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所说的西亚，与人们过去所称的近东（Near East）近似。不过，近东是西方学者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与远东一样，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味道，所以我们改用更为中立的西亚，指包括黎凡特在内的亚洲西南部。因为西方考古学家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在这里发掘史前遗址，前后持续了100多年，所以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农业起源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现在我们知道，西亚的植物驯化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驯化的作物包括大麦、小麦、豌豆、扁豆、鹰嘴豆和亚麻等。这一时期，西亚先民还驯化了几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即山羊、绵羊、牛和猪。所谓“驯化”，并不仅仅是把原本生存在野外的动植物移种或者养殖在人类的居所周围，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选育和培养，让这些动植物变得更加符合人类生存的需求。像我们之前介绍的水稻一样，驯化使它的谷粒不容易掉落、植株不容易倒伏，同时芒刺不那么扎人，这些性状都有利于先民采集和利用。在西亚，先民驯化这些动植物并非易事，这个复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他们在世界观、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都能体现在丰富多样的考古发现中。在详细介绍与西亚农业起源相关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几个核心问题。
要探究农业起源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在农业起源前后，人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在庞杂的考古材料中找到解决农业起源的着眼点。大量的人类学调查表明，狩猎采集人群和农业人群有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二者的居住模式、社会组织、生业方式、人口数量和世界观等方面。
在上述几方面中，生业方式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考古学家可以详细考察的内容，又与农业起源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在这里详细介绍。一般来说，狩猎采集者以获取野生资源为主，不种植农作物或养殖家畜，而是通过狩猎动物或采集植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此，他们从事各种以获取食物为目的的活动，建造临时的居所，并制造能够提高资源获取效率的工具。他们对大自然的干预通常较小，并且极少储存食物，因为他们对生存资源的消费通常是即时的，或是短期的延迟消费。他们在群体成员之间分享食物。农民则截然不同，他们拥有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种植和养殖。他们的目的是提高产量、积累食物，并将其储存起来以备将来消费。农业社会往往以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为基本单元，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来看看西亚农业起源的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西亚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动植物的驯化时间是前陶新石器时代B期（Pre-Pottery Neolithic B，简称PPNB）。顾名思义，这个时期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但未出现陶器。PPNB最早由耶利哥（Jericho）遗址的发掘者凯瑟琳·凯扬（Kathleen Kenyon）命名，年代为公元前8500至前7000年。驯化的中心地点位于黎凡特北部，即现在的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大部分驯化作物最早出现在这个核心区域，随后才扩散到了整个西亚。
其次是驯化的对象及其各自的特点。我们前面提到黎凡特先民驯化了多种动植物。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黎凡特居民能驯化这么多种重要的动植物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环境背景。黎凡特的地理环境多样，从西到东分别是地中海沿海平原、丘陵、河谷、草原、半干旱荒漠和沙漠。这些区域的野生植物种类非常多，仅在以色列1.52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就有2 7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有许多一年生的野生谷物。同时，在北方山地又有许多种子颗粒大而无毒的野生豆科植物。有这么多野生植物摆在眼前，黎凡特先民是不愁没有培育对象的。而在动物方面，随着两万多年前末次盛冰期的到来，许多动物为了寻找适宜生存的栖息地而迁徙。到了一万年前气候改善，西亚的湿度和降水量增加，植被覆盖范围扩大，这吸引了许多动物来此栖居。就这样，一些动植物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又刚好被人类选中，从此便走上了历史舞台。回答了上面几个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回溯西亚农业起源的整个过程，看看这里的人们在农业起源之前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农业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金字塔不能一天筑成，农业也无法凭空产生。要探寻农业的起源，我们需要追溯到两万年之前，为的是了解当时的狩猎采集者们为农业的诞生做了哪些铺垫。
