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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出现在梧桐街1号的时候，雷达的欢迎很热情，但算不上狂热。因此我觉得她确实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秩序了。她先解决生理问题，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早饭（老爸买了一袋二十五磅的狗粮），然后拉着我玩猴子。等她玩累了，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去客厅看那台古董电视还能不能用。我浪费了几分钟找遥控器，然而鲍迪奇先生的电视来自家庭娱乐的前遥控器时代。屏幕下方有两个大旋钮。右边一个旋钮上标着数字，我猜是频道，于是我拧了一下左边的旋钮。
电视发出的嗡嗡声不像棚屋里的怪声那样让人不安，但还是有点令人担心。我后退几步，希望它不要爆炸。过了一会儿，《今日秀》浮现在屏幕上，马特·劳尔与萨万娜·格思里正在和两名政客扯淡。画面不是4K的，连1K的都不是，但至少还算清楚。我试着转了转西尔维厄斯夫人所谓的“兔子耳朵”。转到一个方向，画面好了一些（稍微好了一丁点）；转到另一个方向，《今日秀》消失在了雪花屏之中。我绕到它背后看了看。电视机的后壳布满了散热孔（热量相当可观），透过那些小洞，我能看见真空管的橙色亮光。我确定就是它们在发出嗡嗡声。
我关掉电视，心想每次要换频道就必须爬起来，那肯定非常烦人。我对雷达说我要去上学了，不过在离开前我还要拍张照片。我把猴子递给她。
“能咬在嘴里吗？那会很可爱。”
雷达乐于从命。
我不用练棒球了，因此下午三点多就赶到了医院。我问前台霍华德·鲍迪奇能不能接待访客，因为上次有个护士说他还要做一次手术。前台的女士在电脑上查了查记录，说我可以上去看他。我转身走向电梯，她叫住我，说有一张表格需要我补充联系方式，“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填表格的患者是“霍华德·阿德里安·鲍迪奇”，我的名字填成了“查尔斯·李德”。
“这个李德就是你，对吧？”前台的女士说。
“对，但姓写错了。”我画掉李德，写上里德，“他叫你们联系我？他没有亲属吗？兄弟姐妹什么的？因为我好像还没到能做出重大决定的年龄吧，要是……”我不想说下去，她也不需要我说下去。
“他在手术前签过一份DNR。这张表格只是用来请你帮忙给他带东西的。”
“DNR是什么？”
她告诉了我。那不是我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的东西。她没回答他有没有亲属的问题，因为她很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理由会知道，对吧？我在表格上留下我的家庭住址、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上楼去病房的路上我心想，关于霍华德·阿德里安·鲍迪奇，我可真是两眼一抹黑呢。
他醒着，腿不再吊在半空中了，然而从他迟缓的语速和呆滞的眼神来看，麻醉药正在劲头上。
“又是你。”他说，与“很高兴见到你，查理”还有很大差距。
“对，又是我。”我答道。
然后他笑了。假如我和他更熟一点，我会说他应该多笑一笑。“拉把椅子过来坐下，看看我这个东西怎么样。”
他掀开盖到腰间的毛毯，一个复杂的不锈钢器具赫然出现，它从小腿到大腿上部包着他的这条腿。一根根细金属杆插进他的皮肤，穿刺点用小橡胶圈封住，橡胶圈上能看见黑色的干血。他的膝盖扎着绷带，看上去足有一条面包那么大。细金属杆穿过敷料，形成一个扇形。
他看见我的表情，吃吃一笑：“像是宗教裁判所的刑具，对吧？这玩意叫骨外固定架。”
“疼吗？”我问，心想这肯定是年度最蠢问题。那些不锈钢金属杆是直接插进他的腿骨的。
“我猜肯定是疼的，但老天保佑，我有这个。”他抬起左手，手里有个小东西，看上去很像他那台老式电视所缺少的遥控器，“止痛泵。给药量应该足够降低疼痛，但不够让我飘上天。可是我从没用过比安匹林更强的药，所以我这会儿嗨得很。”
“我看得出来。”我说，这次他不是吃吃笑，而是笑出了声。我跟着他一起笑。
