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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际往来与职场故事

与宋选的融洽相处

苏轼初到凤翔任职时,便结识了知府宋选。宋选早苏轼几个月来到凤翔,他为人低调沉稳,是个不声不响却踏实做事的好官。在听闻苏轼的名头后,宋选对这位年轻才俊颇为欣赏,以礼相待,这让初来乍到的苏轼感受到了温暖和尊重。

宋选到任凤翔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缮当地的凤鸣驿站。在宋朝,驿站已从单纯的邮政快递功能中脱离出来,馆驿成为政府官员来往行住的场所,是官员特权的象征。文人士大夫以能住上驿站为荣,最长可居住一个月,但超过三十天会被判一年徒刑。宋选深知驿站对于官员出行的重要性,也明白一个良好的驿站环境能提升当地的形象。于是,他亲自过问,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将原本破旧不堪的凤鸣驿站进行了一番豪华装修。

苏轼看到焕然一新的凤鸣驿站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夸赞宋选的亮点。他回忆起六年前进京考试路过此地时,凤鸣驿站的糟糕状况:里面脏乱差,老鼠肆意乱跑,蛛网四处密布,自己根本无法居住,只能在外面的小旅馆将就了一夜。而如今,在宋选的努力下,驿站变得“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宫人之宅”,新鲜亮丽,豪华夺目,四方来客到了这里,都感觉如同回到自己家中一般,乐而忘忧,甚至连客人骑的马都舍不得离开,足见这里的服务水平之高。

苏轼决定以此为契机,创作一篇《凤鸣驿记》来夸赞宋选。在文中,他详细描述了驿站的前后变化,对宋选的功绩进行了大肆宣扬。他委婉地表扬宋选,说通过询问驿站负责人,才知道这是“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宋选上任一个月就开工修缮驿站,一直干了近两个月,动用民工三万六千人,花费白银二十多万两。尽管花费巨大、用工众多,但苏轼却称“而民未始有知者”,还“闻而心善之”,认为这是值得书写的政绩。

苏轼还将宋选与古代的君子相提并论。他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能安心,并且住下来就会开心,一开心就会积极做事,“安则乐,乐则喜从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如此,天下就好治理了。苏轼认为宋选就是这样的君子,虽然只是做了修缮驿站这样一件事,但却体现了他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宋选的为人和做事风格对苏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让苏轼看到了一个官员应该如何脚踏实地地为百姓做事,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苏轼从宋选身上学到了沉稳和务实,这对他后来的为官生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陈公弼的矛盾冲突

苏轼与陈公弼的矛盾,犹如一场悄然拉开帷幕的戏剧,在凤翔这片土地上逐渐上演,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曲折的过程。

陈公弼接任凤翔知府时,苏轼已在凤翔任职一段时间。陈公弼是四川眉州人,“为人清劲寡欲”“面目严冷”“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好面折人”。这样一位性格刚正、作风严谨的上司,与年轻气盛、个性张扬的苏轼,在行事风格和为人处世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苏轼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后又中了朝廷制科考试,名高才大,自视甚高。他举止轻狂,行事高调,在陈公弼眼中,这种作风过于浮躁,不符合为官应有的沉稳内敛。陈公弼注重实际工作和官员的品德修养,他认为苏轼虽才华横溢,但行事风格不够稳重,需要加以磨砺。

矛盾的导火索之一,是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考的是“方正贤良直言极谏”专业。有个科员为了巴结讨好苏轼,顺杆子称他为“苏贤良”。这话不巧被陈公弼听到,他当下大怒,觉得苏轼只是一个小小判官,不应被如此阿谀奉承,于是指着那科员骂道:“府判官何贤良也!”并毫不留情地把那科员打了板子。这一举动看似针对科员,实则是对苏轼高调作风的一种批评,意在告诫苏轼要脚踏实地,不要沉迷于虚名。苏轼却觉得陈公弼此举是故意针对自己,让自己颜面扫地,心中不免对陈公弼心生不满。

另一件事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有一年七月十五中元节,苏轼或许是因为喝多了酒,没能及时到知府厅上班。陈公弼抓住这个机会,毫不客气地对苏轼“罚铜八斤”。在当时,罚款事小,但对于苏轼这样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面子上实在是挂不住。陈公弼此举无疑是在向苏轼表明,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任何人都要遵守规矩,不论你名气多大、才华多高。而苏轼却认为陈公弼是在故意刁难自己,对他的不满情绪愈发强烈。

不仅如此,作为副手,苏轼有时想和陈公弼谈工作,递交的申请书几次都被陈公弼不予接见。苏轼起草的文件,也常常被陈公弼拿笔一改再改,反复让他重写。这让苏轼感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才华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年少气盛,愚不更事”的一面显露出来,他开始经常和陈公弼吵架,在《陈公弼传》中,苏轼也承认自己“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

面对陈公弼的种种“打压”,苏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决定寻找机会进行回击。恰好,陈公弼想在山上建一个土台子,以便爬山时能看得更远、玩得更爽,这个土台子被文人们赋予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凌虚台。陈公弼附庸风雅,命令苏轼给这个凌虚台写一篇小记。苏轼觉得机会来了,他决定借此文巧妙地表达自己对陈公弼的不满和警告。

