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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生潇洒浪漫，看似无拘无束，然而在他豪放的外表下，内心深处始终藏着对子女深深的牵挂与思念。这种情感，在他的诸多诗作中表露无遗，尤其是《送杨燕之东鲁》与《寄东鲁二稚子》这两首诗，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清晰映照出他对子女的拳拳父爱。
在《送杨燕之东鲁》里，李白写道：“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四处漫游，与子女分别已一年有余。当友人杨燕要前往东鲁时，李白不禁触景生情，对子女的思念如决堤之水般汹涌而出。“别来已经年”，简单的几个字，却饱含着这一年来他对子女日日夜夜的思念。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这份情感，反而使之愈发浓烈。“不觉泪如泉”，一个“泪如泉”的生动描绘，将他思念子女的深切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堂堂七尺男儿，平日里豪放不羁，此刻却因对子女的思念而泪如泉涌，可见在他心中，子女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而《寄东鲁二稚子》更是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刻画得细致入微。诗中，他以家中楼东的桃树为切入点，缓缓道来对子女的牵挂：“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桃树是李白亲手所种，如今已过去近三年，桃树茁壮成长，与楼齐高，可他却仍在外漂泊，未能回家。桃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暗示着子女的成长。他未能陪伴在子女身边，见证他们的成长，心中满是遗憾。
紧接着，李白将笔触转向子女：“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他仿佛亲眼看到女儿平阳在桃树下折花，却因不见父亲而泪如泉涌；儿子伯禽也已长得与姐姐一般高，姐弟俩在桃树下相互依偎，却无人轻抚他们的后背给予疼爱。这细腻的描写，将子女的孤独与渴望父爱的心情展现出来，同时也深刻表达出李白对子女的心疼与思念。他想象着子女在没有自己陪伴的日子里，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与委屈，心中满是自责与担忧。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这句诗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推向高潮。想到子女的处境，他心乱如麻，肝肠寸断，每日都在忧虑与煎熬中度过。这种思念，不再是简单的想念，而是深入骨髓、痛彻心扉的牵挂。在这首诗里，没有李白惯有的狂放不羁与奇特夸张，有的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对子女质朴而深沉的思念。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李白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尽管他一生追求自由，渴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四处漂泊，但子女始终是他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种思念，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论他身在何处，子女的身影都时刻萦绕在他心头。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李白“诗仙”的光环背后，是一位有着普通人情感的父亲，他对子女的爱，如同他的诗歌一样，真挚而深沉，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心灵。
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子女的名字也如同他的诗歌一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些名字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还与李白的个人情感、诗歌意象紧密相连。
首先来看李白长子伯禽的名字。伯禽本是周公旦长子的名字，有人初看会觉得李白以这个名字为儿子命名，是不是太过狂妄，竟拿自己比周公。实则这是一种误解，李白虽豪放不羁，但也不会贸然以儒家圣人周公的长子来为儿子取名。据专家考证，周公长子伯禽本名鲤，“鲤”与“理”或“李”谐音，在古代，“理”“李”二字通用。李白为儿子取名伯禽，实际上是在名字中巧妙地暗含了李姓，这既体现了他对家族姓氏的重视，也可能寄托了他对儿子传承家族荣耀的期望。
再看“明月奴”这个名字，诸多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伯禽的小名。有人或许会疑惑，“奴”字在现代语境中有贬低之意，为何会用于孩子的名字呢？其实这是对古代文化的不了解。自魏晋南北朝起，人们在起小名时，特别偏爱用“奴”字。例如东晋皇帝晋明帝，因其母是少数民族，他本人长相颇具异域风格，胡须发黄，故而被人称作黄须鲜卑奴，这并非蔑称，而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又如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小时候因寄养在南方，所以小名叫寄奴。由此可见，“奴”字在当时更像是一种爱称、昵称，类似于现代的“小家伙”。那为何叫“明月奴”呢？我们都知道，李白的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在李白的笔下，明月是美丽、深情的象征，代表着纯洁、光明与思念。也许伯禽小的时候长得白净可爱，恰似那皎洁的明月，李白出于对明月的喜爱，便给孩子起了“明月奴”这个充满爱意的小名。
接着是李白另一个儿子颇黎的名字。“颇黎”二字谐音“玻璃”，但此“玻璃”并非我们现代家中常见的玻璃制品，而是古代的一种天然水晶石，产于波斯。在唐代，像韩愈、李贺、温庭筠等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作中都曾提及“玻璃”这种水晶石，可见其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且备受喜爱。颇黎与明月一样，都具有明亮、光明的特点，或许李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为儿子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如水晶般纯净明亮，拥有光明的未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对子女的美好期许，如同他对光明、美好的追求一样，贯穿在子女的名字之中。
最后看看李白女儿平阳的名字。这个名字的由来，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有人说，平阳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名号，平阳公主家中曾有歌伎卫子夫，因被汉武帝看中而得宠并成为皇后。李白给女儿起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卫子夫低贱的出身。以李白豪放洒脱、不拘小节的性格，他或许根本不在意这些。在他的观念里，或许只希望女儿漂亮可爱，能歌善舞，故而取名平阳。也有学者认为，平阳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在隋末唐初的征战中，平阳公主曾立下不朽功勋，是一位载入正史的巾帼英雄。李白取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平阳公主一样，成为一名巾帼英雄，拥有独立、勇敢的品质。无论是哪种猜测，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李白对女儿的期望，以及他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
李白一生虽潇洒浪漫，但其子女的命运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随着岁月的流转，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结局，而李白“绝嗣”之说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了诸多探讨。
