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人的肩膀上
Sulle spalle dei giganti

矮人和巨人的历史曾经一直吸引着我。然而，关于矮人和巨人的历史争议只是数千年父子斗争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正如我们最后会看到的那样，这现在依旧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没有必要麻烦精神分析学家来证实儿子都有弑父的意图——至于我这里使用了专指男性的词汇，那只是因循文学的表述方式而已，我不会不知道，弑母也是数千年保持的“良好”习惯，从尼禄皇帝和母亲阿格里皮娜交恶到新闻报道中的恶性事件。

然而问题在于，古往今来，与儿子攻击父亲相对应，父亲攻击儿子的事也屡见不鲜。俄狄浦斯，尽管师出无名，还是杀死了父亲拉伊俄斯，而农神萨图努斯则吞噬了自己的几个儿子，一所幼儿园也当然不会以美狄亚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就别提可怜的梯厄斯忒斯了，他用自己孩子的肉做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却浑然不知。但相对那么多弄瞎父亲的眼睛以攫取拜占庭宝座的继承人，在君士坦丁堡也有同样多的苏丹，为保护自己不至于太快被继承者取而代之，便杀死自己头婚生下的所有儿子。

父子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表现为非暴力形式，但并不会因此而缺少悲剧性。儿子通过嘲笑父亲和他对着干，诺亚的儿子含不能容忍父亲在大洪水过后喝点小酒。因此，众所周知，诺亚以一种种族主义的排挤方式予以反击，将这个不敬的儿子流放到欠发达地区去了。只因嘲讽父亲举杯狂饮就在饥馁之地遭受奴役数千年之久，我们得承认，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人们接受了亚伯拉罕牺牲儿子以撒的做法，将其视为顺乎神意的崇高之举，我却要说，在此过程中亚伯拉罕将儿子当作供自己支配的私人财产（儿子遭割颈而死，父亲借此讨得耶和华的垂爱……告诉我这是否符合我们的道德规范）。幸好耶和华只是开了个玩笑，但亚伯拉罕事先并不知情。后来，当以撒也成为父亲之后，遭遇可谓不幸：当然，他的儿子雅各没有杀他，却利用他的眼疾，以卑劣的手段从他那里骗得了继承权，或许这样的计策比真正的弑父还要过分。

每一场 古今之争 都基于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我们来看那场让我们效法的十七世纪的争论：夏尔·佩罗或丰特奈尔断言，他们同时代人的作品由于比古人的作品更加成熟，因此也就更为出色（所以 爱情诗人 和 心怀好奇之人 都更加青睐新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但 争论 已然出现并愈演愈烈，因为起来反对这些新形式的人非常权威，他们是尼古拉·布瓦洛和所有支持模仿古人的人。

一旦出现 争论， 革新者总会遭到尚古之人的反对，很多时候之所以出现对新生事物和与过去决裂的赞颂，正是为了反抗泛滥的保守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是 新新诗人 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在学校里学过的两千年前的诗人就是 新诗人 了。在卡图卢斯的时代，“现代”这个词还不存在，而所谓的“新诗人”指的是那些呼唤希腊抒情诗、反对拉丁传统的人。奥维德在《爱的艺术》（第三卷，第一百二十一篇）中说：“把过去留给其他人吧，我为出生在当下而快乐，因为这个时代适合我，它更加优雅，不像以往那样粗俗。”新诗人给那些尚古之人带来了麻烦，这使我们想起贺拉斯（《书信集》，第二卷），他没有使用“modernus（现代）”一词，而是用了“nuper（新近）”这个词，用以说明：如果一本书受到指责不是因为缺乏新近的优雅，而是因为它于昨日刚刚出版，这就太令人遗憾了。然而我们如今的态度则是在评论一位青年作家时，常会抱怨他已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

当“现代”这个词登场的时候，也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古代结束之时。公元五世纪，整个欧洲都禁锢在极其黑暗的数百年的缝隙中，直至加洛林王朝复兴，那似乎是我们历史上最不现代的几个世纪。正是在那些“黑暗”的世纪里，往日的辉煌记忆逐渐消退，烧毁和坍塌的古代遗迹依然存在，但革故鼎新的趋势已不可挡，即使创新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就在那时，新的欧洲语言开始站稳脚跟，这也许是两千年以来最具创新性和压倒性的文化事件。相应地，古典拉丁语正在变成中世纪拉丁语。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新为荣的迹象。

