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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现在也治疗健全的人，或至少治疗那些在道德层面追求心灵健全的人，而他们所谓的疾病只不过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痛苦。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ie）指的是心灵（Seele）治疗以及针对心灵的疗法，不过这个术语目前对普罗大众来说，已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的同义词。
“精神分析”一词如今无所不在，每一位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貌似了解其中的道理，但外行人其实大多不晓得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弗洛伊德是此术语的创始者，根据他的本意，精神分析只能用来指涉他创立的分析手法，也就是将心灵上的各种问题与症状还原回溯为内心潜抑的特定冲动。分析师必须具备符合这套手法的观点与认知才能进行分析，因此精神分析的概念包含特定的理论前提，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性理论，他本人就再三强调此定义。尽管如此，外行人却一概而论，将精神分析一词套在各种试图探查心灵的现代科学手法上。因此，阿德勒学派的观点和路径即便显然与弗洛伊德学派天差地别，仍不得不被贴上“精神分析”的标签。基于各种差异，阿德勒并未将自己的心理学派称为精神分析，而称之为个体心理学。我则偏好将我提出的架构称为“分析心理学”，目的是以这个较为统称的术语，来囊括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与情结
心理学中的其他方法和论述。
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人类心灵就只有一种，心理学当然也就只会有一种。因此，大众总认为，学派之间的差异不是主观上的吹毛求疵，就是平庸之辈又在耍老把戏了：替自己的学派取个冠冕堂皇的名号，搞得煞有其事。要是一一点名其他不属于“分析心理学”的学派，“心理学”的分类清单可就没完没了了。事实上，心理学界存有各种水火不容的分析方法、立场、观点与信念。不同派别之所以相互竞争，主要是因为互不理解，也不愿承认对方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现代心理学论述如此多样、差异甚巨，这种现象实在惊人，门外汉根本无法理解，也完全摸不着头绪。
假如我们在病理学教科书中发现某种疾病有数种截然不同的疗法，我们就能推断说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疗法特别有效。倘若各种分析手法都号称能让人进一步探究心灵，我们就能认定，在这么多学派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百分之百准确达标，至于那些大放厥词的学派就更不用说了。现代心理学的多样性，其实显露出一种纠结复杂的困境。大家逐渐认识到，探查心灵的方法，甚至是心灵本身，其实都是艰难的课题。套句尼采的话，这就像“长了牛角的难题”，如同斗牛一般难以驯服。学界会涌现这么多分析手法，试图从各种角度来破解这个难以参透的谜团，其实也不令人意外，而这种现象势必会衍生出数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与见解。
我个人认为在谈论精神分析时，讨论范畴不能受其狭隘的定义限制。我们应该要广泛地探讨所有被归纳在分析心理学下的学派，全面了解现今试图解决心灵问题的手法和概念，概括分析各家之长以及不足之处。我想这种观点大家肯定都能认同。顺带一提，作为经验事实的人类心灵，为何会在当今突然变得如此有趣？数千年来，情况并非如此。在此，我只想点出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没有要试着去深究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与本书主题相关，因为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终极意向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着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关联。
目前，门外汉所说的“精神分析”其实源于医学实务，所以多数精神分析都落在医学心理学的范畴中。医生的咨商室在这种心理学上留下确凿的痕迹，这不仅体现在术语上，更显现在理论概念中。不管到哪里就诊，医生都坚持科学与生物模型的假设。正因如此，人文学科和现代心理学之间才会存有如此巨大的鸿沟，因为后者基本上是奠基于非理性的自然之上，前者则是来自人类精神。自然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本就难以弥合，而医学生物层面的术语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距离。这些术语听起来往往相当技术性，时常给那份想理解患者的良善初衷造成负担。
考虑到目前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概念无比混乱，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提出上述见解，但现在我要开始谈这本书的实际主题，也就是分析心理学的成就。由于我们的心理学的意图五花八门，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提出概要总结的观点。所以说，当我试图将这些意向与成就划分为等级或（更确切来说是）阶段时，这显然只是一种暂时的分类法。或许会有人批评说，这跟遍布于某国土地上的地图三角测量点一样随机、无规律。不管怎么样，我想通过四阶段分类法来探讨分析心理学的整体结果，那就是自白（Bekenntnis）、澄清（Aufklärung）、教育（Erziehung）及转化（Verwandlung）。我会在后续段落中讨论这些听来或许有些陌生的术语。
所有分析治疗模型的起源都来自告解。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来自因果关系，而是来自非理性、精神上的根源联结，所以站在远方的观察者难以将精神分析的基础与告解这种宗教制度联想在一起。
