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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特殊教育老师。
“我想把遇到过的小孩都写下来，他们应该被看见。”
我的学生很特别，他们有的喜欢看一整天车轮，有的从来不在家以外的地方进餐，有的爱发出尖锐的声音，有的擅长转圈圈而不会感到晕眩。他们有着清澈明亮的眼睛。他们是一群孤独症儿童。
从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那年，我进入挣扎又迷茫的择业期。面试完一家正在筹建的孤独症康复机构后，老板表示非常希望我这样的专业人才加入。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我、小黄、小林是这家机构的第一批老师，先后在妇幼保健院心理科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跟岗实习。我和小林主攻一对一语言康复训练，小黄则主攻小班制集体康复教学。
其实，我的理想职业并不是老师，而是配音演员，也叫“声优”。我去过上海参加声优招募，也到北京学过半个月影视动画配音，但当爱好和生存产生冲突时，理智让我选择了后者。我决定先给自己一年时间，好好工作、努力攒钱，等攒够钱，就去追逐梦想，奔赴想要的未来。
经过忙碌的筹备，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康复机构正式开业。当天，教室里迎来了三个学生，分别是三岁的B仔、两岁多的睿睿和五岁的斌斌。
三岁的B仔浑身是肉，长得非常壮实，是名重量级选手，拳头充满力量。B仔的情绪问题非常严重，他不会说话，每天哭闹不止，两只拳头在身侧不停挥舞。没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发脾气，想哄也力不从心，因为只有小黄——全场唯一的男老师抱得动他。我也被B仔误伤过几回，好在我不用给他上语言课，接触少一些。
睿睿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学生，刚认识时，他还不太会说话。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感觉统合训练室，他穿着红色的短衣短裤，显得整个人又黑又小。
孤独症儿童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物的兴趣大于对人的兴趣。他们总是对单一、重复的行为感兴趣，比如睿睿，他就喜欢拖着红色滑板车在偌大的感觉统合训练室中来回奔跑，滚动的轮子、碰撞的声响，都是他的快乐之源。我尝试用大龙球转移他的注意，很快他的目光就被滚动的大龙球吸引，抛下滑板车和我玩起了球。睿睿玩得很开心，笑得合不拢嘴，口水流了一地。他妈妈拿着纸巾跟在身后，他走到哪里，她擦到哪里。
睿睿口腔反应迟钝、唇肌无力，所以总是流口水，到两岁还只会模仿少量单音。妈妈给他报了单独的语言训练课，第一次上课他很不配合，连滚带爬逃到教室角落，但即便如此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硬是蹲在地上给他完成了一次口肌按摩。
除了不会说话，睿睿还不会自己大小便。
我，一个刚毕业、二十二岁的小姑娘，哪里知道该怎么教男孩子尿尿。有时小黄忙不过来，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带睿睿去厕所，教他脱裤子、提裤子，抓着他的手去扶自己的小鸡鸡。
刚开始，睿睿总尿裤子，有尿意时不会主动表示，也分不清大小便。随着早期干预的持续，睿睿进步很大，逐渐能够独立上厕所，会通过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需求。慢慢地，他也从模仿一个音、两个音，到可以说一个词、两个词了。一天，他突然非常清晰地对妈妈说：“不要玩手机！”他妈妈惊喜万分，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偶尔妈妈忘记准备下午茶，睿睿还会说：“妈妈没带下午茶，我要吃下午茶！”
还有一天，睿睿吃苹果，吃了一半拿给我：“苹果坏了，有虫，害怕。”看他一副很认真的害怕的表情，我就允许他丢了。隔天他又吃一半说苹果坏了，我检查了一下说，没有坏，继续吃。他就泪眼汪汪、委屈巴巴地吃起来。
从自己拖小车绕圈跑、踩光影，到和同学老师一起做游戏，睿睿越来越像一个快乐的普通小孩。
斌斌是睿睿来到这里后交的第一个好朋友。与睿睿不同，五岁的斌斌会说很多很多话，但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重复或单纯的鹦鹉学舌。他每天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比如“天气怎么样”，然后自问自答“出太阳了”，但实际上窗外可能乌云密布。后来他换了一个问题：“牛怎么叫？”于是，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能听到斌斌学牛叫。
斌斌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算是老来得子，无奈斌斌很早就确诊了孤独症。父母想送他去医院做康复，一直排不上号，这才来了我们机构。他爸爸盼着斌斌以后能像普通小孩一样上小学，然而半年后睿睿从机构毕业、尝试去幼儿园融合时，斌斌还在这里。
睿睿离开后，斌斌问：“睿睿去哪了？”之后自问自答：“睿睿去医院啦。”我说睿睿去其他地方上学啦，斌斌置若罔闻：“噢，睿睿去打针了。”第二天，斌斌又问：“睿睿去哪了？”我还没开口，他继续回答：“睿睿去上学啦。”
