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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定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也确定不会有人相信我的故事。但我无所谓，光是讲出来就够了。我的问题是决定从哪里说起，我确定不光我这种新手，很多作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是棚屋，因为我的冒险实际上是从那里开始的。但我转念一想，发现我必须先讲一讲鲍迪奇先生，以及我们是怎么亲近起来的。但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不说说发生在我爸身上的奇迹了。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所谓奇迹其实很平常，因为一九三五年以来，它发生在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身上，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它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但这同样不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要我说，假如不是因为那座该死的桥，我爸也不会需要什么奇迹。所以，我们就从该死的梧桐街桥说起吧。到了今天，回想这些往事，我能清晰地看到一根线贯穿岁月，一直通向鲍迪奇先生和那座棚屋，棚屋位于他破旧的维多利亚式老宅背后，门上有一把耶鲁牌的挂锁。
但线这东西很容易断，因此那不是线，而是铁链。非常结实的铁链。而我就是那个被镣铐锁住手腕的孩子。
小隆普尔河从北面穿过哨兵安歇镇（当地人叫它哨兵镇），在一九九六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之前，过河的首选是一座木桥。但就在那一年，本州公路运输部的检查员在研究后判定这座桥不安全。按照我爸的说法，我们家附近的居民一九八二年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据说，木桥的最高负载为一千磅
，所以开着满载皮卡的镇民会避开它，选择高速公路的延长段，尽管这么走不但绕远，而且费时费力。老爸说，即便坐在车里，你也能感觉到木板在颤抖晃动和轧轧作响。这是一座危桥，州政府的检查员没说错，但是讽刺之处就在这里：假如铁桥没有取代那座旧木桥，我妈很可能还活着呢。
小隆普尔河确实很小，新桥没过多久就造好了。工人拆除了木桥，而铁桥于一九九七年四月投入使用。“市长剪彩，库格林神父为该死的鬼玩意祈福，然后就此通车，”一天晚上我爸说，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喝得很醉了，“但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对吧，查理？”
这座桥被命名为弗兰克·埃尔斯沃思桥，用来纪念一位死在越南的小镇英雄，但当地人只是简单地叫它梧桐街桥。桥两头的梧桐街铺得既整齐又平坦，但一百四十二英尺长的桥面是钢格板，轿车开过时会发出嗡嗡声，卡车开过时则是隆隆声——现在卡车也会过桥了，因为铁桥的额定负载是六千磅。对满载的半挂大卡车来说当然远远不够，但跑长途的重型车辆本来就不会走梧桐街。
镇议会每年都要讨论该不该铺设桥面和增建至少一条人行道，但每年似乎都有其他窟窿更需要填补。我不认为人行道能救我妈一命，但铺设桥面也许能。可惜我们没办法搞清楚了，对吧？
那座该死的桥。
我们家住在梧桐街山路往北走一半的地方，离铁桥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街对面是一家小小的加油站兼便利店，名叫齐普超市。店里出售所有常见的日用品，从机油到神奇面包、小黛比蛋糕，无所不卖，店里还出售店主伊利亚德斯先生（左邻右舍叫他齐皮先生）亲手制作的炸鸡。他的炸鸡完全符合橱窗牌子的吹嘘：全国第一。我到今天还记得它有多么好吃，但自从我妈去世，我再也没吃过。要是我勉强自己尝上一口，肯定会当场吐出来。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周六（镇议会还在讨论铺设桥面，再次决定推迟到明年），我妈说她要出去走走，给我们买齐皮先生的炸鸡吃。我爸和我在看电视转播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你开车去吧，”老爸说，“快下雨了。”
“我需要运动一下，”老妈说，“我会穿我的小红帽雨衣的。”