李白被捕入狱以及长流夜郎的时候，他的子女伯禽和平阳还都在东鲁。李白在《百忧草》一诗中写道：“星离一门，草掷二孩。”此句生动地描绘了他遭遇流放上路之时，与子女被迫分离，子女留在东鲁的无奈与悲痛。后来李白遇赦回到江夏，在《门有车马客》中又提到：“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这里的“儿”极有可能指的就是伯禽，从这句诗可以看出，李白希望儿子能打扫院落、中堂，以便与客人交谈，这一场景展现了父子间的互动，也暗示了伯禽在李白生活中的陪伴。
李白去世的前一年，即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他在《游谢氏山亭》一诗中提到：“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大醉之后乘着月色回家，远远看到儿子在家门口等候自己，心中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温馨的画面，再次证明在李白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伯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平阳的结局似乎较为明确。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女既嫁而卒”，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平阳短暂的一生。她在出嫁之后便离开了人世，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艰辛，或许是遭遇了其他变故，这位诗仙的女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而过，只留下这简短的记载，让人不禁为之叹息。
相比之下，颇黎的情况则更加神秘。自他出生后，关于他的记载便少之又少，仿佛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了一般。在李白的诗文中，也鲜少提及颇黎，他的去向和结局成为了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不幸，也有人认为，他或许在乱世中流离失所，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无论如何，颇黎的失踪给李白的子女命运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又悲凉的色彩。
伯禽的生平，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略知一二。唐人李华在李白的墓志文中谈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可见他性格随和、孝敬长辈，对晚辈也友善。李白在当涂去世后，伯禽或许一直随侍在侧，并定居在了当涂。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李白去世三十年后，伯禽也在当涂离开了人世。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 年），即李白去世五十年后，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打算重修李白墓地。范传正的父亲范伦与李白交情不错，他读父亲留下来的诗文，发现其中一首诗记叙了父亲与李白在浔阳饮酒的情景。出于对李白的崇敬，范传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寻访李白的后代。
经过三四年的寻找，范传正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她们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丈夫分别叫陈云和刘劝。范传正见到她们时，她们身着农妇的朴素衣衫，甚至略显破旧，但在言行举止间，却透露出一种文雅的气质，“儒风宛然”，颇见其祖父李白的风范。
范传正与她们交谈后得知，伯禽早已去世，她们还有个哥哥，“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这位哥哥在出游十二年后，便音信全无，不知所踪。也就是说，李白的后代中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由于伯禽只是一介布衣百姓，无法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这两姐妹只能嫁给当地农夫，生活十分窘困。她们没有田地、桑蚕谋生，尽管祖父李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以她们当时的身份、地位和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她们担心会辱没了祖上的声誉。
范传正听了她们的陈述，心中十分难过。他想为李白重修墓碑，重撰墓志，便希望这两位孙女能够提供一些李白家族的资料。她们翻箱倒柜，仅找出几页残破不全的纸张，上面有伯禽留下的数十行潦草的家族纪录，这成为范传正重新撰写墓志文的重要依据。
李白的孙女们还向范传正表达了一个心愿，李白一直非常向往当涂县的青山，那是李白仰慕的南朝诗人谢朓曾经读书的地方。她们希望能够满足祖父生前的愿望，把他迁葬到青山。于是在范传正的主持下，李白墓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二十三日，从龙山迁葬到青山脚下。
范传正很同情李白的这两个孙女，想帮助她们改嫁给当地的士族。但她们却婉拒了范传正的好意，说道：“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她们认为夫妻之道由天命决定，在贫困时不得已嫁给农民，不能仗着祖上的门荫改嫁豪门，否则即便苟且偷安，也无颜见九泉之下的祖父。范传正听后深受感动，便为她们免除了一些徭役和杂役，减轻了她们的经济负担。
从这些记载来看，李白似乎没有直系的后代能够延续家族血脉，也就是过去所谓的“绝嗣之家”。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李白不愿走科举之路，而是热衷纵横之术，这种选择使得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他四处漫游，寻求政治机遇，无法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条件。在古代社会，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往往依赖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系统的教育传承，李白的生活方式无疑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李白入赘相门的经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但也可能导致他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对尴尬。在传统的家族观念中，入赘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偏离正统的行为，这或许影响了他的子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和资源获取。
李白一生未能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经济上也时常陷入困境。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贫困家庭的子女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也限制了他们延续家族血脉的能力。
尽管李白在家族子嗣方面未能延续，但他的诗歌、文章与人格魅力却永远流传了下来。他的墓前总有一代代络绎不绝的扫墓者、拜谒者，这些人虽不是他的子孙，但却是华夏文明包括盛唐文明的子孙。他们不仅是在拜谒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在拜谒、回想伟大的盛唐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白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永生”，永远不会“绝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