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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星期六，阴
行程：成都——汉中
当我准备雄赳赳气昂昂启程“北伐”时，却被当头一棒，遭遇了出师不利的囧况。
本来的计划是第一天下午飞到成都，然后晚上就坐高铁赶到汉中。没想到高铁票太紧俏，抢了三四天愣是没抢到，直到站在成都东站的广场上，我才不得不承认，“北伐大计”要被迫延误了。
如果是在诸葛丞相手下当差，按照蜀军军法和小说情节，耽搁了一天的军机，绝对就是出征前触霉头的大冤种，早就被拉出去祭旗了。
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了出征的广场上，两边飘着“汉”字大旗，排排坐坐着赵云、魏延、王平、廖化等大将，只见丞相立于将台之上，一脸严肃地开口：
出师伐魏，乃国家大事，众人皆整装待发，尔无故延误军机，该当何罪？
我：瑟瑟发抖，汗流浃背……
只见丞相挥一挥羽扇：
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如今三军待发，如若军法不申，何以讨贼？吾意已决，来人，将这厮拉出去斩了！
啊啊啊，不要啊丞相，某愿立下军令状，领本部五百精锐为前部先锋，斩将杀敌、戴罪立功，不然公若不弃，某愿拜为义父……
也罢，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是一场不设限的旅行，全当是节目效果吧。虽然被迫在成都滞留了一晚，但幸亏早早做了Plan B的预案，买了第二天一早的票备用，所以还是有惊无险，坐上了从成都开往汉中的高铁。
这趟车行经的这段铁路，叫作西成高铁，全线开通于2017年，是继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的宝成铁路之后，第二条从北方纵贯秦岭入川的铁路大动脉。铁路建设者凿山开路，从成都到西安这段曾“难于上青天”的天绝蜀道，现在最快只要3个小时就能穿越。但是摊开地图，你会发现，现在秦巴山脉区域的交通网络，无论是铁路、高速还是国道，修建的选址和那些古老的蜀道相比，几乎没什么改变。比如，从成都经绵阳、广元到汉中的这段铁路，其走向就和古人入蜀的金牛道基本一致。
不是技术不给力，比起造物主移山填海的本事，人类就算有“天堑变通途”的能耐，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得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1800年的时光，对地球而言，就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当年丞相北伐走的道路，现在的我们还在走着，只不过是栈道变成了铁轨，山间多了些隧道，从追寻古人足迹的目标来说，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因此，当火车经过曾经的剑阁、葭萌关，驶出大巴山绵延不绝的隧道，开阔的平原刹那间出现在眼前时，我内心的激动之情瞬间涌起：汉中到了！
汉中，大汉的汉，蜀汉的汉，丞相身后的北伐大旗，高高飘扬着的“漢”。
在《诗经》中，“汉”这个字意为河水，古人在诗词中，会将银河浪漫地呼为“银汉”。于是：
有一条河流，与天上的银河遥遥相望，名曰汉水；
有一座城市，因为坐落在汉水之滨，所以叫汉中；
有一个男人，因为灭秦后被项羽分封到了汉中，所以叫汉王；有一个王朝，因为继承了汉王的国号，所以叫汉朝；
有一群子民，因为汉朝的开疆拓土而得名，所以叫汉人；
有一个民族，因为汉人的国祚成为华夏子民的共同称号，所以叫汉族。
“汉水——汉中——汉王——汉朝——汉人——汉族”，“汉”这个民族称号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的脉络，追根溯源起来，我们都与汉中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历史迷，特别是喜欢秦汉史的人来说，听到汉中这个名字，估计都会激动地掰着手指开始讲故事了：出生于这里的周幽王后褒姒贡献了“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大秦从这里南下兼并巴蜀并修筑了栈道，刘邦从这里走出去奠定了大汉天下，曹刘在这里上演了堪称魏蜀全明星大战的汉中之战，诸葛亮从这里出发开启了漫漫北伐路……
历史有着惊人的对称之美，大汉王朝以楚汉争霸与三国鼎立为一头一尾——在这两个华人世界知晓度极高的历史IP中，汉中都占据过故事的C位。虽然没有当过王朝的都城，更比不上长安、洛阳这样的N朝古都，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汉中在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也只有被誉为“天下之脊”的襄阳可以媲美了。