第一桩以新为荣的事件是承认一种不同于古语的拉丁语正在被创造出来。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古老的大陆见证了农业文化的危机，大型城市、道路和古罗马引水渠遭到破坏。在森林覆盖的土地上，僧侣、诗人和细密画家将世界视为一片有怪物出没的黑森林。自公元五八〇年起，图尔主教格里高利 就宣布废止了古典拉丁语，我不记得是哪位教皇提出了在高卢进行的洗礼是否仍然有效的质疑，因为在那里人们已经开始奉 圣父 、 圣子 、 圣灵 之名给教徒施洗了，就连神父也已经不懂拉丁语了。但是在七世纪到十世纪之间，所谓的“海伯尼亚 美学”得到了发展，这种风格从西班牙到不列颠群岛，乃至高卢都流行了起来。古典拉丁传统曾描述（并谴责）这种风格，将其定性为“亚洲的”（继而是“非洲的”）风格，与“雅典”匀称的风格相抵触。说到亚洲风格，人们指责的是那些在古典修辞中被称为 夸夸其谈 或 矫揉造作 的东西。举个例子，公元五世纪教会的神父面对这些 矫揉造作 是何其愤慨，请看圣哲罗姆的痛斥（《驳约维尼亚努斯》，第一卷）：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蛮族作家，他们的演讲被丑恶的文风所迷惑，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是谁在说话或到底在说什么。一切都在膨胀和坍塌，就像一条病蛇在试图盘曲身体时断裂。一切都被裹挟在无法解开的语言死结之中，在此应该重温普劳图斯的那句话：“除了女巫西比尔，这里无人能懂。”但是这些词语的巫术有什么用呢？

那些对古典传统来说是“恶习”的东西却成为海伯尼亚诗学的美德。海伯尼亚风格的作品不再遵守句法和传统修辞的规律，节奏和韵律的规则被打破，以打造那些带有巴洛克味道的文字表达。会被古典世界判定为不和谐之音的长串头韵现在演奏出一种新的音乐，奥德海姆 （《致希弗里德的信》）自命不凡地造了一些句子，每一句中的所有单词都以同一个字母开头：“Primitus pantorum procerum praetorumque pio potissimum paternoque praesertim privilegio panegyricum poemataque passim prosatori sub polo promulgantes（ 首先是那些贵族和官老爷的裤子，特别是上帝宗教的特权，散文家在普天之下到处传播赞美的诗篇 ）”，等等。

令人不可思议的混合词丰富了词汇，借用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词语，如密码一般模糊了语义。如果古典美学以明晰为理想，那么海伯尼亚美学就是以含混为理想。如果古典美学以匀称为理想，那么海伯尼亚美学就偏爱复杂、繁文缛节、庞大、怪异、无所节制、不着边际、骇人听闻。为了描述海浪，他们用astriferus（满天星斗的）或glaucicomus（青光眼的）这样的形容词，人们还会欣赏如下这些新词：pectoreus（胸部）、placoreus（扁骨）、sonoreus（洪亮的）、alboreus（明亮的）、propriferus（迅速的）、flammiger（炽热的）、gaudifluus（快乐的）……

六世纪的时候，这些新词发明在语法学家维吉尔·马洛内 的著作《史书概要》和《书简集》中得到了他的赞扬。这位来自图卢兹附近比戈尔的疯狂语法学家在书中大段引用西塞罗或维吉尔（那个大名鼎鼎的维吉尔 ）的话，这两位作家当然不可能说过那些，后来有人发现，或者说有人猜测，它们出自一个修辞学家的小团体，其中每一位成员都为自己取了一个古典作家的名字，以这个假冒的名字进行拉丁语创作，并以此为荣，但他们用的自然不会是古典拉丁语。语法学家维吉尔创造了一个语言世界，似乎出自爱德华多·圣圭内蒂的幻想，即使结果可能事与愿违。这位语法学家维吉尔说，一共有十二种拉丁语，每一种中的“火”都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例如ignis、quoquinhabin、ardon、calax、spiridon、rusin、fragon、fumaton、ustrax、vitius、siluleus、aeneon（《史书概要》，第一卷）。“战争”被称作praelium，因为它发生在海上，战火如大海漫无边际，具有奇迹般无与伦比的地位（《史书概要》，第四卷）。另一方面，拉丁语规则本身受到了质疑，据说修辞大师加尔本古斯和泰伦提乌斯一连用了十四个昼夜，专门争论“我”的呼格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用强调的语气对自己讲话（“哦我呀，我做得好吗？” ）。