“但迟早会感觉到疼的。”他摸了摸固定架，固定架由一组金属环构成，里面那条腿瘀伤严重，几乎变成了黑色，我都不忍心仔细看。“今天上午给我装架子的医生说，这玩意是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发明的。”他摸了摸一根细金属杆，手指放在沾血的密封圈上方，“俄国人的骨针是用自行车辐条做的。”
“你要戴多久？”
“看运气了，要是愈合得好，六周。不好的话，三个月。他们给我装了些什么先进零件，好像牵涉到钛合金，但等固定架拆掉的时候，我的腿会僵硬得像是结了冰。据说理疗能帮我‘解冻’，但医生说理疗‘会造成相当大的不适’。你读过尼采是谁，应该能把这些翻译成人话。”
“我猜他说的是会疼得像杀猪。”
我期待他会再次大笑（或者至少嗤笑一声），但他只是无力地挤出一个微笑，大拇指连按两下止痛泵：“相信你说得对。要是我更幸运一点，在手术期间离开了人世，就不用忍受什么‘相当大的不适’了。”
“你肯定不想那样的。”
他灰白色的浓密眉毛拧成了一团：“别告诉我我想说什么。你这么说既贬低我，也让你显得很蠢。我知道我在面对什么。”然后，他几乎不情愿地说，“谢谢你来看我。雷达怎么样？”
“雷达很好。”我给他看我新拍的照片。他看了好一会儿雷达叼着猴子的那一张。最后他把手机还给我。
“要我打印出来给你吗？你没有手机，否则我就发给你了。”
“那最好不过。谢谢你去喂她。也谢谢你陪她玩。她肯定很高兴。我也一样。”
“我喜欢她。鲍迪奇先生——”
“霍华德。”
“好，霍华德。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修一修草坪。工具棚里有割草机吗？”
他的眼神变得警惕，他把止痛泵放在床上。“没有。棚子里什么都没有——我说的是有用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锁起来呢？我很识相，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出口。
“那好，我用我们家的好了。我们就住在街尾。”
他叹了口气，就像在说他可应付不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考虑到他被送进来那天发生的事情，很可能确实是这样。“你为什么要修草坪呢？想挣钱？你在找活干？”
“不。”
“那为什么？”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敢说你也有不想谈的事情，对吧？”比如面粉罐，比如棚屋。
他没有笑，但嘴角扬了起来：“太对了。这是什么中国式的习俗吗？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从此就要负责到底？”
“不。”我考虑的是我爸的人生，“我们能不谈这个了吗？我会帮你剪草坪的，也许还可以帮你修好门前的篱笆，只要你愿意。”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的洞察力让我吃了一惊。“假如我说可以，是不是就帮了你一个忙？”
我微笑道：“说起来，还真的是。”
“那好，随便你吧。但我院子里的杂草，割草机吃上一口就会死火。地下室有几件工具，大多数已经没法用了，但有一把镰刀，要是你肯除掉铁锈，然后磨一磨刀刃，应该就能把杂草割到割草机能应付的高度。工作台上有磨刀石。千万别让雷达下楼梯。楼梯太陡，她说不定会摔跤。”
“好的。梯子呢？梯子该放在哪里？”
“后门廊底下。真希望我没去把它取出来，那样我就不会躺在这里听该死的医生报告该死的坏消息了。还有什么事情吗？”
“呃……《太阳周报》的记者想报道我。”
鲍迪奇先生翻了个白眼：“该死的小报。你打算怎么办？”
“老爸希望我接受。他说对我申请大学有好处。”
“这倒是真的。不过……《太阳周报》又不是《纽约犯罪新闻》，对吧？”
“他想拍一张我和雷达的合影。我说我要征得你的同意，但我猜你肯定不希望我那么做。我本人是没问题的。”
“狗狗英雄，他想从这个角度报道吗？还是说你希望？”
“我认为功劳应该是她的，就这么简单，但她只会汪汪叫，表达不出来。”
