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要命还是要信仰？

尽管信徒之路充满危险，但我们还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开启了在皮拉罕地区的发现之旅。一天傍晚，凯伦开始抱怨皮拉罕人让她很紧张。她当时正在煎烤食蚁兽，像往常一样，有十几个皮拉罕人围在她身边。当地人对我们的烹饪和饮食习惯感到好奇，他们也很想尝尝食蚁兽肉排的味道。她让我陪她一起去机场跑道，那里仿佛成了我们的私家公园，它不仅是飞机的着陆点，也是我们散步的地方，让我们能时不时地逃离村庄。

“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微微颤抖地说道。

“你怎么了？”我问。皮拉罕人的这类“监控”让我非常不自在，但凯伦却很少在意。即使周围有好奇的皮拉罕人盯着她，她也不会介意，甚至还会友好地跟他们聊天。

我对她说我来做晚饭，让她能稍微休息一下。在回小屋的路上，凯伦说她的头和背有些疼痛。当时我并未过多考虑这意味着什么，只认为是凯伦太紧张，压力太大导致的。

当天晚上，她头痛越发严重，背脊疼得直不起来，而且开始发烧。我拿出医疗手册，试图找出对应的病症。当我翻阅手册时，莎伦对我说她也头疼。我把手背贴在她的额头上，发现她也在发烧。

我们带了足够的药物，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找到病因，就可以对症下药。我在墨西哥进行丛林训练时患过伤寒，而母女俩的症状跟当时的我很相似。所以我断定，她俩是患了伤寒症。

我用抗生素为她们治疗。可是谁也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特别是凯伦，她的病情急转直下，除了偶尔喝点水，她几乎停止了进食。我给她们测体温，但温度总是很高，徘徊在39.4～40℃。

我一边笨拙地照顾凯伦和莎伦，一边给年幼的卡莱布和克里斯做饭洗衣。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凯伦和莎伦闹肚子，每天晚上，我得时不时地起来帮她们清洗尿壶，然后扶她们上床睡觉休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我们用棕榈板条在床边竖了一堵墙。但是，皮拉罕人总会靠得很近，偷偷地透过缝隙向里张望。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后来我得知，除了我自己，村里所有人都知道凯伦和莎伦得了疟疾。

在缺乏隐私、对妻儿病情的担心、工作的疲惫以及睡眠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五天之后，我变得异常焦虑，急需帮助。凯伦和莎伦都在痛苦地呻吟。特别是凯伦，她几乎昏迷，精神错乱，会突然坐起来，对着空气胡言乱语一通。在她产生幻觉时，如果我、克里斯或卡莱布靠得太近，她就会打我们。

她们生病的第四晚下起了暴雨，风雨肆虐，雷电轰鸣。凯伦突然坐起来对我说，卡莱布从吊床上摔了下来。

我信心满满地回答：“他没有掉下来。我一直醒着，听得很仔细。”

凯伦激动地说：“快去帮帮他！他正躺在肮脏的地上。”

孩子的房间就在我们旁边，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我只好老老实实起床，走了过去。卡莱布和克里斯共用一顶蚊帐。卡莱布睡在吊床上，克里斯睡在下方的单人床上。我们在房间里搭了一个卫生间，用窗帘隔开以保护隐私。房间里还有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我们洗澡吃饭后，就会回到这个相对舒适的私人空间，给孩子们大声朗读如《纳尼亚传奇》（ Chronicles of Narnia ）、《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 ）之类的书。

我带着手电筒走进房间，发现卡莱布真的掉在地板上了。他想睡觉，但感到既困惑又不舒服。我把他轻轻地抱起来，放回到吊床上。母爱如此伟大，即便身患疟疾，凯伦也用她母亲特有的敏锐，感知到儿子需要帮助。

第二天早上，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做点什么。母女俩的病情严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继续受苦。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回到波多韦柳港。

巴西政府不允许外国人持双向无线对讲机进入亚马孙流域，我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在这之前，我们都是乘飞机过来的，没有走过水路。而且我也没有一艘靠谱的船和足够的汽油，能支撑我们沿水路走回波多韦柳港。

幸运的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天主教传教士维琴佐正在皮拉罕地区参观考察。他有一艘马力6.5的铝制小舟以及50升的汽油。我找到他，恳求在归期不定的情况下把船借给我（如果他答应了，有被困在此地的风险）。没想到他立即同意了，因为他认为皮拉罕地区没有疾病，凯伦和莎伦的疾病由他引起。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离开后两个星期，维琴佐也感染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

我问他，最近的医疗中心在什么地方。他推荐我去乌迈塔，因为那里有条路直通波多韦柳港。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所属的传教机构的总部也在那里。去乌迈塔，我得沿着麦茨河和马梅卢斯河前进。在航行约12小时后，我们会到达一个叫圣卢西亚的地方，然后沿着一条丛林小路前行。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到达奥希利亚多拉——一个大约20年前由慈幼会 的牧师建立的小镇，小镇上有开往乌迈塔的大船。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乌迈塔，但现在，这个地方就如麦加一样神圣。

回家之后，我立即包装行李，打算起程。我不知道到乌迈塔要走几天的时间，也不知道是否需要自备干粮。但坐上我们一家五口，再放上汽油后，独木舟上几乎已无剩余的空间，所以我们只能带很少的食物。

天黑后在河上游荡会很危险，所以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我带了一些罐头、几把勺子、几个搪瓷涂层的锡盘、一把刀、几盒火柴、一些蜡烛、一个装水的容器和几套换洗的衣服。我把这些东西打包好放在一边，然后祷告，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把小舟开到房前，往上面搬行李。天朗气清，微风吹来，工作中的我总算感受到了一丝凉爽。

装好物资后，我把莎伦抱到独木舟上，船微微有些失去平衡。皮拉罕人齐刷刷地站在河边，看着我们。接着我回家去抱凯伦，嘱咐卡莱布和克里斯站在河边等我。凯伦几乎处于昏迷之中，看到她虚弱的样子，我很是心疼。在生病的几天里，她瘦了很多，体重下降了4.5千克。我把她抱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到船上。