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穿的就是这件衣服。雨还没开始下，所以她没有拉起兜帽，头发披在肩膀上。那年我七岁，认为我妈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红发。她看见我在窗户里面看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朝她挥挥手，然后就继续看电视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队正在冲锋。真希望我当时能多看她几眼，但我不会责怪自己。你不可能知道生活中的陷阱都在哪里，对吧？
事情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爸的错，但我知道他一直在责怪自己，觉得要是他肯勤快一点，开车送她去该死的店里，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管道维修车的司机很可能也没犯错。警察说他没喝酒，他发誓他一直保持在限速以下——我们那个居民区的限速是二十五迈。我爸说就算这是真的，他也肯定把视线从路面上移开了，哪怕只有短短几秒。我爸说的很可能是对的。他是一名保险理赔员，他曾经说他只听说过一起纯粹的意外事故：亚利桑那州有个男人因为陨石击中头部而死。
“永远有人犯错，”我爸说，“但犯错不等于有罪。”
“你不责怪害死我妈的那个人吗？”我问。
他陷入沉思，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这是我妈去世后六到八个月，他已经几乎不碰啤酒了，当时他只喝杰彼斯金酒。
“我尽量不责怪他。大多数时候我能做到，除非我在凌晨两点醒来，床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样我就只能怪他了。”
我妈走下山坡。人行道的尽头有块牌子。她走过牌子，走过铁桥。这时候天色渐暗，开始下起毛毛雨。她走进店里，伊琳娜·伊利亚德斯（人们当然都叫她齐皮夫人）说下一锅炸鸡三分钟后出炉，顶多五分钟。松树街上离我们家不远的某个地方，水管工刚做完周六的最后一个活，把工具箱拎进厢式货车的车厢。
炸鸡出炉，热气腾腾的脆皮泛着金黄色。齐皮夫人装好一盒八块，又给了我妈一个鸡翅，让她在回家路上吃。我妈对她说谢谢，付钱，然后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杂志架。要是她不看杂志架，说不定就能一路安全过桥了呢——谁知道呢？我妈翻看最新一期《人物》的时候，水管工的车肯定刚好拐上梧桐街，开下那段一英里长的山路。
她把杂志放回架子上，开门，扭头对齐皮夫人说：“晚安。”眼看着厢式货车即将撞上她的时候，她肯定惊恐地尖叫过，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一刻她在想什么，总之这句晚安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走出小店。这时冷冰冰的雨已经下大了，齐普超市那一侧桥头的路灯把雨丝照成了无数根银线。
我妈啃着鸡翅，走上铁桥。过往车辆的大灯照亮她，在她背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水管工驶过另一侧桥头的牌子，这个牌子上印着：“前方桥面结冰，务必小心驾驶！”他在看后视镜吗？或者在查看手机上的消息？他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每次我想到我妈的遭遇时，我总会想到我爸说他只听说过一起纯粹的事故，就是那个被陨石击中头部而死的人。
桥上的问题不在于空间不足。事实上，铁桥比以前的木桥宽很多。真正的问题出在钢格板上。司机开到桥中间的时候看见我妈，他踩刹车，不是因为他超速了（反正他是这么说的），而是出于本能。钢铁表面已经开始结冰。厢式货车打滑，车身开始偏转。我妈向后缩，靠在栏杆上，扔掉手里的鸡翅。厢式货车继续偏转，撞上她，使她像陀螺似的沿着栏杆旋转。我不愿去想她的身体在旋转中被如何撕扯，但有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车头最终带着她撞上了齐普超市那一侧桥头的一根支柱上。她的部分尸体掉进小隆普尔河，大部分尸体留在了桥上。
我的钱包里有一张全家福，拍照的时候我三岁左右。她把我抱在大腿上。我的一只手插在她的头发里。她有一头美丽的红发。
那年的圣诞节过得一塌糊涂。可想而知。
我记得葬礼过后在我们家里举办的追思会。我爸刚开始站在门口，迎接宾客，接受吊唁，但很快就不见了。我问他弟弟——我的鲍勃叔叔——他去哪里了。“他必须躺一躺，”鲍勃叔叔说，“他真的累垮了，查理。你到外面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我这辈子从没这么不想出去玩过，但我还是出去了。我经过几个出来抽烟的成年人，听见其中一个人说可怜的家伙，他醉得像只臭鼬。尽管当时我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但还是知道他们在说谁。