现在的汉中，在文化和旅游上，主打的正是楚汉和三国这两个IP，毕竟“刘邦+项羽”和“刘备+诸葛亮”这两对CP的名声，下到幼儿园上到养老院几乎无人不晓，放到哪儿都是历史课本上的“扛把子”。现在走在汉中的大街上，处处见到的也都是“天汉大道”“兴汉胜境”“蜀汉大都会”“大汉酒店”这些听上去就吓得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连当地的体育彩票搞的都是“三国风云之‘统帅三军’与‘五虎将’”这样的活动……嗯，毕竟蜀汉人民都是三国“老韭菜”了。
走出汉中站，去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可以千里走单骑的“坐骑”，去酒店放了行李，中午干了一碗著名的汉中热米皮，跨上我的“赤兔马”，走起。
现在的汉中市区，主要景点是“西汉三遗址”，包括传说中刘邦在汉中的汉王办事处，现在是汉中博物馆的“古汉台”，传说中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拜将坛”，以及传说中汉军当年喂马儿的“饮马池”——没错，这些汉中市区的景点不仅都是传说中的景点，而且都隶属于楚汉IP，跟三国没啥关系，能沾点边的，是一座古虎头桥的遗址。传说，它是反骨仔魏延死难之地，不过现在这座桥也已经荡然无存，只保存了一座民国时期的石碑，上书“古虎头桥”四个大字和“汉马岱斩魏延处”的题刻，两侧还有对楹联——虎桥往事明月知，汉水长流太守名。甭管魏延后世风评如何，他好歹是汉中的老市长，本地人民对他基本的尊敬还是有的。
不是三国不给力，而是因为汉中市区的所在地，汉中名义上的治所——南郑，并不是汉中的心脏，争夺汉中的主战场和诸葛亮北伐的大本营，是汉中西边的勉县。那儿才是我第二天要去巡礼的重点。
当然，毕竟来都来了，市区的景点，特别是传说中楚汉争霸时期就修起来的古汉台，现在的汉中市博物馆，肯定是要去一下的。然后我就碰到了旅程中的第二个“万万没想到”：就在我抵达汉中的前两天，汉中博物馆，它开始闭馆改造了……
行吧，毕竟来都来了……本着发扬刘邦初到汉中时，边骂娘边践行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精神，我头也不回地去了拜将坛。
拜将坛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之后，刘邦直接把韩信从仓库管理员提拔成了三军总司令。之后，这位“无双国士”为刘邦献上了著名的“汉中对”：要趁着关中不稳定，项羽管不着，马上整顿军马，杀出汉中，争夺天下。刘邦大腿一拍，挥手下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此拉开了楚汉争霸的风云序幕，也写下了煌煌炎汉的最初篇章。
过往读这段故事，最感慨的不是韩信有多牛，而是萧何真能识人，刘邦也真敢用人。这样的君臣组合，继汉初之后，在汉末再次登场——楚汉与三国，不仅精彩，而且对称。
走进拜将坛，开阔的广场，正前方就是一座高大的韩信雕像，两边是一排飘扬的“漢”字旗帜。沿着所谓的楚河汉界走到雕像下面，除了能仰视一下兵仙的高大身姿，还能看到一块石碑，正面题有“汉大将韩信拜将坛”的碑文，背面是一些后人的题记。
处在秦汉之交的“后战国时代”，韩信算是最后一批“士”的代表。他对刘邦，抱着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想要的成就，是“君臣两相宜”的不世功名，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价值风尚。所以在蒯通劝他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时候，他选择相信刘邦，而不是理性地来分析时局。他最后的悲剧，是位极人臣后兔死狗烹的必然结局，也算是游侠社会遗风最后的回响吧。
作为传说中的景点，拜将坛里基本上都是新建的建筑，除了大个头的雕像外，还有一些介绍韩信生平和汉中历史的展览，也都是景区的标配了。不过汉中这个地方，从秦国设汉中郡开始，城址基本上没什么大变化，不像很多城市的市中心变迁过很多次，所以新建归新建，但景区基本的历史背景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像一些穿凿附会的人造景区那么扯淡。
景区里的花园中，有一口“世纪钟”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介绍，这是汉中市政府为庆祝世纪之交而铸造的大铜钟，上面刻有张骞、诸葛亮、蔡伦等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一篇浓缩了汉中地区千年历史精华的赋文。
20世纪末，有不少地方都搞过类似走向新千年的“仪式”，告别近代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天朝上国到丧权辱国，再到展望复兴，千年之交的时代境遇，和彼时的刘邦大有相似之处。