让我们再看一看通俗拉丁语的情况。到了五世纪末，人们不再说拉丁语，而是说高卢-罗曼语、意大利-罗曼语、西班牙-罗曼语或巴尔干-罗曼语。这些都是用来说而不是写的语言，然而，早在《斯特拉斯堡誓言》（八四二年）和《卡普阿法庭裁决记录》（九六〇至九六三年）之前，人们就提前庆祝新语言的诞生了。正是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对语言的繁衍，巴别塔的故事再度上演，通常人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是诅咒和灾祸的迹象，但已经有人敢于直面新的通俗语言的诞生，将其视为现代和进步的标志。

公元七世纪，一些爱尔兰语法学家试图确立通俗盖尔语之于拉丁语语法的优势地位。在一部名为《诗人的戒律》的作品中，他们再现了巴别塔的结构：为建此塔，使用了八九种材料（说法不一），即黏土和水、羊毛和血、木头和石灰、树脂、亚麻和沥青，因此人们也就使用名词、代词、动词、副词、分词、连词、介词、感叹词来构成盖尔语。这一对比很有启发性：我们必须等待黑格尔在巴别塔的神话中重新发现一个积极的模型。爱尔兰语法学家认为盖尔语是避免语言混乱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实例。这种语言的创造者通过今天我们所说的剪切和粘贴的操作，选择了每种语言中最好的东西，并为其他语言中没有名字的每一样东西都创造了名字，旨在表明词与物之间的同一。

几百年后，但丁秉着对自己事业和尊严与众不同的认识，认为自己是一种新的通俗语言的革新者，甚至缔造者。面对种类繁多的意大利方言，他以语言学家的精确性和诗人既恰如其分又时而轻蔑的态度进行了分析，他从未怀疑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但丁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以这样一种通俗语言为目标，它应该是显赫的（照临四方的）、基本的（可以起到基本原则和规范的作用）、高贵的（有资格在意大利王国的宫殿中登堂入室，假如意大利人有自己民族的国家的话）和优雅的（作为政府语言、法律语言、智慧语言）。《论俗语》一书概述了这种唯一、真正的杰出通俗语言的构成规则，但丁自豪地认为自己是这种诗歌语言的缔造者，以此来反对各种语言混杂的现象，因为他发现这是一种与典型的亚当语言具有原始相似性的语言。但丁像在猎获“香豹” 一样阐释了这种伊甸园语言的复归，并以此来治愈巴别塔留下的创伤。凭借他以这种完美语言修复者的身份提出的大胆构想，但丁并未责备语言的多样性，而是强调了语言近乎生物学的力量，即自我更新的能力，能够与时俱进。正是基于这种必然存在的语言创造力，但丁才可以提出发明一种完美的现代自然语言的设想，而无需去寻求失传的规范，比如原始的希伯来语。但丁成为了新（且更加完美的）亚当的人选。在骄傲的但丁面前，兰波后来宣称的“必须绝对地现代！”就显得过时了。在父与子之间的斗争中，“在我人生的中途”比《地狱一季》更加具有弑父的意味。

或许，在明确由“现代性”这个词引发的代际斗争中，第一场战役不是发生在文学领域，而是在哲学领域。如果说作为中世纪早期最主要的哲学资料，人们会倾向新柏拉图主义后期的文本、奥古斯丁以及那些被称为“旧逻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那么到了十二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其他文本已逐渐进入学院文化的墙垣（例如《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后来被称为“新逻辑”。通过这样的更迭，人们从单纯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话题转向对于理性所有微妙之处的探索，如今，当代逻辑学仍然将其视为中世纪思想最鲜活的遗产而加以研究，从而确立了（显然是带着对每一次创新运动的骄傲）“现代逻辑学”这一学科。

与过去的神学思想相比，“现代逻辑学”的创新体现在何处？事实上教会将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 都抬升到神坛之上，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现代逻辑学的拥护者。我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异端。简单地说，与过去几个世纪的神学辩论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今天我们会说他们关心的是我们的思想活动。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就像后来的人文主义哲学试图杀死他们一样：这些现代人已经落伍，但只有在大学的教室里接受冬眠疗法，当代大学（我是说今天的大学）才能让他们重见天日。