我妈去世前，我爸只是所谓“有点贪杯”。我当时只是个上二年级的小孩，因此你当然有理由怀疑我的说法，但我必须坚持我的看法。他没有口齿不清，走路也不会磕磕绊绊；他不去酒吧，从没对我或我妈动过手。他每天拎着公文包下班回家，我妈会给他倒一杯酒，通常是马丁尼。她也会喝一杯。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他也许会喝一两瓶啤酒。就这个量了。
不过，我妈在那座该死的桥上出事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葬礼结束后，他喝醉了（醉得像只臭鼬）。圣诞节，他喝醉了。除夕夜，他喝醉了。（后来我发现，喝酒的人管这个晚上叫“业余之夜”。）失去我母亲后的几周——然后几个月——他大多数时候都醉醺醺的。他基本上只在家里喝酒。他依然不去酒吧消磨晚上的时间（“酒吧里全是我这种混蛋。”他有一次对我说），他依然从不对我动手，但他在喝酒这件事上失控了。现在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孩子会这么做。狗也会这么做。
我发现我每周有两天必须自己做早饭，后来是四天，后来是几乎每天。我在厨房里吃燕麦片或谷物圈，听着他在卧室里打呼噜，他的呼噜声响得就像大型摩托艇。有时候他不刮脸就出门上班。吃过晚饭（我们叫外卖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会把他的车钥匙藏起来。要是他没酒喝了，就会走路去齐皮店里买一瓶。有时候我担心他会在该死的桥上被车撞死，不过也没有太担心。我确定（至少相当确定）我的父母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碰到同样的倒霉事。我爸在保险公司做事，我知道精算表的用途——计算概率。
老爸工作能力很强，尽管酗酒，但他还是低空滑行了三年多。公司有没有警告过他？我不知道，但多半警告过。他开始在下午喝酒之后，有没有因为驾驶行为不正常被拦下来过？就算他被拦下来，警察很可能只是警告一声就放他走了。多半会这样，因为他认识镇上的每一个警察。和警察打交道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在那三年里，我们的生活有着某种节奏。虽然不算美好，不是你愿意跟着跳舞的快乐节奏，但还算靠得住。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放学回家。五点左右，我爸回到家里，肚子里已经装了几杯，呼吸里也闻得出来（他晚上不去酒吧，但我后来发现他下班回家的路上经常会去达菲酒馆坐一坐）。他会带比萨或墨西哥卷饼回来，要么就是方乔伊的中餐。有时候他会忘记带吃的回家，我们就叫外卖……更确切地说，我就叫外卖。吃过晚饭，真正的喝酒才开始。大多数时候是金酒。要是金酒喝完了，就用其他酒凑合。有些晚上，他会坐在电视前睡过去。有些晚上，他会跌跌撞撞地走进卧室，留下我替他收拾鞋子和揉皱的外套。偶尔我夜里醒来会听见他在哭。半夜三更听见一个大男人哭，真的让人很难过。
二〇〇六年暑假，这一切也崩塌了。上午十点，我打了一场联盟比赛，我打出两次全垒打，还接了个好球。中午刚过，我回到家里，发现我爸已经到家了，他坐在椅子里盯着电视，昔日的电影明星正在城堡楼梯上决斗。他穿着内衣裤，手里是一杯白色的饮料，闻上去很像什么都不加的杰彼斯金酒。
我问他为什么在家。他依然盯着屏幕上的剑斗，说话时好像没有口齿不清：“我大概是丢掉工作了，查理。或者按照博卡·格德斯维特
的说法，我知道工作在哪里，但已经换了个人在做，或者很快就要换人了。”
我以为我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还是不自觉地说出了心里话：“因为你酗酒。”
“我会戒酒的。”他说。
我只是指了指酒杯，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开始哭。
他敲了敲我的门。“我能进来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想让他听见我的哭腔。
“别这样，查理。我把酒倒进下水道了。”
就好像我不知道酒瓶还搁在厨台上似的。更何况酒柜里还有一瓶没打开的。或者两瓶。三瓶。
“别这样，查理，你说句话啊。”我真不愿意听他口齿不清地说话。
“去你妈的。”
我从来没对我爸说过脏话，我其实很希望他进来给我一个耳光，或者抱住我，随便什么反应都行。但他没有，我听见他拖着脚走进厨房，那瓶杰彼斯金酒在厨台上等他。
等我终于走出房间，他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开着，但静音了。正在播的是另一部黑白电影，老式轿车在显然是布景的街道上你追我赶。老爸喝酒的时候总是看特纳经典电影频道
，除非我也在家，非要看点别的。酒瓶在咖啡桌上，已经见底了。我把剩下的酒倒进下水道。我打开酒柜，想把所有的酒都倒掉，但是我望着那么多金酒、威士忌、伏特加、咖啡白兰地时，我只感到心累。你会觉得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感到心累，但我真的累了。