鲍迪奇先生想了想，说：“好吧，我答应，但他不能进我家的院子。你和雷达站在步道上，他从铁门拍照片。当然是门外面。”他拿起止痛泵，按了两下，然后不情愿甚至担忧地说，“狗绳挂在前门旁边的挂钩上。很久没用过了。她也许愿意下山遛一圈……但必须拴绳。要是她被车撞了，我死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说我完全明白。我真的明白。鲍迪奇先生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前妻或其他能依靠的亲属。雷达是他唯一的亲“人”。
“别走太远。以前她能走四英里，但好日子早就过去了。好了，你该走了。我想睡一会儿，等他们给我端来一盘稀糊糊，医院管这玩意叫晚餐。”
“好的。很高兴见到你。”这是真心话。我很喜欢他，我应该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但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爱雷达，而我也爱雷达。
我起身，考虑要不要拍拍他的手背，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走向房门。
“该死，还有一件事，”他说，“至少我现在能想到的还有一件。要是周一我还没出院——我肯定出不了院——你得帮我收一下日用百货。”
“克罗格杂货送来的？”
他又用“你是不是天生这么傻”的眼神看我：“蒂勒父子商店。”
我知道蒂勒父子商店，但我们从不在那里买东西，因为那是我们镇上的所谓“精品店”。言下之意：很贵。我隐约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给我买过一个他们家的生日蛋糕。蛋糕上面有柠檬糖霜，蛋糕芯分几层，中间夹着奶油。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蛋糕。
“送货的人通常上午来。你能打个电话，请他们推迟到下午你在的时候送吗？他们知道我要什么。”
“没问题。”
他抬起手按住额头。我站在门口，所以不太确定，但我觉得他的手在微微颤抖：“然后你还要付钱。能帮我垫一下吗？”
“没问题。”我可以让老爸给我一张空白支票，到时候把数字填上去就行了。
“请他们取消以后的每周订货，直到我给他们打电话。你把你的开销记下来。”他的手顺着面颊慢慢向下捋，像是想要抚平皱纹——但这注定是白费力气，“真该死，我讨厌这么依赖别人。我为什么非要爬上梯子呢？我肯定是吃了弱智药。”
“你会好起来的。”我说。然而在走向电梯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谈到梯子时他说的话：该死的医生报告该死的坏消息。他说的也许是他该死的腿要过多久才能痊愈，也许是要让该死的理疗师（很可能还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进家门。
但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打电话给比尔·哈里曼，说要是他还感兴趣，可以来拍一张我和雷达的合影。我把鲍迪奇先生的条件告诉他，他说没问题。
“他算个隐士，对吧？我查了我们和《灯塔报》的档案，但什么都没找到。”
“这我就不知道了。周六上午你有空吗？”
他有空，我们约在了十点整。我骑自行车回家，脚下蹬得慢，脑子转得快。我首先想到的是雷达。狗绳挂在前面的门厅里，那是这座老房子里我还没探索过的深处。再多想一层，雷达的项圈上没有挂身份标识牌。这很可能意味着她没有狗证，无法证明她没有携带狂犬病毒或其他病毒。雷达去看过兽医吗？我猜从来没有过。
鲍迪奇先生的日用百货是送货上门的。这是我心目中的高级生活方式，而蒂勒父子商店无疑是有很多绿票子的高级人去买东西的高级地方。我不由得疑惑——我爸也想过这个问题——鲍迪奇先生在退休前是做什么的。他说起话来很有格调，甚至像个大学教授，但我不认为退休教授能有钱到去一家标榜自己拥有“地下酒窖”的商店买东西。老掉牙的电视。没有电脑（我敢打赌），没有手机，也没有车。我知道他的中间名，但不知道他多少岁。
