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不只是挖土种地

我们都学过陶渊明的诗，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是贵族后代，家底殷实，他不需要像普通的农民一样为生计发愁，所以在他的诗中，农业劳动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而唐代诗人李绅曾发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感叹，农业仿佛成了束缚农夫的镣铐，使他们劳碌一生，却难以获得温饱。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时代身居高位的白居易作诗曰“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指出大唐的繁荣强盛是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的。

可以发现，农业对于社会中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意义，是一项复杂多样的生产活动。就其定义来看，狭义的农业是指种植业，包括生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而广义的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产业。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农业起源”，并非只是为了探究人类的挖土种地行为是如何起源的，而针对的是其广义的定义。我们要回顾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一次飞跃性的变化——农业革命，即人类从以狩猎采集为生逐渐转变为以种植作物与饲养动物为生的过程。

在英语中，文化（culture）的词源即耕作（cultivation）和农业（agriculture）。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变化的话，那便是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到的“技术爆炸”；农业技术的发明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提升了几个量级，人口数量和社会复杂程度都有了质的飞跃。了解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到我国史前时代的长江下游，看一看发达的农业经济可以支撑起多么复杂的社会。

一、神王之国竟由稻米堆起？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将良渚带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视野之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介绍良渚古城，“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300）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这段介绍很好地概括了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性，不过我们可以更深入一些。良渚古城遗址位于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而整个良渚文化的遗址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成片分布，每个片区都有一个中心聚落，例如浙江余杭莫角山遗址、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等。这些遗址或者有大型公共建筑，或者拥有大量精美随葬物品的墓葬，有着与周边小型村落截然不同的地位。目前，在环太湖地区已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有600多处，遗址数量之多之密，表明当时人口大幅度增长集聚，形成了大量不同层级的聚落。由这些聚落组成的良渚社会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发展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早期国家。

我国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之后的40年间做了零散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这种中华文明的礼制重器居然大量发现在距离中原如此遥远的“蛮夷之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其文化发展和社会分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986年，考古学家发掘了著名的余杭反山墓地，在那里发现了11座排列有序的大墓。这些墓葬呈现出清晰的等级划分，反映出较高的社会分化程度。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包括琮、璧、钺、三叉形器和冠状器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玉礼器组合。人们在部分玉器上发现了雕刻技术出神入化的神人兽面纹，其线条最细处仅0.1~0.2毫米，这种纹饰由此被认为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

在发现反山墓地后，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步入了新的阶段。此后，考古学家又发现了瑶山和汇观山等墓地。1987年开始，位于良渚遗址群核心位置的莫角山开始受到关注。数年的发掘工作表明，这里是良渚文化城址所在。在其中心部位发现多处大型宫殿基址，之后又发现了内外两重城墙。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认良渚古城遗址的面积达800万平方米。

从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发现，如此辉煌壮阔的神王之国，竟然是建立在一粒粒看似不起眼的稻谷之上的。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发现了巨量被火烧焦的水稻，仅池中寺遗址一处就分布有5 000余平方米的稻米遗存，换算得出的稻米多达40余万斤。如果不太清楚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个成年人每天食用200~300克谷物，这样看来这些稻米可以供约三万个成年人吃一个月。

良渚古城为什么有这么多存粮？这是因为它的居民广泛应用了石犁来翻耕稻田，改变了稻田的土壤物理结构，是史前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技术革命。该时期出现了连续成片的大面积稻田和较为完善的稻田灌溉系统，大大提升了稻作农业规模化的生产水平。据测算，良渚古城的水稻亩均产量高达140余千克。事实上，稻米已经成了古城居民的主要食物。

良渚古城的居民在发展稻作农业的过程中意识到，生存的当务之急便是解决频发的水患，他们决心倾一国之力修筑一组“超级水坝”。一些善于观察地形地势的居民注意到古城以西的山脉丘陵此起彼伏，只要在山体间修建水坝，就能轻松阻挡从山上流下的雨水，形成水库。于是，他们动员民众，修建了20余座水坝。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整个系统的蓄水量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水坝与古城周边的溪流、湖泊相结合，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防洪和水运系统；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为稻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灌溉用水。

由此，良渚文化社会的水稻种植给小村庄和大都城的居民都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在百姓都能吃饱肚子的情况下，统治者的地位空前稳固，从而可以追求更加宏大的目标，发展出了灿烂的早期玉文化，形成了史前中国一套独特的信仰体系，并延续到后世。