刘邦是有能力的，也是极度幸运的，除了抽到萧何、张良、韩信、郦食其这一批SSR神卡，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周礼走向秦制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所以，刘邦在改朝换代上没遇到太大阻力，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上，更是吃到了很多时代的红利。
相比于老祖宗刘邦，刘备和兄弟们的蜀汉集团，从创业到上市的这一路，走得就十分坎坷了，最后还落得个破产的结局。
饶胜文在《大汉帝国在巴蜀》一书中，提到过“蜀汉历史中三个显目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人花的代价有刘备那么高。刘备在受邀入蜀的前提下——这意味着他直接跳过了历来被视为畏途的巴蜀外围险要——居然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夺取巴蜀。
第二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撑持的时间有蜀汉那么长久。从刘备称汉中王建立政权，到其子刘禅投降，蜀汉政权存在了四十四年，在历代据蜀者中，历时最长。
第三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的收场有蜀汉那么轻而易举。邓艾以区区一旅偏师，前锋还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经迎送到了雒城。这个政权在走向覆亡时，都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
这三个现象，看上去有人的问题、实力的问题、策略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其实根子都出在蜀汉的政治合法性上。或者说，是这个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在东汉末年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要用什么样的“人设”来定位自己的问题。
受演义小说影响，刘备在后人眼里的最大IP就是“中山靖王之后”，是个汉献帝见了都要喊声“皇叔”的正统皇室贵族，以及感动中原的道德楷模，走到哪都是自带头条的流量大V。
但其实，历史中老刘的前半生更符合传统上用来炮轰吕布的“三姓家奴”形象。作为跟过公孙瓒、陶谦、吕布、袁绍、曹操、刘表等一众老板的跳槽专业户，他是个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的土匪头子，比起祖上那个同样地痞无赖出身，但人格魅力爆表的刘亭长，不仅事业比不上，在江湖上的名声也差太多了。不说兄弟义气，起码政治信义上的“义”，跟咱们的刘皇叔是不太沾边的。
刘皇叔在摸着大腿蹉跎流泪的四十多年里，之所以颠沛流离，一事无成，除了底层寒门出身所决定的起点和圈层上的天生短板，最大的问题是眼界受限，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明确的战略方向，尤其是自己的政治定位。
赤壁之战前，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已经把自己包装成了奉旨讨逆的大汉忠臣；孙权在周瑜和鲁肃的规划下，也立起了成就江东霸业的蓝图；可他刘备有什么呢？还是个“无地盘、无剧本、无操作”的三无主公，除了游击队长级别的走位技巧，和跟谁谁倒霉的坑人光环之外，唯一的优势，也只有含金量几乎为零的“帝室之胄”身份了。如果没有遇到诸葛亮，按照刘队长的惯性思维，估计在赤壁之战前，早就收拾家伙投奔儿子辈的孙权，继续给人家当保安队长去了。
因此，在千古留名的“隆中对”后，诸葛亮帮助刘备基本上解决了他在战略规划上的问题，但对于政治定位的问题，刘备心里估计还是没谱的。你是要当董卓，暴力夺取政权，当曹操，扯虎皮做大旗，还是当孙权，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性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在得国不正地背刺刘璋、入主益州之后，集中爆发了。小时候读刘备入川这段，连幼小单纯的我都隐隐觉得味道不太对，八成是这种“既当XX又立牌坊”的行为，连罗贯中老先生差点都圆不回去了。这次缺大德的事干完后，得罪了益州土著，跟孙权差点闹翻，被曹操一顿舆论声讨，最重要的是，“匡扶汉室”这个人设马上就要立不住了。
直到汉中之战后，刘备在自封汉中王的招股说明书中，才有了明确的政治定位：自己要当的是刘秀，干的是继承汉室天命、讨伐曹魏凶逆的“中兴”事业。“匡扶汉室”这杆大旗，此刻才清晰地成为蜀汉政权的政治目标。
政治定位这个东西，不只是喊喊口号，它就像我们在朋友圈塑造的人设一样，极大程度影响着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以及有没有深入了解的兴趣。楚汉战争爆发后，刘邦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给被项羽下黑手干掉的楚怀王大举发丧，就是这个低成本的“作秀”行为，一下子让刘邦占领了道义制高点，既包装了自己，又抹黑了对手。刘邦能迅速笼络各国诸侯，碰瓷项羽，这手政治牌功不可没。