人类心智成功地发明出罪恶这一概念后，心理上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就出现了。用分析的语言来说，这种在心理上被藏起来的东西就是“被潜抑的事物”。被藏起来的东西是秘密。秘密如同精神上的毒药，会让内心有秘密者与社会疏远。在剂量极小的情况下，这种毒药或许是一种宝贵的解药，甚至是个体分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以至于在原始发展阶段，人类就觉得自己必须发明秘密来保护自己：与其说是不让心灵蒙受致命的危险，不如说是让自己不要消融在群体无意识中。大家都晓得，随处可见的古老的入教仪式及其崇拜狂热的秘密，都是为了满足这种个体分化的本能而存在。连基督教的圣礼在早期教会中也依然被认为是神秘的，就像洗礼那样在隐蔽的空间举行，而且只用寓言式的暗示性语言来指涉。
与少数几人共享的秘密具有正面的扶持力量，只属于个人的秘密则会带来伤害与破坏。这种秘密如同罪恶一般，将郁郁寡欢的秘密拥有者与其他人之间的社群联结斩断。比起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心中有秘密、不晓得自己在隐藏什么的情况，如果我们清楚自己在隐瞒什么，秘密的杀伤力显然会比较小。在个人不晓得自己隐藏的秘密的情况下，他或她不会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保守隐瞒的内容，甚至还会对自己隐瞒秘密。秘密从意识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情结，在无意识心灵中成为特殊的存在，不受意识的干扰与纠正。这种情结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小型的封闭式心理。正如经验所示，这种情结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幻想活动。幻想实际上是心灵的自我活动。在意识的压抑稍稍减弱或完全停止时，这种幻想活动就会突破封锁，例如在睡眠中。睡眠时，幻想以梦的形式出现。但即便在清醒时，我们也会在意识的阈限之下继续做梦，而这种梦主要是被压抑或无意识的情结。顺道一提，无意识的内容绝对不只是由曾经有意识，但后来通过潜抑变成无意识的情结所组成的；无意识也有其特有的内容，这些内容从未知的深处萌芽生出，循序渐进地通达意识。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无意识的精神想象为单纯用来盛装被意识推开的内容的容器。
所有无意识的内容，不是从下方接近意识的阈限，就是停留在稍微低于意识的位置。这些内容多少都会影响意识。由于这些内容不会直接出现在意识中，其影响必然是间接的。多数所谓的意识失误（Fehlleistung）都是由这种干扰造成的，就像所有所谓的精神官能症状一样，它们（若以医学术语来表达）全然是心因性（psychogen）的（但所谓的冲击效应就属例外，例如炮弹爆炸造成的冲击效应等）。最温和的精神官能症形式是意识失误，例如口误、突然遗忘姓名与日期、意外地笨手笨脚导致受伤、误解、所谓的记忆幻觉（以为自己说过或做过），还有对听到或读到的信息有错误的认知与理解等。在所有上述情况中，我们都能通过彻底的调查来揪出某种内容的存在，证明这种内容以间接、无意识的方式破坏、改变了意识的表现。
所以，一般而言，无意识的秘密造成的损害，比有意识的秘密造成的伤害还大。我曾经看过许多患者，他们因为生活环境艰苦而产生自杀倾向（天性软弱者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抵抗自杀冲动），但后来在理性的思考下，越来越有意识地阻止自杀行为，并以这种方式产生无意识的自杀情结。无意识的自杀冲动反过来引发许多危险的意外事件，例如在高台或悬崖边晕过去、在行进的车前犹豫地停下脚步、把咳嗽药水与升汞搞混，还有突然想做危险的体操特技等。如果能在上述情况下有意识地认识到自杀的冲动，那有意识的理性就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来考察并避免自杀的可能，以抑制的方式进行干预并提供协助。
无论是否真的如此，从普遍认知的道德角度来看，所有个人秘密都是罪和过错。隐藏的另一种形式是克制。一般来说，会被克制的通常是情感。在这里，我同样得先强调，克制是一种有用、有益的美德。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原始人也将克制视为最早期的一种道德技艺。克制是入教仪式的其中一环，主要形式为面对痛苦和恐惧的坚韧毅力和苦行禁欲。在这种情况下，克制是在秘密社群中实践操作的，是一种与他人共享的行为。但是，假如这种克制仅限于个人范畴，而且与宗教观毫无关联，那它就会像私人秘密一样变成有害的存在。道德过于高尚者的易怒性与众所周知的坏脾气，就是从这种克制而来。被克制的情感也算是被隐藏的东西，而且除了对外人，人也能对自己隐藏情感。这是一种男人相当擅长的技艺，而除了少数例外，女性通常不敢隐藏，害怕会因为隐瞒而触犯、伤害情感。被克制的情感跟无意识的秘密一样让人孤立不安，而且同样应受谴责。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我们内心怀有他人不知道的秘密，自然就会怨恨我们；如果我们在他人面前隐藏情绪，自然同样会憎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充满强烈的“恐惧留白”（horror vacui），所以从长远来看，那种来自克制情感、不冷不热的相处互动最让人无法忍受。被压抑的情绪通常就是内心隐藏的秘密。不过，很多被克制的无意识的情感其实无关乎秘密，而是源自有意识的情况。
有些精神官能症是因为隐藏秘密而来，有些则是因为克制情感所致。总之，那些自在地宣泄情感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都是因为内心藏着秘密；顽固的精神衰弱症患者则是因为无法顺利排解、消化情绪而病。
隐瞒秘密与克制情感都会造成伤害，而自然最终会以疾病的形式来应对这些伤害。我必须再次强调，秘密与克制情感只有在纯属个人时才会构成伤害。如果秘密与克制情感是与他人共有、共享的，那就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行为，甚至还称得上是有益的美德。只有纯属个人的隐瞒与克制才会造成危害。对于同胞身上的一切阴暗、残缺、愚昧与罪恶，人类似乎有无可剥夺的权利去得知与揭穿。但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必然会将这些面向深埋心中。掩饰个人的劣势和全然活在劣势中，似乎都是一种自然的罪恶。人类似乎拥有一种良知：如果个人没有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法抛开自我保存与自我主张的高尚自尊，坦承自己也跟其他人一样可能会犯错失误，他就会受到这种良知的谴责。要是不这么做，他心中就会出现一堵无法穿透的墙，将他与那种鲜活的感受区隔开来，让他无法觉得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这就清楚地显示了真诚、不加掩饰的告解有多重要。自古以来，大概所有入教仪式与神秘教派都体现了这项真理，古代的神秘主义格言就说：“有舍才有得。”