然而，我提到的所有事例都显现出，任何一个创新行为和否定父辈的行为，都是通过诉诸祖先的方式实现的，这位祖先会比他们试图杀死并取而代之的父亲更被世人认可。“新诗人”通过模仿希腊抒情诗的方式否定拉丁诗歌传统；海伯尼亚语诗人和语法学家维吉尔·马洛内借用凯尔特语、西哥特语、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词源创造了他们的混合语言；爱尔兰语法学家鼓吹一种反对拉丁语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是很多古老语言融合的产物；但丁需要一个像语法学家维吉尔那样非常强大的祖先；“现代逻辑学”之所以现代，要得益于对被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

中世纪一个反复出现的 主题 是“古人相貌更美，身量也更高”。这种观点在今天完全站不住脚，只要去看看拿破仑睡觉的床有多长就够了，但也许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不仅因为人们对古代的印象都来自那些纪念性的雕像（古人让这些被纪念的人物长高了不少），还因为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人口减少和饥荒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那些在当代电影中耀武扬威的十字军和圣杯骑士很可能都没有我们现代许多英姿飒爽的骑士那么高。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不高，而高卢王维钦托利很可能比亚瑟王高。从《圣经》开始，经过古代文化晚期，乃至后来，与这一 主题 相对应的另一个常见的 主题 是“少年老成”，一个具有年轻人特质的小伙子，却拥有老人的所有德行。表面上看，对古人地位的赞美似乎成了一种保守的积习，而阿普列乌斯（《英华集》）所推崇的“老人对年轻人的提防”才是创新的模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上古之人的赞美就是创新者在为父辈所遗忘的传统中探寻其创新的理由。

把前面提到的事例放在一边，尤其是但丁引以为豪的巨作，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事情的真实与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古代 权威 的支持，以至于如果有人怀疑 权威 不支持某种新思想，就会动手篡改证据，因为就像里尔的阿兰在十二世纪说的那样， 权威 都是任人摆布的。

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因为从笛卡儿开始，哲学家就是那些要把前人的知识一扫而光的人，像雅克·马里坦所说的那样，他们希望自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是“绝对的新人”。任何现代思想家（更不用说诗人、小说家或画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表明他在说他的父辈没有说过的东西，即使没能做到，也必须假装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让世人刮目相看。然而，学者的做法恰恰相反。也就是说，他们肯定父辈，还试图表明他们完全在重复父辈所说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最具悲剧性的弑父行为。托马斯·阿奎那在他那个时代彻底改变了基督教哲学，但他已经准备好回应那些指责他的人（有些人已经尝试过），他没有做别的，只是重复了八个半世纪前圣奥古斯丁说过的话。这既不是谎言，也不是虚伪。这位中世纪思想家简单地认为，当他在前人的启发下有了更清晰的想法时，随处纠正一些前人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我为本文命名所用的那句格言，就是关于矮人和巨人的那句，也正诞生于此。

沙特尔的贝尔纳说，我们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我们能比他们看得更远，不是因为我们的身高或视野的敏锐，而是因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比他们更高。

如果你想检索这句格言的起源，关于中世纪的部分可以去看爱德华·若诺写的小册子《巨人肩膀上的矮人》（一九六九年），但更令人欣喜若狂的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罗伯特·默顿于一九六五年写的那本《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在一六七五年写给胡克的一封信中用过的这句格言让默顿很是着迷：“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于是，在追溯了这句话的起源之后，他通过一系列富于学识的漫谈来证实这句话的命运，一版接着一版，用注解和补遗来丰富它的内涵，直到后来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在巨人的肩膀上》意大利语版于一九九一年问世，并邀我作序），一九九三年他还打算再出英文版，作为“后意大利语版本”。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逻辑论》中认为这句关于矮人与巨人的格言来自沙特尔的贝尔纳，即十二世纪。也许贝尔纳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因为这个概念（如果不是矮人的意象）早在他之前六个世纪就已出现在普里西安的著作里，而普里西安和贝尔纳之间的纽带可能是孔什的威廉，他在《普里西安注疏》中谈到了矮人和巨人，比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早了三十六年。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之后，这句格言差不多就被到处引用了：一一六〇年在拉昂学校的一篇课文中，大约一一八五年在丹麦史学家斯文·奥格森的著作中，在康布雷的热拉尔、拉乌尔·德·隆尚、科尔贝的吉勒和奥弗涅的热拉尔的著作中，在十四世纪的亚历山大·里卡特——阿拉贡国王的医生——的著作中，两个世纪后在安布鲁瓦兹·帕雷的著作中，在丹尼尔·森纳特等十七世纪科学家的著作中，然后在牛顿的著作中。哲学家图利奥·格雷戈里指出在皮埃尔·伽桑狄的作品中出现过这句格言（《怀疑论和经验主义——伽桑狄研究》，一九六一年）。我们至少还可以继续找到奥特加·伊·加塞特那里，他在一本题为《关于伽利略》的书（一九四七年）中谈到代代相传的问题时说，人类之中“一些人踩在另一些人的肩膀上，那些高高在上之人享受着统领他人的感觉，但同时也会感到成为了他人的囚徒”。另外，在杰里米·里夫金最近出版的《熵》（一九八二年）一书中，我发现了马克斯·格鲁克曼的一句话：“科学就是所有这样的学科：即使是这一代人中的傻瓜也能借此超越上一代人中的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在这句话和那句被归在贝尔纳名下的格言之间相隔了八个世纪，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呢？一句关于哲学和神学思想中父子关系的话变成了标志着科学进步性的名言。