我不知道斌斌懂不懂什么是离别，但我猜，他可能想睿睿了。斌斌的语言很少用于沟通，他更像个可爱的人形复读机，复刻着周遭的生活、他所感知的一切，但透过话语，似乎也能窥探到一点点他的内心世界。
有一天，斌斌突然对我喊“阿姨”。我这么青春洋溢、貌美如花，怎么能是阿姨呢！我纠正他：“我不是阿姨，我是老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正在点名上课，他突然看着我说：“我不是阿姨，我是老师。”
真是刻板又可爱。
机构开业第二个月，在训学生已超过十人，达到了按孩子能力分班的条件，由于小林和新招的集体课老师仍在医院跟岗学习，带新班集的工作便暂时落在我头上。
新班级由斌斌、睿睿、浩楠和婷婷组成，他们都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和语言表达能力，相比什么都不懂、需要全辅助和照顾的小班，已经好太多了。但工作中还是充斥着孩子的哭声、上课的压力，以及日常的琐碎，似乎一点小事就能把人的情绪无限放大。
第一天带班的中午，我不小心打翻了盛好的饭菜。保育阿姨还在小班里帮忙喂饭，我只好一个人收拾。结果一个没注意，睿睿就把饭倒进了洗手池。我这边地板还没收拾完，另一边又出了新状况。那一刻我觉得心好累，委屈得想哭，不过十秒后我就擦掉了眼泪继续收拾，告诉自己要坚强。
下午茶时间，我和班里四个小朋友围坐在桌前喝牛奶。主任进来视察工作，看着孩子们说：“你们四个在一起也挺好的嘛！”
六岁的浩楠抢答：“不对，是五个！”
我很快反应过来：“对，是我们五个。”
浩楠的话语令我有一丝丝触动，在这个小小的班级中，我们仿佛成了一家人，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老师，更像是带着弟弟妹妹的大姐姐。
婷婷四岁，她个子很高，腿很长，是这个班中唯一的女孩，也是所有孩子中家庭最特殊的一个。
在婷婷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确诊了精神分裂症，她由姨父姨母抚养长大。幸运的是，姨父姨母待她很好。她被幼儿园劝退，姨父姨母就积极寻找机构让她接受康复治疗。我经常看见姨母送婷婷来上学时，会蹲下身同她说话，嘱咐她好好听老师的话。姨父会接她放学，牵着她的手离开，圆圆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眼里有怜爱，也有无奈。
我没有听说过婷婷的爸爸，这也许是她生命中缺失的一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受母亲影响，婷婷情绪很不稳定，经常突然在教室里奔跑、大叫，喊着让人听不懂的话，她还会躺在地上翻滚或爬上窗台，甚至扯着嗓子嘶吼：“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在婷婷情绪崩溃的时候，大人的拥抱就像一棵救命稻草。每当这时她会紧紧搂住我，仿佛要嵌入我怀里，用尽力气去争取一些缺失的安全感。我唯有同样紧紧地抱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回应。
主任就婷婷的情况向医院做了咨询。鉴于婷婷还不满六岁，暂时不能做精神方面的诊断，医生建议，先根据自闭症评估结果进行康复训练。
婷婷的成长过程令人唏嘘，除了她自己，恐怕没有人知道，在她来到世界之初、最弱小无助的时候，经历过怎样的阴影。
我不喜欢小孩，也不讨厌，只是作为大人，我希望他们来到这世上都能被温柔相待。
二〇一九年初，机构招收的自闭症学生越来越多。小学放寒假后，以多动症儿童为主的冬令营也如期开展。
我在学校学过多动症的相关知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以注意力无法持久集中、过度活跃和情绪易冲动为主症的神经发育障碍，患儿由于存在注意或冲动缺陷，常常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往往无法得到家长、老师的理解和接纳。
学习理论知识时，我对这些生了病、不被接纳的孩子深感同情，但在真正接触后，我有时甚至有种想要动手的冲动。这期冬令营中有个正在读四年级的胖胖的男孩，大概只比身高一米六的我矮半个头。他不仅有多动症，还伴随着比较严重的情绪障碍，存在伤人或自伤行为，日常需靠药物控制。他发起脾气，绝对是天崩地裂，男老师都挡不住。
冬令营期间，他一天之内摔坏新老师两副眼镜，连我教室的门禁也被他破坏了。他妈妈不断赔礼道歉，但始终没有对他说过重话。听主任说，他是从孤儿院收养的，爸爸妈妈是他的养父母。由于存在严重的行为问题，学校收到不少有关他的投诉，然而并没有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法，只有依靠医疗手段和行为训练，期望他能有所改善。
有一回，他又在课上发脾气，我和小林赶紧在他爆发前将他带到空无一人的教室进行情绪隔离。进入教室后，他随手抄起一旁的木椅子，作势要砸向我俩。一瞬间，我愤怒到极致，凭着一股蛮力冲上去夺过椅子，三两下将他按倒在地，用身体全部力量压住他，然后腾出一只手用力抵住他的下巴防止他咬人。小林在一旁帮忙，场面一度十分狼狈。
整个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我感受到自己的胸腔剧烈的起伏，愤怒又害怕。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把椅子砸过来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本能使我选择保护自己。我想，在成为老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