我们能直接将这句话当成心理治疗初始阶段的格言。其实，精神分析的起源无非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探索古老的真理。就连精神分析早期使用的方法名称，即所谓的净化（Katharsis）也是古代圣礼或入教仪式的常见说法。无论是否以催眠术从旁辅助，早期的净化手法主要是让患者潜入其意识的背景深处，这在东方瑜伽系统中就是所谓的冥想或沉思状态。不过跟瑜伽不同，我们在此想关注的事物，是那些零星出现、朦胧模糊的概念轨迹，无论是意象还是情感。这些轨迹脱离了无意识中无可探查的黑暗背景，让我们在内观时能够隐约看出其轮廓。通过这种方式，被潜抑与遗失的事物重返意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纵然这些收获偶尔令人难堪难受，但这些劣势，甚至是应受谴责的事物，也是属于我的一部分，它们确立了我的存在和肉体，更是我的影子。要是没有影子，我还有办法存在吗？如果想要拥有完整的存在，阴暗面就不可或缺，而只要我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就能提醒自己：我跟所有同胞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无论如何，倘若能在这种起先沉默无声的状态下找回完整的自己，个人就能回到精神官能症（也就是分裂情结）出现前的状态。假如继续停留在这种沉默无声的状态，孤立的状态就会延续，而损害只能获得部分改善。但是通过自白，我们就能重返人性的怀抱，摆脱道德放逐的重担。净化法的目的是彻底自白：不只在理智上全然承认事实，还要用心去肯定事实，解放被克制压抑的情感。
这种自白的效用，对天真无知的人来说影响深远，疗效自然也相当惊人。不过针对我们的心理学在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我不只希望看到患者能得到治愈，更希望能让大家确实认识到自白的意义，因为这关乎所有人。每个人都因为保守秘密而与他人之间出现隔阂；意见与幻想的虚幻桥梁轻率地取代了自白的稳固桥梁，使人们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深化。
但我绝不是想在此呼吁大家都这么做。滥俗的互相悔罪有多令人反感，大家想必都心知肚明。心理学只能清楚地点出这里有一个首要的致命伤，但我们不能直接处理这个致命伤，因为它本身又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在下一个名为澄清的步骤中我们就会晓得。
显然，如果净化是万灵丹，那新兴的心理学就会在自白阶段止步。我们必须知道，净化不是永远都能成功地让患者接近无意识，让他们察觉到内心的阴影。相反，许多人（这些人天生性格复杂、意识强烈）顽强地僵固在意识中，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们脱离意识。治疗者试图将他们的意识推开时，他们通常会激烈地抵抗。这种人想要意识清醒地与医生交谈，并且在理智上描述、讨论自己的困难。他们已经有够多的东西要忏悔自白了，所以不需要为此求助于无意识。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技术来让这种患者接近无意识。
这一事实会在治疗初期大幅度地限制净化疗法的效用，而且随后又会出现另一种限制，并立刻引出我们在澄清阶段会碰到的问题。比方说，在某个特定病例中，净化性告解已经发生，精神官能症也已消失，也就是说我们已看不见症状了。我们能断定患者已经痊愈、可以回家了。但是，他或她（尤其是她）不能离开。患者显然是通过自白来与医生产生联结的。倘若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联结被强行切断，病况就会恶性复发。不过，非常特别且奇特的是，在某些案例中，患者与医生之间并没有产生依恋或联结。患者离开时表面上看来已被治愈，他或她被自己的心灵深处吸引，继续对自己进行净化疗法，而代价是无法顺利地适应生活。他跟无意识产生联结，跟自己绑在一起，而不是跟医生建立联结。这类患者的命运，显然像忒修斯（Theseus）和战友佩里托奥斯（Peirithoos）一样。他们进入冥界企图将冥界女神带走，因为路途疲劳而坐下来休息，却发现自己因为双脚被石头卡住而动弹不得。
这些古怪、无法事先预期的个案，就跟我之前提到的个案（对净化的良善意向毫无反应的病患）一样，都需要澄清的协助。虽然这两类患者显然有许多差异，但澄清对他们来说都是从同一个起始点开始的，那就是所谓的固着（Fixierung），弗洛伊德就清楚、正确地点出了固着的现象。我们常常在接受过净化疗法的患者身上看到固着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在接受净化疗法后与医生产生联结、依附的患者。在催眠治疗导致的不良后果中，我们已经能看到类似现象，但这种联结的内在机制依然不为人知。现在我们能确定，这种联结的性质与父子关系雷同。患者对医生产生幼稚的依赖，而且就算患者发挥自己的理性洞察力，也无法免除这种依赖。这种固着甚至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大到令人怀疑其背后是否有不寻常的动机。不过，固着是一段发生在意识之外的过程，患者的意识无法透露任何相关信息，我们也碰上了这个问题：该如何克服这个新的难题？这显然是精神官能症的成形过程，是一种新的症状，而此症状是由治疗所引发的。这种状况的显著外部特征，是患者将父亲的情感记忆的意象转移到医生身上。不管医生愿不愿意，医生对患者来说仿若父亲。此外，患者不是到这个阶段才出现这种移情心态的。这种心态一直都在，只不过之前被潜抑了。这种情结现在浮出水面，而且想要重建亲子家庭的氛围，因为患者终于找到思念已久的父亲。弗洛伊德适切地将这种症状称为移情（Übertragung）。对能提供帮助的医生产生某种程度的依附，这是很正常，而且是常人都能理解的现象；如果这种移情异常顽固，又无法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接受纠正，那才是异常、令人出乎意料的。