“后旧石器时代”（Epipalaeolithic）是西亚考古学常用的时间术语，大致从公元前23000年延续到公元前9600年，即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根据自然与文化特征，“后旧石器时代”又可以分成早期（公元前23000—前16500）、中期（公元前16500—前13000）和晚期（公元前13000—前9600）。此时，我们熟知的两河流域还没有成为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域，反而是靠近地中海的黎凡特发展程度更高。“黎凡特”一词来自法语，有“太阳升起之处”或“东方”的含义。在地理范围上，这个区域包括了今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的部分领土。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正值2024年5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的战争愈演愈烈，频频登上新闻头条的平民伤亡事件令人触目惊心。不过，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历次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范围和烈度小了很多，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仍然是主流。在万年以前，这里的人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为农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为什么说黎凡特先民曾经“共患难”呢？我们可以从科学家的古环境研究结果来看。在公元前23000年，全球迎来了末次冰期的盛冰期，黎凡特进入后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个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得多。对于有着空调的我们来说，影响不太大，但在当时是决定先民命运的大事，因为低温不仅让狩猎采集者的活动受限，更改变了动植物的分布范围；先民们在某天外出时忽然发现，原先长在住所附近的植物不再结果，漫步于周边的动物也不见踪影，日子越来越艰难。
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了约7 000年，直到公元前16500年。末次盛冰期结束，温度终于升高了3~5℃。在公元前13000年，气温再次升高，1月平均气温达到11℃。生活在此地的先民抓住时机，开始广泛地利用各类资源，尝试定居下来，并住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村落。
可惜的是，这个温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公元前11000年开始，受新仙女木气候事件（Younger Dryas）的影响，黎凡特的气温再次下降，季节不再分明。冷湿气候使黎凡特南部的资源变得短缺起来。此时的先民刚过了2 000年的好日子，这次大降温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不过，他们已经摸到了定居农业生活的门槛，只需要再有一点机缘，便可以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篇章。
后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居住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十分显著。在早期，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大部分狩猎采集者零散地居住在便于躲避严寒的洞穴中；此外，还有一些人会在靠近水源的地区建造小型营地，比如在奥海罗-Ⅱ（Ohalo Ⅱ）遗址发现了6间小型的用藤条和泥巴建成的小屋，屋外有用来烤火和烹饪的灶。小屋里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出土了各式工具和生活用品，如用来切割的刀、用来磨粉的磨盘、用来捕鱼的网坠和用来盛装物品的碗等；还出土了作为装饰品的海洋贝壳珠子。这些遗存表明，在这段艰难岁月中，西亚先民并未坐以待毙。他们迁居到一些资源充沛的地区，加强利用各类资源，不仅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加深了对各类动植物资源的认识，为之后的农业起源积累了经验。
到了中期，遗址规模出现了更加令人瞩目的变化，因为那时出现了几处大型的聚集性遗址。位于约旦东部的哈拉内-Ⅳ（Kharaneh Ⅳ）遗址面积达21 000平方米。这在狩猎采集者的遗址中算是规模最大的一处。发掘者在遗址内发现了房屋、灶、窖穴与墓葬，还发现了大量遗物。为什么这里会成为狩猎采集者的聚集地？因为它位于沙漠绿洲的边缘区域，周边有湿地和溪流等水源，动植物资源丰富。来自不同地方的狩猎采集者在特定季节聚集到这里，交换资源、沟通技术、传播知识、订立盟约。这些活动让有些先民意识到，如果有机会让许多人住在一起，整个社会可能会发展到一种前所未见的高度。