凯伦惊醒了，她开始用力挣扎着大声呼喊：“你在干什么？你想逃跑吗？你不再相信上帝了吗？你打算背叛你的信仰吗？我们必须待在这里，奉耶稣的旨意，帮助这里的人！”这让我们的离开变得更加艰难。我感到疲惫、迷茫和缺乏安全感。如果我的决定让她们的病痛加剧，我会因良心的谴责深深内疚。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离开。在这个原始的村子里，我无法为生病的家人找到所需的药物。如果留在这儿，也许凯伦和莎伦就会死去。尽管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只能硬着头皮咬牙坚持，想办法离开这里。

此行吉凶难料，照顾家人和处理突发状况的压力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筋疲力尽。基地里的其他传教士也许会同意凯伦的观点，会认为我是懦夫、叛徒、逃兵（但事后证明，我多虑了，他们非但没有谴责我，反而非常理解，并友好地出手相助）。我也知道，再过几天，来送物资的飞机可以带着我们一家人去波多韦柳港。但问题是，如果我等着，凯伦极有可能生命垂危。越早离开，凯伦得救的概率就越大。在村子里多待一天，我就会多一个不眠之夜，而这种煎熬会把我拖垮，直至自身难保，更别提照顾家人。所以我不能等待，必须有所行动。

我来到河畔，一个皮拉罕老人走过来问我，能否给他带些火柴、毯子和其他用品回来。我愤怒地答道：“我不是去购物的。凯伦和莎伦生病了，我要带他们去治病。”如果我知道皮拉罕语的“他妈的”怎么说，相信当时我就会破口而出。

他们一定也感受到了我的愤怒。我的家人身处险境，为什么他们却只想着自己呢？我费力地拉动马达，让引擎发动起来。船舷露出水面的部分大约只有7.5厘米，甚至还没出发，我们就遇到了危险。我无法让独木舟保持平衡，差点从另一边侧翻出去。每年的这个时候，河水都很深，大都超过15米。如果船只侧翻，那无疑是一场灾难。我们没有救生衣，我的妻儿也没有能力游到岸边，麦茨河水流湍急，我不可能将他们一一救起。

现在，我的遭际，就如同那些曾经鼓舞我的传教士的事迹。“上帝啊！请保佑我们平安。”我在心里默念。

皮拉罕人喊着：“别忘了火柴！别忘了毯子！带些树薯粉和肉罐头回来！”在他们不断加长的购物清单中，我们驱船离开，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两只金刚鹦鹉从我们头顶飞过，发出鸣叫。但它们对我熟视无睹，自顾自地飞回了巢窝。此时，还没到早上8点，阳光灿烂，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1℃。

独木舟时速14.5千米，微风习习，在耀眼的阳光下，凯伦和莎伦显得精神了些。前行了约一个小时后，克里斯说她饿了。我慢慢减速，打开了一个桃子罐头。克里斯用河水洗了手，我直接把桃子倒在了她的手上。克里斯转过身对凯伦说：“妈妈，你要吃桃子吗？”突然，凯伦坐起来，扇了克里斯一耳光。她叫克里斯闭嘴，然后又倒下了。克里斯没有哭，只是痛苦地看着我。凯伦的举动让我惊讶，尽管克里斯和卡莱布已经清楚状况，但我还是连忙解释说：“亲爱的，妈妈生病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莎伦也不想吃东西，于是，我们仨把桃子吃完，克里斯和卡莱布把罐头里的糖水也喝掉了。

河岸两边的绿色丛林宽广而醒目，我们从旁迅速经过。水位很高，河上没有其他船只。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行驶在主流上，不使自己陷入沼泽之中。

通常情况下，我能轻松地判断出主流。但当水流突然散开，出现好几个水道，使之看起来更像沼泽而不是一条河时，我就会失去判断，陷入迷惘。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凯伦说她想喝水。我给她倒水，但她却猛地抢过水壶，拿走杯子，然后远远地端着杯子，把水全都倒在了膝盖上。我从她手里拿过水壶，说：“亲爱的，我来给你弄吧！你把水全都洒出来了。”

她生气地说：“要是你不在，这将是一次有趣的旅行。”接着她把嘴放在壶边，径自喝起水来。我也给莎伦喂了些水，然后继续赶路。

几小时后，我看到左边河岸的空地上有座房子。我把船靠过去。我们已经到了通向马代拉河的路口了吗？我的葡萄牙语很蹩脚，但我还是去到岸边，在房前拍手，直到一个妇女打开了窗子。我问她，这里是不是圣卢西亚。

她回答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有没有人知道呢？”我几乎恳求地问道。

那时已是下午两点，我们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汽油，最多还能继续航行一到两个小时。如果不马上找到圣卢西亚，也许我们要在独木舟上过夜了。

她指着上游说道：“你可以去上面的波瓜依玛多（Pau Queimado）问问，他们可能知道你要找的地方。”

“我刚从上游过来，那里没有人。”

“它就在你左手边第一个河湾。”

我向她道谢，然后立即跑回船上。天气很热，在阳光的暴晒下，我们一家人的皮肤变成了红色。回到小舟后，我回头朝房子看了看，这才清楚地知道了他们所住的地方。把房子粉刷成白色，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家庭来说，这实属不易。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降低房子里的温度吗？其实，他们是希望房子漂亮，有吸引力，即便丛林里很少有外人前来。

房子旁种着番木瓜和一些果树。果树上的水果呈红色，像苹果一样香甜多汁。果树旁边的地上种植着木薯、甘蔗、红薯和山药。房子周围干净整洁，绿色的草坪上有明显的修剪痕迹。这所房子是木质结构，修建房屋的木板无疑是她丈夫一刀一刀地削出来的。在靠近小舟的地方，有一些木棍插在房子与浅水交界的地方，上面绑着几只有黄斑点的亚马孙水龟。这种水龟是亚马孙卡巴克罗人 最喜欢的食物。我发动小舟，朝向上游驶去。我心里不禁想，以捕龟为生一定很不容易。

