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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岁辞职的前大厂员工。
回乡休养期间，成了村里的“种草大王”。
“我想成为青山镇那根‘网线’，将这里细小却有趣的故事传至网络，传给年轻人们。”
我第一次重新阅读青山镇这张“地图”，是在二〇二二年春天万物绽开的时候。
青山镇是我的家乡，年少时一心想要飞出大山的我了解杭州、了解上海，而对家乡的认知却仅限于门口那条街，还有屋后那条饭后散步时走的乡间小道。在飞出去之前，我对青山镇的人和事陌生得犹如一个游客。然而在那一年，青山镇成了将我破碎的精神世界黏合起来的乌托邦。
那时我在上海，出于工作原因，需要处理很多负面舆情。每天面对网络世界中人心最黑暗的一面，目睹周围人无端被万千陌生人攻击的痛苦，我时常觉得阳光将脚下的道路分割成了两界，一界是光，一界是被高楼大厦遮蔽的阴影。公司允许远程办公，我便申请回家办公三个月，由此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我长大的这个地方。
初回家时，虽然还是一天十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但每天可以隔着窗户看到巍峨的大山，心境和在上海时是截然不同的。此前，我已经失眠一个多月，厌恶与人的纠葛，也对工作中的虚情假意感到厌倦。
可山是有灵的，尤其是下过雨之后的山。我在窗前一坐一下午，看云雾环绕在天青色的山峦间，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闻着湿润清新的空气。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已经飞出窗户，与山和雨化在一起，无拘无束，游荡在旷野里。
回到家的第三天，我去露台给花草浇水，碰到了出门晒太阳的独居老奶奶，我叫她外婆。小时候父母在厂里加班，她常常把我带去家里吃晚饭。
后来有一天，家中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常年只在过年时才回家，我并没有家门钥匙，母亲去亲戚家，把门锁了，我被困在家里。外婆发现后，问我饿不饿，家里有没有吃的，没有的话，她去菜市场给我买点菜，扔到露台上来。
这是一场不需要我先翻阅对方朋友圈找话题、双方寒暄、最后用“那个”或者“对了”带出想让人帮忙的目的，就直接获得了帮助的对话，是我在城市中得不到的质朴而温暖的人情。
那一天，我终于睡了个好觉。
醒来的时候，最先听到的是清脆的鸟鸣。我拉开窗帘，看着蓝天白云和青翠的山脉，第一次想要不管不顾地告别城市的一切，回到这里。
那两个月，我坐上乡村公交，漫无目的地一站一站下车，去陌生的村里游荡。新买的手机短短两个月就塞满了或美丽或温馨的照片和视频，没用什么专业拍摄技巧，可是看起来很温暖，很……怎么说呢，很人间。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光鲜的大厂白领生活，公司召回，我便回了上海，并迎来了事业的上升。但没想到，半年之后，公司急速下跌的股价与我急速下跌的健康状况一并到来，我再次回到了青山镇。
准确地说，我是被抬回家的。
在上海的急诊室等姐姐来的时候，我已在义工和公寓女管家的帮助下结束了所有检查。我穿着不符合年纪的宝宝睡衣，只有一只脚挂着拖鞋，躺在担架上，被急诊室里的老人们围观。我看到一圈老人们的下巴，他们举着吊瓶，有的甚至拄着拐过来：“哇，这么年轻，可惜了。”
我很想说“我还没死”，但说不出话。
姐姐连夜开车赶来，在路上她以为是来签病危通知书的。
回青山镇休养了一个月，体力终于恢复到可以走到镇上小操场的水平。街坊邻居知道我又回家办公，都很羡慕，觉得天天在家待着还有工资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工作。偶尔我在家门口摆弄东西，隔壁阿姨路过总要酸溜溜地说一句：“你赚钱这么轻松的呀，在家玩玩就赚钱啦？”