这则格言从中世纪诞生开始就脍炙人口了，这是因为它显然能让我们以一种非革命的方式解决代际冲突。古人与我们相比无疑是巨人，但我们虽然是矮子，也站在了古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说借用了古人的智慧，因此比他们看得更清楚。这句格言原本是谦逊的还是骄傲的呢？它的意思到底是说尽管我们知道的更多，但都是拜古人赐教，还是说尽管我们欠了古人的债，但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得多呢？

由于中世纪文化的一大主题是世界的不断衰落，人们可以将贝尔纳的这句格言解释为：由于“世界的衰落”，我们这些年轻晚辈比古人更陈腐，但拜他们所赐，我们至少理解或实践了他们未及理解或实践的事。沙特尔的贝尔纳在一场关于语法的争论中提出了这句格言，争论中知识的概念和对古人风格的模仿受到责难，还是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证实，贝尔纳责备学生们盲目抄袭古人，他说问题不在于像古人那样写作，而是在于向古人学会怎样才能写得和他们一样好，这样后人就会受到我们的启发，就像我们受到古人的启发一样。因此，虽然我们今天读到的并非原话，但总能感到他在这句格言中对自主和创新之志的召唤。

这句格言说“我们比古人看得更远”。显然，这个隐喻是空间性的，暗示着我们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作为走向未来的进步运动，从《创世记》到人类的救赎，再到基督的胜利回归，这些都是教会的神父们创造的说法——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没有基督教（尽管背后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没有黑格尔、没有马克思，人们也就无从谈及被莱奥帕尔迪所怀疑的“恢弘而进取的命运”。

这句格言出现在十二世纪初。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对《启示录》的最初诠释到对千禧年的恐慌，一场横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争论平息下来。作为群众运动，这种对千禧年的恐慌无疑具有传奇性，却出现在所有的千禧年末日论文献中，以及多多少少带有地下色彩的异端派别中。所谓千禧年末日论，确切地说就是对世界末日的焦虑等待，它在这句格言诞生时仍是许多异端运动的起源，却在正统的讨论中销声匿迹。人们去迎接最终的基督再临人间，这成了一个乐观故事的理想终点。矮人成为向未来进军的象征。

自从矮人的概念在中世纪出现，就开启了现代性的历史，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变革，因为它发现了被父辈遗忘的模式。我们以早期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为例，比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或马尔西里奥·费奇诺。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与中世纪世界战斗的主角，“哥特式”这个词大概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而且其内涵并非完全正面。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又做了什么呢？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立起来，发现了《赫尔墨斯全集》或《迦勒底神谕》，用比耶稣基督还早的古老智慧建立了新知。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通常被视为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化运动，尽管如此，它们的革新策略还是以有史以来最反动的手段之一作为基础——如果说哲学上的反动主义是指回归永恒传统的话。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弑父的局面，即借祖辈之手消灭父辈，试图在祖辈的肩膀上重建人类作为宇宙中心的文艺复兴愿景。

或许在十七世纪科学的帮助下，西方文化才意识到它已经让世界乾坤颠倒，因此也真正革了知识的命。但这一切的起点，哥白尼的假说，是基于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回忆。巴洛克时期的耶稣会修士试图通过重新发现远东的古代经文和文明来建立一种替代哥白尼模式的现代性。伊萨克·拉·培伊埃尔，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端，试图证明（通过推翻《圣经》年表）世界早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开始于中国的海洋中了，因此基督道成肉身只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的次要事件。维柯将整个人类历史视为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将我们从曾经的巨人引向最终以纯粹的头脑思考。启蒙运动自我感觉极为现代，作为附带结果，它真的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还让路易十六当替罪羊。然而即使是启蒙运动，只要读一读《百科全书》就知道，也经常求教于过去的巨人。《百科全书》中的雕版图上全是机器，以颂扬新兴的制造工业，但也并不鄙弃那些重新审视古代学问的“修正主义”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极为活跃的矮人身份重新解读历史）。