当然，小时候读历史时，我和很多人一样，都觉得一些政治口号很空洞，一些政治家的表演行为又虚伪又好笑，比如干啥事都要“师出有名”，打仗前发个檄文互相打嘴炮，禅让要三次劝谏、三次推辞。明明观众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还不厌其烦地搞那一套政治作秀，何必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明白，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统治者就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大家凭什么听你的？
对于“我为什么能统治你”这一问题，人类社会中大抵存在三种答案。第一种，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建立的秩序不太稳定。你能用武力征服别人，换个人也能这么干，三国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就成了拳头硬就能过把皇帝瘾的“动物世界”，大家对权力没有敬畏之心，出现的只能是抢一把就跑路的“流寇”。
第二种，是权力来自老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统治者是“天子”，是神秘的老天爷挑出来统治人间的，一般人就别想了。这套理论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提出，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零部件。古代的大一统王朝，甭管自个儿信不信，都是这么让老百姓乖乖听话的。
第三种，是权力来自老百姓。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君权的来源由神授变成了民授，政府不是上天抽签的，而是咱老百姓自个儿选出来的，群众要是不满意、不答应，路易十六也能被拉上断头台。这也是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放在古代社会，“天命”除了决定谁当皇帝，最大的作用是帮助统治者极大地降低统治的成本。谁也不想整天被戳着脊梁骨说“彼可取而代之”，有了稳定的天命，老百姓才会乖乖认命，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也才有效率。
中国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早熟的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以商汤与周武的两场革命为蓝本，经过两汉儒家学说的阐释，建立起了一套带有神学色彩、以“天”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德与暴、善与恶、福与祸、兴与亡，这些用现代人眼光来看缥缈虚无的概念，成了贯穿几千年王朝兴衰的核心概念。“天命”这个东西，说玄乎也玄乎，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既是历代帝王们进行帝业合法性论述、争取政治认同的话语平台，也是每个合格的政治家熟稔于心、玩转自如的游戏规则。
中国人常常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搞政治斗争，也要讲究一个有礼有节，吃相太难看的，下场基本上都很惨。比如著名行为艺术家王莽，就用戏精的终极自我修养，为后世的野心家们打了样。
到了曹操手上，虽然他早就拿捏了汉献帝，但就是不敢直接砸了大汉四百年的招牌。老头子晚年基本没打仗，一心就在给大汉房本办过户手续，就算你再牛，也得老老实实地走程序，才能把政权与天命平稳交接到儿子手上。而司马懿和他儿子不讲武德，撕下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丛林游戏，不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己也遭到了历史上最恐怖的反噬。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文化中，围绕合法性打的口水仗、演的对手戏并不多余，它们本质上都指向两个字：人心。政治，就是一门划分敌我、塑造认同、争取人心的艺术，借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种人心向背，对任何一个政权的长久存续都极为重要。
在三国之前，合法性的问题并不突出，但到了三国鼎立后，“正统”就是个重要问题了。既然复兴汉室成为了政治的目标、立国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讨伐曹魏就是蜀汉唯一且绝对正确的事情，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是诸葛亮北伐最重要的政治背景。