这些人热情优雅且乐于助人，生活艰难却很知足。我拥有的远远多于他们，但当我审视自己的行为时，我意识到与之相比，我是多么紧张、缺乏热情和友善。尽管我是一名传教士，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

但这事可以稍微缓缓，现在我需要的是寻求帮助。船继续向前，我在心里向上帝祈祷：“主啊！我奉汝之名来到亚马孙流域，与家人一起履行你赋予的职责，并帮助这里的人，你怎么忍心让我迷路呢？主啊！我的汽油快用完了。如果我的妻子因此而死去，那么我们的这份善意还有什么用呢？我的主啊！求求你，助我一臂之力吧！”

我极目远眺，从河上望去，目力所及处是宽广而茂密的风铃木。树木高耸在河边，黄紫色的花朵在树林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美丽。原住民称风铃木为“康复树”。我希望它们能给我带来好运。今天似乎是个好日子，阳光明媚，微风清凉。马梅卢斯河河口附近是一片丘陵，陡峭的河岸边有众多河湾，作为一个初来乍到之人，我很难用肉眼将它们辨别出来。

朝更远的地方望去，我甚至可以看到巍然耸立在森林另一边的巴西栗树。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如果大自然无法帮助你病危的家人，它还依然美丽吗？是否情人眼里出西施，大自然的美丽与否受到我们意识的左右呢？我正想着，忽然一阵微风拂面，河面泛起层层涟漪，翠绿的树枝在淡蓝色的天空中上下摇曳。不，大自然本身就很美丽！在大自然中，我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为生活而奋斗挣扎的精神。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刹那之间，我重新满怀斗志，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心中充满了力量。

我终于看到了通往波瓜依玛多的河湾，然后立即调整小舟朝那个方向驶去。大约一分钟后，我们来到一个微型峡湾。越过陡峭的河岸，我看到山坡上有一些茅草小屋，小屋旁的空地上种植着树薯。山坡坡度高达60度，从茅草小屋到河岸，距离超过36.5米。从下往上看，这里的土地呈棕色，山坡顶部附近长了一些草。

河流两岸，整个村庄干净整洁，可见生活在这里的卡巴克罗人很勤劳，重视房子周边的清洁，并使之井然有序。他们用约7厘米厚的木板在河岸边精心铺设了台阶，我拾级而上，沿着台阶飞速向前。当我气喘吁吁地爬到坡顶时，我环顾四周，发现一座小屋的地上有几个人正在吃饭。

我完全不顾卡巴克罗人的礼节（他们一般会先得体地自我介绍，闲聊一会儿，然后才会提出请求），有些唐突地脱口而出：“你们知道怎么去圣卢西亚吗？”

房子建在高约45厘米的“高跷”上，装着精致的地板和木质百叶窗。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女人正在照顾怀中的小孩。一个男子坐在地上，搅拌着鱼粥和盛在葫芦形容器里的木薯粉。吊床整齐地悬挂在房屋低处。尽管天很热，但每天晚上他们都会紧闭门窗，以防动物、神灵和小偷的进入。

所有人都盯着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肤色泛红、眼神狂乱的外国人。一名男子说：“没有这个地名。”

“但是，与神父乔斯一起工作的维琴佐说，圣卢西亚有一条可以通往马代拉河的路。你们认识神父乔斯吗？”我试图向他们说明情况。

坐在后面的一位妇女说：“他可能说的是圣塔路西亚，那儿有一条通往马代拉河的路。”

“对！就是那个地方。”其他人异口同声地说。

终于有了一线希望！他们告诉我，圣塔路西亚大概就在下游，从我们刚刚经过的房子附近，坐船到那里需要30分钟。一片与河流平行的狭长地带遮盖了那个地方，所以很容易被忽略，不过只要你注意往左边看，就能找到它。“Muito obrigado（感谢）！”我兴奋地冲下台阶，向他们大声喊道。当我来到岸边时，克里斯和卡莱布正安分地坐在小舟上聊天，莎伦嘟囔着她有些发烧，凯伦说她想要跳进河里，好让自己能够凉爽一些。我发动小舟，全速前进，在身后留下一片波澜。

航行30分钟后，我朝河岸看去，试图寻找到河湾。差点就开过了，不过还好，我看到了远处陡峭河岸上的一块空地，那个地方距离河面约48米高，通往村落的小路上也铺设有同样精致的台阶。我把小舟停在岸边，告诉凯伦和莎伦，我们马上就回来。然后我抱起克里斯和卡莱布跑到岸上，又急又喘地想找人询问。

这个马梅卢斯河畔的小村落由6所房屋构成，小建筑群中有一座教堂，房子被粉刷成鲜艳的颜色。村子整洁有序，道路宽阔而干净。马梅卢斯河从此处穿过，从上往下看，河流呈蓝黑色。树下有一些手工凿成的厚木板长椅，微风和煦，在长椅上稍事休息必定非常舒适，只可惜我现在没有时间，更没有这份闲情逸致。

大约50米开外的树荫下，有几名妇女正在聊天，我快步朝她们走去。她们也看着我，毫无疑问，正在议论我这个从上游来的外国人。

我没有时间寒暄，等到她们能听到我说话时，我立即直奔主题。

“这里有去马代拉河的路吗？”

“有，就是那条路。”一名妇女回答。

我告诉她们，船上有两个病重的人，并且问她们，能否带我们去马代拉河。那名妇女让一个小女孩去把爸爸叫来。我也跑了下去，把莎伦抱了上来。

当我再次抵达村子时，我看到了一生中最美丽的画面：许多体格健硕的男人沿着小路排成一队，他们正准备前来帮我，而绝望中的我与他们素昧平生，根本没为他们做过任何事情。后来我才明白，卡巴克罗人乐于向任何人伸出援手，哪怕会因此牺牲自己。

我还来不及说些感激的话，就听到一名妇女大声喊道：“天哪！她跳进了河里！”

凯伦掉进了河里，她试图爬上小船。我立即跑到她身边。

她说：“河水太凉，而我太热了。”