我热了一份斯托弗冷冻餐当晚饭（我们最喜欢的老祖母鸡肉焗饭），趁饭菜在微波炉里转的时候摇醒他。他坐起来，看了一圈四周，像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开始发出可怕的干呕声，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发出这种声音。他用双手捂住嘴，摇摇晃晃地冲进卫生间，我听见他在里面呕吐。我感觉他永远也吐不完了，还好到最后他还是停下了。微波炉叮的一声，我戴上隔热手套，过去把焗饭取出来，左手的手套上印着“好厨艺”，右手印着“好胃口”——从炉子里取东西要戴手套这件事，你只可能忘记一次，以后就不可能再忘记了。我把饭菜扒拉到盘子里，然后拿去客厅。我爸坐在沙发上，脑袋耷拉着，双手抱着后脖颈。
“能吃下东西吗？”
他抬起头。“也许吧。先给我两粒阿司匹林。”
卫生间里弥漫着金酒和其他东西（也许是豆泥）的怪味，还好他全都吐到了马桶里，而且没忘记冲掉。我喷了一圈空气清新剂，然后拿了阿司匹林药瓶和一杯水给他。他吃了三粒阿司匹林，把水杯放在原先放酒瓶的地方。他抬起头看着我，即便是得知我妈出事的时候，我也从没见他露出这样的表情。我不想这么说，但还是要说，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是狗把屎拉在家里的地上，就会露出这个表情。
“抱一抱我，我就能吃东西了。”
我拥抱他，说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脏话的。
“没关系。我活该。”
我们去厨房坐下，尽量吃了几口老祖母鸡肉焗饭，但实在没什么胃口。他把盘子里剩下的东西倒进下水道，对我说他会戒酒的，那个周末他确实做到了。他说他周一就开始找工作，但他没去找。他待在家里，看特纳经典电影频道的老电影，上午我去练棒球，中午在青年会游泳，等我回到家里，他已经烂醉如泥。
他发现我在盯着他看，只是摇摇头。“明天。明天。我对天发誓。”
“少胡扯了。”我说，转身走进我的卧室。
那是我童年最糟糕的夏天。你也许会问，难道比你母亲去世后的那段时间还糟糕吗？我会说是的，因为我现在只有他一个亲人了，也因为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慢动作。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保险业找工作，哪怕他刮过脸，洗过澡，穿得像个成功人士，到头来却总是一无所获。大概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吧。
账单送到家里，堆在门厅的小桌上，没有拆开。至少他从来不拆。要是堆得太高，最后总是我去拆信封整理账单。我会把账单放在他面前，他签支票付账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支票会开始打上“余额不足”的印章退回来，事实上我也不想知道。这感觉就像站在桥上，想象一辆失控的卡车朝你撞来，思考你被碾成肉酱前最后想到的会是什么。
他在高速公路延长段路口的吉菲洗车行找了份兼职工作，但只干了一周，然后不是主动辞职就是被炒鱿鱼了。他没有告诉我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也没有问。
我入选了虾米联盟的全明星队，但双败淘汰赛才打了两轮，我们就被淘汰了。我在常规赛季打出十六次全垒打，我是选秀赛最优秀的强击手。但那两场比赛里，我七次三振出局，一次去捞一个已经落地的球，一次企图去打一个高高飞过头顶的球——我得坐电梯才可能打到它。教练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你别管我。我还开始干坏事，有时候和朋友一起，有时候我一个人。
另外，我睡得很不好。我妈去世后，我并没有做噩梦，我只是睡不着，有时候要折腾到半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点。我干脆把闹钟转过去，这样就不需要看见时间了。
我并不真的恨我爸（但我确定时间久了，我肯定会恨他的），而是看不起他。我躺在床上听着他打鼾时会想：软弱，太软弱了。当然了，我也会思考我们的未来。车款已经付清了，这是好事，但房子还没有，房贷的数字大得让我害怕。再过多久他就做不到每个月足额还款了？这一天迟早会来，因为房贷还要还九年，而我们的存款肯定撑不到那个时候。
无家可归。我心想，银行会像《愤怒的葡萄》里那样拿走我们的房子，而我们会无家可归。
我在市里见过无家可归的人，见过足够多了。每次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们。我经常会想到城市中的流浪汉。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衣服不是松垮垮地挂在枯瘦的身体上，就是紧绷绷地包着肥胖的躯壳。运动鞋靠胶带固定在一起。变形的眼镜。长发。疯狂的眼神。带着酒气的呼吸。我想到我们睡在车里，车要么停在旧停车场旁边，要么停在沃尔玛停车场的那些房车之间。我想到我爸推着购物车，里面装着我们仅剩的一点财产。我总能看见我的床头闹钟也在购物车里。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让我惊恐，但我就是怕得不行。