弗洛伊德的一项主要成就，是他至少阐明了这种依附在生物学上的性质，从而让心理学相关知识得以大幅度地跃进。现在，证据清楚地解释了这种依附是由无意识的幻想造成的。这些幻想主要带有一种乱伦的特质。这似乎能完美地解释为何这些幻想是无意识的，因为连最彻底坦承的自白也无法揭露这些几近无意识的幻想。虽然弗洛伊德总说乱伦幻想是因为受到潜抑才进入无意识的，但后续的经验清楚地显示，在许多个案中，这种幻想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意识，或者只是以最隐约晦涩的形式被感知。所以，这类幻想不可能被清醒的意向压抑。根据最新研究，乱伦幻想更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直到治疗师用分析手法将这些幻想摊在阳光下为止。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应受谴责、干预自然的操作。当然，这是一种近似于心灵外科手术的行为，但这绝对必要，因为乱伦幻想触发了移情的症状情结。移情固然表面上是一个艺术品，但还是一个异常的面向。
净化疗法基本上是让自我重新获得那些有意识能力的内容（这些内容原本就属于意识层面），移情的澄清则揭开了几乎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被意识到的内容。这就是自白与澄清阶段的根本区别。
我们在前面提到两类患者：一类是无法靠净化得到改善的病例，另一类则会在净化后陷入固着状态。针对会发展出固着或移情现象的患者，我们已有提及。然而，除了这类患者，如前所述，还有一些患者并未与医生建立联系，而是与个人的无意识产生依附、陷入其中。在这种案例中，父母的意象并没有转移到另一个人类客体身上，依然是幻想中的意象。不过，这种意象发挥着同样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与移情相同的依附。前者无法顺利接受净化法的治疗，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原因在于，这类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就已经仿若他的父母，因而获得权威、独立及批判能力，使他们能顺利地抵抗净化治疗。他们主要是受过教育、与众不同的人，不像其他人无助地成为父母意象的无意识活动的受害者，而是通过无意识将自己视为父母，来占领支配这种活动。
面对移情现象，单单用自白来治疗患者是行不通的，所以弗洛伊德也不得不大幅度地修改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原先开发的净化法。弗洛伊德现在使用的，就是他所谓的“解析方法”。
这项进展必要且合理，因为移情关系特别需要靠澄清来揭示。外行人一般说不上来怎么回事，但突然被拉进一团费解、不明所以的幻想观念里的医生却能很容易看出来。病人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东西必须接受解析，这就是所谓的澄清。由于病人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转移什么，医生必须针对病人传递出来的幻想片段进行解析。梦境就是继幻想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产物。因此，弗洛伊德率先在梦境中检视那些因为无可调和而被潜抑的欲望，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前面提到的乱伦内容。当然，这项研究不仅找出了各种在狭义上带有乱伦特质的素材，同时还揭示了各种人类能想象出来的污秽概念。大家都知道此类概念不胜枚举。就算耗尽毕生的精力与心血，我们也无法毫无遗漏地将这类概念全数列出。
弗洛伊德学派的澄清方法，对人性阴暗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与描述，这可是前所未见的创举。面对人类本质的理想主义式幻想，这套方法可以说是效用最强的解毒剂。所以，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受到各方的激烈反弹，这种反应其实不足为奇。在此我不想谈论那些坚定不移的幻想主义者，我只想强调，就连在那些反对澄清方法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纵然对人类的阴暗面不抱幻想，却还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不能单从人类的阴暗面来解释人。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影子，而是产生影子的肉体。
弗洛伊德采用的是所谓“还原式”的解析手法，如果在使用这种解析模型时太过单一片面或夸大，则会造成破坏。不过，弗洛伊德的澄清工作让心理学获益匪浅；通过这套模型，我们知道人类的本质中有阴暗面，而且不只是人本身，人的作品、体制和信念都是如此。就连我们最纯洁神圣的观点，也是建立在深沉、黑暗的基础上的；而且，我们不仅能从屋脊往下来解释一栋房子的结构，也能从地窖往上来分析、拆解房屋的构造。第二种解析方法在本质上反而更正确无误、更具优势，因为房子本来就不是从屋顶往下盖，而是从地基向上建造的。再者，一切具有完备形体的东西，最初都是由简单、粗糙的东西建构而成。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用原始图腾的观点解析《最后的晚餐》的方法非常有意义，我想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所以，八成也不会有人拒绝将乱伦假说套用在美善的希腊神话上。当然，从阴影面来解释光明的事物，再通过某种方式将其拉回肮脏污秽的起始点，这在情感上是令人痛苦的。可是，我倒相信，这便是美善光明的事物和人性的弱点所在，如果说从阴暗面去解析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话。我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析感到恐惧，完全是因为我们太过野蛮或天真幼稚，因为我们不晓得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更不晓得“物极必反”才是终极真理。如果我们认为针对阴暗面的解析会让光明的事物消失，那才是错误观念。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就连弗洛伊德也难以幸免。有阴影就有光明，有善就有恶，反之亦然。所以说，我不会谴责澄清疗法对西方幻想及其局限造成的冲击，反而要展开双臂欢迎它，因为它是一种必要的历史修正手法，而其意义根本无可估量。有了这套手法，哲学相对论才得以渗透发迹，这种相对论在当代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论述中以数学和物理的方式体现出来，而这基本上是来自遥远东方的真理，我们目前还无法预知其效应为何。
