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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文人的职业理想与当代文人有着天壤之别。当代社会，职业种类繁多，文人可以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大展身手，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作家可以专注于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用文字描绘世间百态，抒发情感；学者可以在学术的海洋中深耕细作，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智慧；文化工作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封建时代，文人的职业选择极为有限。在那个时代，作家、诗人并非一种能够维持生计的具体职业。封建时代的文人，心中怀揣着一个共同的远大理想，那便是踏入仕途，谋取官职，而且官职越高越好，最好能够位极人臣，荣登宰相之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明特征。官僚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资源。一旦成为官员，就意味着能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如丰厚的俸禄、宽敞的府邸、华丽的服饰等。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对于生活在相对艰苦环境中的文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唐代的官员不仅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还能获得土地、奴仆等赏赐，生活可谓富足无忧。
官员还拥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可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许多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以宋代的范仲淹为例，他一生为官，心系天下苍生，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念，并积极推行改革，试图改变社会的弊端，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封建时代，文化教育资源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文人通过读书识字，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做官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封建时代，文人将做官视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是社会环境、物质利益、权力追求和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职业理想与当代文人的职业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封建时代文人普遍以做官为理想的大背景下，李白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凭借卓越的文学才华，怀抱着比一般诗人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宰相，二是做帝王之师，这两个理想都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抱负和独特的追求。
李白渴望成为宰相，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意味着他希望能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晏婴一样，成为皇帝的辅弼之臣。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在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军事上改革兵制，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外交上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树立了齐国的威望。晏婴则以其智慧和正直著称，他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敢于直言进谏，纠正君主的错误，同时注重民生，关心百姓的疾苦。
李白以管仲和晏婴为榜样，立志成为宰相，就是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战略，使天下太平，四海归一。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像管仲和晏婴一样，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在他看来，宰相不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途径。
除了当宰相，李白的另一个政治理想是做皇帝的老师。他在《赠钱征君少阳》诗中写道：“秉烛唯须饮，投干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把自己比作唐代的姜太公，期待着能遇到像周文王那样的贤明君主，成为帝王之师。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一直隐居在渭水之滨，垂钓等待时机。当周文王访贤时，他与周文王交谈，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周文王的赏识和重用。此后，他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帝王之师这一角色，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职位，更代表着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高度认同。成为帝王之师，意味着能够以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影响君主的决策，引导君主治理国家。李白认为自己具备成为帝王之师的能力和素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导，使君主成为贤明的统治者，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这种理想体现了李白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