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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思想史是体育史的组成部分，但体育思想史又不同于体育史。体育史是关于人类体育生活方式发生发展或演变的客观过程，体育思想史则是人类对这一过程的反思结果及其评价。考虑到思考对象和思考结果的特征，可以把体育思想史的内容区别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体育生活方式的特征和体育发展方式的思考，依思考对象的全局性程度和思考的抽象层次，这些思考结果大致表现为对体育本质、体育构成、体育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第二类是关于体育制度与方法的思考，依对象的差异，通常可以把这些思考的结果划分为体育战略思想、学校体育思想、体育管理思想以及对体育结构与功能的认识等。
第三类是关于体育观念本身的思考，重点是精英人物和大众的体育观念，即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及其历史。
作为上述三类体育思想研究对象基础的，则是人们从对人类体育行为和体育历史发展的认识中抽象出来并作为认识体育现象的体育概念和范畴。
体育史研究者通常把人类的体育活动视为人类体育实践的结果，而体育思想史研究者则往往把它视为人类自觉选择的行为，人类的理性或体育观念在其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这两种视角都以其合理性成为理解人类体育行为的有效方法，但其差别也显而易见。前者是倾向于对体育思想作实证的研究，立足于对体育思想观念的成因、影响与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后者偏重于应用人文理解的方法，致力于探寻体育思想发生的主观心境与深层动机，并对体育观念的价值层面加以挖掘。二者虽然各具合理性，但理解的思想史以其兼具的历史本体论性质在理论层面上高于说明的思想史。
但是，无论是说明的体育思想史还是理解的体育思想史，都一定要充分考虑特定的历史背景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即使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也要做到历史描述的相对客观性。
中国传统思想缺少形而上的传统，偏重于生活经验型，注重解决生活态度、生活意义等类型的问题。这种传统导致体育思想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应用性，使体育思想和思想史研究必然以精英体育思想，甚至主要把政治领导人和体育领导人的体育言论作为研究对象，缺乏思想研究所必需的超越性。
近年来，社会学方法不断介入体育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且有日益升温的趋势。它要求体育思想史研究从社会体育生活乃至民众日常体育生活中提炼出更多的东西。体育思想史既是人类体育生活的有意识的反映，自然应从体育生活史中掘取更为丰富的材料。换言之，体育思想史研究应该脱离既往精英体育思想史的束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体育生活史领域，更多地关注大众的体育观念，因为大众体育观念才是实际影响社会体育生活的直接因素。这将会为体育思想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扩大学术研究的空间。
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体育思想或一般社会体育观念未必应该是体育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精英体育思想之所以备受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其思想的深刻，而是因为它能更准确、更有效地表达当时社会的体育思想及其动向，是一般社会体育思想的浓缩形态。而沉淀于社会体育生活等方面的一般社会体育思想由于分散芜杂，则难以典型地展现一个时代的体育思想观念，在体育思想史研究中只具有辅助地位。
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而言，作为余暇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体育生活极具私人性质，因而大众体育思想对社会体育影响极大，而且也会间接影响到高水平竞技等活动。因此，大众体育思想和精英体育思想具有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意义，因而它们都应该成为体育思想史研究的重点。由于过去对大众体育思想的长期忽视，加之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国家主导型社会向民主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点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体育和体育思想都属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伴随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并逐步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体育的也开始了它艰难转型的历程，其核心或本质都是身体运动中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以及人自身自然的对象化过程。教育和体育现代化进程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现代体育思想观念是面向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改造和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体育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兴起和体育活动的对象化过程，也建立在现代环境里重建自我和个人存在的基础上。因此，只有从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体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两个方面着手，体育观念和意识才能真正成为“体育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体育不仅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象征和召唤，而且也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它不仅证明了人们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目标和模式，进而成为一种替代传统天人合一、三纲五常观念的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新的体育价值体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作为一种对客观真理的理解，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从而我们无法认定这种客观真理是事实的真理还是价值的真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科学’概念成为以‘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柱之一。”
科学因此也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体育和体育思想的强大力量。中国现代思想对科学的这种特殊理解导致了中国社会对科学的特殊规约：作为信仰的源泉，科学必须是正直的“天道”和宇宙秩序的体现，作为对社会的规划和安排，这样的社会必须体现“天理人道”；作为“权力”，这种“权力”必须被利用于“力抗强权”追求公正秩序的事业；最后，科学把世界的形式理解为“运动”，从而为不懈的社会改革和变革提供了合法性。正是有了这种规约和对科学的特殊理解，所以，科学在现代中国基本上一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解放的作用，对现代中国体育和体育思想的发展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