我没有忘记老师的职责。几次深呼吸后，我尝试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我也是，因为你要拿椅子砸我，这让我不能接受。我们都先冷静一下，我数二十个数，如果你能做到不再破坏公物、不攻击他人、不伤害自己，我就放开你，可以吗？”
男孩艰难点头：“可以。”
我开始数数，努力放缓呼吸节奏，让我们都归于平静。数到二十之后，我再次问他：“你可以冷静了吗？你现在能保证做到不攻击、不破坏了吗？”
男孩回答：“可以，我能做到。”
“好，我相信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如果你愿意，可以告诉我们刚刚在课上发生了什么，令你这么生气。”
等到他说“好”，我才慢慢松开他。他终于恢复冷静，能够跟我们好好对话了。
冬令营结束后，我对多动症的孩子多少有些心理障碍，但由于工作原因又不能不接触，以致很长时间都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异常痛苦。有时，我甚至害怕看见学生充满期待的眼神，害怕他们会失望：为什么初次见面相处友好的老师，后来跟变了个人似的。
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我随主任进入小学做个体沙盘测试。被确诊为混合型多动症的小朋友A读四年级，他告诉我，他去过医院以后就变乖了。我问他：“你喜欢变乖的自己吗？”
A给了肯定的回答，说妈妈会奖励他零花钱，可以买喜欢的游戏手牌，而且变乖之后，父母、老师、同学都会喜欢他。
他从裤兜掏出用零花钱买的游戏手牌向我展示，我心中五味陈杂。他能感受到自己不受欢迎，所以他愿意变乖，这样别人就会喜欢他。
另一个小孩，也是班里的问题学生，我向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得知，孩子父母关系一直不好，正在闹离婚，其中一方经常拿孩子当挡箭牌，不同意离。夫妻双方在破裂的婚姻中撕扯，在孩子看来，自己只是他们的工具。小男孩告诉我，他希望父母分开，这样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主任说，这些在生活里总是碰壁的孩子，真的非常需要被接纳的安全感。
心理咨询常常强调无条件接纳，道理都懂，但学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不是要当什么伟大的人，只是恰好遇到这些孩子，恰好掌握一些专业知识，能做到一点是一点。
过了个春节，自闭症班人数骤减，不断有老生离开，新生又寥寥无几。康复机构效益不好，直到三月底，我们在世界自闭症日与市残联、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场“我是小老板”跳蚤市场活动，生源才渐渐多起来。
新来的阿杰小朋友话多到令人头疼，而且总能用非常笃定的语气说错各种事物名称。看见老虎，他说：“猫咪啊，这是猫咪啊。”看见柠檬和雪梨，他说：“苹果啊，这是苹果啊。”他特别喜欢在句末加上语气词“啊”，十足一个啰唆的小大人。
“俄罗斯套娃”小牛呢，来了一个月也记不住我是谁。和他玩游戏，我问好玩吗，他说好玩。我问喜欢吗，他说喜欢。我问，那我是谁？小牛答，其他老师！
真是伤心。
猪猪两岁，刚确诊自闭症就被父母送来进行干预，巧合的是，猪猪妈妈正好在我去做沙盘个案测试那所小学担任班主任。不知道是不是身为老师的缘故，猪猪妈妈对孩子的各种问题都表现得相当淡定，猪猪的其他家人也是如此。哪怕猪猪被诊断为孤独症，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一如既往地疼爱他。
猪猪长得十分可爱，脑袋圆圆，脸蛋圆圆，一双圆眼忽闪忽闪，就是不会说话。我给他上了大半年的课，天天做口唇练习和发音练习，可他永远只模仿那几个音节，令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无用功。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小林发来一段猪猪的视频，告诉我他会说话了。视频中，猪猪在仿说我之前没听过的音节和词汇。那时我已离职，但还是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当初日复一日的练习并不是无用的。
在充满爱的家庭支持和长期训练下，猪猪的干预有效且显著。但阿轩就没那么幸运了。阿轩差不多和猪猪同期入训，也是两岁。第一次见面时，他被爸爸妈妈抱在怀里，如婴儿般懵懂。他长得像个瓷娃娃，白白净净，大眼睛水灵灵的，惹人怜爱。
孩子被确诊孤独症，父母可能会经历难以置信、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的心理过程，有的甚至不敢面对，白白错失孩子的最佳干预时期。这对家庭来说，是一场需要共同承担的考验，我相信每一对踏入专业机构寻求帮助的父母都鼓足了勇气，但能否坚持下来却是未知。
阿轩刚来的时候看起来干净整洁，但几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他变“脏了”：头发乱了没有打理；指甲长了没有剪，指甲缝黑黑的；提醒交学费时，也是妈妈推给爸爸，爸爸推给妈妈。
他的家庭出现了危机，一夕之间，阿轩仿佛成了没人爱的孩子。外婆来接他放学，提起他爸妈就开始抹眼泪。我感到一阵心酸，但作为老师，对于家庭的困境实在爱莫能助。后来听说他爸爸妈妈和好了，那时阿轩已经离开这里去了其他康复机构，不知道他过得怎样，有没有长大一点点，进步一点点。
一转眼，我在康复机构工作了一年。老板一直说经济效益不好，我们老师的工资加课时费普遍不满四千，连扣税的资格都没有。