十九世纪的伟大哥白尼革命总是召唤从前的巨人。康德需要休谟把他从独断主义的睡梦中唤醒；浪漫主义者发现了迷雾与中世纪的城堡，为迎接狂飙突进运动做好准备；黑格尔最终确立了新之于旧的优先权，将历史视为没有糟粕与怀旧的可完善运动；马克思重读了整部人类思想史，以他关于古希腊原子论者的毕业论文为起点，精心起草他自己的唯物主义；达尔文弑杀了他的《圣经》父亲，将巨大的类人猿选为巨人，在它们的肩膀上，人们从树上下来，仍然充满好奇与残暴，发现不得不执行那进化的奇迹——对向的拇指。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了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从拉斐尔前派到颓废派，几乎是对过去完全的再次占用。一些遥远时代的父亲被重新发现，用来反抗那些被机械织布机腐蚀的眼前的父亲。卡尔杜奇凭借他的《撒旦颂》成为现代性的先驱，然而他不会停止在城市国家时期意大利的神话中寻求理性和理想。

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先锋派使现代主义弑父之举登峰造极，他们声称要摆脱对过去的一切尊重。这是赛车战胜了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是对皎洁月光的杀戮，是把战争当作世界唯一的“保健品”顶礼膜拜，是立体主义对形式的分解，是从抽象到空白画布的进发，是用噪音、静默来替代音乐或连续的音阶，是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却将周围环境据为己有的 玻璃幕墙， 是像石碑一样的建筑，是纯平行六面体，是 极简艺术。 在文学领域，是对话语流和叙事时间的破坏，是拼贴写作，是空白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新巨人想将古代巨人的遗产归零从而拒绝承认他们，矮人对古代巨人的敬意却重新浮现。关于马里内蒂 ，我无需赘言，为给杀死月光赎罪，他后来进入了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深情款款地望着皎洁的月光。毕加索基于对古典和文艺复兴艺术形象的思考使其笔下的人物面目全非，然而最终他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古希腊弥诺陶洛斯的牛头怪；杜尚为蒙娜丽莎画上胡子，但他毕竟需要蒙娜丽莎的画像才能画上他的胡子；马格里特为了否认他画的是烟斗，必须用一丝不苟的写实主义来描绘烟斗 。最后，通过再现荷马的叙事模式，乔伊斯完成了对小说历史主体的伟大弑父之举。这个全新的尤利西斯也航行在古人的肩膀或主桅之上。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是一个万能的术语，它可以应用于很多事物，也许过于泛滥。但是，各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操作都是作为对一个共同关注的反应（也许是无意识的）而生的。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历史之用途与滥用》）中命名了它，批判了我们过度的历史意识。如果就连先锋派的革命行为都无法消除这种历史意识，那么我们不妨接受这种影响的焦虑，以一种看似尊重的形式重新审视过去，而实际上是在被讽刺允许的距离内重新考察历史。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代际反叛的阶段，这是年轻的“新”人抗议成人社会的明显例子，这些年轻人发出警告：不要相信超过三十岁的人。这就是“六八运动”。除了从老马尔库塞的启示中汲取灵感的美国嬉皮士以外，意大利游行队伍中高喊的口号（“马克思万岁”“列宁万岁”“毛泽东万岁”）告诉我们，为了抵抗议会左翼父亲的背叛行为，反抗运动是多么需要巨人的挽救，甚至连“老男孩”也登场了——英年早逝的切·格瓦拉的画像，他的死让他变身为集一切古代美德于一身的人。