我双手把她抱起，再次跑向河岸，把她安顿在树荫之下，与三个孩子待在一起。我心想，凯伦不那么语无伦次了，也许她的神智已经清楚了一些。

凯伦此时坐在一棵漂亮的杧果树下，开始用葡萄牙语跟周围的人说话：“我记得这个地方。那个方向有大象和狮子。小时候，爸爸带我来过这儿。”

所有人都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他们都意识到她产生了幻觉。可是谁也没说出来，只是低声说：“这孩子真可怜。”

男人们向森林走去，几分钟之后，他们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块约15厘米厚、2.5米长的木板。他们在每块木板上装了吊床，然后把凯伦和莎伦放在上面。2名男子负责照看，4名男子扛着木板，我们一行人沿着小路向下走去。

我打包好所有的行李，把小舟托付给另一个人照看（在我返回前，这名圣卢西亚的男子弄坏了船的马达）。我还请他们给神父乔斯带话，维琴佐想要一艘船带他离开村庄。就这样，我背起约22千克重的行李，抱上卡莱布，牵着克里斯，跟在这群男子的身后。

一路上，克里斯不停地采摘路旁的花朵，边跳边唱《耶稣爱我》（ Jesus Loves Me ），这不禁拖慢了我们的行程。她扎着丸子头，穿着短裤、T恤和网球鞋。在花香四溢中，她欢欣雀跃。尽管沉重的负荷让我几近透支，但看到这一幕，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克里斯是我的生命之光，她温暖灿烂的笑容让我忘却了所有的倦怠和绝望。而卡莱布敏感脆弱，向来爱黏着妈妈。他问我，这些人要把妈妈和姐姐带去哪里。

在这条树荫浓郁的路上行进大约4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片空地。我看到数间油漆过的木质吊脚楼、一座大教堂、小商店，以及彼此平行的肮脏大街。这里便是奥希利亚多拉，已经脱离村落的模样，开始有了小镇的雏形。

卡巴克罗人问我要把凯伦和莎伦放到哪里。这个地方太小了，显然没有房屋可供出租。我去打听情况，让他们暂时把母女俩放在树荫下。我找到了一所房子，属于商人戈多弗雷多·蒙泰罗（Godofredo Monteiro）和他的妻子塞萨莉亚（Cesária）。我到亚马孙流域后不久就认识了他们。有一次他们沿着麦茨河旅行，曾邀请我们到奥希利亚多拉做客，所以我知道他们住在这里。

和大多数典型的卡巴克罗人住宅一样，他们的房子由木质墙壁和地板构成，有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台阶，屋顶则是半茅草半铝片搭建而成。房子漆成白色，其上有绿色点缀，房前用绿色的油漆大写着：“蒙泰罗之家”。房子后院里有一个卫生间，这表明两人很重视卫生，因为大多数当地人直接在丛林里方便。

戈多和塞萨莉亚非常欢迎我们来到他们的小家，所以我把凯伦和莎伦带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天色已晚，我们每个人都很疲惫，但塞萨莉亚还是提议帮我们一家人挂吊床。

“吊床？”我不解地问道。我以为我们会睡在床上或地板上。

“丹尼尔先生，当地人不使用卧床，我们都在吊床上睡觉，牧师也不例外。”塞萨莉亚耐心地解释道。她继续说，这里每个人都睡吊床，即便是乘船旅行也不例外。

“可是我们没带吊床。”想到目前的处境，我万分沮丧。莎伦和凯伦刚刚躺的吊床是借来的，属于圣卢西亚某个我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塞萨莉亚马上出门，半个小时后，带回从左邻右舍那里借来的5张吊床。她开始准备晚餐，并告诉我可以由她来照顾凯伦，然后我可以带孩子们去马代拉河洗个澡。

马代拉河并非狭窄而清澈的麦茨河，它浑浊宽广，长度与密西西比河不相上下，在奥希利亚多拉的高处，河流宽度甚至超过1.6千米。戈多的家距离河岸大约275米，河岸高约55米，是我见过的人类定居的最高河岸。

我双脚伸入水深及膝的河里，洗去一天的尘土与疲惫。我不去想河里有没有鳄鱼，因为在浑水里你几乎看不见它们，我也不在乎水里有没有寄生虫或鳄鱼，我甚至不在乎肮脏的马代拉河里有没有食人鱼、水蟒、黄貂鱼、电鳗，或其他常住“居民”。因为我太脏了，只顾着拼命地清洗自己。但我知道河里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我让卡莱布和克里斯站在岸边。我先是帮他们打上肥皂，然后再把他们抱进河里迅速地把泡沫洗掉。这番清洗后我们还是稍微干净了一些，但回来的路上我们又满头大汗，身上也满是泥巴了。

等我们回到家时，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跟麦茨河不同的是，马代拉河边到处都是蚊子。它们在戈多的家里嗡嗡作响，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我们没有驱虫剂，没有长裤，没有任何可以防蚊的器具。塞萨莉亚借来一个跟房间差不多大小的蚊帐，她把它支在客厅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坐在其中躲避蚊子了（当然，因为不通风，蚊帐也令房间更热了）。但我没办法借助它的保护，因为戈多想和我聊天。我们坐在楼外的台阶上聊了起来，我故作轻松，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不停地拍打蚊子，它们每咬一口，我的皮肤就立即鼓个大包。

“这里的蚊子真是太可怕了。”我忍不住抱怨起来。

“是吗？今天晚上好像不怎么有蚊子呢。”戈多说，言语中带着对家乡的维护。但我注意到，他也时不时把手伸进T恤，不停地拍打前胸后背及身体的两侧。

我们坐下吃饭，晚餐主要是加了盐、油、香菜和厚厚一层洋葱的大豆，还有米饭和鱼。我几乎无力支付一顿这样的晚餐费用，在皮拉罕村，我们基本靠慈善机构的接济生活。

当地人告诉我，两到三天后，会有一班去乌迈塔的船经过这里。这令我有些失望，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滞留些时日。不过我可以趁机洗洗衣服，准备点食物，凯伦和莎伦也可以稍事休息，并且这里还有为她们找到医生的希望。