从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史前时代的文明能熟练掌握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就相当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其中的幸运儿更可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水平极高，但这并不是它的最初形态，要探究我们国家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还得追溯到万年前的那片浩瀚泽国。

二、水稻的驯化：“干饭人”的胜利

稻作农业就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为什么这种生产方式直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发展成熟呢？这是因为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需要“天时”“地利”。

何为“天时”？从古气候研究的结果来看，全世界在距今25 000至18 000年，处在名为“末次盛冰期”的寒冷期，在冰期结束后，气候并未立即转暖，而是冷暖不停交替，古人难以招架，只能不停地跋涉，寻找温暖的庇护所。直到大约距今10 000年，冷气消退，进入所谓的“全新世大暖期”，全球气候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湿润，并且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稳定。全球各地区农业起源的进程，包括水稻的驯化，在此之后才得以开始。

何为“地利”？稻作农业的起源地——长江流域——位于北纬30°。世界同纬度的许多地区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而形成干燥的沙漠环境，但长江流域因为有亚热带季风，反而有着适宜的降水、气温和日照条件，加之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势平坦低洼，形成了大片湿地与沼泽。而野生稻的祖先原本依靠其在水中发芽的本事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全盛时期遍布世界，但十几万年前的干冷事件使全球湿地沼泽的分布面积骤减，让野生稻从此退缩到中国南部与中南半岛。

如果远古先民只靠狩猎采集便可过得十分滋润，那为什么还要费力去种植水稻呢？考古学是研究古代人类的学问。我们对农业起源的探索，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了解当时的人的方方面面。我们在这里对稻作农业起源的探讨，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稻作农业起源的关键，在于人类驯化水稻的过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所说的“水稻”是指什么？现在我国南方的主食是米饭。现在的稻米当然是已经驯化的品种，往往粒大饱满，入口清香，吃完后有明显的饱腹感。但是在数千年前的遗址中挖到的稻谷，考古学家是没办法把它煮熟并尝试口感的。既然这样行不通，那考古学家是怎么辨别水稻是否经过驯化呢？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观察水稻粒的形状。野生稻和驯化稻有着不同的长宽比，野生稻的长宽比通常大于3.2，而驯化稻的通常为1.6~3.2。第二种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稻谷内部植硅体的形态。植硅体是植物细胞壁、细胞内或细胞间存在的非晶质二氧化硅，它在植物死亡和腐烂之后可以从细胞中脱离出来，保存于土壤及沉积物中。即使过了成千上万年也可以保持原来的形状。通过比较古代与现代水稻的植硅体形态，研究者可以判断古代稻谷是否经过驯化。第三种是观察稻谷的小穗轴，这个结构的牢固程度决定了稻谷是否容易脱落。野生稻的小穗轴比较脆，成熟的稻谷容易自然脱落，大量落地的种子有利于它自身的繁衍，但是不利于收割。而驯化稻的小穗轴比较坚韧，有助于保存成熟的稻谷，直到被人收割。通过这几种方法，考古学家就能找到最早的水稻出现在何时何地。

水稻最早是什么时候被驯化的？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不同学者采用的辨别驯化稻的标准不同，导致结果有差异。总体来看，古人对水稻的驯化经历了多个步骤：① 以采集野生水稻为主（公元前13000—前8000）；② 尝试对野生水稻进行驯化（公元前7000）；③ 同时利用野生水稻与驯化水稻（公元前7000—前6000）；④ 驯化水稻大量种植，广泛传播（公元前6000—前3000）。

在了解了水稻驯化的时间线之后，我们看看最早的驯化水稻出现在哪里。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学者认为，水稻驯化最早发生在喜马拉雅山麓，包括印度东北部到中国西南部。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发掘了河姆渡、草鞋山等出土水稻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于是有学者提出水稻驯化的起源地为长江下游。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公元前6000年之前的仙人洞、玉蟾岩等遗址发现了处于野生稻与驯化稻中间状态的稻谷，由此该地区成为起源地的重要候选对象。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钱塘江流域的上山、跨湖桥遗址，更是发现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这样一来，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驯化水稻起源于淮河或珠江流域，但多数学者认为水稻的驯化最早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和钱塘江流域。

我们锁定了水稻驯化的时间与空间，但是这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尝试站在当时狩猎采集者的角度来回望，看看他们怎么驯化水稻，这种行为又为他们带来了什么。