回到家里，我打电话给蒂勒商店，约好周一下午三点送货。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家庭作业去鲍迪奇家的时候，安迪·陈敲开了我家后门，我都不记得他有多久没来找过我了。小时候，安迪、我和鸟人伯蒂形影不离，甚至自称三个火枪手。后来伯蒂一家搬到迪尔伯恩（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而安迪的脑子特别好，同时在上好几门进阶课程，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分校的物理课。除此之外，他也是一名运动员，擅长我不玩的两项运动。其中之一是网球，另一项是哈克尼斯当教练的篮球，我能猜到安迪为什么来找我。
安迪先在冰箱里找了一圈有没有好吃的，最后相中了上顿饭吃剩下的宫保鸡丁。“教练说你应该回去打棒球，”他随后说，“他说你辜负了整个球队。”
“请收好你的包，我们的愧疚之旅即将启程。”我说，“我不觉得。”
“他说不要你道歉。”
“我也没打算道歉。”
“他的脑子早就烧坏了，”安迪说，“你知道他叫我什么？黄祸。他会喊什么‘给我冲上去，黄祸，看好那头大个子畜生’。”
“这你都能忍？”我既好奇又不敢相信。
“他觉得这是恭维话，我觉得很好笑。另外，再忍两个赛季我就能从山景毕业，去给霍夫斯特拉打球了。甲级联赛，老子来了。看我乘风破浪吧，宝贝儿。到时候我就不是黄祸了。你真的救了那老家伙一命吗？我在学校听说的。”
“是狗救了他。我只是打了个电话给911。”
“狗没撕碎你的喉咙？”
“没。她很可爱。而且老得都走不动了。”
“我看见她的那天她可一点也不老。那天她是冲着见血来的。他家里是不是很吓人？动物标本？猫头鹰挂钟的眼睛会跟着你走？地窖里有链锯？孩子们说他很可能是连续杀人狂。”
“他？他才不是连续杀人狂呢，他家里也不吓人。”这是真的。吓人的不是他家里，而是那个棚屋。吓人的是棚屋里的吱吱怪声，而雷达也知道那个声音很可怕。
“好吧，”安迪说，“话我带到了。还有其他吃的吗？甜点心？”
“没了。”鲍迪奇家倒是有点心。巧克力棉花糖和山核桃曲奇——肯定来自蒂勒父子商店。
“好吧。回头见，小老弟。”
“回头见，黄祸。”
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笑得前仰后合。有那么一两分钟，我们就像回到了十一岁。
周六，记者来拍我和雷达的合影。前门厅确实有一根狗绳，挂在冬季大衣旁边，大衣底下是一双老式套鞋。我想看看大衣的口袋里都有什么（只是为了看看会发现什么），但立刻告诫自己不能乱翻。狗绳旁边有一副备用的项圈，但还是没有狗牌；因此就事实来说，鲍迪奇先生的狗躲过了——哈哈——镇政府的雷达。我们顺着小径走到屋前等比尔·哈里曼。他来得很准时，开着一辆破旧的野马，看他的模样，很可能去年刚从大学毕业。
他停车下来的时候，雷达象征性低吼了两声。我对她说他没问题的，她安静下来，把鼻子伸出生锈的铁门，闻了闻他的裤腿。他从铁门上方把手伸进来和我握手，雷达又吼了一嗓子。
“护院好手。”他说。
“我觉得也是。”
我以为他会带一台巨大的相机（特纳经典电影频道看多了的后遗症，老电影里有很多正义感爆棚的记者），但实际上他用的是手机。拍了两三张之后，他问我她能不能坐下。“要是她愿意，你单膝跪在她旁边。这样拍出来的效果会很好。一个少年和他的狗。”
“她不是我的。”我说，心里想事实上她就是我的，至少暂时是。我命令雷达坐下，但并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她立刻端端正正地坐好，就好像一直在等我的命令。我在她身旁跪下。我注意到里奇兰夫人从屋里出来看热闹了，她抬起一只手挡住阳光。
“用一条胳膊搂住她。”哈里曼说。
我搂住雷达，她舔我的面颊。我不由得大笑。正是这张照片登在了下一期《太阳周报》上，后来还出现在了其他地方。
“屋里是个什么情况？”哈里曼指着屋子问。
我耸耸肩：“和其他人家里没什么区别。普普通通。”但我不敢保证，因为我只见过旧读物走廊、厨房、客厅和前门厅。
“所以没什么不正常的？但看起来很吓人。”
我想说他家的电视来自有线电视时代之前，更不用说流媒体时代了，但转念一想，没有开口。我意识到哈里曼已经从拍照更进一步，开始采访我了。至少是企图采访我；他还是新手，因此做得不够隐蔽。
“没，就是一户普通人家。我得走了。”
“所以你会负责照看这条狗，直到鲍迪奇先生出院吗？”
这次轮到我向他伸出手了。雷达没有吼叫，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希望照片合用。走吧，雷达。”