这个机会在千年之后到来了。这时期的温暖气候使得资源变得格外丰富，黎凡特狩猎采集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并且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一些人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山区的洞穴中，另一些人则居住在约旦河谷地区新出现的露天营地中。营地中的房屋往往是半地穴式的石房子，呈圆形或半圆形，直径为3~5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房子。考古工作者在艾因·马拉哈（Ain Mallaha）遗址发现了一间房屋，其石墙表面先涂抹了石灰，又涂了一层红色的颜料，作为屋内的装饰。人们在瓦迪·哈马赫-ⅩⅩⅦ（Wadi Hammeh 27）遗址中发现了格外庞大的两座建筑，建筑内部的地面上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具有象征性的艺术品，其中一座建筑的内墙上带有雕刻的图案；还发现了人类颅骨的残片。这种房屋可能具有公共属性，供人们举行各种集会活动。这个时期，大量狩猎采集者住在一起。他们发现这样的生活比先前更有乐趣，不仅生存的安全有了保障，而且社区成员似乎比以前更加亲密了。密切的合作使得各项生产活动能够高效地开展，许多以往做不好的事情如今都能顺利完成。
艾因·马拉哈遗址中的大型房屋
在新仙女木事件发生之后，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境况变得有些艰难，定居生活难以为继；许多人只能离开以往的家园，向北迁徙。先前居住的许多地方仍然沿用，但其中的大型建筑不再使用，只新建了一些小型的建筑。此时，许多人被迫分群别居，但是仍有许多人热切地期盼着某个时机的到来。他们坚信，只要条件允许，大家一定能再次过上集体定居的生活；这一次他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再也不让大家被迫分散各地、流离失所。
3.何以维生？
黎凡特虽然保存了西亚先民的许多遗存，但由于其土质，植物遗存很难保存下来。因此，学者对后旧石器时代人群食谱的了解并没有其他方面那么丰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在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与中期，西亚先民尚未对植物进行栽培，但已经开始广泛利用各类野生植物资源。在奥海罗-Ⅱ遗址便发现了野生的二粒小麦、大麦、开心果、葡萄和橄榄。在狩猎动物方面，他们会格外关注当地常见的动物，将其作为主要的狩猎对象。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先民们对植物的广泛利用和对特定动物的关注，为他们的后代驯化动植物积累了关键的知识与技术。
到了后旧石器时代晚期，此时的先民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已经注意到了几种关键的植物。在该时期的阿布·胡雷拉（Abu Hureyra）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多种谷物、豆类，还有各种坚果、蔬菜和水果。人们在穆雷贝（Mureybet）遗址更是发现了具有一定驯化特征的黑麦。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时有些人已经开始尝试栽培和驯化植物，不过还没有促成农业的诞生。在动物的利用方面，该时期的先民为了维持定居生活而扩大了狩猎动物的种类，其中既包括瞪羚、绵羊、山羊、野牛等哺乳动物，也包括多种爬行动物和鸟类。狗在这一时期可能已经被驯化，但主要作为人类的宠物，而非肉食资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耶利哥遗址的发掘者凯瑟琳·凯扬将纳吐夫（Natufian）文化（西亚的后旧石器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3000—前9600）之后的1 000多年命名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Pre-Pottery Neolithic A，简称PPNA），年代大约为公元前9600至前8500年。PPNA的开始伴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西亚的许多野生植物迎来了生长繁育的黄金期。定居的先民自然不会放过利用这些植物的机会，他们将其移种到聚落周边，开始了驯化的过程。在PPNA时期，南方的黎凡特与北方的安纳托利亚分别形成了两个文化繁荣的地带，二者在文化发展程度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在文化面貌上又存在一些差异。
此时，南方出现了一些空前庞大的遗址，例如耶利哥遗址。这里在PPNA时期是一处村落，外围有石墙和壕沟，还发现一座高约8米的石塔。学者对于石塔的用途看法不一，认为其或是储藏设施，或是用于防御的瞭望塔，又或是村落居民的“神龛”。遗址内还有一些圆形房屋，直径在5米左右，墙体用草拌泥土坯和灰泥砌筑，屋顶覆盖树枝和泥；有些房屋的地板下埋着墓葬。据推算，这一时期耶利哥遗址的人口有2 000~3 000人。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对野生植物的强化利用至关重要。
在南方还有另一处名为瓦迪·费南-ⅩⅥ（Wadi Faynan 16）的遗址值得一提。考古学家在其中发现了三个阶段的遗存。在第二阶段（公元前9300—前8800），先民修建了大量半地穴式的建筑。其中一座规模颇大，可能是聚落中的聚集场所；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萨满举行治疗活动或驱魔仪式的地方。对遗址出土鸟类骨骼的分析表明，此处有一小批人全年居住；春季则属于狩猎采集者或种植者的聚集地，他们在此捕猎迁徙至此的各种鸟类。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带有几何图形和人类形象的刻画物品和小塑像，可能是萨满的圣器或服饰配件。研究者如此强调萨满教的存在，是因为他认为：在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程中，萨满教的各种仪式活动能够帮助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缓解因此而产生的冲突，有效地增强一个群体的凝聚力。