在《凌虚台记》中,苏轼先是交代了凌虚台的地理位置,称其在“南山之下”“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占尽地利。他暗中批评陈公弼,说凤翔离高山很近,陈公弼却不知自己身旁有高山,现在要建凌虚台以图站高望远,实则是没有认识到自己这座“高山”。苏轼还描述了凌虚台的建造过程,说陈公弼派人挖出一个水塘,用挖出的泥筑成高台,爬到台上却不知其高,便称其为凌虚台。

随后,苏轼笔锋一转,故弄玄虚地对陈公弼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他以凌虚台所在地以前是“荒草野田”,谁也想不到会有如今的凌虚台为例,指出事物的兴衰成败变化无常。他还列举秦汉隋唐各朝领导战斗过的地方,曾经“一时之盛,宏杰瑰丽”,地势“坚固而不可动”,如今却“破瓦颓垣无复存者”,都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以此暗示陈公弼,凌虚台也不足恃以长久,更何况人事的得失变化。言外之意,就是警告陈公弼不要小看自己,未来的事情难以预料,说不定哪天自己得势,就会让陈公弼好看。

陈公弼看了《凌虚台记》后,果然明白了苏轼的意图。他知道苏轼不是个善茬,万一真的得势,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于是,陈公弼决定给苏轼一个台阶下,他拿着《凌虚台记》对身边的几个科长笑着说:“某犹孙子也”,表示自己把苏轼当孙子看待,有时批评他是为了防止他年纪轻轻暴得大名就不知天高地厚,想不到现在这孙子还真的对自己不高兴。陈公弼让人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一块石头上。这场较量,苏轼看似大获全胜,他的追随者们也以此津津乐道,到处宣扬。

与友人的交游趣事

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与诸多友人的交游趣事,为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增添了许多别样的色彩,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独特的人际交往风格与鲜明的性格特点。

章惇,这位与苏轼多年未见的好友,在苏轼于凤翔时前来探访,二人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结伴同游南山诸寺。南山诸寺,静谧清幽,古木参天,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此地却流传着闹鬼的传说,使得众人谈及此处,皆面露惧色,不敢在此住宿。苏轼虽为豪放洒脱之人,听闻此传说,亦难免心生胆怯,不敢入住。

而章惇却与众不同,他毫不畏惧,毅然独住山寺。是夜,万籁俱寂,唯有风声在山林间呼啸。章惇镇定自若,一夜安睡,并无任何异样之事发生。次日清晨,章惇神清气爽,而苏轼见他安然无恙,心中既佩服又有些许惭愧。此事传开后,那些胆子小的腐儒们纷纷佩服章惇的胆魄,赞道:“子厚宿山,魈不敢出。”

二人继续前行,抵达仙游潭。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地势险峻,令人望而生畏。唯有一根横木架于其上,连接着两岸。章惇知晓苏轼书法精妙,便揖请苏轼到绝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着那万丈深渊,只觉双腿发软,小腿不受控制地乱抖,心中恐惧万分,实在“惧不敢书”。

章惇见状,却毫无惧色,只见他从容不迫地“平步过之”,而后“垂索挽树,摄衣而下”,动作娴熟而稳健。他以漆墨濡笔,在石壁上挥洒自如地大书“苏轼章惇来”五个大字,字迹刚劲有力,仿佛在向这险峻的自然宣告着自己的无畏。写完之后,他又原路返回,神色镇定,“神采不动”。苏轼见此情景,不禁拍了拍章惇的后背,心有余悸地说道:“吓死兄弟我了,你以后‘必能杀人’。”章惇好奇地问:“何也?”苏轼解释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不禁大笑。此后,苏轼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不断地向别人讲述,以证明章惇为人的狠勇,连个人性命都可置之度外。

除了章惇,苏轼与陈季常的交往也颇为有趣。陈季常乃陈公弼之子,为人仗义豪爽,喜冒充大侠,“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这样的性格,使得他极易与苏轼相投,二人经常诗酒唱和,相互吹捧。

有一次,苏轼与陈季常一同外出游玩,途中听闻前方有虎。众人顿时紧张起来,苏轼与陈季常却勒马同往观之。待离虎十步远时,两人骑的马因感受到危险,不敢再向前行进。苏轼心中也打起鼓来,对陈季常说:“马都不敢上前了,我们还搞什么搞,不如逃命吧。”言罢,便欲转马离去。而陈季常却毫不畏惧,“独鞭马向前去”,并提着一面铜沙锣在石头上用力乱打,发出阵阵巨响。那老虎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如兔子般惊窜而去。陈季常这才镇定地对苏轼说:“你的定力与勇气皆不如我。”

苏轼与章惇、陈季常的这些交游故事,充分展现出他率真坦诚的性格特点。他不掩饰自己的胆怯,对友人的勇敢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在人际交往中,他以真心相待,与友人共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种真挚的情感交流,使得他的友谊更加深厚,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FKK4R+s4GC0G3dfMDTGkQKNYOmjoZeaW+0PtUghXgW/TdNaMRPptdAkbjJ3qcl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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