我走向屋子。途中我回头看了一眼，见到哈里曼穿过街道，去找里奇兰夫人谈话了。我对此无能为力，于是绕回屋后，雷达紧跟着我。我注意到稍微走了几步路，她就有点瘸了。
我把梯子放到后门廊底下，看见那里还有雪铲和巨大的园艺剪，园艺剪和铁门插销一样锈迹斑斑，我猜用起来也一样不顺手。雷达站在台阶中间，从缝隙中看我在干什么，这个景象非常好玩，于是我又拍了一张照片。我见到她就会智力陡降——我知道，但我不在乎。
厨房水槽底下有清洁用品和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购物纸袋，纸袋上有蒂勒商店的标志。那儿还有橡胶手套。我戴上手套，拿了个纸袋，去院子里捡屎。我收获颇丰。
周日，我又给雷达拴上狗绳，牵着她下坡走向我家。刚开始她走得很慢，既因为患关节炎的髋关节，也因为她显然不习惯离开那座屋子。她不停地扭头看我，向我寻求安慰，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但过了一会儿，她走得越来越轻松和自信，路过电线杆就停下来闻一闻，这里那里地留个记号，这样其他路过的狗就会知道鲍迪奇家的雷达来过了。
老爸在家。刚开始雷达直往后缩，发出威胁的低吼声，然而等老爸伸出手，她很快就上去闻了闻。半根大红肠彻底买通了她。我们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老爸问拍照顺不顺利，我向他描述哈里曼如何企图打听屋里的情况和我如何回绝他，老爸笑得很开心。
“要是他坚持做新闻这一行，就会逐渐熟练起来的，”老爸说，“《太阳周报》只是他用来积攒剪贴本材料的地方。”
雷达在沙发周围闻来闻去，老爸还喝酒的时候，有一次喝得不省人事，醉倒在这张沙发上。他弯下腰，揉了揉雷达的毛发：“她年轻的时候肯定非常强壮。”
我想到安迪五六年前遭遇那只恐怖怪兽的故事，点头赞同我爸的推测。
“你该看看他家里有没有狗的关节炎药物，另外她应该也要吃预防犬心虫的药。”
“我去找一找。”到家的时候，我取下了狗绳，这会儿我拿起狗绳，重新扣在她的项圈上，雷达抬头看我，“我们该回去了。”
“不想留她待一天吗？她看上去挺开心的。”
“不，我应该带她回去了。”
要是老爸问为什么，我会说实话的——因为我认为霍华德·鲍迪奇肯定不喜欢这样。但他没有问，只是说：“好的，我开车送你们？”
“不用了。走得慢一点，我觉得她没问题的。”
她确实没问题。我们上坡回家，她闻了一路自家院子外的草丛，看上去非常开心。
周一下午，一辆漂亮的绿色小面包车（车身上写着蒂勒父子商店，字当然是金色的）在鲍迪奇家门前停下。司机问我鲍迪奇先生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他隔着铁门把一个个纸袋递给我，看起来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我在老爸签字的空白支票上填写金额（三袋食物就要一百零五块，我都吓傻了），然后把支票交给他。纸袋里有羊排和西冷牛肉糜，我把它们放进冰箱。我不打算吃他的食物（点心除外），但我也不会浪费食物。
解决完这个问题，我下楼去地下室，我随手关好了门，免得雷达跟着我下楼。地下室没有任何连环杀人狂的气氛，只是散发着霉味，而且积了一层灰尘，看起来很久没人下来过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要亮不亮地闪来闪去。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墙上的木钉挂着几件工具，其中有一把动画片里的死神扛的那种镰刀。
房间中央是个工作台，上面盖着一块罩布。我撩起罩布，看见底下是个足有一亿块碎片的未完成拼图。就我见到的部分来看（没有包装盒，因此无从对比），拼图上的画应该是一片山区草场，落基山脉在背景中巍然耸立。工作台的一头摆着一把折叠椅，没拼好的碎片摆在那上面。椅座上积满灰尘，据此可以推测，鲍迪奇先生很久没来拼他的拼图了。也许他已经放弃了。我知道换了我肯定会放弃，剩下很大一部分面积拼的是湛蓝的天空，甚至没有一丁点白云来打破单调的风景。关于拼图，我似乎没必要说这么多，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有这个必要。这幅拼图让我感到有些悲伤。当时我说不清具体是为什么，但现在我长大了，我觉得我能表达清楚了。这种悲伤既来自拼图，也来自古老的电视和旧读物走廊。它们是一个老人的孤独的爱好，而折叠椅和书刊上的灰尘说明，就连它们得到的关注也在日益衰减。地下室里只有两件东西看上去经常使用：洗衣机和干衣机。