前一任主任早已离职，去了更广阔的天地，追求热爱的心理事业。另一位集体课老师也离职了。我、小林、小黄还在坚守。后来，小林成了我们的训练长，她比我小两岁，我们不仅是上下级同事，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二〇一九年，我不断遭遇情绪低谷，反复告诉自己等一等，再等一等，等到明年春天我就离开这个地方，追寻梦寐以求的目标。我始终没有放弃自我调整，和朋友跳舞、去琴行学声乐、去健身房运动、控制饮食努力减脂，终于一点点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改变从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点滴成河，润物无声。
二十四岁生日之前，我去海边拍了一组写真送给自己。倘若未来再遇到困难时刻，希望照片里笑容灿烂的女孩能给自己一点力量。
年底，我们终于领到第一笔奖金。我和小林躲进厕所数钱，挤在小小的隔间里笑得合不拢嘴。小林花枝乱颤：“冯老师，我会记住你现在这副嘴脸的。”我嘴角咧到耳根：“彼此彼此。”
第二天，我将准备好的辞职信放在了老板的办公桌上。
离职前一天，我去残联心灵驿站值班，主要工作是打电话回访及记录。下班前一小时，我拨出了当天最后一个电话，没想到这通电话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回访对象是位十四岁的女孩，智力残障，接电话的是她妈妈。我照例进行问候，说明打电话的缘由。妈妈很意外，表示很感动，也十分感激当年心灵驿站的帮助，如果有机会，她希望丈夫能与她一同前来。
出于职业敏感，我捕捉到她与丈夫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听起来，你认为你的丈夫更需要帮助？”
“是的，我认为他比我更需要。”
接下来，妈妈诉说了这些年和女儿相处的不易，从最开始面对女儿容易脾气暴躁、焦虑抑郁，到后来慢慢转变，能够耐心、平静地引导她，接纳她的缺陷。后来有了儿子，带女儿的任务就移交给了爸爸。而现在，爸爸就像当初的她，陷入了情绪怪圈，夫妻矛盾令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这通电话似乎成了一场轻心理咨询，我尝试进入并理解对方的世界，试图在繁杂的信息中找出解开乱麻的钥匙。
“我看见妈妈在和女儿的相处中，一点点学会接纳，学会包容，这个过程很漫长，但你做到了。现在你看见爸爸也陷入同样的问题，感到焦虑，希望他能尽快成长，做出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相信你已经学会了对女儿耐心，那爸爸是不是也需要我们的一些耐心，给他时间成长，学会包容和接纳？”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是的。”
我问她，以前爸爸有对她说过“你辛苦了”吗？
她说有。我进而询问她听到后的感受，她说：“会有一些感动。”
“嗯。”我在电话这边点头，“或许也可以试着和爸爸说‘辛苦了’，让爸爸感受到，我们有看见他的付出。一句话可能无法让爸爸立刻做出改变，但会成为种子，点点滴滴汇聚成他成长和改变的力量。”
挂断电话后，我花了一个小时整理记录，归纳档案。窗外灯火通明，车流不息。
时针指向七点，我关掉办公室最后一盏灯。“冯老师”终于下班了，春节假期也快到了。
人生真的很有趣，当你以为一切都在好转，朝着期望的方向徐徐推进时，事态却突然急转直下，打破了所有计划。
二〇二〇年，就在我辞职当月，疫情暴发。我没能如愿在本命年的春天踏上追梦的旅程，还有很多人没能等到他们的春天。
失去收入来源的我在三月底找了份绘本馆的工作，干了一个月便任性辞职了，理由是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我写起了小说，躲进梦的世界里逃离现实。
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上海招募声优的机会，可惜落选了。后来我参加声优大赛，虽然通过了网络海选，父母亲戚每天帮我转发投票，但依然没能闯进前五十，无缘后面的比赛。面对接连两次失败，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人生方向。更要紧的是，存款花光了，我需要重新找工作，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维持生活。
要拥有资本，才有实现自由的可能。
八月底，我入职了一家早教机构，在那里遇到许久不见的猪猪。他已经不记得我是谁，我也不确定他妈妈有没有认出我，但我很想念那群可爱的孤独症孩子。
培训期间，我联想起好多孤独症语言训练的评估和干预要点。在教室做材料时，我遇到一个小宝宝，她依次拿起纸、笔和其他工具观察，我下意识地用简短的词语配合她对这些东西进行命名：卡纸、彩笔、订书机。
她拿起小纸片对我晃，期待我继续说出它的名称。我没忍住问了下坐在一旁的奶奶：“小朋友多大了？”奶奶回答：“一岁八个月。”
我自然而然地在心里琢磨：噢，开始形成事物基本概念，能够理解事物基本状态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掌握许多词汇。
每当听到家长用较长的语句解释“这是什么东西”时，我甚至想打断对方，告诉他们，用简短的语言可以帮助小朋友更好地理解。
咳，是职业病。
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特殊教育这份工作在我身上留下了如此深的烙印，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被现在抛弃。