在大约一万年前的某个秋日，湿地之上一片寂静。一艘小型独木舟上坐着一位渔民和他的孩子，渔民来这里捕鱼，他让孩子留意那些成熟的野生稻谷。小舟缓慢行驶，孩子一声呼喊打破了寂静，他看到船边有数丛稻穗。渔民还没来得及阻止，孩子便急匆匆下船踩到泥地上，用力扯住了稻穗。但只这一下，他便立马像摸到刺猬一样收回小手，疼得哇哇大叫，手上已经扎了几根稻芒。稻穗上的谷子经这一番碰触，也都扑簌簌地落到泥地里。渔民忙把孩子拽上小舟，这才发现他腿上还趴着几只蚂蟥，心里叹道：还是不能让小孩子找稻谷，这差事还是很费力的。于是他自己下船，拿起贝壳做的小刀，动作熟练地把稻谷砍断，收到腰间的皮囊里。今天晚上回去煮鱼羹吃，应该能吃饱，渔民心想。数十年后，当时的孩子已经长大，他来到这片湿地，又看到了大片水稻。回想起父亲的教导，他熟练地割走一部分，然后把之前剩的稻谷丢到水里。又过了几十年，孩子带着他自己的孩子来到这片湿地，放眼望去，水面上遍布稻子。这时的孩子在小舟上伸手碰触时，稻芒不再扎人，稻谷也没有那么容易掉落了。自从有了这些稻子，我们好久都没饿过肚子了，孩子心想。

上面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当时长江中下游的先民亲身经历过的，只是这个过程不可能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完成。在驯化水稻这件事上，先民们真正践行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句话。驯化后的水稻的稻芒消失，谷粒增大且不易脱落，成了当时先民们可以依赖的主食。公元前6000多年的一阵暖风，带来了“仰韶温暖期”，中国北方地区驯化的小米借着这阵风扶摇直上，使北方地区加速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而华南地区变得更加炎热干燥，秋冬季节常为旱灾所困。要是换了其他作物，这时候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水稻恰巧撞了大运，在雨季它刚好需要在水里发芽，在旱季它又刚好需要在旱地上开花抽穗。后来驯化的水牛也是人类种植水稻的好帮手。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又遇上爱吃大米饭的勤劳先民，水稻能够崛起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厚度超过半米的稻谷堆积，还出土了大量的骨质农具，先民爱米的程度可见一斑。吃饱肚子的长江流域先民开始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他们修建古城、堆筑水坝、制造白陶、琢磨美玉、敬奉自然与神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稻并不甘于只填饱南方人的肚子，于是快速向北传播，在公元前6000至前3000年到达黄河流域，让北方人也吃上了大米饭；向西南方向传播，到达中南半岛与印度，在那里形成了米粒细长的籼稻，这就是现在印度手抓饭的主要原料；之后它继续向西，经两河流域到达北非与欧洲。后来籼稻又从印度传回中国，成了制作米粉的主要原料；还有一些喜暖的水稻向南传播至东南亚，促进了亚洲“稻米文化圈”的形成。更重量级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此时中国人培育出一种更加耐寒的粳稻。于是这种水稻很快就东传朝鲜与日本，尤其使日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剧变，直接跑步进入了文明阶段。下面我们就看看水稻传入日本以后是怎样改变日本社会的。

三、水稻东传与日本的万年之变

水稻影响着日本的节庆习俗与信仰。奥能登定期举办“田神祭”“插秧祭”等活动，为的是祭祀守护水稻的田神；许多地方为88岁的老人庆祝“米寿”，希望老人能获得像大米一样的生命力；日本相扑选手登场时用力踏地面的动作，代表的是驱赶害虫、疾病，或是留住带来丰收的田之神。可以看出，水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毋庸置疑，水稻的传入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的关键事件。在水稻传入之前，这里的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依靠自然的丰厚馈赠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日本旧石器时代出土的动植物很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时期的狩猎采集经济了解不多。我们了解比较多的是绳纹时代，也就是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绳纹时代的标志是陶器的产生，因这些陶器上往往装饰绳纹而得名。在考古学上，绳纹时代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包括草创期、早期、中期、晚期与末期，年代从公元前11000至前900年。这种有陶无农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一万年。绳纹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狩猎采集人群仰赖大自然馈赠的动植物食物为生，而地球上许多区域这种食物并不丰富，所以这些区域的狩猎采集人群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经常需要迁徙，过的是小群体、高流动、很简单的生活。日本绳纹人靠着陆地、河流和海洋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资源，得以过着定居且有滋有味的生活，有着丰富多样的仪式活动，还生产精致的绳纹陶器。我们可以通过几处重要遗址，了解日本绳纹人的生存之道。