因此，在兵败夷陵后，方才登上巅峰、旋即跌落谷底的刘备，在白帝城奄奄一息时，必然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这份并不牢靠的家业，正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同样，临危受命的诸葛亮，也明白这时候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自己将要接手的，会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
在内部，国土的沦丧与军事的惨败造成了战略挫折、国力衰退、信心崩塌，在刘备等一批老革命谢幕后，蜀中士民对蜀汉前途产生了怀疑与悲观情绪，潜在的内部政治矛盾开始露头，南中等地的反叛烽烟开始燃起，益州的“疲敝”，成为了这段至暗时刻的主基调。
在外部，曹魏已经从法统上顺利继承了大汉的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对于士族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匡扶汉室”的号召力都在减弱，隆中对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理想画面逐渐远去，加上曹魏三天两头搞和平统一攻势，蜀汉政权赖以存续的合法性基础正摇摇欲坠。
所以，在著名的永安托孤中，除了人事上的安排，刘备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向诸葛亮交代重大政治路线：必须高举汉家旗帜，坚持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不动摇，蜀汉这个“伪汉”政权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凝聚起人心，才能巩固住政权——唯有北伐，才有出路，否则别说匡扶汉室、一统天下了，连现在这点微薄家底，都不可能保得住。
在接手这个烂摊子后，诸葛亮做了很多事情，短短几年里，将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蜀汉给拉了出来：平定了南中叛乱，改元以“建兴”为年号；发表《正议》申明政治立场，恢复益州建制并自领益州牧；通过兴建水利、整顿市场、发展手工业等一揽子措施恢复生产力；重建与孙权的联盟关系……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重拾人们的信心，争取对汉室的认同，集中力量去干最重要的事业：北伐。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点在诸葛亮领导的北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北伐事业在诸葛亮的手中，有着不可动摇的鲜明主题，这就是以有道伐无道的“伐罪”：
如此定性北伐，北伐才是善对恶、正义对不正义的战争；如此定性北伐，它才不是穷兵黩武，也不是争地逐利；如此定性北伐，它在蜀汉内部才能获得认同和支持，才能够产生凝聚力；如此定性北伐，它在北方才能产生号召力，以争取响应。（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
北伐，就是蜀汉的立国之本、人心之基。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没了北伐，也就没了蜀汉。
离开了拜将坛，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汉中城北的石门栈道。
说起四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除了沃土千里的“天府之国”，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受李白的影响，蜀道几乎是古往今来最有知名度的交通线。蜀道的历史，千百年来又与四川的兴衰沉浮紧密相连。
古人将四面都有山川险阻的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这种东西南北都有天险阻隔的盆地，属于老天赏饭吃的天选之地。如果说其他“四塞之国”多少还能找出缺陷的话，那么四川盆地简直是个完美的范本，东西南北，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
西边，是青藏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骤然升高到四千余米，形成了大雪山、大渡河等壮美景观。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两支军队从这里走过，一支是绕过四川南征大理的蒙古军队，另一支是在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翻过大雪山的红军。