两个月后我再次辞职，回到早前的孤独症康复机构，继续做特殊教育老师。我的心态改变了很多，不再惧怕重复、担心所做的事毫无意义；不再惧怕孩子哭闹，学习处理情绪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认识了许多新的小朋友：洋哥、阿濠、小肥仔、阿熙熙……一个月后，我终于能够准确辨认班上的双胞胎兄弟大大和小小了，果然人如其名，大大的脸上肉多一点，小小的脸则尖一点。猪猪还在这里受训，他重新记住了我，每次我问：“猪猪可不可爱？”他都会回答：“冯老师可爱。”我想乘胜追击：“谁最可爱？”他话头一转：“我最可爱。”
不是所有孤独症小孩都不爱（会）说话，阿濠和小肥仔就是典型的“话痨”。某天我带阿濠上课，忽然闻到一股臭味。
“你放屁了？”
阿濠挑了挑眉毛：“嗯。”
“你放屁就放屁，嘚瑟啥？”
阿濠：“冯老师放屁。”
好家伙，居然还会甩锅。
下午带班时，我问班上的小朋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阿濠抢答：“李老师！”李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
我看了他一眼：“嗯？”
阿濠立马改口：“冯李老师！”
保育阿姨没忍住笑出了声。
阿濠和小肥仔是好朋友，后来阿濠去上幼儿园，小肥仔总惦记他：“阿濠去哪了呢？”阿濠不在的日子，小肥仔显得有些寂寞。小肥仔人小脾气大，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通常下课后我常到班级教室溜达，有一次快到午饭时间了，别的小朋友都搬椅子坐好，唯独他还站在原地哭闹。
问清缘由后我走过去问：“你还要哭多久呀？我给你数数好不好？”
小肥仔边哭边嚷：“不好不好，不要数数！”
我不理他，语气平静：“先给你数五十个数吧，不够再接着数。1、2、3、4、5……”
他开始朝我喷鼻子，要是以前，我可能会很生气，但这次我只是问他：“你是不是要擦鼻涕？”
我没有停止数数，边数边拿纸巾给他擦鼻子。刚好数到五十，鼻子也擦完了，我把手里的纸巾递给他，让他自己去丢垃圾。回来后我问他：“你还要继续哭吗？”
小肥仔摇头：“不哭了。”
“那你现在自己去搬椅子吧，我们要吃饭了。”
他平静下来后立刻照做，和刚刚判若两人。
后来，小肥仔也去上幼儿园了，班里少了他们两个，比以往安静了许多。
二〇二一年，我逐渐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每晚赶在七点前到家，十一点半睡觉。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很少结交新朋友。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父母催我谈恋爱结婚，但我觉得还没有找到自己，不想先装进别人的角色里。
我思考着特殊教育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为了让少数人融入多数人，让特殊孩子回归主流社会吗？应该不止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努力为特殊群体创造适合他们的社会环境，世界是多元的，包容并蓄。于是，思考又回到了“接纳”这个终极命题。
我没有忘记配音的梦想，也渴望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做些什么，积攒改变的力量实现将来质的转变。二〇二二年初再遇疫情，康复机构所在区域被封闭管理。我放了两个星期春假，在家重拾阅读的爱好，书籍总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复工后，我养成了在公车上看书的习惯。
三月，我被派去广州参加省残联培训，难得地有了一次与同行交流的机会。与我同住的室友来自阳江市的一家公立特殊教育机构，主要做听障儿童言语治疗。培训结束的晚上，我们聊到深夜，或许只有面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才能说出平时无法开口的话。
第一天见面时她问我多大，我说我九六年的，今年二十六岁。
“很少见到未婚就做这一行的。”她说。
得知我毕业就从事特殊教育，她又问：“打算一直做做下去吗？有没有想过跑路？”
“我跑过，辞职了九个月，中途做了两个月早教，后来很想念孤独症小孩，于是又回来了。”
“一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很有爱心，很善良，不然不会做这个。”
听见她这么讲，我心里想的却是：工作而已。
我没有接话，反问她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她的回答总结起来八个字——误打误撞，机缘巧合。我不记得她本科专业是金融还是管理，总之和特殊教育毫无关系。
同行之间不可避免地谈论起薪资，她问我民办机构会不会高一些。我说，四五千，按底薪加课时计算，上的课越多工资越高，如果在工作时间外加课，课时费就会翻倍。“有时我的同事能拿到六七千，不过是连上半个月班休息一天换来的。”
“那不就是加班。”她一语道破。她说，在阳江三四千是常态，物价也不低，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
我想起自己工作第一年，底薪扣除社保后三千块都不到，一年下来平均月薪不足四千。她说起身边的一些同学，几次跳槽后步步高升，已经月薪两万。她笑着叹气：“这就是命吗？”
那一刻，我心底有些难过。犹如平静的海面掀起一阵巨浪，我重新陷入无尽的幻想和迷茫，身体和灵魂像两条平行线，走在各自的路上，无法融合。曾经我也想凭借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得到一张通往梦想生活的门票。我走了很久，终点却越来越远，路也越来越漫长，种下的那些梦想种子，一颗也没有发芽。