我不厌其烦地回复：“是上班时间没到。”
我的工作就是在互联网圈也算新潮，从同事们能集齐召唤神龙的发色就能窥见一斑。工作的高峰期是普通人下班后，睡前刷一下微博，发现负面热搜，便把我的领导和相关的乙方都撅起来。通宵奋战是常有的事，几乎所有同事的作息都日夜颠倒，公司也为我们准备了额外的自由工时合同。毕竟我们的命明码标价，猝死得赔一百万。阿姨们只见我白天玩，不见我凌晨奋战。
看过再多哲理，都不及与死神打个照面令人大彻大悟。假期用尽，我不得不回到上海。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健康指数有所回升但公司股价已跌穿地心的时候，我终于决定辞职。
二〇二三年夏天，我坐着一辆面包车回到青山镇。一箱一箱行李从车上往下搬的时候，吸引了半条街的邻居。大家远远围观，窃窃私语，路口小卖部的老板娘探出脑袋问我：“你这是……不回上海啦？”
青山镇特别适合养生。它是浙江为数不多的没有工厂的乡镇之一，落后但美丽。早些年雾霾严重时，市区不见天日，青山镇仍然碧空如洗。这里还是水果之乡，本地产水果的口感是我长大后在城市里没吃到过的。不夸张地说，我在外只吃这里没有的品种。
整个春夏，我都被水果带来的幸福感填满，一时这家桃子熟了送来一箩，一时那家试种的甜瓜熟了挨家送一个显摆。没人送，我便去早市买。早市的价格格外讲究因果，可能十天半月前你在路上随手帮一个老人推了下车，你忘了人家，人家却认出了你，两个大西瓜就免费塞给你了。
至于那些属于城市生活部分的美食和居住体验，则多亏了如今发达的网购和次日达的买菜APP。
青山镇的快递点暂存着镇下所有村子的包裹，却还没有我在上海那区区八百来人的公寓包裹多。如果快递点有VIP，我应该是VVVVVIP。
母亲骂我在整个镇出了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她，收件人的名字写的是她。快递点老板一家每次都是喊她的名字：“哎哟，多包裹用户哇，这次几个快递呀我看看，七个呀。阿琴。”
其实我只是喜欢等几个快递到了一起拿，但好像镇上的人觉得包裹放着容易丢，住在偏僻村子里的人会让镇上的亲戚帮忙去拿，譬如我老舅。这就导致我在老板家的存在感特别强，只拿一个快递的时候，老板会反复确认是不是机器有问题，怎么今天没有“多包裹用户”。
刚回到家时，每天都有大量快递。我搬回家的不仅是物品，也是在上海的生活方式。相比这个只有每年过年期间睡六天的房子，上海的出租屋更像我的家。因为很少回来，空荡荡的房间除了床和桌子什么都没有。
相比生活空间的不便，更难面对的是母亲的态度。母亲试图以“羞辱”我的方式，要我在身体还没痊愈的情况下去找工作。她无法接受我四肢齐全却整天在家“全职养病”。我无法接受她每天在我用了四小时终于睡着时敲门问“睡着了没”。
全职养病竟然比带病上班更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于是我决定把生活空间和家人分开，将空置的三楼洗漱间改作厨房。出于这些原因，我开始了回乡后的第一拨网购。
人一旦开始网购，就不会停。每天，我都拉着多巴胺色系的可折叠小拖车走在灰白色调的大街上。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商业街，所有店面房都在这里。街的两边，就是那些于我来说名字和脸对不上号的邻居们的家。
小镇从前是个热闹的地方，城市化带走了年轻人，现在的小镇过了早市时间，街上便看不到什么人，也没什么车，安静到拖车嘎啦啦的声音可以惊动整条街的老板娘。于是，我每次取快递，都在人们的注目礼中完成，仿佛我走的不是乡村柏油路，而是红毯。
母亲对此意见颇大，在她看来，我大龄未婚又失业，应该自觉点，待在家中，每天出去走一圈就算了，怎么还这么高调。每次我拉着小拖车出门，她都会痛心疾首地说：“又去拿快递！”等我回来，又骂一句：“整个镇你是出名了，人人都知道你天天买快递。”
我很费解，发自内心地问：“拿快递怎么了？”