“我怎么知道船来了没有？”我问。

“我们老远就能听到声音了，丹尼尔先生。”当地人神秘地答道。

可是等他们听到声音后再通知我，拖家带口再加上行李，我们还来得及赶上船吗？我又开始怀疑乘船出发的决定是否正确。凯伦把我叫到她的床边，对我说她想回皮拉罕村等飞机带她离开。她看上去精神多了，头脑也很清楚，我甚至开始考虑休息一晚后就回到村里。不过，第二天的凌晨两点，还没等我做出决定，戈多就把我叫醒了。

“丹尼尔先生，‘休闲船’开过来了。”这艘船的名字至今让我困惑不解。

我把一家人叫醒，然后迅速打包行李。但戈多却慢条斯理地说：“别着急！船开过来还得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喝杯咖啡。”

喝咖啡时，我担心自己会错过这艘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被困在这里至少一个星期。喝完咖啡后，我听见屋外有很大的动静。我看见来了许多当地人，他们自发地帮我把家人带到船上。商量了15分钟后，他们把吊床悬挂到扁担上，而我则负责收拾所有的行李。凯伦和莎伦躺在吊床上，塞萨莉亚抱着卡莱布，克里斯躺在我怀里，其他人帮我扛包。

在煤油灯和手电筒的照射下，被一群嗡嗡叫的蚊子围着，我们穿过潮湿黑暗的丛林，浩浩荡荡地向码头进发。在黑暗中，我们瞪大着眼睛，沿着陡峭的河岸摸索前进。突然，抓着吊床尾部的人摔了一跤，滚下了台阶。不过还好，他没有受伤，凯伦也没有掉下来，因为那个人刚跌倒，就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等我们靠近了岸边，我远远看到一艘船如宇宙飞船般伫立在水面，船上的探照灯在河面周围若隐若现，船员通过它寻找可能会损害船体的浮木，检查船只和河岸的距离，避免它陷入浅滩。

我们用一闪一闪的灯光朝船上的人发信号，告诉他们有人想搭船。终于，在这暗无星辰的夜晚，船只冲破黑暗停靠在我们旁边。这艘巨轮有6米高、21米长，巨大的探照灯照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看上去如此渺小，就像是站在火星上等待救援的人类。

这是一艘三层甲板船，他们把母女俩安顿在最低的那一层上，而我则把孩子和所有东西都弄上船。船只即刻起航，刹那之间，所有帮助我的奥希利亚多拉的朋友全都消失在了亚马孙的夜色之中。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匆忙地把从他们那里借来的5张吊床支起。我担心克里斯和卡莱布会掉进河里，也担心躺在甲板上的凯伦和莎伦会因为毫无防护而被人踩，更担心我们那些少得可怜的行李会被人偷走。挂好吊床后，我把一家人带到第二层甲板上，然后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我的吊床下面。安顿好家人之后，我就准备入睡了。我让每个人都睡在我附近，如果他们有需要，我随时都可以知道。

船舱顶部有一个酒吧，甲板最底部有个仓库。船很脏，除船体外壳呈蓝色外，船身的其他地方都被漆成了白色。地板上有一层厚厚的棕色油漆，船体的边缘有高约1米的防护栏。我在书里看过这类船的相关介绍，但近距离地实物观察，这还是第一次。船上也许有近百名乘客。

无论是在巴西、秘鲁，还是在哥伦比亚，整个亚马孙流域的客船都类似于此。大船通常都是由7～10厘米厚的木板（如亚马孙热美樟，既坚固又防水）制成。小船通常都长约9米、宽3米，由5～7厘米厚的木板制成。木板由绳索固定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空隙由其他纤维物填充，表面用油灰或油漆涂层。这种船体必须能够在雨季承受浮木的冲击（浮木有时比船身还要长），在旱季则还要能经得起与岩石的撞击。

存储室位于下甲板的船首，发动机和驱动轴位于船尾。船上一般有多层甲板，两层甲板之间通常高约1.8米。为了避免高温，在大型商业客运船上，多数情况下载客用的甲板四周都没有围墙，只有一些警戒用的栅栏和支柱。

为了悬挂吊床，客舱层的天花板上通常装有2.5厘米厚的木板，如果下雨，吊床四周的塑料油布可以用来防雨。尽管这些船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但在亚马孙流域，它们是可靠且实用的交通工具。船只的设计、发动机的制造和相关设备的操作都有一整套的标准，在这里，遵循这个标准制造船只零部件的工人随处可见。任何偏离规范的操作或者使用不符标准的引擎，都无疑是自找麻烦。因为一旦船只故障，而你所需的零件又不符规范，你便可能会陷入不便，甚至长期滞留在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这些船只或用于载运乘客或用于贸易运输，等建造完成后，它们会流通到订购者（通常是相对富裕的商人）的手中。他们用火柴、奶粉、肉类罐头、大砍刀、锄头、铲子、针线、卷烟、酒、鱼钩、弹药、枪支和独木舟等工业制成品，来跟印第安人或当地巴西人购买丛林产品。很多商人都拥有一支这样的船队，这些船队通常停泊在波多韦柳港、玛瑙斯、圣塔伦、帕林廷斯、贝伦 等亚马孙流域的城市港口。这些船员从印第安原住民手中购买医用柯拜巴脂、巴西坚果、阔叶树、乳胶等原始的丛林产品，然后用船只将它们源源不断地运向丛林之外。

一艘船通常有两到四个船员，船员中通常也有卡巴克罗人。他们负责操作电机、驾驶和修理船只的工作。

在航行期间，只要发动机运转正常，他们就可以适当放松，悠闲地躺在吊床上或者坐着聊聊天。但如果船只停了下来，他们就要卸货或装船，修复引擎、驱动轴或推进器，潜水到船底堵漏，或者完成其他任务。这是一种哈克贝利·费恩 （Huckleberry Finn）似的生活，时刻充满着繁重的劳动。

这些船员的生活充满着复杂难解的矛盾。在他们慷慨友好的背后，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历史。在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债台高筑、被仇人或警察围追堵截等不堪回首的往事后，为了躲避城市的生活，他们辗转来到这片与世隔绝的区域。他们是居住在这片蛮荒土地上的化外之人，必须身强体健才能安然度过每一天。