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谈起配音这个爱好，当我向阳江室友倾诉那些未来憧憬时，她突然打断我：“你知道吗？你在讲配音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但现在我没有很执着了。我可能更想要自由。”
梦想是我的救赎，也是我的束缚。它和情绪一样都是我难以控制的能量，我很艰难地才学会平视它们，不过分信仰，也不过分贬低。我忽然回忆起一件很小的事，那是潜意识里尘封已久的童年碎片。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报纸，大概五六年级，我曾在报纸缝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儿童福利中心招募志愿者陪伴孤独症儿童，要求心理学专业学生。我当时想：哇，听起来好厉害啊，长大以后我也要做这些事。不过一转眼，它就淹没在层出不穷的想法里了。
初中时，我更清晰地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立志将来要读这个专业，大学毕业后正式成为孤独症康复训练师。久远的回忆突然浮现，意外地与现实重合。
当时年少的我只是无意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当然，我埋下的种子千千万万，可能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某颗种子发芽了，我才恍然大悟。那么从过去到现在，我做的每一件事、埋下的每一颗种子，它们还有机会发芽吗？我还能等到它们破土而出吗？我不知道，好像只能等待。
为了避免陷入悲观，我提醒自己：我正在积累改变的资本，正在一步步往前走，我做的一切并不是无用功，种子一定会在未来某天发芽。
每天给奇奇怪怪的小孩上课，发奇奇怪怪的火，让我感叹重回特殊教育行业简直是对心性的磨炼。
我给伊伊上课，让她点数小珠子的数量，她数到3，声音就越来越小，甚至不出声了，手指也不指着。我很生气，批评她不认真。口手一致点数一直是伊伊的弱项，她连数到5都很困难。伊伊低着脑袋，在我的呵斥下艰难完成练习，这让我非常愧疚。我走到旁边灌下了整整一瓶水，试图冷静下来，但气氛依然凝滞，伊伊面对我的教学也压力巨大。
小杨注意力很不集中，给他上课我经常上着上着脾气就来了。给1～10的数字排序，他不是不会数，也不是不认识，但找到1就不记得下一个是2，5找着找着就变成7，注意力不集中加上记忆力差，让人很窝火。
语言组织练习，我请森森看图描述图中的人物在哪里、正在做什么。森森一言不发，不是玩手指，就是眼睛乱瞟。但我描述一遍后，他都能选对。我指着图片问：“这是哪里？”
森森一一回答：“姐姐在阳台浇花。”“阿姨在图书馆看书。”“小朋友在幼儿园玩游戏。”
我和他之间仿佛存在时差，我已经跳到下一步，他还停留在上一个环节。我感到很挫败，又是一场无效教学。晚上整理训练反馈时我检查了一遍森森之前的训练视频。我们在做情景关联练习，图一是汽车撞到杆子，图二是叔叔表情很生气。我问他：“这两张图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关联？”
森森：“汽车撞到了。”
“然后呢？那叔叔怎么了？”
“叔叔没车坐了。”
视频里的我笑了。“因为汽车撞到杆子，所以叔叔很生气。”随后我又补充说，“因为汽车撞到杆子，叔叔没车坐了，所以他很生气。”
这个练习我们是第二次做，上周他一言不发，眼神飘忽，这周表达得流利了很多，其实是有进步的。我们之间存在的“时差”，或许就是孤独症儿童的特点。我的思维流畅、转换快，而森森的思维像卡顿的电脑，噼里啪啦输入一段文字，需要好几秒才逐一显现。
我提醒自己，还是要慢一点，再慢一点，不要想当然和理所应当，尝试去看见和理解。
有些小孩明明长到七八岁，认知能力已经跨越了一大步，但就是囿于过去的思维模式，依赖辅助不愿动脑，让人恨铁不成钢。他们在“我做不到”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了，能力得到发展后想不到去运用。对此，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我真的很讨厌发脾气的自己，讨厌对小孩发脾气的自己。小时候我也害怕被批评，但长大后面对他们我还是忍不住，“你是笨蛋吗”这样的话一不小心就脱口而出。同时我又很生气，气他们为什么做不到，气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接纳。是不是我的心里始终有一道界线，区分了特殊和常态，在努力帮他们“融入”的同时，也判定了他们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忽视了他们原本真实的模样。
当老师的初心，是想让小朋友自由快乐地成长，被接纳、被尊重，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初心很美好，但现实非常琐碎，面对鸡毛蒜皮，心态会崩，易燃易爆。老师要付出很多情绪劳动，要直面并学会化解成年人暴戾的一面。
我常常觉得当老师是一场修行，当我能够化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戾气，或许就不再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了。我时常陷入迷茫，又认为自己的选择无比恰当：我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擅长和孩子打交道，会唱歌跳舞，从事特殊教育简直就是行业里闪闪发光的人才。我相信，自己做选择时，一定有某种奇妙的使命感。现实会让人悲伤和难过，但既然选择了坚持，那么必然有我尚未感知的信念等待我去挖掘。
