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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小红书的“身边写作大赛”，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书写，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在写字楼下的小公园里，在忙完家务之后。很多人在手机上写作，有人直接写在自己的账号页面，也有一个老人，她把初稿写在当教师的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因为他们的书写，而有了我们手中这本书。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记忆、自己和身边人的人生，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回到了人之本原，回到了讲故事的古老传统。想象一下，现在我们穿越到人类历史的早期，那时人们刚从树上下来，没有手机，没有小红书。夜晚降临，人们聚在火堆周围，取暖、烧烤，但是沉默。这时忽然有个人要讲讲今天他如何追上了正架在火上的这只鹿，他越说越来劲，眉飞色舞，他的讲述史诗起来了，波澜壮阔了。人们一边咬着烤鹿肉一边听他讲，渐渐地，人们发现他脸上有了光，不是火光，而是眼睛里有一种遥远在闪烁，似乎他正穿过此时，注视着白天那个在山野中奔跑的人、那个猎鹿者。他注视着自己，把自己对象化了，他既在此刻又在过去，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他是众人中的一个人，又是众人中的任意一个人，于是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这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人类生活的经验、生活的意义。一个人整理自己的经历然后讲给别人，这是在确立一个整体性的“我”，同时也在确认“我们”。没有“你”和“他”，人怎么会想起有一个“我”？“我”对那只鹿的追猎通过讲述抵达今天晚上的篝火，抵达某种普遍性。那个火堆旁的讲述者脸上奇异的光是故事的光、是经验和意义的光。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共同构成了“我们”，“我”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通过故事，人们分享经验，达成意义。讲述者不仅在建构自我，同时也建设了“身边”。“身边”是一个关系的空间，关涉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同时也是感知的边界，即“我”所感知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当故事被讲述时，倾听者——那些七嘴八舌参与“我”的故事的人，也进入了“我”的“身边”，反过来，“我”也进入了他们的“身边”。“身边”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村庄。通过故事建设“身边”，既是把自己向陌生的他人打开，也是连接他人、让陌生的世界呈现为属于“我”的亲切的世界。在这种连接中，“我”不是一个封闭的原子，“我”在世界中体认了生活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他慨叹，讲故事的人“已经不直接作用于当下了，讲故事的人离我们很遥远，而且越来越远”。这是因为“一种对我们而言仿佛不可剥夺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最安全的东西，被从我们身边夺走了，这种东西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忧心忡忡的本雅明担心的是，在现代历史的巨大风暴中，每个人都沦为孤岛，无法交流和对话，不再有个人的和共同的故事。他的忧虑至今都没有过时，但或许也不必那么悲观，互联网也许具有阻断“经验”交流、将个人困于茧房和孤岛的能力和趋向，但当一个人愿意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会发现，通过互联网、通过新媒体，他点燃了一蓬篝火。在这里，讲述和倾听依然能够让人们确认自我和世界，那种珍贵的交流“经验”的能力依然保存在我们身边。
参与“身边写作大赛”的一万多位写作者大概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们所写的也并不会自然地抵达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我也很怀疑这是否是他们的志向，他们远远先于、早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文学家，他们是篝火边的讲述者，真的是有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要讲给大家，关于经验教训、关于智慧和意义、关于一个人怎样不容易地谋生，甚至很具体很实用，关于怎样养育一个孩子，让她健康正常。本书就讲述了这样一些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本雅明说的那种关在房间里的孤独的现代小说家、文学家，他们是“讲故事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邻居、同事和朋友中间。站在文学的、专业的观点上，他们被称为“素人”，是无名的、普通的，像一张白纸等待被描绘，但是也许可以在老子《道德经》中“见素抱朴”的意义上理解他们的“素”，他们所见所抱的是朴素的、直接的生活和经验，书写未必是通向某种艺术境界的初级阶段，他们的书写本身就有丰沛的、实际的意义。
感谢所有书写与倾听的人。在这个视频和图像的时代，这些讲述重新证明了文字和书写的力量；证明了当一个人要尽可能完整地讲述自己、要深入地领会世界和他人时，能够依靠的依然是文字；也证明了，讲述自己和身边的故事并不一定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专业，在本原上、在“见素抱朴”的意义上，这是一个人和他所在的共同体的家常事，事关我们的记忆、经验，事关生活的意义和信念，事关一个人和其他人、和世界的连接。从讲述和书写中，我看到了生命的阴晴圆缺，看到了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也有金戈铁马、风霜剑气。通过讲述，我意识到你是我的“身边”，我是你的“身边”，“身边”是一个辽阔的、与我有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