我刚要入睡，凯伦突然说她想上厕所。她和莎伦仍然严重腹泻。在这次航行中，她们无数次地需要使用夜壶。我支起一条毯子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在她们用完后，我端着夜壶穿过船上一直盯着我们看的人群，到船尾的浴室里把它冲洗干净。

等我回来后，莎伦说：“对不起，爸爸。我很抱歉。”

“傻孩子，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走近她，闻到了一股异味，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看了看，发现她腹泻得满身都是，吊床也被弄脏了。

她自责羞愧，连声说着“对不起”。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要好好照顾她的。我在她的吊床边围上毯子，然后打了一桶水，帮她洗净身体和换上干净的衣服。我竭尽所能，帮她洗干净衣服和吊床。我把洗净的衣服挂在甲板的栏杆上晾晒，为了不让她感到潮湿，我又在吊床上铺了一层毯子。

第二天醒来，卡莱布和克里斯对我说，他们睡得很好。中午，我给家人派发食物。我让卡莱布和克里斯坐在甲板栏杆旁的凳子上，然后给他们每人一小碟豆子和米饭（这是船上乘客的标准餐）。当我转身去给自己拿点吃的时，不料，身后响起盘子落地、玻璃打碎的声音。两岁的卡莱布把手中的碗碟掉在了地上。他很惭愧。我又给他拿了些吃的，把掉在地上的食物和玻璃碎片扔进了河里。凯伦说她想喝冰镇可乐，于是我又到上层甲板的小商店里给她买了一听。等吃完午饭，我又开始担心下一件事。

搭上游船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试图接近这艘船的主人——只有一条手臂的费尔南多（Fernando）。他身材不高，大约1.75米，穿着人字拖，胸膛赤裸，挺着巴西富人常有的大肚子。虽然他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但是在船上，什么都得听他的。

塞萨莉亚和戈多跟我谈起过费尔南多。根据他们的描述，费尔南多是个难缠的人，铁石心肠，没有同情心，不会帮助别人。他们告诉我，有些人很怕他，那些体型彪悍的船员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我好好想了想应该怎样和他交谈。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好说服他帮我一个大忙。

“你好！”我说，“我妻子病得很严重。我想尽快送她去看医生。如果你能让摩托艇送我们去乌迈塔，什么价钱我都答应。”

“我不出租摩托艇。”他头也没抬，粗暴地打断了我。

“噢！那你能不能中途不停留，让船直接开往乌迈塔？我会赔偿你所有的损失。”我知道有很多人也指望乘这艘船去看病或给他们运去食物，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如果费尔南多接受了我的条件，那么其他人也可能惨遭与凯伦类似的命运。

费尔南多答道：“听着，哥们儿！生死有命，如果你的妻子注定要死，谁也无能为力。我不会为了你一个人加速前进。”

要不是有船员为他撑腰，我很有可能冲上去给他一拳。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人身边，变得紧张和极不耐烦。正当我想着目前的处境，不断地向上帝祈祷时，船只却慢慢减速，在一排房子前停了下来。

我最初以为是要接载乘客。但后来，发动机也停止了工作，周围一片寂静。引擎出了问题？我暗自揣测。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费尔南多和所有船员穿着统一的足球服下了船，不远处的山顶有一片空地，那里有另一群穿着足球服的男人在等着他们。大部分凑热闹的乘客也跟着他们下了船。就在他们踢球的两个小时里，我无数次诅咒他们。这帮人简直丧心病狂，竟不顾船上我奄奄一息的妻女，还有心思跑去踢足球！如果可以，我一定会偷偷开走这艘船，把这帮人丢在这里。那时，我脑海里有无数残忍恶劣的想法，而那些都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必须坦承，以传播善良为己任的传教士不应该有这些想法，它们是我那整天酗酒、打架斗殴的老爸才有的想法。

他们终于回到了船上，每个人都大声欢笑相互逗趣，继续这次充满快乐的乌迈塔之旅。这些人怎么了？我心想。为何他们没有人类应有的同理心呢？多年以后，当这次旅行带给我的创伤慢慢退去，我开始理解了巴西人的心境。

对我而言，当时经历的苦难非比寻常。但对船上的其他乘客来说，那只不过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幕而已。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们都早已学会了镇定地面对，勇于而且能够独自面对一切。尽管巴西人乐于助人，但他们内心里同时还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尽管我时刻准备伸出援手，但我并不愿意向人求助。至少多数卡巴克罗人的心中存在这个理念，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处理自己的问题。

待在游船上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这艘船就像一所漂浮的监狱，我什么也做不了，每天只能坐在凯伦旁边，看船慢悠悠地前行，观察河水的涨落，并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不停地过来盯着凯伦和莎伦看，由于缺乏隐私，我更觉得不自在。尽管大多数人都很善良友好，但我还是受不了很多人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她快死了吗？”一个妇人问另一个人。

“是啊。那个外国佬真是太傻了，竟然把一家人都带到这儿来。她们得了疟疾。”

听到他们说凯伦和莎伦患了疟疾，我心中还一阵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人没看出她们得的是伤寒。

“她的脸都晒伤了。”

“是啊，你看他们皮肤多白啊！”

“我敢打赌，他一定是个有钱人。”

在他们的闲聊声中，时间慢慢流逝，直至我完全麻木。

离开奥希利亚多拉后的第3个夜晚，转过马代拉河的一个弯道后，一片光亮出现在船只右舷的方向。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电光了。穿过黑暗丛林的灯光提醒我，在皮拉罕村之外，远离麦茨河的地方还有一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些灯光是文明和医生存在的证据。乌迈塔就在1.6千米开外的地方，我们减速，缓慢穿过马代拉河。大约凌晨3点钟，游船靠了岸。由于河流的常年冲刷和侵蚀，河岸边的几个台阶已经溃烂，一块狭窄、有弹力的木板填补了船与河岸间大约1.2米宽的空隙。