无论是不是无家可归，我很快就要回去上学了。棒球队里的孩子很可能会开始叫我“三振查理”。叫这个当然比“酒鬼崽子”强，但用不了多久，两个外号就会合二为一。我们这条街已经知道乔治·里德不上班了，也肯定都知道原因。我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自欺欺人。
我们家从来不去教堂，或者在传统意义上信教。有一次，我问我妈我们为什么不去教堂——是因为她不相信上帝吗？她说她相信上帝，但不需要牧师（或者神父，或者拉比）来告诉她应当如何相信上帝，她说她只需要睁开眼睛前后左右看一圈就能相信了。我爸说他成长于一个浸信会家庭，但他后来发现教会更感兴趣的是政治，而不是登山宝训
，于是他就不去了。
离开学还有一周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想要祈祷，冲动异常强烈，无法抗拒。我在床边跪下，双手合十，紧闭双眼，祈祷我爸能够戒酒。“无论你是谁，只要能帮我这个忙，我就会为你做任何事，”我说，“要是我不遵守承诺，就让我去死好了。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立刻就去做。我发誓。”
祈祷完，我回到床上，那一夜我终于一觉睡到了天亮。
在被解雇前，老爸为大陆保险工作。这是一家大公司，你多半看过他们的广告，就是主角是会说话的骆驼比尔和吉尔的那个，做得非常好玩。老爸以前常说：“所有保险公司都用能逗你开心的广告吸引眼球，但一旦被保险人提出理赔，你就听不见笑声了。而这正是我的职责。我是保险理赔师，尽管不会有人直说，但我的工作就是尽量压低赔付额。有时候我能做到，秘诀就是，我永远从索赔人的立场开始谈——除非我能找到理由不去这么做。”
大陆保险的中西部总部位于芝加哥城郊，老爸管那里叫保险巷。他还上班的时候，从哨兵镇开车去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算交通拥堵也不会超过一小时。在那个办公室工作的理赔师少说也有上百名，二〇〇八年九月的一天，他以前的一名同事来找他。这个人叫林赛·富兰克林，老爸叫他林迪。那是下午四五点，我在餐桌前做家庭作业。
那天一开始糟糕得足以载入史册。尽管我用空气清新剂喷了又喷，但屋子里还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烧焦气味。老爸决定早餐吃煎蛋卷。天晓得他为什么早上六点起床，又为什么觉得我会想吃煎蛋卷。总之，他做到一半就走开了，也许去上厕所，也许去开电视，反正他忘记了炉子上的东西。毫无疑问，他昨天夜里喝的酒还没醒。烟雾探测器的尖锐叫声把我惊醒，我穿着内衣跑进厨房，看见炉子上冒出乌云般的滚滚浓烟。煎锅里的东西像一块木炭。
我把那东西刮下来，倒进垃圾处理器，吃苹果燕麦片当早饭。老爸还扎着围裙，看上去傻乎乎的。他试着道歉，我嘟囔了一句什么，只是为了让他闭嘴。我对那几周和那几个月的记忆只有两个：一是他总想道歉，二是他这么做逼得我快发疯。
然而，这一天也是个好得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算得上最好的日子之一。原因是下午发生的事情。你对好的定义肯定比我强得多，但我还是要这么说，因为我从没停止过爱老爸，哪怕在我不喜欢他的时候也一样。故事的这一段让我感到快乐。
林迪·富兰克林为大陆保险工作。他同时是个成功戒酒的人。他不是和老爸关系特别好的那几个理赔师之一，原因多半是林迪下班后从不和他们去达菲酒馆鬼混。他知道我爸为什么会丢掉工作，于是决定为此做点什么。至少是尝试做点什么。他来拜访我爸，后来我知道这是所谓戒酒十二步法的第十二步。他在我们镇上约了几个人谈理赔，办完公事之后，他临时决定来我们家看看。他后来说他险些改变主意，因为他没有帮手（戒酒者做第十二步拜访的时候通常总由一名伙伴陪同，就像传教的摩门教徒）。但他随后心想来都来了，管那么多干什么，于是在手机上查了我家的地址。我不愿想，要是他决定不来，我和老爸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绝对不可能走进鲍迪奇先生的棚屋。
富兰克林先生西装革履打领带，理了个时髦的发型。老爸介绍我们认识，他没刮脸，光着脚，衬衫下摆耷拉在裤腰外面。富兰克林先生和我握手，说认识我很高兴，然后说我介不介意出去玩一会儿，让他和我爸单独聊几句。我自觉地出去了，但早餐的灾难过后，窗户一直开着，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有两段对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老爸说他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他非常想念珍妮。富兰克林先生说：“要是喝酒能让她活过来，那你就喝吧。但那是不可能的。要是她见到你和你儿子现在活成这个样子，你觉得她会怎么说？”