理智学识上的想法大概是最没有效用的东西，但如果想法是心灵事实，而且还悄然出现在不同领域，显然没有任何历史因果关联，那我们就得当心注意了。因为属于心灵事实的想法在逻辑与道德上都比人类本身和人类的脑袋更无可辩驳、不可动摇。人可能会以为这些想法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但实际上是这些想法在形塑他，所以他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想法的代言人。
回到先前探讨的固着问题，我想探讨澄清手法能发挥何等效应。一路回溯至固着的背景阴暗面，就会贬低患者的地位；患者必然会发现自己的主张与要求有多么徒劳与幼稚。在其中一种情况下，患者会从武断的权威高位下降至某种比较谦卑的水平，处于某种或许有益身心的不确定状态中；在另一种情况下，患者会认识到，向别人提出要求是一种幼稚的便宜之计，而他必须靠肩负更大的个人责任来取代这种心态。
患者若能拥有这番洞察，就会从中得出自己的道德结论，相信自己是有缺陷的，并以此为武器，冲入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中，以便在渐进的努力奋斗和经验中，消耗掉那些一直使他执着于童年天堂或至少频频回顾的力量与渴望。适应常态以及容忍自身的缺陷，将会成为个人的首要道德原则，他会尽可能地摆脱自己的多愁善感及幻想。无意识作为软弱与诱惑的根源，以及道德败坏和社会沦丧的所在，必然会被患者极力摆脱。
医生目前在治疗多数患者时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患者教育成社会人。在此我们也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对于许多天生对道德相当敏感的人来说，洞察力本身就能发挥足够的激励力量；然而，在道德幻想较弱的人身上，洞察力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没有人从外部急促地挥鞭驱策，就算患者对医生的澄清与解释深信不疑，光靠洞察力还是不够，更不用说那些虽然对一针见血的分析有所理解，但依然半信半疑的个案。后者同样是那些在精神思想上较为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认识到还原性解析的真理，但单纯地贬抑个人期望与理想仍无法让他们满足。在这些案例身上，洞察力会失去效用。澄清疗法生效的先决条件是患者本身具有敏锐易感的特质，这种人能够靠一己之力从洞察中得出道德结论。比起纯粹、未经诠释的自白，澄清的效用确实更进一步，因为澄清至少教化人类心智，或许还能唤醒沉睡的力量，让人更进一步干预、纠正。但事实是，在许多情况下，患者接受澄清之后，虽然多了一点洞察与觉醒，但依然是一个不适切的幼稚孩童。而且，正如后续发展所示，弗洛伊德关于欲望（Lust）及其满足的解释原则，其实是片面且不充分的。并非所有人都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确实，所有人心中都涵盖了这个面向，但这并非所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你给一位饥肠辘辘的人一幅美丽的画，他却比较想吃面包；你任命一位坠入爱河的男子为美国总统，他却比较想将爱人抱在怀里。一般来说，比起适应不良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因为在社会上有所不足而渴望地位权势的人），我们更能从欲望的角度来解释那些在社会适应与社会地位上没有困难的人。一方面，追随父亲的脚步而获得社会权力的长子，会为自己的欲望所困；另一方面，在父兄压抑下处于劣势的次子，会被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被肯定的需求驱策，把这股激情看得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对他来说，其他事物都不会变成问题，至少不是太攸关性命的大问题。
在此，澄清的治疗系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口，而弗洛伊德以前的学生阿德勒就挺身填补了这个缺口。阿德勒令人信服地证明，比起欲望原则，许多精神官能症的案例更适合用权力驱力（Machttrieb）来解释。所以他的解析意向在于让患者知道，他或她如何“安排”自己的症状，利用自身的精神官能症，来获得一种虚构的地位以及主权。就连移情与其他固着也是为了满足患者的权力驱力而存在，因此也代表了对想象中的压迫的“男性钦羡”
。阿德勒关注的，显然是那些受压迫、在社会上不成功的个体，这些人内心唯一的激情是得到外界的认可与肯定。这些个案之所以出现精神官能症，是因为他们仍认为自己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并徒劳地跟想象中的压迫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无法达成心中最渴求的目标。
阿德勒基本上是从澄清阶段开始，也就是刚才描述的那种澄清。在这方面，他再次诉诸洞察力。不过，阿德勒的特点是他对纯粹的洞察不抱太大期望；除了洞察之外，他还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是研究者和解析者，阿德勒基本上则是教育者。因此，阿德勒承接了弗洛伊德的未竟事业：他没有让患者心中的孩子无助地留在原地，只给予珍贵的洞察力，更试图通过这种教育手段让患者成为能正常适应的人类。这种操作显然是基于以下信念：社会适应与常态化，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类本质的必要且理想的实现。从这种基本态度出发，阿德勒学派发挥了广泛的社会效用，但他们同时也开始回避无意识，而这种回避偶尔也提高到否认的程度。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的同时，这种对无意识的回避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反应，正如奋力追求适应与健全的患者自然会厌恶无意识那样。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单纯地将无意识当成盛装人类邪恶的阴暗面的容器（包含史前的淤泥沉积），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要在这个曾失足跌入的沼泽旁逗留。对研究者来说，泥潭可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但普通人宁愿转身把泥潭抛在脑后。正如原始佛教为了脱离两百万尊神祇的沉重背景而不敬拜任何神祇，心理学也一样：心理学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种极为负面的东西拉开距离。阿德勒学派的教育意向，正好承接了弗洛伊德留下的空白，并满足了患者心中可以理解的需求：在获得洞察之后，能找到正常生活的方式。显然，光是知道自己的疾病为何而生、从何而来是不够的，因为对病因的洞察未必能让人直接摆脱疾病。大家务必谨记，精神官能症的错误行为与心态，会演变成各种顽强的习惯。纵然对这些习惯有所洞察，如果我们没有用新的习惯来取而代之，恶习就不会消失，而新的习惯只能靠练习实践来达成。我们只能通过实际的教育来达成这项任务，必须确实地将患者“拉到”其他路径上，而这只能通过教育的意志来完成。所以说，阿德勒的操作主要受到牧师与教师的认可，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则是医生和知识分子，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医生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的教育者与照护者。