这为什么是个羞耻的事？半年以后我才晓得，家乡的人节俭惯了，看着有人花钱如流水，心脏受不了。以前总看到说村里大妈喜欢聚在一起比谁过得好，但我发现在这里她们比的是谁种了多少亩地，谁发现了新的省钱方式。
过节的时候，镇上家家户户门口停着小汽车，但老人们会说：“你这个车没我的能装，不太行。”车对他们来说，只是生产工具，没有附加价值。
母亲收到我花五百块给她买的脚蹬三轮车那天，开心得像买了法拉利。她也真打算当敞篷用，往车斗里放了个小竹椅，非要我坐上去，带我试骑。我死活不肯，她强拖硬拽把我拉上了车。
那个傍晚，母亲在金色的阳光下，笑容灿烂得像小孩。快乐是属于她的，留给我的只有如坐针毡，没准第二天镇上人就会说我从上海回来是因为断了腿，或者是我太不孝了，虐待亲妈。
误会，就像我花钱如流水委实也是一个误会。
青山镇还有自己的货币——“青山币”。镇上的人大多不习惯网购，也不会开车去市里买东西，因此没有比价的地方。加上常住人口少，也便意味着购买频次低，所以镇上只有连锁超市的价格是正常的，其他商家为了保证盈利，物价都快比上海高了，尤其是菜市场，几乎是盒马价格，很多食材还买不到。
我刚回来便发现这里可以用买菜APP，当时整个镇只有一个提货点，现在已经多了很多，最初的这个提货点是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教父母开通的。
买菜APP的价格比菜市场便宜很多，我网购明明是为了省钱。
有一次拉着菜回家，看到母亲与一个阿姨在聊天。对方问我买了什么，我热心地安利买菜APP有多便宜，菜市场没天理。母亲在一边大惊失色，吼道：“网上买的东西放了多少天都不知道，能吃吗？”
我毫不领情，还挺着身板和她对戗，直到被拽回家才知道，那位阿姨就是菜市场蔬果摊的老板娘。
这次失败的安利没有打消我洗刷自己败家污名的念头，但需要另寻机会。
我第一次拉着折叠状态的拖车外出时，阿强叔隔着马路喊：“侬这是啥东西啊？”
我嗓门没他那么大，没说话，直接把拖车打开展示给他看。他惊得穿过马路来细看，然后连连赞叹：这设计真巧妙，不占地方。那当然，毕竟我在上海住的是一眼望到底的公寓。买任何东西前都得先合计合计能放哪。
我又不声不响地把车斗的盖子抽出来盖上，拍了拍让他坐。他说：“哎哟，还可以坐。”我说：“去地里还可以当吃饭的桌子用。”我用眼角的余光瞟到附近几家店门口的老人都在往这边看，惊叹道：“耶！这是个车喏！”“耶！这还能坐的。”
每次从快递点来回的路上，坐在店铺门口的老人总一路盯着我的车。快递他们是晓得的，但这轻便可以折叠的拖车他们没见过。城市里很常见的东西，在小镇成了新奇好物，代表着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对世界的好奇。
打消大家对我的误会，还多亏了“E人”阿强叔。
阿强叔是卖农药化肥的，门店收入在小镇上属于不错的。他几乎和谁都能交流几句，也特别愿意接触新鲜东西，还会网购。他很热心，前阵子我买了新冰箱，他跑来看热闹，想知道买的什么冰箱，多少钱，在哪个平台买的。当时送货师傅一个人无法把冰箱搬进厨房，阿强叔便直接上手帮着一起搬了。
阿强叔真是刚回村的我最完美的捧哏人选。
一次，我拉着满满一车快递从他的店对面走过，发现他正看着我，便也直直地回看，示意他：“没关系，你可以向我提问”。终于，阿强叔在这样的鼓励下，用那半条街都听得到的嗓门问我买了些啥。
我大声告诉他买了啥，为什么买，多少钱，超市里卖多少钱。“家里洗衣液用光了，这一整箱三十五块钱，我看了嘛，超市打折的时候都没这个便宜。我还买了个新拖把，每天去一楼拿拖把太累了。这个拖把加扫把、簸箕一套才五十块。”
阿强叔令人满意地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念叨着“这么便宜”，穿过马路来翻看。如此三次之后，阿强叔只要一看到我拉着拖车，便自觉地隔着马路喊：“又去拿快递呀。”
“是啊。”
“你倒是不乱买东西的，快递多是因为你什么东西都在网上买。”
我愉快地喊：“是啊，网上便宜，省钱！”
