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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科举考试是文人踏入仕途、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苏轼和苏辙在父亲苏洵的悉心教导和培养下，学识日益渊博，才华逐渐显露，终于迎来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他们要在当地参加举人考试。这场考试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都至关重要，它是通往更高层次考试的门槛。苏轼和苏辙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华，顺利通过了当地的举人考试，获得了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的资格。这一成绩让他们在当地声名鹊起，也让苏洵感到无比欣慰，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初步的回报。
随后，苏轼和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征程。他们长途跋涉，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繁华的京城。京城中人才济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都怀揣着梦想，准备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一展身手。
礼部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命题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成为了苏轼展现才华的舞台。苏轼在考场上文思泉涌，他的文章立意深刻，论述严谨，语言优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众多考生的文章中脱颖而出。欧阳修作为主考官，看到苏轼的文章后，大为惊叹，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为异人，欲冠多士”，他本想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名，但因为没看到考生姓名，又怀疑这是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好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复试中，考的是《春秋》对义。这不仅要求考生对经典有深入地理解，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苏轼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口才，在面试中表现得游刃有余。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展现出了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最终在复试中得了个第一。
在最后的殿试中，苏轼并没有如愿获得状元。仁宗皇帝取章惇的侄儿章衡为状元，苏轼只是“中进士乙科”，连榜眼都没混到手。尽管如此，苏轼在科举考试中的出色表现已经让他崭露头角，成为了京城中备受瞩目的人物。
苏轼的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收入《古文观止》，成为了被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性范文。这篇文章全文六百多字，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
文章开篇，苏轼描绘了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统治者以君子长者之道对待天下百姓的美好景象。他写道：“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通过这样的描述，苏轼展现了古代统治者对百姓的关爱和期望，为后文提出自己的论点奠定了基础。
苏轼借古书亮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当搞不清是否应该给某人奖赏时，还是赏了好，这样可以广施恩泽；当搞不清是否应该处理某人时，那就不要处理了，这样可以谨慎用刑。他引用《传》中的话“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论点，苏轼开始编故事。他说尧帝时代，法官皋陶非常严厉，曾连续三次坚持要杀一个犯人，好在尧帝大度，三次要求放人。正因为如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心狠，而赞美尧帝是个好领导。他还讲了尧帝同意试用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尧帝心肠好。
讲完故事后，苏轼又引经据典，用《尚书》里的一段话“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来强化自己的论点。他认为，罪行没有搞清楚时，应该从轻处理；功劳弄不明白时，也可以从重奖励。这样做才是“忠厚”的表现。
苏轼亮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也就是说，心肠太好，仍然是君子；而执法过严，不免就有点残忍了。因此，他主张宁愿心肠好放过坏人，也不要执法太严冤枉好人。
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大感惊艳。他认为苏轼的文章立意新颖，论述深刻，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思想。也有一些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可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
总的来说，《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政论性文章的代表，它体现了苏轼的写作风格和思想观点。虽然这篇文章存在一些争议，但它无疑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为苏轼的成名奠定了基础。
苏轼在科举考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风波。其中，《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典故出处的疑问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这篇文章传到欧阳修手上时，“已为他考官斥落矣”，幸好欧阳修留了个心眼，把苏轼的文章提了出来和另一主考官梅尧臣共同欣赏。两人都被文章的内容所吸引，但却搞不清文章里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哪里。梅尧臣就问欧阳修：“此出何书？”欧阳修一时也不知道典出何处，就糊弄了一句：“何须出处？”两人都不相信苏轼会信口乱扯，彼此互相安慰说，“此郎必有所据”，只恨他们两个都记不得罢了。
等见了苏轼后，欧阳修就直接问此事何典。苏轼不想直说，就骗老欧说：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里。老欧一听，急忙回家翻书，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他日再问坡”。这次苏轼知道瞒不住了，就忽悠老欧说：当年曹操抢了袁熙的老婆给儿子曹丕，孔融想劝曹操不要这么胡搞，就说，“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听过这事，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然后苏轼招供道：他文章里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当然耳，“何须出处”？
欧阳修和梅尧臣听罢，当下大为惊骇。这种信口胡扯的事情也敢拿出来当成史料作为论据，创意是有了，但把传奇当成学术，其做事原则由此可见一斑。这事在欧阳修那里算是糊弄了过去，但其他考生知道后，仍大为不服。“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他们聚众大骂苏轼和欧阳修，“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并指责欧阳修作为主考作风不正，不讲原则，一直闹到仁宗皇帝那里。可架不住欧阳修早在仁宗那里打过招呼，说要搞文风改革，可能会出点事情。仁宗也不懂文学，按下此事没有追究。
除了典故出处的疑问，苏轼还被传出考试作弊的传言。先是在初试的时候，他有个题目搞不明白，只能“对案长叹”，然后就拿眼偷看弟弟。苏辙见了，对着哥哥“把笔管一掉而以口吹之”。苏轼多聪明啊！立马明白了，“盖《管子》注也”。原来苏轼不单在托关系走后门方面有独到的能力，在考试作弊方面也不落人后。兄弟俩后来又恬不知耻的多次作弊，甚至流为美谈，真是怪事！
殿试的时候，兄弟二人有点担心，万一两人写文章观点雷同，恐终有一人会落榜，就跟老爸苏洵商量对策。苏洵对战国文章最熟悉，老家伙心计也多，指点两个儿子说：“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兄弟俩依计而行，“果然皆得”。
这些考试风波和作弊传言对苏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们让苏轼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损害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努力用自己的才华和成就来证明自己。在后来的人生中，苏轼凭借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政治智慧，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文学家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