我们心理学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所属的终结点。在净化法的彻底宣泄当中，我们会相信：就是这样了，一切都水清鱼现，真相大白，以前的焦虑和眼泪，就让它们过去吧。澄清阶段让我们确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精神官能症从何而来，最早期的记忆已被挖出，最底层的根源也被翻搅而出，而移情不外乎是满足个人对童年天堂愿景的幻想，或是试图重回往昔家庭生活的现象。通往常态、清明醒悟的生活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最后则是教育阶段，此阶段点出，自白或澄清无法使弯曲的树变直，只有在园丁用支架调整、矫正后，树才有可能再次长直。适应常态要在这个阶段才会出现。
每个阶段都有这种古怪的终结感觉，而这也点出以下事实：时至今日，有些净化派治疗师显然没有听过梦的解析；有些弗洛伊德派学者根本不懂阿德勒在说什么；有些阿德勒的支持者则对无意识不屑一顾。不同治疗手法与阶段的拥护者，都为其原则中固有的终结性所局限，因而引发意见和观点的混淆，使心理学领域难以找出自身的定位与方向。
不过，这种让各方固执己见的终结感究竟从何而来？
针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是因为每个阶段都是来自一项基本真理，而各方人马总能找到个案来证明特定真理。在这个充满荒谬与错误的世界，真理变得极其珍贵，以至于没有人想因为碰到少数与真理不符的例外就去推翻真理。只要稍稍怀疑真理，就会被其他人当成无核心信仰的害群之马，因此讨论与辩论中都充斥着狂热的、水火不容的氛围。
不过，每个高举知识火炬前行的人，终究都只能走上一小段路，并且必须让其他人接棒前进。如果能以客观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事实，也就是说知道我们并非真理的创造者，而是真理的表述者，只是传达出当代心灵需求的发言人，就能免除许多摩擦与痛苦，更能清楚地洞悉人类心灵之间深刻的、超越个人的联结。
一般而言，我们不会去思考，其实净化疗法的实践者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他们的作用不只是带来净化效用。净化师也是活生生的人，虽然净化师在个人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其行动却能发挥完整的个人影响力。虽然嘴上没有明说，心里没有清楚意识到，但净化治疗师在潜移默化中做了不少澄清与教育的工作，就像其他阶段的治疗师也在没有明确强调的情况下从事了净化的工作。
所有鲜活的生命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就连冷血动物也以暗示与影射的形式活在我们心中。所以目前提到的分析心理学的前三个阶段绝对不代表真理。第三阶段绝对不会吞并或取代前两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比较像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面向，不会以任何方式在其内在本质上相互抵触，就像罪的赦免不会跟告解相互抵触那样。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第四阶段，也就是转化。我们同样不该声称转化是唯一的终极真理。转化这个阶段的存在，能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但那也只是先前阶段所无法触及的额外需求罢了。
为了清楚地说明转化这个阶段的目的，并大概阐述这个听起来较不寻常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探讨在人类心理中，有哪些面向是前三个阶段未能触及的。换言之，我们必须判断：除了当一个能够常态适应的社会人，人类心理还有什么更进一步、更崇高的需求？当一个正常人，这或许是大家的想象中最适切、最有益的目标。不过在“正常人”的概念中（在适应的观念中亦然）隐含着一种平庸的局限。只有对那些难以融入日常世界的人（例如因精神官能症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平庸的局限才是值得向往的进步目标。对于非成功人士以及比普罗大众更难适应生活的人来说，“正常人”是相当理想的目标。不过对那些总能成功地应付生活、缔造丰硕成就的人来说，仅是当一个正常人的概念或道德限制，就像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的铁床
那样，乏味沉闷到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像地狱那样贫瘠无望。很多人因为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而受精神官能症所困，但也有不少精神官能症患者因为自己太平庸而生病。对于后者来说，一想到有人竟然会想通过教育来让他们变得更“正常”，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因为他们真正渴望的是过着不正常的生活。
人不会安于自己已经具备的东西，只能从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足和成就。如果适应社会对一个人来说易如反掌，那这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假如一个人总是言行适切，那把一件事做对对他而言就没什么挑战性；然而，对永远做不好事情的人来说，把事情做对就是其内心默默渴求的遥远目标。