买菜APP的提货点在谷音阿姨家对面。谷音阿姨是开服装店的，自己也会做衣服，是少数我能把名字和脸对上的人。我从小到初中的衣服几乎都在她店里买。怎么说呢，谷音阿姨掌握着全镇人的尺码。
读大学之后，因为很少回镇里，我与镇上的人渐渐没什么交流了。谷音阿姨愣是看我来来去去拿了半年快递，在伟大的阿强叔跨出第一步之后，才终于拦住我，问我买了什么。
那天，我去拿菜路过她的店，她正在门口与人坐着聊天，眼睛却盯着我的车一直目送我走远。在我回程的时候，她果断抛下朋友，跑到马路对面拦住了我。
我说这次不是快递，是买的菜，头天下单，第二天中午到。她说：“是不是比菜市场便宜呀？”我心虚地瞟了眼蔬果店老板娘的家，说买了一些菜市场买不到的东西，然后一一给她看。她问能不能帮她买，我买什么就给她一模一样买一份。她很肯定地说：“你买的，肯定是好的。”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长辈这么说了。仿佛我是带货主播，只要我说“买它”，村里人就会跟着买。
叔叔阿姨经常在路上拦下我，打听我买了啥，央求帮他们也买一份。我先后帮来家里做客的姨买了微波炉，教她怎么用，帮我七舅姥爷和邻居买了承重五十公斤的拖车。有人送了一箩筐板栗和蜜薯，我买了烧烤炉和碳围炉煮茶，邻居发现我买的碳比他在镇上买的便宜，便也在网上买。我买了好多种驱虫药做测试，看哪种效果好，最后做到了家里没虫，还教阿强叔除跳蚤该用什么药。夏日田里蚊虫密集，我给母亲买了驱蚊手环，她也是个天才，把手环的替换芯缝进了帷帽里，胳膊和头脸都护住了。我买了三十五元的雪平锅，起初她骂我这个价格也敢买，半年后她开始拿着锅出去吹嘘。
谷音阿姨和我母亲一样，虽然有智能手机，却只会看短视频，不会使用线上支付。我把买好的菜和桶装水送去她家时，她给了我现金，差几毛还在翻找。我嘴上说不用了，却看着自己手上的钱没动。
谷音阿姨看我没走，刚拉上钱包拉链的手又缓缓把拉链拉开，掏出一个硬币，说：“给你一块吧。”她大概是想，这孩子去外面工作了十几年，果然不一样，脸皮变厚了，嘴上说着不用给，腿是一步不走，还冲我摊着手。
其实，作为一个曾在杭州工作的互联网人，我几乎是全国第一批线上支付使用者。阿姨给的钱里有一张五块是折起来的，我一时竟无法确定那是五块还是五毛，忽然真切地意识到我们是如此依赖网络和数字化生活。
为了挽回形象，第二天我做了玉菇瓜木莲爽酸奶酪给她端过去。浙江是散装到县的，我在网上刷到，说这是绍兴人的童年美食，才知道它的存在。谷音阿姨也没吃过，说等下次女儿女婿回来，可以做一次露一手给他们看。
我说：“你要不要学做咖啡？吓他们一跳，年轻人还不会做，农村阿姨已经会了，多么有扫地僧的感觉，春节你就是全家最新潮的姑婆。”
她瞪大眼睛，说：“咖啡不是很贵的吗？我也能做？”
我说：“那就是美国豆浆。美国人早起喝一杯的，哪里会很高贵很难做呢。”
谷音阿姨看了看隔壁的早饭铺，说下次女儿再喊青山镇犄角喝不到咖啡，她就告诉女儿：“美国豆浆而已，稀奇不死你了。”
我做的咖啡至今只给在我家后院租仓库居住的阿樱姐和她的儿子昊昊喝过。我担心他们觉得苦，家里又没方糖，我便放了自己做的桂花蜜。做好的时候他们不在家，喝时已经冷了，我说冷了不好喝，他们却觉得很香。
阿樱姐四十多岁，是镇上为数不多能和我一起聊天的人。昊昊就在镇小学读书，他还有个姐姐，在市里工作。
我小的时候，镇上的初中生源很多，教学质量也不错，出过不少中考状元，搞旅游都宣传这里风水好。而现在，镇初中和下面各村的小学都已经停办，但凡有点能力，父母都尽力把孩子送去市里念书。镇小学也差点关停，是一些家长集体抗议，实在没有钱去市里租房送孩子上学，才保留下来。
有一天，昊昊拿着奖状回来，说在运动会上拿了年级第一。我问他有几个班比赛。他说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拿了班级第一，自动晋升年级第一，得一送一。
阿樱姐一家原本是为了昊昊读书才租住在我家的仓库。尽管住的是不见阳光的仓库，但她在门口种了很多花，每样都种得很好，且不是农村常种的品种。她爱穿民族风棉麻裙子，普通话分得清平翘舌，这在我们这里很稀奇。最初，我以为她是特地来农村租房子的改造博主，打听之后才知道她曾嫁到城里，因为生不出儿子、不会做饭，被婆婆嫌弃，丈夫出轨，婆婆只帮着自己儿子。阿樱姐不想忍受这样的折辱，带着女儿离了婚。