但是自“六八运动”至今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表面上被一些人视为新“六八运动”的现象就会意识到我所说的是“反全球化运动”。媒体通常会大加宣扬其中的一些青年因素，但这并没有完整展现这场运动，即使是六十岁开外的高级教士似乎也支持了这场运动。“六八运动”的确是一个代际创举，有些“不合时宜”的成年人为了自适其中悄悄地解下领带，换上套头衫，丢掉须后水让毛发自由生长。但这场运动最初的口号之一是告诫年轻人不要相信任何超过三十岁的人。然而，我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青年现象，其领导人是像若泽·博韦那样成熟的成年人或参加过其他革命的“老兵”。这场运动不代表代际冲突，甚至不代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冲突，相反，我们应该说（表面上）那些创新者都是全球化中的技术官僚，而那些游行示威者则都是 往昔的赞美者， 具有勒德主义倾向。从一九九九年西雅图事件到二〇〇一年热那亚G8峰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无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对抗形式，但与代际对抗和意识形态对抗相比，这种对抗绝对是横向的。在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诉求，两种对世界命运的看法，我想说这是两种力量，一种基于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另一种基于对新通信方式的发明。然而，在全球化的支持者和“白衫党”的较量中，两个阵营中的年轻人和老人旗鼓相当， 新经济 中野心勃勃的三十来岁年轻人与那些身处社区中心的三十来岁年轻人针锋相对，他们各自身边都有自己的老前辈。

从“六八运动”到反G8斗争，在三十多年里，一个很早就开启的过程告一段落。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内部机制。任何时代，为构建父子之间的辩证关系，都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父亲模范，它既无法容忍儿子的挑衅，也无法接受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的巨人。正如贺拉斯所说， 新近的 诗人不能被接受。通俗拉丁语对于大学里一本正经的拉丁语学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进行了创新，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却被巴黎大学托钵修会的敌人逮个正着，他们设法禁止教授此二人的思想。诸如此类，直到马里内蒂的赛车，它被用来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相抗衡，因为且只因为怀着正统思想的人们仍将其视为一堆令人厌恶的废铜烂铁。

可见，这些模范必须是世代相传的。父亲们必须欣赏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笔下患了厌食症的维纳斯，所以他们觉得鲁本斯笔下浑身橘皮组织的维纳斯是对美的侮辱。父亲们必须热爱阿尔玛－塔德玛，这样他们才能讯问孩子们，米罗的涂鸦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对非洲艺术的再发现。父亲们必须痴迷葛丽泰·嘉宝，这样他们才会吃惊地质问孩子们，碧姬·芭铎那只瘦猴子究竟有什么可看。

但今天的大众媒体和博物馆的媒介化使以前那些没文化的人也可以参与进来，这就造成了所有这些模范共存和相容的局面，自不必说所有的价值观了。当梅根·盖尔出现在一家电话公司的广告片中，徘徊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圆形屋顶和涡形装饰之间时，无论是作为性感模特还是艺术模范，哪一代人看了都会觉得秀色可餐，因此这家博物馆就和梅根一样性感得令人心驰神往，而梅根也成了和博物馆一样的文化对象，这是因为两者都存在于一种由电影创造的融合之中——融合了广告让人垂涎的吸引力与过去只能在艺术电影中看到的审美魄力。

在新的创意和怀旧的行动之间，电视创造了跨越世代的模范，诸如切·格瓦拉和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戴安娜王妃和庇护神父，丽塔·海华丝、碧姬·芭铎和朱莉娅·罗伯茨，四十年代的硬汉约翰·韦恩和六十年代的暖男达斯汀·霍夫曼。三十年代苗条的佛雷·阿斯泰尔在五十年代与粗壮的吉恩·凯利一同起舞，电视屏幕既让我们梦想女性奢华的更衣室，就像在电影《罗贝尔塔》中看到的场景，也让我们梦想可可·香奈尔中性装扮的模特。对于没有理查·基尔那种阳刚与优雅之美的人而言，还有阿尔·帕西诺纤瘦的魅力和罗伯特·德尼罗无产阶级的情怀。对于那些无法拥有一辆玛莎拉蒂而威风八面的人来说，还有优雅实惠的迷你莫里斯。

大众媒体不再呈现什么标准模范。即使在一则注定只播放一周的广告中，他们也能在复活所有的先锋派经验的同时重现一幅十九世纪的肖像画，呈现角色扮演游戏惊人的现实主义和埃舍尔令人眼花缭乱的透视法，玛丽莲·梦露的丰盈华贵和新一代“时尚女孩”的优雅别致，娜奥米·坎贝尔的异于欧洲之美和克劳迪娅·希弗的北方之美，百老汇音乐剧《歌舞线上》传统踢踏舞的优雅和电影《银翼杀手》中令人生寒的未来主义建筑，朱迪·福斯特的雌雄同体和卡梅隆·迪亚兹的清纯无瑕，约翰·兰博 和普拉蒂内特 ，乔治·克鲁尼（所有父亲都想有这样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儿子）与长着金属脸、头发像彩色刺丛的新生化人。