另一段对话是：“你难道没有厌倦活得这么不健康吗？”这时候我爸哭了。通常他哭的时候我总是很生气（觉得他软弱，太软弱），但我觉得这次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可能也知道事情的后续发展。假如你本人戒过酒，或者认识戒过酒的人，你肯定知道。那天晚上，林迪·富兰克林带老爸参加了一场戒酒会的活动。他们回来以后，富兰克林打电话给他妻子说他要在朋友家过夜。他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第二天清晨，他带老爸参加了七点的一个名叫“清醒日出”的戒酒会活动。这后来成了老爸的固定安排，他的第一年戒酒会奖章就是在那里拿到的。为了亲手把奖章交给他，那天我逃了学，而这次轮到我语无伦次了。不过似乎没人介意，戒酒会的活动上有的是人语无伦次。事后，我爸拥抱了我，林迪也拥抱了我。当时我已经直接管他叫林迪了，因为他总是陪着我们。他是我爸戒酒十二步的监督人。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奇迹。现在我已经很了解戒酒会了，知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无数人身上。但对我来说，它依然像一个奇迹。老爸不是在林迪的第十二步拜访的整一年后拿到奖章的，因为他走过几次回头路，但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戒酒会上的其他人也还是那句老话——你记得回来就行。他坚持了下来，最后一次破戒（只喝了六听啤酒里的一听，其余的被他倒进了下水道）发生在二〇〇九年的万圣节前。林迪在老爸的周年仪式上说，十二步向很多人伸出过援手，但接受帮助的人并不多。他说老爸是幸运儿之一。也许这是真的，也许我的祈祷只是个巧合，但我选择相信这并不是巧合。在戒酒会里，你可以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任何事情。戒酒者的所谓《大书》里是这么说的。
而我有一个承诺需要兑现。
我只参加过一场戒酒会活动，就是我爸的周年仪式那场，但如我所说，林迪总是陪着我们，我记住了戒酒会成员经常念叨的很多口号。我喜欢“你不能把泡菜变回黄瓜”和“上帝不制造垃圾”，但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另外一句。一天晚上，我听见老爸说他有很多账单没付，担心会失去我们住的屋子，然后林迪说了这句话。林迪说我爸能戒酒是个奇迹，然后他说：“但奇迹不是魔法。”
戒酒六个月后，老爸试图回到大陆保险工作。在林迪·富兰克林和另外几个人（包括他以前的上司，就是解雇了他的那个人）的支持下，他恢复了原职。但他知道他处于观察期，因此工作得加倍努力。二〇一一年秋天（戒酒两年后），他和林迪做了一次长谈，他们谈得太久，导致林迪只好又睡在了客厅的沙发床上。老爸说他想独立，但要是林迪不支持，他就不会那么做。在确定了就算生意失败老爸也不会破戒后（只是尽可能确定，戒酒毕竟没有火箭科学那么精确），林迪说你大胆地去闯一闯吧。
老爸拉着我坐下，告诉我所谓独立就是在没有公司兜底的情况下做保险。“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你应该和会说话的骆驼说再见。”我答道，他放声大笑。然后我说了我必须说的话：“但要是你再开始喝酒，那就彻底完蛋了。”
两周后，他向大陆保险提出辞职。二〇一二年二月，他搬进主大道的一间小办公室，挂出了他的招牌：乔治·里德，保险调查与独立保险理赔。
他很少待在那个小房间里，大多数时候都在东奔西走。他找警察谈话，找保释人谈话（“总能搞到好线索。”他说），但主要还是找律师谈话。很多律师是通过他在大陆保险的工作中认识他的，知道他为人公正。他们把工作外包给他，他们给他的总是最难啃的骨头——大型保险机构要么大幅度降低赔付金额，要么干脆拒绝赔付。他总是在加班，没完没了地加班。很多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屋子里没人，只好自己做饭，但我不介意。刚开始，当我爸终于到家的时候，我上去拥抱他，主要是为了偷偷闻一下他的呼吸里有没有杰彼斯金酒的难忘气味。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拥抱他只是为了拥抱他。而他也几乎没错过一次“清醒日出”活动。
林迪有时候会在周日来吃午饭，通常带着外卖。我们三个人会在电视上看芝加哥熊队的橄榄球赛，要是棒球季就看芝加哥白袜队。某天下午，我爸说生意越来越好了：“要是我多代理几个滑倒受伤的索赔案，情况会更好，但这种案子大多数都经不起推敲。”
“正是如此，”林迪说，“短期内能捞到一些好处，但迟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在山景高中念书，高一开学前一天，老爸说我们需要认真谈一谈。我鼓起勇气，准备聆听一场有关未成年人饮酒的演讲，要么就是我和我的死党鸟人伯蒂在他饮酒（和他戒酒后的一小段时间）期间干的坏事。结果他要谈的和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关系。他想和我谈的是学习。他说我的成绩很优秀——真的很优秀——可以去一所好大学。