在绳纹时代的草创期（公元前11000—前4500），有两处需要着重介绍的遗址。第一处是福井（Fukui）遗址，位于九州西部。这是一处岩棚遗址，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所知日本最早的陶片，这些陶器主要用于烹煮和盛装食物。绳纹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丰富的食物遗存。日本火山活动频繁，火山喷发的火山灰酸性很强，所以大多数古代遗址的食物难以保存下来，但是在一些被水淹没的遗址，保存下来的食物非常丰富。第二处要介绍的夏岛（Natsushima）就是这样的遗址。这里出土了超过一万片陶片，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以及许多鱼骨、鸟骨、哺乳动物骨骼和贝壳，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十分多样而充足。

进入绳纹时代中期（公元前2500—前2000）以后，人口显著增加。这个时期位于本州中部的茅野尖石（Togariishi）遗址群最具代表性。人们在其中的茅野遗址发现了33座半地穴式建筑，形状有方有圆，面积为16~25平方米，相当于现代商务酒店一间标准客房的大小。房屋内部有石砌火塘、大型柱洞和小坑；其中的一些小坑或许用来储藏物品。遗址内发现了磨损严重的石磨盘、石臼和石磨棒，可能古代居民用它们加工过许多植物的根茎、坚果和谷物，然后将其和肉煮在一起食用。该遗址群的一处名为井户尻（Idojiri）的遗址也很重要。除了200多座地穴式房屋，该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有趣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厚而扁平的饼，外表面被烧焦，带有叶子印记，它们显然是用磨得很细的野生谷物制成的。这些用叶子包裹的饼可能是煮熟或干燥后再储存的。之后发掘者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了许多这种饼，说明绳纹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加工野生谷物的经验。

在绳纹时代末期（公元前1600—前1000），本州北部成为文化发展最发达的地区。龟冈（Kamegaoka）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遗存最丰富的绳纹时代遗址之一。发掘者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大型空心陶塑像，被称为“土偶”。塑像描绘的是戴着护目镜的人，穿着带有装饰的束腰外衣和朴素的紧身裤，有些塑造出精致的头饰、项链和吊坠，胸部有女性特征。这个形象在一些日本经典动画作品里出现过。哆啦A梦剧场版《大雄的日本诞生》中反派角色的形象便来自这种土偶。

绳纹人利用各种野生资源为生，因此发展出了“绳纹历”。根据这个历法，绳纹人在四个季节从事不同的采集和狩猎活动：在春季采集贝类，在夏季捕鱼和狩猎海洋哺乳动物，在秋季采集植物，在冬季狩猎陆生哺乳动物。

日本绳纹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自给经济和定居生活，这种狩猎采集经济是繁荣富裕的，但绳纹人只能过着“小村寡民”的生活，没办法形成更加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日本的农业和复杂社会是何时出现的呢？这就要说到之后的弥生时代了。

前面我们提到，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南方，后来经过东海、黄海或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日本南端的九州。之后从九州向东北方向的本州和四国传播，最后到达本州中部。弥生时代与绳纹时代的区别便在于是否诞生了稻作农业；冶金技术也于此时传入。这两项关键技术使弥生时代出现了高等级聚落和社会分化。这一时期从公元前900年延续至公元250年，相当于我国从西周到汉末三国的这段时间。下面我们介绍三处重要遗址，让大家了解日本的弥生时代，观察稻作农业来到以后的变化。

弥生时代早期（公元前九至前四世纪）的代表遗址是板付（Itatsuke），位于九州福冈市。这里是一处农业村落，整个建筑群被内外两重护城河包围。紧邻住宅区的内护城河似乎一直在保护村庄，让它免受野兽的攻击。发掘者在这些护城河的填土和一些储藏坑中发现了烧焦的稻谷；还有些稻谷嵌在陶器底部，印痕显示其与现代日本种植的粳稻相似。遗址还出土了用于收割谷物的半月形石刀，石刀一端带有两个穿孔，可以穿过绳索以便于抓握，从而提高收割谷物的效率。

