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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考中进士后，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欧阳修的引荐更是为他打开了结交京城贤士大夫的大门。欧阳修在当时的文坛和官场都颇具影响力，他对苏轼才华的赏识，使得苏轼迅速进入了京城的社交圈子。
在欧阳修的带领下，苏轼一一拜见了宰相富弼和枢密使韩琦等各方名人。这些人在朝廷中身居高位，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和资源，对于苏轼来说，结识他们无疑是为自己的仕途和文学事业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为了在这个社交圈子中站稳脚跟并获得认可，苏轼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社交才能，通过书信来进行自我推销。他写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就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社交策略。
在这封信中，苏轼的主要用意是讨好欧阳修。虽然梅尧臣的地位相对不高，但他与欧阳修关系密切，所以苏轼选择给梅尧臣写信来猛拍欧阳修马屁，这种迂回的方式比直接对着欧阳修讲好话效果更巧妙。他在信中先是拿古人的故事和梅尧臣套近乎，营造出一种亲切的氛围。然后进入正题，讲述自己在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就已经听闻欧阳修的大名，将欧阳修比作古之孟轲、韩愈之徒，表达了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他说自己读欧阳修的文词，想见其为人，觉得欧阳修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自乐其乐。这种对欧阳修的高度赞美，既展现了苏轼的文学素养，又巧妙地拉近了与梅尧臣的距离，因为梅尧臣是欧阳修的好友，对欧阳修的赞美自然会让梅尧臣感到愉悦。
苏轼讲述自己学了一点东西后，意图进京“求斗升之禄”，想拜见欧阳修却又自感无法进见，来京师逾年都未曾窥其门。直到通过今年的考试，一次认识了梅尧臣和欧阳修两人，才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一朝成为他们的知己。这种表述将自己的谦卑和对结识他们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对方感受到他的真诚。
苏轼还简单拍了梅尧臣几巴掌，虽然没有谈太多实质性的事情，但却让梅尧臣感受到了他的尊重和友好。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苏轼的社交策略非常灵活，他善于利用人际关系，通过巧妙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从而达到自我推销的目的。
苏轼写给韩琦的《上韩太尉书》则又是另一种风格。韩琦是主管军政的高官，地位尊崇，不能跟他空谈友情乱巴结一气。所以苏轼把自己放得很低，信写得非常谦虚。他先是介绍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看历史，“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并且“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暗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胜任秘书之类的工作。
苏轼批评“西汉之衰”是因为“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是因为“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展现自己的见解和思考。他把这种态度与自己反对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政事的关注和独特的观点。
苏轼终于提出了内心的愿望，说写这封信主要是希望能拜见韩琦，聆听他的教导，“得闻一言足矣”。因为听说韩琦曾问过他的姓名，所以觉得更不能不见。这种委婉而又真诚的表达，既展现了苏轼的谦逊，又让韩琦感受到他的诚意和上进心。
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早期社交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策略。他善于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调整自己的言辞和态度，以达到自我推销的目的。
苏轼早期的文章风格在《上梅直讲书》《上韩太尉书》等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我们可以从语言表达、写作目的、思想倾向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从语言表达上看，苏轼早期文章语言优美、生动，富有感染力。在《上梅直讲书》中，他用“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来形容欧阳修，将欧阳修与古代的圣贤相提并论，形象地表达了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他的语言也非常流畅自然，如“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吾何幸也”，这种直白而又真挚的表达，让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在《上韩太尉书》中，苏轼的语言则更加严谨、庄重。他在论述历史时，用词准确，逻辑清晰。例如，他说“西汉之衰，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两个朝代衰落的原因，展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分析能力。
从写作目的来看，苏轼早期文章主要是为了自我推销和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上梅直讲书》的主要目的是讨好欧阳修，通过赞美欧阳修来拉近与他的距离，从而获得他的认可和支持。苏轼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对欧阳修的敬仰和渴望结识他的心情，希望能够借助欧阳修的影响力在文坛和官场中崭露头角。
《上韩太尉书》则是苏轼希望能够得到韩琦的赏识，从而在枢密院谋得一个官职。他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表达了对国家政事的关注和自己的政治见解，希望韩琦能够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
从思想倾向上看，苏轼早期文章体现了他积极入世的思想。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希望能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上韩太尉书》中，他批评西汉和东汉的衰落，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对当时国家形势的担忧和对改革的渴望。他认为国家需要有才能的人来治理，而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苏轼早期文章也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用儒家经典和古代圣贤的言论，强调道德和仁义的重要性。例如，在《上梅直讲书》中，他说“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表达了他对道德和学问的重视。
苏轼早期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他的文章有时过于注重言辞的华丽和表达的技巧，而忽略了内容的深度和实用性。例如，在《上梅直讲书》中，虽然他对欧阳修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但文章的实质内容却相对较少，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