我像一个努力通关的玩家，这个关卡的主题就是“守护星星”。
就在我决心好好通关时，小林递交了辞呈。我们几乎同期进入这家康复机构，一起从零开始。第一次发年终奖，我们俩躲在厕所里数钱，互嘲对方爱财的嘴脸。于我而言，她不仅是同事，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
然而现在，她选择离开。
小林告诉我，辞职的前一晚，她站在阳台上，突然很想跳下去。她被自己的想法吓哭了，她很难过，觉得自己一定是病了。在康复机构工作三年，每天都感觉在被PUA，最近一个月天天哭。冒出跳楼的想法后，她当机立断，决定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压抑的环境。
我不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也曾难过，每天生活在自我怀疑中。
入职满半年时，我俩因为课时费问题找老板谈话。老板是个潮汕人，话里话外都是“年轻人不要老想着得到什么，先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似乎我们还要感谢他提供了平台，让自己能发光发热。
重新入职后我学聪明了，如果想好好工作，就少和老板接触。他自有一套商人逻辑，惯会忽悠人，我才懒得吃他的大饼。生活苦闷，哪怕我和小林每天上班嘻嘻哈哈，也抵御不了工作中侵蚀“人性”的力量，我们像被异化成工具，变得越来越麻木、机械。或许机构需要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可以不停上课的老师。
小林的离开给了我当头棒喝，我忽而清醒，有些痛苦不该被乐观掩盖，问题确实存在，它们潜伏着、隐匿着。我们在自我催眠中自我欺骗着。痛苦从来不是财富，是温水煮青蛙，适应了痛苦，也就学会了麻木。
小林离职后的某个周六，我像往常一样下了课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同事突然告诉我，老板定下一项新规定：“十二点十五分才能下班，老板说这之前感觉统合课还没结束，上次有家长问怎么孩子没下课老师就先走了，这不好解释。”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上的是语言个别化训练课，其他老师的感觉统合课没下课关我什么事？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时间，这有什么不好解释。我没理她，冷着脸走出大门，脑海里冒出一句话：改变不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如果既不能改变也无法接受，那就离开，拒绝内耗。
我越想越生气，这成为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我这些年工作中的不满与怨气。
二〇一八年面试时，老板说有双休，如果上课占用周末时间，可以在周中补休。等到签三方协议和劳动合同时，工作时间又变成了每周五天半。老板笑意盈盈地解释，因为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的工作时间中还包含了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七个半小时，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每日八小时，所以另外的三个半小时要在周六上半天班补回来。
我被忽悠得稀里糊涂，接受了他的说法。那时还很天真，觉得周六多上半天班没什么。殊不知这多出来的半个工作日，不仅会蚕食生活边界，挤压个人生活，更会消磨人的精气神，尤其遇到公共假期调休，有时要连续上十几天班，真是上到怀疑人生。因此，我最讨厌每年的四月。
而这时正临近四月。接下来，我迎来了最痛苦的一个月：先是连上十三天班，然后紧张地准备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五一假期仅仅是短暂的喘息。生活持续耗电，每天乘坐同一班公交车，被城市里的移动集装箱载着从这里到那里，进入高高的大楼；再从那里到这里，结束一天的行程。我像被关进生活的小黑屋，感受不到鲜活的生命力。
一天，我照常带小朋友去上课，恰好遇见老板娘带朋友来参观。她从容地介绍道：“这里是音乐室，我们有一位合作的音乐专家，会定期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做音乐游戏。”她的女儿穿着剪裁得体的小西装陪在一旁，老板娘将女儿揽到众人面前：“刚好我女儿学的就是学前教育，我也想着开个机构能让她学以致用。”
我微笑着点头致意，带领孩子从她们身旁经过，无人在意，只听身后传来声声赞扬：“这是一项很伟大的慈善事业！像你们这样成功、有爱心、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很难得啊！”
老板娘谦虚回应：“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能力就多为社会做贡献嘛。”
我忽然笑了，像我们这样在机构里坚守一线的教师算什么呢？领着微薄的薪水，为企业家挣慈善名声？我厌恶眼前的一切。一个月前，我对工作和生活的所有探索、重拾的“责任”和“使命”，如今看来就像一个骗局，我欺骗的只是我自己。