后来，她嫁给同镇一个男人。男人条件一般，却待她如珍宝，从不让她下地，饭也都是男人做。因为没有生儿子被歧视的阿樱姐很快就和丈夫生了个大胖小子。有了孩子，全家都觉得不能再混日子，种地一年堪堪也就两三万块收入，必须另谋出路。于是夫妻俩厚着脸皮找亲戚借钱，去市里开了一家小馆子，从早餐卖到夜宵，夜以继日地忙，拼了命想早些把借的钱还上，过年好有脸面回家走亲戚。
餐馆开了两年，不知道是遇到了博主宣传还是什么契机，总之丈夫的一手炒饭火了，原本只有工地的工人光顾，突然间多了很多人开车去吃。他们担心这火爆如朝露般短暂，想要抓住机会多挣些钱，于是营业时间一再延长。就这样，他们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那年国庆，工地和上班族都放假，他们便关了店，回到镇上给男人的父亲做寿宴。我正好也放假回家，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还扯了被子捂耳朵，在心里骂骂咧咧。
夫妻俩在镇上的饭馆设宴，请了所有亲戚，要挨个还钱，让父亲和自己都扬眉吐气一下。大家对老人说：“您真有福气，儿子这么有本事，儿媳也一条心，你们的好日子要起来了，明年去市里买个房子，以后把昊昊接去市里读书，将来考浙大。”
人很多，话却都是这么几句。
男人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到镇上亲戚家打牌，两个小时后，可能是因为连续赢牌太高兴，忽然倒地猝死。消息传到他父亲那里，刚过完大寿的老人接受不了，中风了。
后来，阿樱姐便留在仓库照顾儿子上学，婆婆回到老房子照顾公公。那个中午的美好愿景成了泡影。
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有一天看到昊昊红领巾没顾上摘就洗手炒菜，还调侃他：“怎么是你在做饭。”
在备菜的阿樱姐骄傲地说：“我男人从不让我做饭。”
已经能颠勺的昊昊听闻，转头看着阿樱姐说：“妈妈，我也是男人，我会照顾好你的。”
可他不过是个可以从过年玩摔炮玩到暑假的孩子。
在给母亲买三轮车前，她是坐公交去地里的。我给她买了一个承重五十公斤、可折叠带绑绳的拖车，去的时候收起来带上公交车不占地方，回来的时候通常车上没什么人。农村的司机都是农民的儿女，不挤的情况下不会计较农民用公交车运菜运水果。在去市里的公交车上，我甚至见过整车人买空了卖水果老人带的一筐桃子。老人的水果在路边卖不出去，不得不去市里，大家各自买一些，老人就少了很多搬运的负担。
挖笋的时节，母亲拉着拖车健步如飞，里面装着半人高的麻袋。邻居见之大惊，纷纷夸她好本事，好大力气。母亲笑嘻嘻的，说这个车一点力气都不费。邻居们也都试了试，但大多数人家都有电动三轮或者大电驴，这车虽好，却也并非不可或缺，只除了一个秀云奶奶。
秀云奶奶是母亲的散步搭子。出于这样的情谊，每年我回家，她都要来看看，只为一件事——劝我结婚。
因此，母亲喊我下楼，说秀云奶奶来了时，我立马板起脸做好一级战斗准备。她局促地站在门口，看到我下楼，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帮她买个拖车。我笑得很灿烂，当场下单。车到了之后，我拿来组装好才送去给她。
打这以后，秀云奶奶再也没有来催婚，我也终于不用看到她就黑脸绕道了，而是笑着叫奶奶好。有一次听到她和母亲说：“你女儿脾气变好了嘛，挺有礼貌的啊。”
暑假来了，小卖部老板娘抱怨镇上新修了一条路，去旁边村玩水的人都走那条路，不再走主街，让她的店少了很多生意。她想把饮料搬去新开通的路边卖，但店里又没人看顾。我听了便和她介绍起自动贩卖机，她很有兴趣，我就在那里无实物表演给她讲解整个购买流程，说完才发现路对面殡葬店一家也在伸长了脖子听，还互相嘀咕，“哦，这个东西自己会算要收多少钱”“哦，上面有摄像头的，还不止能卖饮料”“哦，不是有人坐在监控室里看摄像头算钱，是电脑自己会算的啊，哎呀，现在的东西啊，真是厉害”。