“我的生意做得不赖。刚开始有点不妙，那时候我不得不向我弟弟求救，借了一笔钱，但借款已经快还清了，我觉得我很快就能站稳脚跟。”电话响个不停。但是说到大学……他摇摇头，“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至少刚开始做不到。我们能做到不欠债，就已经运气非常好了。都怪我。我愿意做一切事情来弥补——”
“我知道。”
“——但你也必须帮助自己。你需要工作，还需要在SAT考试
里拿到好成绩。”
我打算在十二月参加SAT考试，但我没开口。老爸说得正起劲呢。
“你也需要考虑一下贷款，不过那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学生贷款会纠缠你很长一段时间。你可以考虑申请奖学金。你要好好打球，那也是申请奖学金的一种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成绩。绩点高，一切都好说。我不需要你在毕业式上登台演讲，但我需要你能进入前十名。明白了吗？”
“明白了，父亲大人。”我说。他开玩笑地重重地拍了我一下。
我学得废寝忘食，努力地升绩点。我秋天打橄榄球，春天打棒球。到了高二，两项运动我都进入了校队。哈克尼斯教练还想拉我进篮球队，我拒绝了。我说我每年至少要留出三个月来做其他事情。教练摇着头走了，为这个堕落时代里的年轻人的心态感到惋惜。
我参加了几场舞会，吻了几个姑娘，交了几个朋友，其中大部分是运动员，但也有些不是。我发现了几个我特别喜欢的金属乐队，用最大音量播放他们的歌。老爸没抱怨过，但圣诞节时他送了我一副无线耳机。我在未来会遇到一些可怕的坏事（后面我会一一道来的），但我半夜睡不着时想到的那些坏事都没有发生。我们还住在原来的屋子里，我的钥匙依然能开门。这已经非常好了。假如你想象过自己在车里或收容所里度过严冬，就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另一方面，我从没忘记过我和上帝的约定。我说过只要能帮我这个忙，我就会为你做任何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跪在地上。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立刻就会去做。我发誓。那是一个孩子的祈祷，寄希望于魔法，但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大部分）并不这么认为。现在也一样。我认为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就像Lifetime频道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放的那种俗套电影。这意味着我必须坚守我的承诺。我觉得要是我做不到，上帝就会收回奇迹，而老爸又会开始喝酒。你必须记住一点，高中生（无论男孩多么魁梧，女孩多么漂亮）的内心基本上依然是孩子。
我非常努力。尽管学习和课后活动把我的时间表塞得都快爆炸了，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偿还我欠的债。
我参加了钥匙俱乐部
组织的“认领公路”活动。我们分到了226号公路上的两英里，这段路简直是个垃圾场，路边全都是快餐店、汽车旅馆和加油站。我捡了大概一亿个汉堡包盒子、两亿个啤酒罐和十几条脏内裤。有一年万圣节，我穿上傻乎乎的橙色连体服，跑来跑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劝捐。二〇一二年夏天，我在商业区为选民登记，虽说我还有一年半才到法定的投票年龄。周五训练结束后，我还会去老爸的办公室帮忙，整理文件，往电脑里输资料，就是最基础的文书工作。等天黑了，我们就点乔万尼比萨，从盒子里直接抓着吃。
老爸说我做的这些事情会让我的大学申请书非常好看，我说是的，但没告诉他真正的理由。我不希望上帝认为我没有守住我的承诺，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听见责备的声音从天上飘下来：查理，还不够好。你真的以为捡一捡路边的垃圾就能报答你和你爸过上的好生活吗？
正是这一切，最终带着我来到了二〇一三年的四月，这年我十七岁。我认识了鲍迪奇先生。
山景高中，我的老朋友！感觉像上辈子的事情了。冬天我乘校巴，我和安迪·陈坐在最后一排，我从小学就认识他了。安迪是运动员，后来加入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篮球队。伯蒂当时已经搬走了，这对我来说算是某种解脱。世上有一种人，可以既是死党又是坏朋友。事实上，伯蒂和我对彼此的影响都不好。
秋天和春天我骑车上学，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多山的镇子里，骑车对积累腿部和臀部的肌肉力量有好处。骑车也给了我独自思考的时间，这正中我的下怀。从学校回家，我先从草场街走到戈夫大道，然后走到柳树街和松树街。松树街与梧桐街在山顶交叉，而梧桐街通往那座该死的桥。松树街和梧桐街的路口耸立着“疯人院”，这个名字是伯蒂取的，那时候我们只有十岁出头。
