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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明是讨论上古史时不容回避的问题。195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名叫克拉克洪的学者提出了三个考古标准：城市、青铜器、文字，这一个标准很快被世界学术界所公认。城市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社会不再是低级的公社阶段；出现青铜器说明生产力得到了实质上的进步；文字的出现也是高级社会的产物。这三个标志中，城市最重要，出现了城市，就代表国家已经开始产生。
中国也在4000多年前开始出现了史前城市遗址，比较有名的有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四川宝墩等。这些城市遗址的规模宏大，城市中有大型的宗教祭祀遗址，有王权的象征——斧钺，还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这至少说明，在该时期，中国的国家已经开始萌芽了。在陕西石峁遗址发现了人殉的现象，这是宗教祭祀的遗存。在良渚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的玉器，其精美程度让人赞叹不已。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稻是最早在中国南方人工栽培的主要粮食作物。上世纪末，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距今约一万年的彭头山遗迹中，发现了约一万年前的碳化稻壳，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前后的人工栽培稻谷，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19世纪70年代在河南密县获沟北岗和新郑裴李岗两地先后共出土了带有锯齿的石镰14件，其中一件出土于文化层中，13件分别出于13座新石器时期的墓中。锯齿石镰一般长10至20厘米，宽4厘米，最厚处1.2厘米；石质好，硬度大。石镰的刃部，由两侧或一侧对磨加工成细小尖锐的锯齿，齿尖微向前倾，齿深约0.1厘米至0.2厘米。镰体呈长条形，前尖后宽上翘，中部较厚；后端有一两个宽约0.6厘米至1.2厘米的缺口。石镰按形状分为两种：一种弧背凹刃，长约20.6厘米、宽3.5厘米至5.4厘米、厚0.5厘米至0.9厘米。获沟北岗9号墓出土的一件石镰长15.6厘米、宽4.9厘米。郏县水泉出土的一件石镰长20.6厘米、宽5.2厘米，是凹刃镰中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另一种为弧背直刃，共9件，体长7.8厘米至21厘米、宽3至5.5厘米。其中获沟北岗M45:5号墓出土了一件长20厘米、宽5厘米，巩县铁生沟采集的一件长21厘米、宽5.5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锯齿镰的用途一般都认为是一种农业收割工具。但根据对使用的痕迹分析，除了作农业收割工具外，还可以作为采集工具。由于镰的后部较宽并向上翘，刃部后端有一两个较深的缺口，便于在安装木柄时用绳子系扎。长柄镰用来勾摘树上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果实，弥补了不能直接用手摘取的缺陷。由于石镰上有细小锐利的锯齿，所以可以更好地增加勾摘果实的效果。这种长柄镰很可能就是后来出现的戟和戈的前身。
在稍晚于龙山文化的殷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镰和更多的蚌镰。有弯背凹刃和弯背直刃两种，刃部均呈锯齿状，制作比较粗糙，长度在10厘米以上，以13至14厘米的居多。蚌镰和石镰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当时粮食作物广泛栽培和商代陕、豫一带当时已经在生产劳动中普遍使用各种镰刀的状况，虽然商代的金属冶炼和制造工艺已经高度发达，但鉴于铜的开采和冶炼都十分困难，因而在日常生产劳动中仍然普遍使用骨、蚌和石制工具，还不可能大量用金属来制作农具和工具。这表明当时镰还主要是生产和生活用具。在原始社会和夏商时期，劳动工具和兵器本身还不能截然分开：用来割或砍伐动植物就是工具，用石斧、石镰、石矛来杀人就是兵器，狩猎和耕作的技艺也就成了武艺。到距今4000年前后，此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原始社会中的劳动工具逐渐进化成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形形色色的兵器。
先秦古藉中保留了许多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作物栽培情况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说晋豫地区“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魏风·硕鼠》中感叹“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诗经》等先秦古籍大量对粟、稷、黍、麦等黄河中下游旱作农业的描述和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多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今4000—4500年的炭化小麦颗粒和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遗址小麦颗粒的发现，证明水稻和小麦等当时都已经是重要的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的“来”即小麦，《诗经》中已经有多处提到“麦”，这证明镰在商周时已被广泛使用。《周礼·秋官·薙氏》称“夏日至而夷之”，汉代郑玄注是指用镰刀收割：“夷（通刈）之以钩镰，迫、切芟之也。”北齐刘昼也认为用镰刀比用刀剑收割庄稼更有效：“棠谿之剑，天下之铦也，用之获穗，曾不如钩镰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