在北方，多数遗址的房屋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建筑，但聚落中往往有一个规模略大的公共建筑，居民可能在此举行某些仪式活动。与南方不同的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仪式性遗址，例如哥贝克力（Göbekli Tepe）遗址。这里的文化堆积可分三层，第三层堆积属于PPNA晚期至PPNB早期。人们在其中发现了数个由石柱围护的建筑，直径为10~30米。石柱最高可达5.5米，最重可达15吨，多由石灰岩制成，其原材料来自周边地区的天然石灰岩岩床。石柱表面往往带有浮雕，以动物形象为主，有蛇、羊、牛、瞪羚、野驴、野猪、狐狸、鹤、鸭、秃鹫、蜘蛛、蝎子等，体现出的是万物有灵的信仰体系。“T”字形的石柱被认为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因为有些石柱上刻有人类的手臂和手掌，有些石柱在肩部、颈部还会雕刻出代表装饰品或衣物的图案。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哺乳动物的骨骼碎片，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鸟类骨骼，如乌鸦、鹰、鹤等，意味着哥贝克力遗址存在季节性的狩猎活动。遗址中未发现驯化的植物遗存。该遗址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被有意地迅速掩埋。
除了哥贝克力之外，这里还发现了其他带有石柱的遗址。许多学者推测这些遗址属于狩猎采集者的圣地，因为建造它们需要开采和移动重达数十吨的巨大石块，这就需要动员和组织许多劳力；在石柱上雕刻各类图案也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回顾西亚的后旧石器时代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在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许多狩猎采集人群也曾进行大规模的聚集活动，但由于当时种种因素的限制，并未能建造出复杂的仪式性建筑。有一种说法是，西亚先民在哥贝克力等遗址开展的聚集活动之一便是交流驯化动植物的技术与知识。这种“头脑风暴”直接导致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的理解突飞猛进，在其后短短1 000年间便促成了农业的产生。
从整体上看，虽然不是所有的PPNA先民都成功开始了定居生活，但大规模的定居生活无疑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诞生。正如前文所述，PPNA时期聚落的规模大幅增长。新增的人口需要吃饭，以往的狩猎采集不再能完全满足需求，因此人们对种植作物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丧葬行为看到农业即将产生的端倪：PPNA时期出现了大量移除墓主颅骨的行为。人们在这些颅骨抹上灰泥，摆在某些房屋内供人祭拜。在民族志记载中，祖先往往与血统世系相关，而血统世系往往与某个粮食产地的所有权相关。当人口越来越密集时，土地的所有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确认，而我们在PPNA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颅骨似乎起到了这种作用。
哥贝克力遗址
哥贝克力遗址的石柱建筑
我们再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业方式。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虽然以往有学者认为在PPNA时期已经出现了农业，但目前还没有发现足够多的关于驯化动植物的证据。在植物的利用方面，PPNA先民主要以采集野生植物为主，可能出现了少量的栽培和选育行为。该时期最明确的驯化植物的证据出现在阿斯瓦（Aswad）遗址，在此处发现的大麦62%为野生种，26%为驯化种，另有12%为中间状态。这一时期动物驯化方面的资料更为单薄，人们主要通过狩猎来获取肉类。在黎凡特南部主要狩猎羚羊；在北方，人们常常猎取野牛、野生的绵羊和山羊。在北方一处名为哈兰·切米（Hallan Cemi）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对野猪进行培育的迹象，可能是早期的驯化行为。
前陶新石器B期（PPNB）出现了驯化动植物的明确证据。西亚社会也由于农业技术的应用而变得十分繁盛，礼仪活动日益复杂，巨型遗址出现，各地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更加密切。PPNB期的遗址分布范围较前一时期又有了增加，除南方的黎凡特之外，人们在北方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东方的扎格罗斯山脉都发现了大型的城镇。
在南方，该时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遗址。规模可达PPNA最大城镇的2~3倍。此时的耶利哥遗址出现了一些变化，房屋从以圆形为主变成以方形为主。有的建筑物可能是“神殿”，其后墙有壁龛，放置着黏土小雕像及灰泥头骨；头骨面部涂泥并施加彩绘，眼窝嵌以贝壳，可能是祖先崇拜的象征。
这一时期南方的一处重要遗址名为艾因·加扎（Ain Ghazal），位于约旦西北部，全盛时面积达15万平方米。该聚落的房屋为多间的长方形建筑，大多数房间经过多次居住；此时出现了二层的建筑，一层用于居住，另一层用于储存各种食物和工具。遗址内建有“神庙”，由石块垒砌而成，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堂和后室两个部分。在神庙地面下有两个窖藏坑，考古学家在坑中发现了32尊神像，其中3尊为双头神像。这些神像由石灰膏和芦苇塑成，有半人之高，表面可见颜料残迹，可能其埋入窖藏之前曾经用于展示。神像身上绘制有衣服、头发甚至文身，脸上突出表现了眼睛、鼻子和嘴巴；眼睛用海贝制作，上面还用沥青画出眼珠。除了这些神像，人们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人物和动物的塑像。艾因·加扎的居民往往将死者埋在房屋内的地板下，有些埋在房屋外面，也有制作灰泥头骨的行为。