我重新盖好罩布，过去看了看燃气炉和热水器之间的柜子。这是个老式的抽屉柜。我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螺丝刀，在另一个里找到了钳子和扳手，发现第三个抽屉里是用橡皮筋捆扎的一沓沓收据，而第四个抽屉里是凿子和磨刀石。我把磨刀石揣进口袋，拿起镰刀上楼了。雷达想扑到我身上，我命令她别靠近，以免不小心用刀尖戳到她。
我们回到外面，我知道外面的手机信号能到四格。我坐在台阶上，雷达在我旁边坐下。我打开浏览器，搜索如何使用磨刀石，看了几个视频，然后开始干活。没多久，刀刃就变得相当锋利了。
我拍了张照片给鲍迪奇先生看，然后骑车去医院。他正好在睡觉。我在日落的余晖中骑车回去，喂雷达吃饭。我有一点想念棒球。
好吧……也许不止一点。
周二下午，我开始割茂盛的杂草，先前院，再后院。干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看着自己发红的双手，知道要是不当心点，它们很快就会磨出水泡了。我给雷达系上狗绳，和她一起下山去我家，在车库里翻出老爸的一副工作手套。回去的上坡路我们走得很慢，以免伤害雷达脆弱的髋关节。雷达呼呼大睡，我在一旁挥汗如雨。到了六点，我喂她吃饭，然后决定收工。老爸在后院的烤架上做汉堡肉饼，我连吃三个。饭后甜点是樱桃馅饼。
老爸开车送我去医院，他在楼下读报告，我上楼去看望鲍迪奇先生。我发现他今天的晚餐也是汉堡肉饼，旁边还有一团起司通心粉，但两者他都没吃多少，毕竟他没有花两个小时挥舞镰刀。尽管他强作欢颜，看了几张雷达的新照片（另外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镰刀，另一张是清理了一半的前院草坪），但我看得出他很痛苦。他一次又一次按止痛泵的按钮，按到第三次，遥控器发出嗡嗡声，就像猜谜节目的参赛者说错了答案。
“真他妈该死。每小时的最大用量到了。你快走吧，查理，我再难受下去就会骂人了。周五再来。不，周六。到时候我的感觉也许会好一些。”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回家吗？”
“有可能周日。有个女人来过，说要帮我制订……”他抬起两只大手（手背遍布点滴针头留下的淤青），做了个引号的手势，“‘康复计划’。我叫她滚蛋。当然我不是这么说的。我尽量当一个模范病人，但真的很难。不只是因为疼，主要是……”他无力地抬起胳膊，比画了一圈，然后把双手放回被单上。
“人太多了，”我说，“你不习惯。”
“你理解我。谢天谢地，总算有人理解我了。而且也太吵。那个女人叫什么雷文哈格，她离开前问我家一楼有没有床。我没有，但沙发可以拉出来。虽说很久没当床睡过人了。好吧，也许从来就没睡过人。我买它只是因为它在促销。”
“你告诉我床单在哪里，我可以帮你铺好。”
“你知道怎么铺床？”
“知道。”作为一个曾经嗜酒如命的鳏夫的儿子，我确实知道。除此之外，我还会洗衣服和买日用百货。我是个相当出色的室友。
“床上用品柜。二楼。你去过二楼吗？”
我摇摇头。
“好吧，你的机会来了。就在我的卧室对面。谢谢。”
“小事一桩。下次那位女士来，你就说你的康复计划交给我了。”我站起来，“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
我走向病房门。他喊了我的名字，我转过身。
“遇到你是很久以来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然后，他像是在和我说话，也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可以信任你。我看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告诉老爸，鲍迪奇先生说遇到我是很久以来发生在他身上最好的事情，但没提关于信任的后半句话。直觉让我隐瞒了这个细节。老爸用一条胳膊使劲搂住我，亲了一口我的脸蛋，说他为我感到自豪。
真是美好的一天。