夏天顶楼太热，我把雪平锅、三明治机之类的搬去楼下的厨房。母亲看到我三十五块钱买的锅还没烧穿，很是诧异。她这辈子都在青山镇花“青山币”，杂牌涂层锅卖两百块，从没见过这么便宜的，觉得我肯定是受骗了。
做煎蛋的时候，我拒绝她用铁锅烧，因为做出来会很油。我用雪平锅做了无油煎蛋，她嘴上说着“网上还能有好货”，眼睛却一直瞅着。
有一次我赶时间出门，就用三明治机煎蛋，转头去刷牙洗脸。她追上来：“锅开着你人就走了，房子早晚要被你烧了。”我和她解释这是定时加热的，很安全。后来又做了三明治，她不肯吃，却偷偷拍了视频。
又一次，我想做全麦牛肉烤包子。烤箱买来之后她一次没用过，以会做饭为傲的厨房女王为了表示对便利厨具的不屑，不吃我用烤箱做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按她口味做的。这次也一样，做之前她就说烤包子吃了会拉肚子之类的，绝对不会吃。
那次的烤包子，我异想天开尝试用了微波炉，结果烤成了“板砖”，梆硬，能敲鼓那种。于是我没有收进冰箱，打算晚点试试能不能蒸软，放在桌上便上了楼。结果过了几十分钟，就收到她的语音追杀，问我是不是想谋杀她，做这么硬的东西出来，她所剩不多的牙又松了一颗。
原来这敲的是登闻鼓。我可真冤。
诸如此般，小老太太倔强地贬低着我买的和我做的一切，可转头又和别人绘声绘色地讲我每天在做什么。
某天，我碰到她和一个阿姨抱怨我天天喝咖啡。阿姨说她的女儿也一样：“咖啡这种东西哪能天天喝啊，怎么说都不听。”
听起来是抱怨，其实是在攀比。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出门会碰到她的老姐妹问我那么便宜的锅哪里买的，三明治是什么。甚至我出门看个雪糕批发的热闹，也会被旁边的人抓住问哪个口味好吃。我说哪个好，他们就会说：“她说这个好吃。买它。”
我不知道母亲背着我怎么跟别人吹嘘的，但从我去得最频繁的小卖部老板娘那里能感觉到，她们把我当成了神奇的哆啦A梦，好像不管提出什么需求，我都会说：“买这个，能解决。”
我想起谷音阿姨的话：“你买什么就给我买什么，你买的肯定是好的。”她每天看着一些人去对面的提货点拿菜，早就想尝试这种新鲜的方式。其实无所谓吃什么，她只是想接触当下的中国。
过年的时候，姨娘来吃饭。以往我只能打打下手，这回我第一次参与做菜。我按网上一台烤箱做六个年夜饭的教程做了很多菜，年轻一辈夸赞并不让我觉得新鲜，姨娘挨个夸过之后又反复说：“这种菜我们是做不出来的。唉，现在的孩子是不要吃我们做的菜了。”言语间是浓浓的无能为力。
姨娘和我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做菜是非常拿手的，可这个拿手限定在一成不变的菜式上。渐渐地，子女们回来得少了，甚至偶尔抱怨“怎么又吃这个”。子女愿意经常回来吃饭，是她们这些母亲的骄傲。而从被依赖到被视作老套，是一个慢慢啃噬人的自我认同的过程。
在大山里，她们是被年轻人抛下继而被时代抛下的人。
成为村里的种草大王半年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大家对我盲目信任，并不单纯因为我是从上海回来的，我的收入还可以，而是因为我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互联网行业的人，我是年轻人的代表，知道一些他们未知的东西，我告诉他们的不是我喜欢吃什么，而是年轻人喜欢吃什么。
他们想要孙子孙女暑假来的时候，拿出的是能让他们惊喜的雪糕。他们想要儿子女儿过节回来的时候，端出的是让他们惊喜的菜。他们想要和孩子们聊天的时候，能自信地说：“这个东西啊，我也知道的。”他们知道百元旅游团是不规范的购物团，可正规旅行社也不会到这里宣传，他们想和子女说：“旅游嘛，我也去过的，我也看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