这座屋子其实是鲍迪奇家，名字就写在信箱上，尽管褪了色，但你眯起眼睛仔细看，依然能辨认出来。然而伯蒂也有他的道理。我们都看过那部电影（还有《驱魔人》和《怪形》等十一岁孩子的必看影片），它确实很像诺曼·贝茨和他的木乃伊老妈住的房子。梧桐街和我们这个居住区全都是漂漂亮亮的联排小楼或牧场式住宅，只有这座屋子除外。“疯人院”是一座破败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屋顶已经沉降，外墙曾经应该是白色，但现在变成了某种灰黑色，我一般称之为“野猫灰”。一道古老的木篱笆围着这座屋子，有几处向外倒着，有些则向内。一扇齐腰高的生锈铁门拦住破破烂烂的步道。草坪以疯长的野草为主，门廊就像在缓慢脱离它所属的建筑物本身。所有的窗户都拉着窗帘，安迪·陈说这毫无意义，因为窗玻璃太脏了，本来就什么都看不见。草丛把“非请勿入”的牌子淹没了一半。门上有一块更大的牌子：小心恶犬。
恶犬是一条德国牧羊犬，名叫雷达，就像《陆军野战医院》里的那位老兄。关于这条狗，安迪有个故事。我们都听到过他叫唤（那时还不知道其实应该用“她”），偶尔会瞥见一眼，但只有安迪近距离见过这只狗。他说自己有一天骑车路过，看见鲍迪奇先生的信箱敞开着，于是停了下来。信箱被垃圾信件塞得满满的，有些信件掉在人行道上，被风吹得到处飞。
“我捡起地上的垃圾，塞回信箱里，”安迪说，“老天在上，我只是想做点好事。然后我听见狗威胁人的那种低吼，然后是嗷嗷的叫声，我一抬头，看见那头魔犬跑出来了，他至少有一百二十磅，龇着满嘴白牙，口水乱飞，眼睛是他妈的血红色。”
“是啊，”伯蒂说，“魔犬，就像《狂犬惊魂》里面那样。真是了不得。”
“我说真的，”安迪说，“我对天发誓。要不是那个老头叫住了他，他会直接撞破门冲出来。那扇门老得都需要上保险了。”
“上保险。”我说。
“反正就那意思。还好那个老头走到门廊上喊了一嗓子：‘雷达，趴下！’狗立刻趴在地上，但眼睛还是盯着我，嘴里也还在呜呜叫。然后老头开口了，他说：‘小子，你在我门口干什么？偷我的信吗？’我说：‘不，先生，你的信被风吹走了，我在帮你捡回来。你的信箱塞得太满了，先生。’然后他又开口了，说：‘我的信箱我自己会管的，你给我滚远点。’于是我就滚了。”安迪摇摇头，“那条狗会把我的喉咙撕碎的。我敢肯定。”
我很确定安迪在夸大其词，他有这个习惯，但那天晚上我还是找老爸问了问鲍迪奇先生的情况。老爸说他也不太了解他，只知道他是个老光棍，住在那座屋子里的时间比老爸住在梧桐街上的时间都久，而老爸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五年。
“他不止朝你那位朋友嚷嚷过，”老爸说，“鲍迪奇的名气一半来自他的坏脾气，另一半来自他那条脾气同样不好的德牧。镇议会巴不得他早点死，这样就能拆掉那座破屋子了，但他就是不肯咽气。我碰到他的时候会和他打招呼，不过次数很少，他看上去挺有礼貌，但我毕竟是成年人。有些老人对孩子过敏。总之我建议你离他远点，查理。”
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直到二〇一三年四月的那一天。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我练完棒球回家，在松树街和梧桐街的交叉口停下。我松开握住车把手的左手，使劲甩了甩。那天下午我在体育馆里练得太厉害，左手到这会儿还红通通的，一下一下地抽痛（棒球场还是一个泥潭，没法打球）。哈克尼斯教练——既是棒球教练，也是篮球教练——叫我守一垒，让练投球的一大帮人练习投牵制球，其中有几个人投得非常用力。我不敢说教练是因为我拒绝打篮球而在报复我（豪猪队在上一个赛季五胜二十负），但我也不敢说他心里没有疙瘩。
我右边就是鲍迪奇先生衰颓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它比平时更像“疯人院”了。我重新握住自行车的左车把，准备继续蹬车，但这时我听见一条狗呜呜地叫了一声。声音来自屋子背后。我想到了安迪描述的那条“魔犬”——口水淌到下巴上，满嘴利齿，眼睛血红。但我听见的不是攻击性猛犬的狂叫，这个声音听上去既可怜又害怕，甚至可以说凄惨。事后我回想当时的情况，怀疑那会不会是我的后见之明，但我认为应该不是。因为同样的叫声再次响起。然后是第三次，但这次声音很轻，而且没什么精神，发出这种声音的动物就像觉得无论怎么叫都没用了。
然后，我听见了比刚才那一声哀叫更轻的喊声：“救命。”
要不是听见了狗叫，我肯定会一路骑下山坡，回到家里，喝一杯牛奶，吃半盒饼干，快活似神仙。但鲍迪奇先生恐怕就没那么快活了。下午即将过完，影子越拉越长，夜晚就要降临，而且那年四月特别冷。鲍迪奇先生有可能会在那里躺一整夜。
我因为救了他而得到赞扬——要是我愿意听从我爸的建议，暂时忘记谦逊，把一周后登报的文章附在大学申请书上，我的申请书肯定会变得更加好看——然而功劳并不真的属于我。
救了他的是雷达，还有他凄凉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