北方的PPNB先民延续了许多先前盛行的做法，并做了一些创新。但是，前一时期气势恢弘的哥贝克力遗址在PPNB遭到废弃，可能反映了组织这类仪式活动的社会组织解体，反映了西亚先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圣地纷纷遭到废弃的同时，该时期的一些遗址出现了“停尸房”。在萨约吕土丘（Çayönü Höyük），大约400名已故社区成员的遗骸被放置在一间房屋中。在阿布·胡雷拉遗址PPNB时期的堆积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房间。这些公共墓葬体现出社区中的居民具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与先前费心劳力地前往圣地进行各种活动相比，这一时期的先民似乎不再有跨区域大范围交流的迫切需求，反而更在意自己村落或城镇周围的“一亩三分地”，过着拥挤又热闹的群居生活。
我们可从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遗址窥见这个时期城镇的规模扩大到了何种程度。这个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土丘，迄今为止的发掘面积为2 000平方米，仅占土丘面积的三十分之一。东部土丘已揭露出18个居住层，其中第3~18层处于该城镇发展的兴盛期，年代处在PPNB的中晚期。此时该遗址共发现了大约1 000座房屋，人口估计可达8 000人。这里的住房多呈直线排列，内部结构相似。房屋平面呈方形，面积20~30平方米，由土坯砌成，每一座房屋由起居室和附属房间组成；房屋为平顶，其上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屋内有木梯、炉灶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除一般的房屋外，遗址内还有专门的“祭室”，结构与其他房屋相同，但房屋的内墙上彩绘有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墙上还会悬挂公牛头骨。遗址内的死者埋在房屋和祭室的平台下，有的骨骸用织物包裹，有各式随葬品。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由黏土和岩石制成的小雕像，多为女性。雕像有站立的，也有坐着用双手托着乳房或双手放在腹部的，可能表现生殖女神的形象。加泰土丘的居民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通过渔猎和采集补充资源。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和十字花科的油料植物；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牛、绵羊和山羊。
PPNB时期明确出现了驯化的植物和动物。重要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和蚕豆。有关植物驯化明确的证据来自加泰土丘，在艾因·加扎也发现了驯化的小麦、大麦和豆科植物。在动物的饲养方面，人们逐渐依赖于绵羊、山羊和牛。绵羊在北方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山羊在南方地区更为普遍。至于黎凡特南部的绵羊、山羊、牛和猪来自北方还是在本地驯化的，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农业让这个时期的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什么说“农业是把双刃剑”呢？比起狩猎采集人群收获的植物食物，粮食容易储存，产量更高；因为定居，女性的生育率大为提高，所以人口快速增长，而增长的人口又投入农业生产中，一代代人周而复始地进行农业生产。同时，由于出现了剩余食物，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成为职业工匠、祭司、武士和国王。听起来似乎都是好消息，新生的农业人群似乎比狩猎采集人群要更为富足，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狩猎采集人群实际上是富足的人群：他们一个星期只需要工作2.5天就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食物需要；剩余的4.5天可以休息或做其他事情。他们从大自然得到的动物和植物食物种类更多，营养更全，疾病也更少；而农业人群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在他们祖先纳凉休憩的时候，他们还要翻耕土地、播种除草、养殖家畜。他们的祖先因为常年穿梭在山河之间，熟悉自然界的草木和鸟兽，而他们因为被束缚在家园和周围的农田里，对自然界也越来越陌生。比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农业人群更加依赖农作物和家畜，辛辛苦苦种下了庄稼，来了一场旱灾、水灾或蝗灾，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一旦发生瘟疫，他们就会失去家畜。
农业还带来土壤退化、植被消失、土地盐碱化和水土流失等“副作用”。考古材料表明，西亚先民在PPNB时期的末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这个时期很少有大型遗址能够保持长期繁荣。艾因·加扎在PPNB时期的末尾阶段发展到了顶峰，但在短暂繁荣之后，房屋之间的间距扩大，婴儿的死亡率增加，种植的主要作物由小麦转变为可作为动物饲料的各种豆科植物，山羊骨骼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些迹象表明，由于环境恶化和大规模砍伐森林造成的植被退化，艾因·加扎原先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崩溃，居住于此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其他生活方式，于是转向了以放牧山羊为主的游牧生活，此后这里便无法支撑起那么多人同时生活了。这种情况并不仅见于此处，整个黎凡特的大型遗址几乎都能见到这种衰退现象。不仅如此，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还给这些农民惹来一个天大的麻烦——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