周四，我鼓起勇气，又去敲了敲棚屋的门。我打心眼里不喜欢那座小建筑物。里面没有传来敲门声。也没有抓挠声。我尽量安慰自己，说古怪的吱吱声是我想象出来的，然而就算我听见的是我想象出来的，雷达听见的难道也是她想象出来的吗？我认为狗在想象力方面似乎谈不上优越。当然了，也可能是她在对我的反应做出反应。或者说句实话，她有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和我近乎本能的厌恶。
周五，我拖着我们家的割草机走到坡顶，在我已经割过一遍的基础上继续清理草坪。我觉得我能在周末之前把院子弄到相对整洁的程度。接下来的一周是春假，我打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梧桐街1号上。擦窗户，然后修篱笆，让篱笆重新立起来。等鲍迪奇先生见到家里焕然一新，希望他能振奋起来。
正在屋子靠松树街一侧割草的时候（雷达躲在屋里，完全不想靠近吵闹的割草机），我感觉到手机在衣袋里振动。我关掉割草机，掏出手机，看见屏幕上的号码是阿卡迪亚医院。我接通电话，心直往下沉，担心电话那头的人会说鲍迪奇先生的病情恶化了。或者更可怕的：他过世了。
电话确实和他有关，但不是坏消息。一位姓雷文斯伯格的女士问我明天上午九点能不能来医院，讨论一下鲍迪奇先生的“康复和后续护理”。我说没问题，她又问我能不能带上家长或监护人。我说应该可以。
“我在报纸上看见你的照片了。还有他那只了不起的狗。鲍迪奇先生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你们俩。”
我猜她说的是《太阳周报》——毕竟是本地的报纸，她有可能读到。不过雷达和我也出现在了其他报纸上，更确切地说，所有报纸上。
老爸每逢周五就回家很晚，这周也不例外，他带回来一份《芝加哥论坛报》。报纸翻开到第二版，这个版面有个“其他新闻”的小栏目，汇编比头版更让人兴奋的零散消息。报道雷达和我的短文题目叫《英雄狗狗，英雄少年》。见到自己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我吃了一惊，但算不上震惊。尽管存在众多的反面证据，但这个世界其实还是挺美好的，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成千上万的好事（甚至百万千万）。一个孩子救助一位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腿的老人，这没什么了不起，但照片令人眼前一亮。雷达正在舔我，我搂着她的脖子，正在仰天大笑。请允许我自夸一句，我看上去还挺帅的。我不由得想到我的梦中女郎吉娜，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这张照片。
“看见了吗？”老爸用手指点着标题说，“美联社。这张照片今天登上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五六百种报纸。更不用说互联网了。安迪·沃霍尔说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迟早能出名十五分钟，我看这就是你的十五分钟了。想不想去宾戈餐厅庆祝一下？”
我当然想。啃牛肋排（双份）的时候，我问老爸明天能不能陪我去医院，因为有位雷文斯伯格夫人想和我谈一谈。他说这是他的荣幸。
我们在雷文斯伯格的办公室见面。她还叫来了一个年轻女人，她叫梅利莎·威尔科克斯，高大健壮，金发扎成短短粗粗的马尾辫。她将担任鲍迪奇先生的理疗师。她主导谈话，不时翻看小记事本，免得忘记什么。她说经过“一些讨论”，鲍迪奇先生允许她每周来家里两次，帮助他扩大活动范围，让他重新站起来。他要拄一段时间的加拿大拐杖（有用于支撑手臂的金属环），以后改用助行器。她会测量他的体征数据，确保他在“逐步康复”，还会定期检查针头护理情况：“说到这个，查理，这也是你的任务。”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插进他腿部的骨针必须按时用消毒剂擦拭。她说这个过程很痛苦，但要是不做，万一感染了就会更加痛苦。
“我想每周来四次，但他不接受，”梅利莎说，“他对他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表达得非常清楚。”