每个人的需求和必需品各有不同。对一个人来说是救赎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监狱。常态与适应的概念也是如此。尽管生物学定理表示人是群居动物，只有在社群生活中才得以身心健全，但我们随时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碰到反例，显示他或她只有在不正常及反社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全然达到健康的境界。令人绝望的是，在真正的心理学领域，我们找不到普遍有效的准则与规范。每个个案的需求和主张都不同，而个体差异大到我们基本上无法预知个案的状况会如何发展，所以医生最好丢掉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医生该彻底抛弃一切预设，而是说将预设作为可能的解释应用在个案身上。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指导或说服患者，而是让患者知道医生是如何应对其特殊状况的。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在这种医学治疗的客观冷静的框架中，医生和患者间的关系都是个人的关系。治疗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产物，而作为完整的个体，患者与医生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在治疗过程中，两个非理性的存在（也就是两个人）相遇交会。这两个个体并非可明确分割的定数，他们虽然各自有明确清晰的意识，却共同创造出一个不确定、无边无际的无意识疆界。虽然医生的言行无疑会对病情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但相较之下，医生与患者的性格通常会对心灵治疗的成效发挥更强大的效用。两个具有各自性格的人碰在一起，就像将两种化学物质相互混合：如果两者能发挥作用，双方都会有所转化。如我们所预期的，在所有真正发挥效用的心灵治疗中，医生都会对患者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只有在医生也受到患者影响时才会出现。产生影响就是“易感”的同义词。要是医生刻意地去掩盖患者带来的影响，躲在父亲般专业权威的烟幕背后，这对医生一点好处也没有。要是医生这么做，他就是拒绝去运用那最重要的认识器官。不知不觉中，患者对医生造成影响，使医生的无意识出现变化。许多心理治疗师都知道这种职业心灵干扰的存在，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损害，而这种损害昭然若揭地显示出所谓患者的化学性影响。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移情造成的反移情（Gegenübertragung）。不过，此类影响通常更微妙，除了“将疾病转嫁给健康人”的旧观念，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来描述这种现象。健康者必须靠自己的健全来征服病魔，而这也必然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医生与患者之间存有非理性的关系因素，这种因素会相互转化。两者之间比较稳定强大的性格，会决定治疗的最后走向。不过，在许多案例中，我也发现医生虽然具备理论知识和专业意向，最后却被患者同化，结局经常（并不总是）对医生不利。
转化阶段是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若要对这些事实有明确的认知，25年以上的充分实务经验是先决条件。弗洛伊德也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而接受我的主张，认为医生本人也必须接受分析。
而我的主张究竟是指什么？这项主张非常单纯，就是医生应该要跟病人一样“接受分析”。在心灵治疗中，医生与患者是同等重要的组成要素，也同样会遭受转化的影响。事实上，要是医生无法受到转化的影响，他就会削弱这种影响在患者身上发挥的效用；如果医生仅是在无意识之下受到影响，他的意识中就会出现一个缺口，使他无法正确地看待患者。不管是哪种情况，疗效都会打折扣。
所以说，医生也得承担他希望患者承担的任务，例如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存在，或是一个不顺应社会的存在。当然，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与情况，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提出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如果医生认为患者必须摆脱幼稚型症（Infantilismus），医生就得先克服自己的幼稚型症；如果医生认为患者必须释放所有情绪，那他自己就得释放所有情绪；如果医生认为患者需要培养完整的意识，那他自己就得先达到这个境界才行。如果希望能对病人带来正确的影响，医生至少得不断努力地达成自己提出的要求。所有与治疗相关的首要原则，其实都体现了相当高的伦理门槛，而这些门槛其实代表了一项真理：你必须以身作则。纸上谈兵永远是空洞的，不管使出多么诡诈机智的把戏，你永远都无法蒙蔽这个简单的真理。能让治疗发挥效用的，永远都不是你让病患相信“什么”，而是患者“真的”被你说服了。
所以，在分析心理学的第四阶段，医生必须将自己相信的那套治疗系统运用在自己身上。而且医生对待自己要像对待病人时一样，秉持不讲情面、坚定、坚持到底的态度。
心理医生为了找出患者的方向与认知哪里出了错，以及揭穿患者内心幼稚的秘密，必须全神贯注地分析患者并给予批评。以此看来，若是医生能将同样的功夫运用在自己身上，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成就。我们通常对自己没什么兴趣，而且也没有人会付钱让我们对自己进行内观自省。此外，真正的人类心灵遭到极大的漠视，以至于自我观察和省思几乎成了病态行为。人显然会怀疑自己的心灵的健康状态，所以探究分析自身心灵就有探视病房之嫌。医生必须克服的，就是这种自我施加的阻力，因为他自己如果不接受教育，又怎么能教育他人？医生自己如果蒙昧无知，又如何能澄清患者的状况？医生自己如果不纯洁，又该如何净化他人？
