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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遣使前来，请求和亲。面对这一情况，汉武帝并未擅自决断，而是将此事交付朝堂，让群臣共同商议。一时间，朝中大臣们各抒己见，形成了主战与和亲两派，争论之声此起彼伏。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大行王恢。王恢久居边地，对匈奴的习性和汉匈之间的过往了如指掌。在他看来，匈奴人毫无信义可言，就如同贪婪且反复无常的恶狼。回顾往昔，每次汉朝与匈奴和亲，至多不过数年，匈奴便会背信弃义，撕毁和约，纵兵入侵汉朝边境。数十年来，这种情况屡屡上演，从未改变。匈奴的铁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边境百姓苦不堪言，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王恢痛心疾首地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毫无诚信、野蛮凶残的民族，若仅仅依靠和亲来维持表面的和平，无疑是与虎谋皮，绝无可能带来长久的安宁。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集结大汉的精锐之师，以雷霆万钧之势给予匈奴沉重的军事打击，彻底战胜他们，让匈奴人知晓大汉的威严不可侵犯，如此方能永绝后患。
而主张和亲的代表则是御史大夫韩安国。韩安国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对匈奴作战实在是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诸多弊端。他指出，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其特性与中原农耕民族截然不同。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行动飘忽不定，宛如风中的流沙，难以捉摸。其骑兵更是来去如风，机动性极强，一旦察觉到危险，便迅速远遁。而且，匈奴人长期在马背上生活，性格剽悍，毫无仁义道德的观念束缚，想要制服他们谈何容易。再者，汉朝若要对匈奴发起进攻，需出兵千里，深入大漠腹地。长途跋涉之后，汉军必然人困马乏，疲惫不堪。而匈奴却能以逸待劳，凭借其熟悉的地形和充沛的体力，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如此一来，汉军不仅难以找到匈奴主力进行决战，即便遭遇匈奴主力，也极有可能陷入困境，难以取胜。即便汉军侥幸获胜，占领了匈奴的沙漠之地，这些不毛之地对于汉朝而言，并无实际的益处，无法增加汉朝的国力和财富。因此，韩安国坚持认为，与其冒险发动战争，不如继续维持和亲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王恢与韩安国的观点，虽针锋相对，但都有其合理性。
王恢主张对匈奴动武，旨在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他意识到匈奴反复无常，和亲无法换来持久和平，唯有武力才能让匈奴敬畏。从长远看，彻底击败匈奴，可保大汉边境长治久安，避免百姓再受侵扰，此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策略，展现出王恢的果敢与远见。
韩安国则强调对匈奴作战风险巨大。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汉军深入大漠，面临诸多困境。不仅难以寻觅匈奴主力，且长途奔袭后，士兵疲惫，战斗力下降，易陷入以劳伐逸的不利境地。即便战胜，所得之地对汉朝意义不大，反而可能损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韩安国的观点基于现实考量，提醒众人不可贸然行事，需谨慎权衡利弊。
王恢着眼于长远利益，欲根治匈奴之患；韩安国关注当下风险，力求维持现状以保稳定。两人观点虽不同，但都围绕着如何维护汉朝的利益。王恢的主张大胆激进，韩安国的看法则较为保守稳重，他们的争论，反映出在面对匈奴问题时，汉朝朝堂在决策上的艰难抉择。
在这场关于战与和的激烈争论中，多数大臣最终选择支持韩安国的和亲主张，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自汉高祖刘邦开创和亲政策以来，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该政策已延续近七十年。长期的执行使得大臣们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式，和亲政策虽未能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边境的相对和平，且风险较小。对于大臣们而言，维持现状无疑是最为稳妥的选择。相比之下，王恢主张的对匈奴作战，虽立意高远，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但这一策略犹如一场风险巨大的赌博。深入匈奴腹地作战，胜负难测，一旦失败，不仅会使汉朝遭受重大损失，还可能引发匈奴更猛烈的报复，危及国家的稳定。大臣们出于对风险的本能规避，自然倾向于支持韩安国。
而汉武帝，这位内心充满壮志豪情的君主，无疑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在位五十四年，其中对匈奴作战长达四十四年，足以彰显他对解决匈奴问题的决心。令人意外的是，在此次朝议中，他最终同意了韩安国的和亲意见。这并非意味着汉武帝放弃了对匈奴作战的想法，而是他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无奈之举。当时，尽管汉朝国力有所增强，但对匈奴作战仍面临诸多挑战。朝中大臣大多支持和亲，若强行推行主战政策，可能引发朝堂的分裂，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汉武帝意识到，对匈奴作战需要充分的准备，包括军事力量的进一步整合、战略战术的完善以及后勤保障的强化等。此时同意和亲，可争取更多时间来筹备战争，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因此，汉武帝表面上同意和亲，实则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给予匈奴致命一击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