没有人愿意帮我背行李和小孩。由于时间紧迫，我一把扛起克里斯、卡莱布和行李，带着他们踏过木板，走到河岸边一座废弃的建筑物旁。我看到有出租车在等待乘客。

我告诉4岁的克里斯：“我去接妈妈和莎伦，你坐在包上别动，等我回来。看好弟弟和行李，别让坏人拿走它们。明白了吗？”时值凌晨3点半，她刚刚睡得很香甜。

“好的，爸爸。”她一面揉惺忪的睡眼，一面环顾四周，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跑回去，卸下所有的吊床，让凯伦躺在长凳上。莎伦正在痛苦地颤抖呻吟，我抱着她跑回克里斯等着我的地方。接着，我又跑回船上，把凯伦抱在怀里，她比我们离开村庄时瘦了许多。我把她抱上岸，直接朝一辆出租车走去。司机帮我把行李扔进后备箱，我把孩子和凯伦安置在后座。几分钟后，我们飞速地朝医院驶去。

医院位于城镇的边缘，依然还在工作。医院外墙壁简单地刷了一层白色灰泥，地板上铺着瓷砖。等所有东西从出租车上搬下来后，我直奔接待室而去。接待室里的电灯悬挂在天花板上，里面没有人，看上去空空如也。虽然医院很小，只有大约50张病床，但这的确是家医院啊！我又跑到大厅寻求帮助，看到一个穿白色制服的男人正在检查台上睡觉。

“我妻子病了，她可能得了伤寒。”我说。

他慢慢站起来，说：“伤寒？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得伤寒。”

他走到凯伦和莎伦的身边，注意到她们在发烧。“嗯！”他说，“据我判断，她们患了疟疾。不过还要进一步观察。我要给她们做化验。”

他采了血样，把薄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在笑什么？”我有些愤怒地问道。

“她们确实患了疟疾，而且很严重。”

显然，他是在嘲笑我的无知。他从医第一天起就在治疗疟疾，可还从未遇见过如此严重的病情。毫无疑问，这都是我的愚蠢所致，在皮拉罕村，我没有及时为她们治疗。医生给她们单独找了间病房，为她们静脉注射氯喹。我和克里斯、卡莱布守护在病房里，寸步不离。第二天早上，凯伦醒来时想喝水。虽然她依旧身体虚弱，但病情已有所好转。莎伦似乎也好了一些，问我能不能给她一杯可乐。凯伦感觉头发有些遮脸，想找个发卡把头发挽起来。在皮拉罕村时，她已长发及腰，但我忘记了给她扎头发。这家医院由当地天主教与政府合办，前台有两名修女值班。我问其中一位有没有扎头发的绳子或发带。

“瞧！这个外国人把这儿当成商店了，他想找根发带帮他妻子绑头发。”她在接待区大喊起来。

我不太了解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仇恨，他们几乎水火不容。她刺痛了困倦和迷失的我。我知道，贫穷的人容易仇富。也许在这个修女看来，我非常富有，腰缠万贯。而且所有人都认为美国人是种族主义者，这些事是我从书里了解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社会偏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不断重演。在乌迈塔，我举目无亲，找不到人一诉衷肠。讽刺的是，尽管每个人都认为我很富有，但实际上我几乎走投无路。医院没有床位给我们，我和孩子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困倦之极，只好坐在凯伦和莎伦的床边打盹，心里盘算着，等醒来后得去波多韦柳港。

每天上午11点，乌迈塔有开往波多韦柳港的公共汽车。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先把克里斯和卡莱布送到波多韦柳港，然后再回来接凯伦和莎伦。她们一直在输液，疟疾让她俩几乎不能动弹。要把凯伦和莎伦带到公共汽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她们，我先带着克里斯和卡莱布暂时离开，第二天上午再回来。

“别走，爸爸！”莎伦抽泣着，“你不在这里我会害怕。”

凯伦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把所有人转移到波多韦柳港这个相对更大的城市。毕竟那里有个商用机场，万一有需要，我们可以直接飞回到美国。传教机构的总部没有电话，我们无法通过电话向他们求助。1979年的巴西还没有普及电话，在这里安装一台固定电话的花费超过10000美元。所以，尽管距离小镇只有24千米，但我们暂时无法联系到传教机构的总部。

我走出医院，到街上去找公共汽车站。乌迈塔炙烤在热带阳光下，没有树荫遮蔽，街道上尘土飞扬，满目疮痍。这个小镇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看上去就像只是马代拉河畔的一块空地而已。所谓的公共汽车站不过是大街边的一间房子，房前有个柜台，一家人正在里面看电视。我买了三张去波多韦柳港的车票，这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剩下的钱。我回到医院带上克里斯和卡莱布，暂别了生病的母女。

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我只睡了大概15小时。我身心俱疲，很多事都来不及细想。往返于乌迈塔和波多韦柳港的公共汽车锈迹斑斑，我带着克里斯和卡莱布迅速登上了车。我们立即找位置坐好，开始了5小时的旅程。在汽车停靠的第一站，我用零钱买了些水和零食，然后在车上好好休息。下午4点我们到达了波多韦柳港，这是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全都疲惫不堪。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和其他人一样，一直盯着脏兮兮的我们和我们拿着的军用帆布袋行李。我请他载我们去暑期语言学院传教中心。

我们行驶在麦茨河畔的丛林道路上，四周都是野生动植物。早前来这里时，我甚至还在这条路上见过一只美洲豹。我们到达传教中心后，我走向距离最近的大楼，请里面的传教士帮我支付车费，并用对讲机报告了情况（贝尔电话公司捐赠了一套设备，供该中心的人员交流使用）。很快，所有的人都得知了凯伦和莎伦的病情，主动向我伸出援手。一名传教士主动提出开车去接她们，但母女俩病得太重，恐怕经不起折腾，而我也困得不行了，必须得睡一会儿。我向传教机构提出申请，让护士贝蒂·克罗克尔（Betty Kroe ker）和飞行员约翰·哈蒙（John Harmon）隔天一早跟我一起飞回乌迈塔。

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三人从波多韦柳港机场出发。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里，约翰把这看作是一次常规飞行，表现得漫不经心，认为我夸大了事情的紧急程度。而贝蒂则努力安抚我，她曾在大医院的急诊室工作，我知道她能胜任这个任务。

