛夫共度一整晚”——的“恐怖和咒骂”式语言。

玛格丽塔·奥斯贝里说，在“论坛”的晚上，可以创造出比独立个体更大的东西：

“有些东西甚至对我们这些参与的人来说都是未知的。你经常能体验到惊喜。但你必须在那里参与这场表演，这些表演一结束就会消失，不可能再现。即使它们继续存在于观众心中。”

艺术家扬·霍夫斯特伦（Jan Håfström）也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他觉得其他文化场景首先的目标是贩卖或吸引外部关注：

“但让-克洛德·阿尔诺，和他身后的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他们的目的是在这一刻吸引观众，创造一种强烈的气氛，让每个人都必须谈论这场表演。他很早就让最杰出的艺术家们参与进来，光是和其他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已经是一种特权了。这种情况使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在地下室里有一些晚上和一些时刻，设法接触到你不太能真正谈论的东西。比如什么是爱？创造又该死的是什么？”

在通往表演大厅的走廊里，左手边有一个小门，那个房间是当晚表演者的更衣室。作家约翰娜·埃克斯特伦（Johanna Ekström）在20多岁时就开始被邀请到“论坛”读诗。她与学院派成员、知名艺术家和其他初出茅庐的人协作。

“地下室的空气有一种严肃感，让人感觉很国际化。有一种性感的、不必为自己辩解的精英感。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论坛’表演的人来说，一旦进入房间就有种被看重的感觉。如果你消失了，会有人想念你。包厢里的气氛常常很凝重。在门外，你可以听到让-克洛德·阿尔诺向人们打招呼。他有一种艺术的节奏，活跃房间里的气氛，让人们站在那儿强烈地期待节目开始。他把酒倒进塑料杯里喝，或者亲吻人们的脸颊，还会护送老太太下楼。要不就是催促人们购买当晚表演的作者的书，这些书以优惠价格出售。读书会的舞台很低，这很特别，让人既亲密又脆弱。”约翰娜·埃克斯特伦说。

玛格丽塔·奥斯贝里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觉得“论坛”有一群独特的观众。那些坐在离艺术家异常近的地方的观众，让表演变得更好。

“在那个大厅里，观众的注意力和强烈的听觉营造的聚精会神的氛围，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经历过的。”

在“论坛”开放之前，墙壁被粉刷过。地下室的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除了地板，它仍然是褪色的沥青色。除此之外，场地从未有过任何变化。没有任何东西被翻新，这反映了“论坛”在地下的自我形象。

阿琳·高更（Aline Gauguin）是“论坛”的第一个助手。她是法国著名艺术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曾孙女，5岁时来到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她是一个“关心文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开始学习艺术史以接近她自己的家族历史。当她在一个开幕式上遇到让-克洛德·阿尔诺时，她正在一家画廊兼职。他询问了她的姓氏和家庭背景。她发现他很讨人喜欢。几周后，他们偶然出现在同一个酒吧，他向她提供了一份在“论坛”的工作。她接受了。

早年，阿琳·高更、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和让-克洛德·阿尔诺自己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他们在坑坑洼洼的地板上尽可能紧密地排列黑色塑料椅子；舔邮票，贴邮件；在地下室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聚会之后，清扫烟头。

如果你在楼梯底部没有直走，而是向左转，你就会来到另一个房间，艺术展览总是在这里举行。在那个房间里，没有窗户，没有光线，所以墙壁感觉不像是墙壁。整个房间更像是在山里开凿出来的某种空间。那里是演出结束后供应葡萄酒的地方。

“论坛”刚开始运作时，斯德哥尔摩的文化聚会场所很少，在最初的十年里，聚会有时会持续到黎明。

阿琳·高更还记得地下室里挤满了身着黑衣的年轻人：

“有时，这里非常拥挤，甚至连楼梯上都挤满了吸烟和喝酒的人。天气太热时，我就会走到人行道上，暂时呼吸一下凉爽的空气。然后我就想回去了。‘论坛’是我生命中最有趣的时光之一。”

在楼下，让-克洛德·阿尔诺像传统的沙龙女主人一样扫视房间。这位社会名流通过创造适当的文化氛围，设法吸引城市中最令人兴奋的几号人物。他很少主动进行深层次的交谈，但他有一个诀窍，就是把人们互相介绍给对方，并给他所有的重要客人一种令人愉快的且像羽毛般轻盈的关注。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她很安静，经常在后台活动。许多人被这对夫妇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她代表着难以接近的深处，而他代表着光鲜亮丽的表面。

阿尔诺自己也曾梦想成为一名公认的艺术家，许多人认为这提高了他对其他有创造力的人和正在崛起的人的认识。有时，正是他把新的声音介绍给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

与“论坛”关系密切的人说，在设计艺术展览和文学节目时，他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即使这些晚会对他们来说似乎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阿尔诺来说，这些合作似乎更关乎当下和已经开始的感觉，关乎将表演的不同元素糅成一个统一体的时刻，以及那些经由他而首次相互问候的著名人士。

对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来说，艺术经验可以与她自己的写作联系起来。在采访中，她把自己的写作比作“发展”，并说这个过程往往是由在地下室见到的其他作品所产生的灵感所致。如果没有“论坛”，那她的几本诗集就永远不会诞生。

而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

1990年3月，“论坛”举办了第一批大型混合展览。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们对“面孔”进行了诠释。这个主题的灵感来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伦理呼吁，即永远不要停止去看一个人的脸，永远不要对脸感到满足。或许某一瞥会让你想起你自己的脸，这其中可能也包含了一些奇怪且不可预测的东西。

安·耶德伦德、霍拉斯·恩达尔、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斯蒂格·拉松和约兰·松内维等人的文章被钉在墙上。作家比吉塔·特罗锡写道，我们渴望充分了解我们所爱的人，从而拥有和控制他们：“（派我们的）灵魂去狩猎。找到一张脸。吃掉它。”

对安德斯·奥尔松来说，这个主题激发了他即将出版的诗集《太阳能系统》（ Solstämma ）的部分内容。

在大房间的柱子之间，一个白色的球体在一根细的金属棒上端保持着平衡。由雕塑家埃娃·勒夫达尔（Eva Löfdahl）创作的这个地球，似乎飘浮在粗糙的地下室地板之上，就像一个和平的星球。艺术家霍坎·伦贝里（Håkan Rehnberg）的黄色画作挂在一面墙上，另一面墙上是三个由扬·霍夫斯特伦签名的盒子。盒子里是被撕碎的、浸透了颜色的破布，形成了各种动物头骨的形状。

霍坎·伦贝里的黄色作品激发了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她写了几首诗。扬·霍夫斯特伦的箱子也是如此。

当玛格丽塔·奥斯贝里参观“面孔”时，她被比约纳·托尔松（Björner Torsson）关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一首诗所震撼。这使她产生了创作舞蹈表演《变异的天堂》（ Det muterade paradiset ）的想法。玛格丽塔·奥斯贝里还指出，她的许多项目都是在与地下室的其他作品相遇后所萌生的想法。她说，“论坛”充当了一个大型的灵感网络，瑞典的几个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觉得地下室成为了一个孕育艺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