我像一个把自己装进套子里的人，只剩一团杂乱找不到宣泄口的气，在憋闷中越发膨胀，以至于掩盖了所有感官，让我的世界蒙上一层阴郁的戾气。我不知道这次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化解这份戾气。
我头疼了整整三天，一开始只是微微的疲倦和不适，接着是难以舒缓的沉重和疲惫，最后脑袋胀痛、太阳穴搏击似的疯狂跳动，下班一路都觉得恶心反胃。我坐在车上闭眼沉思，难道一辈子就这样过了？
我很想抚平堵在心口的怨气，让自己活得放松点，但不知道症结到底在哪里。心里始终拧着一股劲，无法全然接纳自己，也无法接纳世界。我太需要一些改变或刺激，建立新的生活模式了。
六月中旬出教师资格考试成绩，我很开心自己通过了面试，即将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与此同时，教育局发布了新建幼儿园的教师招聘通告。我想不如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呢，于是趁周日休息录好上课视频，在系统上报了名。
接下来非常顺利，面试、审核、体检。我就这样迎来生活的转折点，两个星期不到，便改变了未来的职业方向。我终于看见这场“守护星星”的旅途终点，如愿辞职，即将拥有两个月的悠长假期。
离职前，我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手机里还记录了许多教学日常。
小珩是三个月前入训的新生，乖巧可爱，脑洞清奇。
我指着消防员的照片问她：“他们在做什么？”
我心里想的是“灭火”，她却回答：“他们在烤火。”
从图片的直观意义来看，好像也有那么点意思。我指着手机图片问她：“手机可以做什么？”
我心里想的是“打电话”，她回答：“手机可以玩手机。”
竟然无法反驳。
洋哥现在很喜欢上个别化训练课，每次看见我出现在教室，都兴奋地站起来想拉我去训练室。两年时间，谁都没有想到，洋哥从什么都说不好发展到非常积极主动学习语言，或许这就是成长的力量。
等到九月开学，在康复机构学习了四年的小鱼就要读小学了。某天上课她问我：“为什么我四岁在这里上课，六岁还在这里上课，为什么要一直来这里上课？”
我大概猜到了她想表达的意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幼儿园毕业了，应该换个环境学习，所以也应该从这里毕业了？”
“是呀。”她点点头，随即发提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我跟那些小朋友一样要来这里上学，这里是幼儿园吗？他们是不是才两三岁？为什么我要和那些很小的小朋友一样来这里？为什么我要单独上课，不和别的小朋友一起上课？”
我忽然意识到，即便患有孤独症，小鱼也逐渐地长大了，开始拥有关于自身的记忆，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思考和疑问。
我告诉她，这里也有小朋友和她一样六岁甚至七岁了。“我们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她说好，于是我带她去了中班，把小彭叫过来，让他们自我介绍、互相认识。
小彭是男孩子，今年七岁了，去年来到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小鱼见到同龄人难得地害羞了，我还叫了小梁、伊伊分别同小鱼认识认识，但小鱼只记住了小彭。
第二天，我又带小鱼去和小彭打招呼，小彭已经忘了小鱼的名字，但小鱼还是很开心，因为她见到了同龄人。
我从心底感觉小鱼很孤独，即便具备进入普通学校融合的能力，她依然能觉察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或许再过不久，她会认识“孤独症”这个词；也许再长大一些，她会明白自己为何与众不同。但在那之前，她可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疑惑，不被理解或不被接纳。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老师我能陪伴的只有一小段路，尽我所能协助她进行很小一部分心理建设，其他的我也做不了。
认识小鱼的时候她才两三岁。一年前因为我在课上对她要求严格，她朝我嚷嚷：“我讨厌你！”
我呵呵冷笑：“你以为我很喜欢你吗？”
但她不得不来上课，我不得不给她上课，有时也相处得莫名和谐。
最后一节课，我决定和她做个小小的告别。
“以后会有别的老师给你上课，可能是李老师，也可能是池老师。你也要认真学习，配合上课哦！”
小鱼：“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去进修了。”我骗了她。
小鱼：“那我就见不到你了？”
我：“对呀，见不到我你会想我吗？”
小鱼：“不会。”
“好吧，你不会想我，我也不会想你的。”我抬头看了眼时间，“好啦，时间到啦，我们来唱下课歌吧。”
“时间又到下课啦，叮当叮当叮叮当。”
我目送她离开，在心里对她说再见。
在岗的最后一天，同事们点了下午茶，就当为我饯别。离开前，老板娘问我：“还有可能回来吗？”我笑笑没说话。
五点半，我换下工作服，确认自己没有遗漏物品，拔下电源，回头看了一眼教室，关灯关空调关门，换好鞋子，拎着行李箱走出去。
阿英老师站在门口：“以后有空多回来看看我们啊，还有孩子们在这里等着你。”
我笑着说好，向其他下班的老师一起道别。
我和平时下班一样，在路上买了五块钱的鸡蛋饼。这条熟悉的路我走了将近四年，最后一次与往昔并无分别。原来结束是非常平淡的，抵达既定的时间后，便会自然而然停下来。
我想，这一次离开，应该没有遗憾了。
星星之旅落幕，新的副本即将开启。
我的种子，在悄悄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