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400—公元50）的代表遗址是登吕（Toro），位于静冈市。这是一处村落，从弥生时代中期到末期一直有人居住。在这里共发现了12座房屋、2座仓库和大面积的稻田，出土了动植物遗骸及数千件陶器、木材和纺织品等，留下了关于日本早期家庭农耕生活的完整资料。村落位于小丘上，俯瞰着南面的稻田。房屋面积达30~50平方米，地面中央有火塘和长凳；房屋上部结构由柱子和茅草组成。稻田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其间有网格状的田埂；田埂由木桩构成，既可以用来控制水流，也是人们在田间劳作的通道。在该遗址还发现了人造水渠，目前不清楚这些水渠是用于灌溉还是排水。村民主要种植水稻，也在地势较高、干燥的土地上种植旱作作物，在家庭园圃中种植葫芦和瓜类。其他水果来自野外采集或园圃种植。该地区的多种哺乳动物、鱼类和贝类是登吕居民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遗址内出土了多种工具，包括木制的锄、耙、犁、镐、铲等农业工具和弓、骨鱼钩和石网坠等渔猎工具。研磨工具包括石磨盘、木杵与木臼。遗址内还出土了一艘小型独木舟，宽约0.5米，长3~4米，可能用于运输耕种材料和工具。此外，该遗址出土的家庭用具包括竹托盘和篮子，可能用于收获和准备食物。

弥生时代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九州岛佐贺县的吉野里（Yoshinogari）遗址。该遗址坐落于一座小山岗上。其早期村庄有一层环壕包围，从中期开始，村庄规模显著扩大，有内外两层环壕，发掘者在其中发现了100多座建筑；在外环壕内发现了一座大型封土墓葬，呈椭圆形，长约40米，宽约30米，现高2.5米，原高4~5米。该墓葬建于公元前一世纪，采用来自中国的夯土技术建造。封土下发现了八座瓮棺墓，其中最早的一座位于封土中心，瓮棺内发现了青铜匕首和人类牙齿。墓主是一名30多岁的成年男性，似乎是此地的首领。另外七座瓮棺墓内发现了从朝鲜半岛进口的青铜匕首和来自中国的圆柱形玻璃珠。除了土堆墓葬之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了2 000座瓮棺墓和380座土坑墓。对墓葬人骨的研究表明，这些墓主不是日本绳纹时代的人群，可能是外来的。

弥生时代的遗址众多，我们只介绍了其中三处，但管中窥豹也足以看出，随着稻作农业的传入与发展，日本弥生时代农民的生活变得逐渐安定，人们开始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储存下来。同时，日本开始与整个东亚的其他国家进行复杂的交流往来，大幅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最终促成了国家的出现。

四、农业起源理论：人类为何种地？

在对农业起源这一问题进行详细剖析前，我们可以回顾一本名著——《鲁滨孙漂流记》。这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十八世纪初出版的一部小说，讲述了鲁滨孙意外流落到加勒比海的一座小岛上，并在那里孤独生活了28年的传奇经历。虽然是小说，但它是根据一位水手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我提及这本书的原因，在于这个故事几乎复刻了人类农业起源的整个过程。鲁滨孙流落荒岛后急需找到食物来源。他发现岛上有野生的葡萄、酸橙、柠檬和甘蔗等水果和木薯等含淀粉的植物，还有野山羊、海龟和飞禽等动物。最初，他可以轻松地靠采集和打猎度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每天需要跋涉更远的距离获取食物，精疲力竭。在一些空手而归的夜晚，鲁滨孙只能饿着肚子唉声叹气。一天，他忽然意识到他可以种植粮食、养殖山羊，这样就能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说干就干，他把船上剩下的谷物撒在地上，一个月后地面上冒出了绿色的小麦秧，于是他继续种植小麦。经过多次试错，他成了种地好手，能够区分雨季和旱季，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粮食。同时他在打猎时抓了3只小山羊，把它们驯养起来，几年后他就有了43只山羊。之后他就再也不缺食物了。

鲁滨孙仅靠自己就实现了食物自由，原因在于他拥有关于驯化动植物的知识储备。现实中的古人没有这些条件，那农业起源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现在我们能够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得益于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考古学家们提出了大量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