这我太知道了，我心想。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会需要很多帮助。查理，他说你会帮助他。”
“按照他的说法，”雷文斯伯格夫人插话道，“你是他的康复计划。”她对我说话，但眼睛看着我爸，像是在等他反对。
老爸没有反对。
梅利莎翻到小记事本（亮紫色，封面是咆哮的猛虎）的下一页：“他说他家一楼有卫生间。”
“对。”我没有多嘴，说那个卫生间非常狭小。她第一次家访的时候会看到的。
她点点头：“这非常重要，因为他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法上楼。”
“但最终能恢复吗？”
“要是他认真康复，会。他年纪大了——说起来，他声称他不知道他究竟多少岁——但身体还算健康。他不抽烟，说他不喝酒，也没什么赘肉。”
“这很厉害。”老爸说。
“那当然。体重超标是个大问题，对老人来说尤其严重。我们计划周一放他出院。在此之前，他的马桶两侧必须装上安全扶手。你能在周末帮他装好吗？要是不行，那就推迟到周二出院。”
“我能。”接下来我要在YouTube
上看更多的视频了。
“他需要尿壶供夜间使用，还有紧急情况下用的便盆。你能行吗？”
我说没问题，也确实没问题。我清理过呕吐物，次数不止一次；端着便盆把大小便倒进马桶只是向前一小步而已。
梅利莎合上记事本：“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事情，不过大多数都是小事。这个能帮到你。你仔细看看。”
她从牛仔裤的后袋掏出一本小册子。书名不是《家庭护理傻瓜书》，但内容实际上就是。我说我会读的，把书塞进我的裤子后袋。
“等我亲眼见过他住的地方，就会知道他还需要什么，”梅利莎说，“我打算今天下午过去看看，但他非常固执，禁止在他回家前让我进家门。”
是的，鲍迪奇先生就是这么固执。我早就发现了。
“查理，你确定你愿意担下这个责任吗？”雷文斯伯格夫人问。这次她没有先看我爸的表情。
“是的。”
“哪怕刚开始三四天你要陪他过夜？”梅利莎问，“我试过和他讨论去康复机构，因为河景康复院刚好有空床位，但他连听都不肯听。说他只想回家。”
“我可以陪他几天。”尽管想到我很可能要在楼上我还没去过的某间卧室睡觉，心里觉得怪怪的，“问题不大。下周刚好放假。”
雷文斯伯格夫人转向我爸。“里德先生，你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我不确定我爸会怎么回答，但他答应了。
“有点担心，这恐怕是人之常情，但查理是个负责任的孩子，鲍迪奇先生似乎和他建立了某种羁绊，再说他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我说：“威尔科克斯女士，关于他家——”
她微笑道：“叫我梅利莎。我们以后就算同事了。”
叫她梅利莎比叫鲍迪奇先生霍华德更容易开口，因为她和我的年龄比较接近。“关于他家——请不要当他对你有个人意见，就好像担心你会偷东西什么的。他只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但老爸知道。
“他是个注重隐私的人。”
“对，就是这样，”我说，“另外，你也必须原谅他的小脾气。因为——”
梅利莎没有等我说完原因：“相信我，要是我腿上也装了个骨外固定器，我的脾气也不会好的。”
“他的保险是个什么情况？”老爸问雷文斯伯格夫人，“是不是不能透露？”
雷文斯伯格夫人和梅利莎·威尔科克斯交换了一个眼神。雷文斯伯格夫人说：“我不喜欢详细讨论患者的财务状况，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会计说他打算由个人承担全部开支。”
“噢。”老爸说，像是这就解释了一切。他的表情说明其实并没有。他起身，和雷文斯伯格夫人握手。我有样学样。
梅利莎送我们出来，她的运动鞋白得耀眼，走路像在滑步。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我问。
她看上去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记事本上。篮球？”
她微笑道：“还有排球。”
从身高来看，她肯定是个出色的重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