从教育进展到自我教育的过程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发展，同时也是前期治疗阶段的扩充。转化阶段的要求，就是要医生先自我转化，借此进一步转化患者。不过这个要求相当不受欢迎，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首先，这种要求显然不切实际；再者，对自我的分析与省思，会引来令人不愉快的偏见；最后，强迫自己达成对病人的所有期望，有时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最后一点大概是使大家抗拒此要求的首要原因，因为任何想教育并治疗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本质中隐藏着一些坚决抵抗常态化的东西；尽管持续进行澄清以及宣泄释放，这些东西依然以最令人不安的方式困扰着他。面对这些东西，他该如何是好？医生虽然晓得患者该如何应对（毕竟他在专业工作上有义务这么做），但是当自身面对这些事物时，他又该如何秉持最坚定的信念来应对处理？或者，如果状况发生在与他最亲近的亲人身上，他该如何应对？医生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劣势，而这会令人担忧地拉近他与患者的关系，甚至可能损害他的权威。他该如何面对这种尴尬困窘的发现？无论医生认为自己有多正常，这些关于“精神官能症”的问题都会令他深感困顿。此外，医生还会发现，那些重压着他与患者的终极问题无法靠任何疗法来解决，而其他的解决方法仍然太天真，但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法，他们只能再次把问题压下去。
在此，我就不继续探讨自我审视会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了。有鉴于人类心灵至今依然模糊未知，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最要紧的。
相反，我更想强调的是，分析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让我们进一步触及人类人格的非理性因素的大问题，并揭示医生本身的性格也会对治疗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而医生自身的转化（等同于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是治疗过程中的关键。因此，所有在心理学历史上客观发生的一切，例如自白、澄清以及教育，全都被提升到主观层次。换言之，发生在患者身上的一切，也该发生在医生身上，这样他的性格才不会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医生不能靠治疗他人的难题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假装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
早期弗洛伊德学派在发现无意识的阴暗面后深受震撼，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探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同样的道理，近来发生的治疗转向，也让医生的伦理态度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探索，必然会改变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我们对心灵的理解向来仅停留在生物层面），因为人类心灵绝不只是科学导向的医学的研究对象；接受探查分析的不只是患者，医生也得参与其中；人类心灵不只是客体，更是主体，不仅是大脑功能，更是人类意识的绝对条件。
在此，早期的医学疗法成为自我教育的方式，当代心理学的视野也拓展到我们完全没意料到的领域。关键因素不再是医生的文凭，而是人本身的素质。这项转折的意义重大，因为过去心理医生用来治疗患者的那整套手法，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改善以及系统化调整后，如今成为自我教育、自我改善的工具，从而斩断了过去制约着医生诊疗室的枷锁，让分析心理学得以挣脱束缚。分析心理学可以说是突破自我，正准备开始填补一直以来的巨大空白：与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对心灵的认知仍相当粗浅。我们只知道心灵的驯服与操控，却不了解心灵的发展进程与其功能。西方文明还很年轻，而年轻的文明总需要借助驯兽师的本领，使抗拒的原始民族和野人至少能长成一定的模样；然而，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我们必然而且也能够抛开驯服和制约，往发展的方向前进。为了晋升到这个层次，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路、一套方法，而如我所说，我们目前还在找寻。依我看来，分析心理学的见解和经验至少能为此提供基础，因为在将医生视为客体的那一刻，医学心理学就不再只是用来治疗患者的方式。心理学现在也治疗健全的人，或至少治疗那些在道德层面追求心灵健全的人，而他们所谓的疾病只不过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痛苦。所以，我们期许心理学能够造福全人类，甚至能超越之前的阶段（这些阶段早就各自承载一项基本真理了）。不过，这种主张与目前的现实之间还存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必须一砖一瓦地建造桥梁，将这两端衔接起来。
本文发表于 Schweizerisches Medizinisches Jahrbuch （Basel 1929）。
▎与少数几人共享的秘密具有正面的扶持力量，只属于个人的秘密则会带来伤害与破坏。
幻想实际上是心灵的自我活动。在意识的压抑稍稍减弱或完全停止时，这种幻想活动就会突破封锁，例如在睡眠中。
如果想要拥有完整的存在，阴暗面就不可或缺，而只要我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就能提醒自己：我跟所有同胞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很多人因为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而受精神官能症所困，但也有不少精神官能症患者因为自己太平庸而生病。对于后者来说，一想到有人竟然会想通过教育来让他们变得更“正常”，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因为他们真正渴望的是过着不正常的生活。
人不会安于自己已经具备的东西，只能从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足和成就。
每个人的需求和必需品各有不同。对一个人来说是救赎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