在各种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农业为什么会起源？如果再进一步追问，那就是农业为什么会在距今一万年之后才起源？毕竟我们人类诞生已经超过百万年，为什么在农业诞生之前的漫长时光里，我们的祖先会“坚定不移”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生活呢？让我们从头开始，了解学者们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1908年，在中亚发掘安诺遗址的庞佩利（Rafael Pumpelly）提出，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气候干旱化迫使古人退缩到水文条件较好的区域，古人在那里发明了灌溉技术，并最终发明了农业。1936年，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正式提出了“绿洲理论”。他认为，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西亚的气候干旱，因此人和动物只能生存于河谷和绿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种植并食用当地的谷物，又用这些谷物的秸秆喂养动物，从而完成了动物的驯化。总的来讲，柴尔德认为农业起源的关键在于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重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类便迁居至绿洲地带，驯化了动植物，农业就此起源。在“绿洲理论”的基础上，柴尔德还提出了“农业革命”说，描述了农业起源的影响。他认为由于这场革命，人类栽培了农作物，养殖了家畜，食物快速增长，于是出现了村落与城市，产生了文字、手工业、艺术、宗教和集权政府。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发掘了伊拉克扎格罗斯山麓距今约9 000年的耶莫（Jarmo）遗址，由此提出了“山麓理论”，从而反驳了柴尔德的“绿洲理论”。他在耶莫遗址发现了大麦、小麦及家养的山羊和狗，遗址的人口规模在150人左右，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村落。据此，布雷德伍德认为，在气候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这批山地居民开始栽培以前一直采集的植物并驯化动物。因此，他指出农业起源不是由于环境压力导致，而是人类文化发展和知识积累的结果，并且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山麓地带”，而不是柴尔德所说的“绿洲地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提出“边缘区理论”，他的着眼点是人口增长。宾福德发现，在一万年前，西亚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他们居住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全球气温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大量用于居住的土地，迫使一些人迁徙到那些不是很适合居住的边缘地区。为了满足食物需求，人们将谷类移出其原本的生长环境，从而形成了对植物的选育和最终的驯化。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赖恩·海登（Brian Hayden）提出了与“人口压力说”相对立的模式——“竞争宴飨模式”，认为农业是在资源丰富地区起源的。“竞争性宴飨”这种行为见于北美印第安人和西太平洋的某些社会中。这些社会经常举行“夸富宴”，某些社会成员热衷于通过分享食物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若其他竞争者没办法举办相同或是更高水平的宴会，便会名声扫地。竞争性宴飨的意思不难懂，但为什么海登说它导致了农业的起源呢？这是因为海登认为，竞争性宴飨会发生在资源相对丰富的环境中，生活在这种环境的社会成员不需要为了吃饱饭而共享资源，各个家庭可以储存充足的食物供自己享用，这就导致了个人或家庭财富的积累。这时，其中一些有野心的人便会通过举办宴飨活动来增加自己的声望，以此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种活动非常“卷”，一些人为了提高宴会菜品的质量，便去寻找或培育口味更棒的动植物，由此便催生了动植物的驯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雅克·科万（Jacques Cauvi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指出，在新石器时代经济因素并没有成为决定性因素，而人类思维观念的变化更为重要；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变革是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因，而人类思维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观念和象征之上。科万曾经发掘过土耳其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加泰土丘（Çatal Höyük），在该遗址发现了许多女性塑像和牛角。她认为它们分别代表女神和男神，是原始的宗教崇拜。科万指出这种宗教信仰重塑了人们的认知，使人们更加热衷于控制外在世界，其中就有动植物的驯化和栽培。

除了上面的理论，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也就是苏联学者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提出的多个农业起源中心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瓦维洛夫在五大洲做了广泛的考察，访问了64个国家，收集了各种植物和粮食作物标本，在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植物种子中心。他提出，农作物的驯化并非偶然出现在某个地方，而是出现在世界上野生作物丰富的多个区域，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多个农业起源中心。他提出，世界上有8个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即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地中海、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他的学说现在得到了考古学和古基因学研究的证实。当然，他的一些观点，如水稻起源于印度，现在证明是错误的。不过瑕不掩瑜，他的学说到今天仍然大放光芒。很可惜，这样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后来因为饥饿早早离开了人世。

回顾了上面这些理论之后，我们现在对农业起源这个问题有了一些宽泛的认识。这些理论关注的是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动力机制等问题。关于农业起源的时间，我们已知其最早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过程不是突发的、短期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我们如今知道农业不是从某一地发明，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的，世界各地均有独立驯化的动植物。关于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和文化传统等要素都会对农业起源的过程造成影响，目前尚未出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好在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我们现在能够列出下面这样一张表格。

我需要声明的是，这张表里并没有列出世界各地驯化的所有动植物，如中亚地区驯化的驴和骆驼、南亚驯化的瘤牛和水牛等。每一种动植物的驯化，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先民不断地培育；这些过程充满戏剧性，值得深挖。接下来我们便要前往西亚，看看在这个如今充满战乱的地区，史前人类是如何通过农业彻底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同时借由丰富的考古材料，了解在农业起源前后，当时人类的各种表现。 e/lvUwzGe0581rztG0ZtYfDRsBqWgzh9B+kn6dlcujt6x/tsy4QvTLwka6VARZ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