在即将降落乌迈塔前，约翰呼叫了镇中心的出租车站，让他们在机场跑道旁准备一辆出租车。等我们降落时，出租车已经等在那里了，司机笑容可掬地打开车门，过来帮我们提行李。我和贝蒂去医院，约翰留下来看飞机。一路上我极其焦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莎伦或凯伦遭遇不测，我不知如何才能继续生活。我必须停止胡思乱想，否则就会崩溃！我全身紧绷，泪水在眼眶里不停打转。

出租车在医院停下，我们付清车费，然后直奔凯伦的病房。尽管凯伦和莎伦很虚弱，但气色还不错。意外的是，虽然她们已经打了一整晚的氯喹点滴，但仍然高烧未退。这时我才注意到，在这次逃难之旅中，她们的脸也被晒伤，皮肤通红，还脱皮了。

我问医院的工作人员，能否派救护车载她们去机场。值班的管理员表示，只要我肯出汽油费，他们可以立即派车过去。当我们把莎伦和凯伦抬上救护车时，我发现贝蒂神色凝重，一言不语，开始给母女俩注射晕机药，并给她们服用止痛退烧药。到了机场，我打开救护车的后备厢，贝蒂先爬了出来。在之前，约翰还悠闲地看着书，在一旁袖手旁观。但看到凯伦后，约翰突然变得专业起来。他立即转身，飞快地将飞机后座调整好。我们先把凯伦送上了飞机，然后是莎伦。约翰和贝蒂合作，小心地把母女俩的静脉注射器挂在挂钩上。约翰说，她们只需要在后面躺好就行，不用系安全带，贝蒂陪着她们，也没有系安全带（尽管这彻底违背了安全法则，约翰也从来没这么做过）。安置妥当后，我们一行人便出发了。

贝蒂希望能24小时照顾凯伦，于是到达波多韦柳港后，我们把她送到贝蒂的住所。莎伦由传教中心的其他护士照顾，被安排在另一个房间里。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段话时，这些传教士、飞行员和护士们，他们的友善和专业依然让我感动。他们是我一生中遇见过的最美丽的人。

贝蒂让我和她的丈夫迪恩到城里去找大夫。

“快去请马赛多医生，”贝蒂急切地说，“听说他医术高明。”

我和迪恩立即出门。根据贝蒂的指示，我们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他。

我向马赛多医生说明来意：“我妻子患了疟疾。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马赛多医生皮肤黝黑，身材瘦削，言语中透露出才学和自信。他告诉我，在朗多尼亚州建州之前，他是该地区的卫生部长，直到最近才刚刚卸任。他答应马上跟我们走。

尽管雨季的路况十分糟糕，但我们还是一路飞奔，提前了10分钟到家。马赛多径直朝凯伦走去，看视之后表示，凯伦的血压偏低，十分危险，疟疾的症状非常严重，家里的医疗难以处理。

“我们得马上送她去医院。”他说。

我们走进卧室，贝蒂的脸上写满担心。医生说凯伦需要立即输血。凯伦是阳性O型血，不难找到合适的献血者。这个消息很快便通过对讲机传遍了传教中心，许多人自愿前来献血。他们随马赛多医生回城里做血液检测，而我和贝蒂陪在凯伦身边等救护车。

“我得告诉你，情况很严重，”马赛多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妻子送医太迟了。她体重只有34千克，血液中的疟原虫依然很有活力。她可能很难坚持下去，如果她还有什么家人和亲戚，你最好通知他们。”我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他离开后，我走到贝蒂身边，问道：“请你告诉我实情，凯伦到底怎么样？”

“我们恐怕要失去她了，丹尼尔。”她眼里满是泪水。

我对她说，我一进城就会去电话公司给凯伦的父母打电话。老两口生活在贝伦，在那里做了几十年的传教工作。

救护车在一个小时后到达，贝蒂坐在里面陪凯伦离开。我则搭乘传教中心的另一辆汽车。莎伦还在发烧，虽然感到疼痛但正在好转。我一路上失魂落魄，不相信凯伦会就此撒手人寰。

我11岁时失去了母亲，那时她才29岁；16岁时我年仅6岁的弟弟也溺水身亡。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已经够悲惨了，我的妻子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到达波多韦柳港市中心后，凯伦被带到一家私人诊所的昏暗病房，护士立即给她输血。这些血袋保存在诊所大厅的冷库里，冰冷的血液从静脉注入，她痛得尖叫起来。护士们还同时给她注射奎宁，这意味着她需要更多的氧气。

在病房里待了几个小时后，我留下贝蒂陪她，而自己则回到传教中心，照顾莎伦、克里斯和卡莱布。

第二天，凯伦的父母从贝伦赶来波多韦柳港。凯伦的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了6个星期，努力帮助凯伦从恶疾中恢复。经过几周的重症监护，医生告诉我，凯伦已脱离了生命危险，再过一段时间就会痊愈。凯伦的母亲功不可没，她不知疲倦地照顾凯伦，还把我们的住所收拾得干干净净，给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尽管一波三折，但莎伦恢复的速度比妈妈更快一些。

一天下午，那时莎伦已几乎痊愈了，她和一些小朋友在院子里骑自行车。他们刚开始骑了不久，突然，一辆自行车翻倒了，我听见莎伦“哎哟”一声，然后哭了起来。她回到家里，额头开了一个口子，需要缝针。看着莎伦瘦弱的身体，我忽然意识到，她还是太虚弱了，除了适量的步行外，还无法做任何运动。因此凯伦和莎伦仍然需要照顾。于是当她们恢复到一定程度后，我独自一人回到皮拉罕村，把妻儿送去贝伦与岳父母一起生活。

经过6个月的恢复和调养，凯伦和孩子们又一起回到了皮拉罕村。她们的体重增加了，又恢复到了健康状态。凯伦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皮拉罕语。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开始了在皮拉罕村30年的奉献。 FyrIJlf+vA07pnD8I0k7tPmlXrucmfNKU76lndQtBoA3sfBPktVML2tsea0EGA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