面对这种包容一切的狂欢，面对这种绝对的、势不可挡的多神论信仰，还有什么能成为父子两辈人之间的分界线，从而逼着儿子弑父（同时出于反叛和敬意）和父亲产生噬子情结呢？

我们刚刚迎来这一新趋势的曙光，但让我们用片刻时间想一想家用电脑和随后的互联网刚出现时的情况。有经济能力的父亲将电脑买回家，孩子们对此并不排斥，而且他们一旦掌握，便会在技术上超越父亲，但父子双方谁都看不出它有任何反抗或抵触的象征意义。电脑不会让两代人分裂，只可能使他们融合。没有人会因为儿子上网而咒骂他们，也没有人会以同样的理由和父亲对着干。

这其中并不缺乏创新，反而几乎总伴随着技术创新，由年长者管理的国际化生产中心赋予，创造出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流行时尚。我们今天谈论手机和电子邮件中年轻人的语言，但不妨看看十年前人们写的文章，那些创造了这些新工具的人，或是研究它们的老社会学家和老符号学家已经预见到，这些新工具会产生它们如今已经普及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比尔·盖茨创业之初是个年轻人（现在他是一个成熟的人，正在把年轻人今后应该使用的语言赋予他们），但作为年轻人的他没有创造反抗，而是给出一个明智的提议，让父亲和儿子都津津有味地学习。

人们以为自我边缘化的年轻人借吸毒的方式来反抗家庭，但吸毒实际上是他们的父辈提出的方式，早在十九世纪的《人造天堂》 ^[1] 中就有了。新的一代都是从国际化的上一代毒品贩子那里进货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对立的模范，只是模范更替加快了而已。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年轻人的某种时尚模范（从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到耐克球鞋）可能会令父亲们感到不快，但媒体传播的速度让它很快也被老年人接纳，顶多会冒些风险——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又会被孩子们笑话。但没有人来得及关注这场接力赛，总体结果将永远是绝对的多神论和所有价值观的融合共存。新时代运动 是一代人的创造吗？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幅千年来各种神秘主义的拼贴画。或许一开始，青年团体面对这些神秘的东西就像对待一群被重新发现的巨人一样，但很快大众传媒领域的老滑头们就操控了新时代运动典型的图像、声音和信仰的传播，及其所有唱片、出版、电影和宗教工具。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逃去东方，那就一定是投身于某位老态龙钟的大师之怀，而这位大师定然拥有很多情人和无数辆凯迪拉克。

代沟的最后边界似乎是鼻环、舌钉或蓝色头发，甚至这些已不再是少数个体的创造，而成了一种普遍的模范，由国际时尚的老年人统治中心建议给年轻人。很快，大众传媒的影响也会将这些强加给他们的父母，除非有朝一日，无论老少都将其抛弃，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有舌钉的干扰，连吃冰淇淋都很麻烦。

那父为什么还要噬子，子为什么还要弑父呢？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存在孰是孰非，而危险就在于，在不断创造和不断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群矮人坐到了另一群矮人的肩膀上。我们都应该现实一点。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是应该有代际新陈代谢的，我早已经该退休了。

那太好了，大家会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随着各种意识形态的落幕，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之间传统的分歧已经模糊，代际冲突也明显削弱。然而，当儿子们的反抗只是父亲们所提供的反抗模范的仿品，父亲们的吞噬只是为儿子们提供空间进行各种社会边缘化活动——这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否值得推荐呢？当弑父原则本身陷入危机时， 黑暗的时代就要来临。

每个时代最糟糕的诊断者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的巨人教导我，过渡空间是存在的，其中缺少坐标，使人们无法看清未来，也尚不理解其理性中的机巧，以及 时代精神 中难以察觉的阴谋。或许弑父这种正当的理想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死而复生，随着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出现，克隆的儿子将会以一种尚且无法预测的方式对抗其合法的父亲或精子捐赠者。

也许巨人已经在阴影中徘徊——而我们还未觉察——正准备坐在我们这些矮人的肩膀上。

二〇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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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发表于一八六〇年，描写在鸦片和哈希什影响下的状态。 psAQTCUhUbDPSyPc4bVU0t9HpvJcqVv/28kDrg4VvnaewC/sYpipSA4CroJwp4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