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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穿过《每日新闻报》 ^[1] 的编辑部，准备从一台黑色的自动售货机上买咖啡时，我的手机因为《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传来的讯息振动了一下。上面报道说，一名美国电影制片人被指控性骚扰和性侵。

我只读了标题。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认识。这天是2017年10月5日。

在我得到这家报社的第一份临时工作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编辑部就在那座钢蓝色的高楼里，到了夜晚，灯光会亮起来，“每日新闻报”和“快报” ^[2] 两组大字的霓虹灯闪烁交替。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是一个以水为主的城市，站在连接各个岛屿的桥梁上，即便是几英里外，也能看到这座高楼。它能被称为“摩天大楼”也说明，在市中心的其他地方，除了黑暗的教堂塔楼外，只有几座建筑引人注目——有三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斯德哥尔摩电视塔和沾满烟尘的绿松石穹顶的地方法院。

当我在早晨乘坐地铁穿过特兰堡大桥时，我几乎将斯德哥尔摩的所有古迹都尽收眼底，这种景象有时让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小，有时又觉得它是巨大的，让人无法进入。

但《每日新闻报》的编辑部不再是在塔楼里，而是在隔壁的一栋平房里。要去编辑部，你必须挤过几道安全门，通过最后一道门后，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办公室就呈现在你面前了。屏幕上显示着正在进行的新闻广播，在零落的沙发中，人们正在讨论从字体到独家大新闻等各种问题。

2017年秋天，我担任《每日新闻报》文化版和周末副刊的记者。

几年前，我对诗人和瑞典文学院院士克里斯蒂娜·隆做了一次高调的采访。从那时起，我主要写各种公众人物的肖像，我试图和《每日新闻报》的一位摄影师一起走近这些人物。我们轻声和他们叨叨，去他们的夏日小屋，然后坐在后台等待，也许能得到一张意想不到的照片或一句揭示其内心的妙语。

我不断怀疑这种体裁，但我喜欢这种像是某个人的影子一般，踏入未知房间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记者”这个头衔，世界是很少会暴露在你面前的。“记者”就像一道神奇的通关口令。

我从未听说过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纽约时报》的报道基本是无法忽视的。我手机的信息速递中，很快就涌入了各种照片，显示这位面带微笑的电影制片人几十年来是如何与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年轻女演员一起走红地毯的。

他的手臂搂着众多才华横溢、美得不可方物的女明星的腰，她们个个以一种精准的角度把脸对着镜头，这几乎成了一组公开表现男性权力的滑稽照片。她们就像飘荡的蜉蝣，在他身边变换，围绕着这个似乎从未被自身的衰老影响过的普通人。几十年来，他只是穿着皱巴巴的衬衫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这种揭露性报道甚至主导了最严肃的新闻媒体。除了《纽约杂志》2015年令人难忘的封面——这版封面描绘了35名各年龄层的女演员，她们都作证曾被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下药和利用，并因“非自愿的姐妹情谊”而团结在一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话题大肆占据媒体。在我的记忆中，在当代被归结为“性骚扰和性侵”的经历，一直都被当作女性的事务。或者是一个工作环境艰难与否的问题，又或者作为某种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对知名男性的指控在娱乐和八卦版上占据主要版面，短文中夹杂着自称受害者的模糊照片，照片中的她或许单手拿着酒杯，在派对上跳舞。

当我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周关注关于哈维·温斯坦的报道时，我发现报道铺天盖地。受害者的证词揭示了充满魅力的交际照片背后的真相。著名女演员的声音与那些试图打入这个行业的不知名女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她们讲述了这种性侵对她们事业的阻碍，性侵破坏了一个演员必须拥有的完全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力。

通过阅读这些女性分享自己最私密经历的故事，我看到了刺眼的闪光灯后，电影界过去不为人知的一面。她们讲述经纪人在不同的酒店房间为其安排会面，助理试图平息她们的怒火，而律师则负责起草保密条款。这些故事也许让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世界上最大的娱乐行业的权力运作方式。

我也对调查的悖论越来越感兴趣。几个月来，记者们一直在努力揭开一些在电影界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好莱坞却处于震惊之中。

在2005年的一段视频中，科特妮·洛芙在红地毯上接受采访。当记者问她对业内的年轻女性是否有什么建议时，她先是嘀咕说，如果她回答的话，她会因诽谤罪被逮捕。我之前从未听过科特妮·洛芙在回答问题时会犹豫并压低声音。然后她飞快地说：“如果哈维·温斯坦邀请你参加四季酒店的私人聚会——不要去。”

我看着201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对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者说：“祝贺你们，不必再假装被哈维·温斯坦吸引了。”

这个笑话很简单，但观众的反应是突然爆发出高亢的笑声——当有人掌握了一个既禁忌又公开的真相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的那种笑声。这就是为什么说，终于打破了沉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哈维·温斯坦是电影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关于这名有权有势的制片人滥用权力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几十年，而这些耳语和谣言似乎在他本人周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受害者以前模糊的轮廓开始有了真实的面孔和身体。但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出回击。不同寻常的是，这条新闻并没有逐渐消失。

我和两位女同事正在谈论我们应该对瑞典文化界的情况做一个大的梳理报道。我们还讨论了一些之前听说过的性侵传闻中的公众人物。但我不愿意调查他们，这主要涉及一个权力问题：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在聊天中，我写道，像对温斯坦那样的调查，在瑞典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大的资金，各个行业都很小，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对方。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用如此系统的方式实施性侵。瑞典文化界也没有人拥有可与好莱坞的大人物相媲美的人际网络。这里没有人可以受到那种梦幻般的、不朽的权力结构的保护。

三天后——也是让-克洛德·阿尔诺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前一天——文化编辑部在沙发上举行了每日早会。我们还能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性丑闻呢？我们讨论了瑞典的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同意，这里肯定也会发生性侵。但五位男记者中没有一个听说过任何具体的案例。他们说不出一个被指控的犯罪者的具体名字。我听得越来越惊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许多在理论上了解问题的人，其实在真正的知识上是匮乏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故事。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条街道、同一个办公室里活动，却有着迥异且有限的观点，仿佛我的经历和其他女同事诉说的经历与他们形成了一个平行的世界。会议最后，我和两位女同事忍不住提到了具体的人名。并不是马上。但当每个人都准备站起来离开会议桌的时候，我们说出了我们所听说的一些男性的名字和姓氏。当时#MeToo标签还没有问世，我们说这些名字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现实情况的纠正。不过，听到我们大声说出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自己很脏，很清醒。

[1] Dagens Nyheter ，创立于1864年，瑞典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本书脚注皆为编注］

[2] 《快报》（ Expressen ）与《每日新闻报》同属瑞典最大的出版集团邦尼公司（Bonnier）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