到现在，九寨沟、黄龙、阿坝、甘孜这些旅游胜地，都还是远离世俗尘嚣的清净之地。在两汉时，当地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只有少量的羌人居住，对巴蜀的政权没有任何威胁。
南边，是当时被称为“南中”的云贵高原，也就是孟获所在的地方，众多少数民族在此杂居。这里的自然条件虽然没有青藏高原恶劣，但地形崎岖，乌烟瘴气，长期都是发展落后的蛮荒之地。两汉时期，只有“自大”的夜郎国蹦跶过一下。而除了战国时秦国的司马错从这里翻山越岭去捅过楚国的屁股，中原王朝基本不会涉足这里。
不过，因为南中时有少数民族闹叛乱，加上矿产资源丰富，所以诸葛亮在北伐前顺手剿抚了这一带，还整了支少数民族特种兵“无当飞军”，在北伐中立下了不少战功。
巴蜀之地自古与中原接连的通道，就只有东边的长江三峡和北边的秦巴山地了。
再看东边。从重庆往东到万州，就到了长江三峡的入口，沿江而下到现在的宜昌、当时的夷陵一带，就是三峡水道，这是古代出川的水路通道。水运是古代运输的大动脉，但是在军事上，中原政权入蜀时，基本没有从长江进入的，因为走水路需要有水军，对于北方政权，船比两条腿难使唤多了，更别说要经过的还是水军的噩梦——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的三峡。
今天我们可以坐游轮，从重庆一路向东领略三峡风光，是因为为修筑三峡水库，炸掉了江中的大礁石，用现代水利技术驯服了狂暴的江水。但是在古代，这里“连崖千丈，奔流电激，舟人为之恐惧”，水上航道狭窄、恶浪翻滚；水下礁石丛生、暗流涌动；头顶还有高耸的峡谷、崎岖的山路。李白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情画意，对于大规模行进的军队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那时，七百里三峡是不亚于蜀道的天险，只要守住最东边的夷陵和中间的白帝城这两个关隘，剩下要做的，就剩谈笑间痛打逆流而上的落水狗了。
所以，古代不仅从三峡打进四川的不多，就连身居四川的，也很少从三峡打出去。因为走陆路，你打不过，好歹能靠两条腿跑路；但是走三峡，你出得了门，却不一定跑得回家。刘备那十万大军出川，被陆逊堵在夷陵，出又出不去，回又回不来，屁股被一把火烧烂后窜回白帝城，就再也死活不后退一步。陆逊也不敢往里追，就是因为白帝城是四川东边的天险门户，除非你有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不然顶着逆流过三峡、进四川就属于“送人头”行为。
当然，逆流而上拿下四川的也不是没有，东汉初年的岑彭就干过这种逆天的事，但这个战例不太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特性。直到八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日军投入了无数的现代化战争机器，在长江三峡的天堑险关和中国军队的血肉之躯面前，都攻破不了这道中国最后的防线，何况古代呢？
好了，东、西、南三边都没戏，只剩北边的蜀道了。
也就是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蜀道，竟然是进出四川最稳定、最靠谱的路线。这一路自驾观光的时候，我无数次都在想象古代那些战神们，站在蜀道的入口自动带上的痛苦面具。
最后来看决定四川命运之地——北边。在四川盆地和三峡的北边，是米仓山、大巴山、神农架等组成的大巴山脉；往北，是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再往北，就是长安和关中盆地。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到巴蜀地区，要跨越的天险，主要就是秦岭和大巴山这两道山脉。
在地图上，从长安到四川门户剑阁的直线距离，大概是400公里，如果400公里都是走这种山路的话，估计换谁对巴蜀都是彻底不爱了。不过，有时你不得不感叹世界的奇妙，在大巴山和秦岭的莽莽群山之间，造物主在此播撒下了一片绿，这里有平坦的地形、环绕的山水、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这就是汉中盆地。
翻开地图，汉中盆地在南北之间的战略枢纽地位几乎一目了然，从关中向南打四川，和从四川向北进入中原，都必须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经过汉中盆地。秦巴山地的险峻，就不必多说了（请大声背诵一遍《蜀道难》）。虽然李白说四川“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是很久以前，秦岭、巴山上还是有道路的，只是太过狭窄险峻，很难用于军队的大规模行进。战国时期，秦国为吞并巴蜀，在高耸入云的山间修筑栈道。物换星移，这些架在半山腰上的木板子，又成了愁煞无数英雄豪杰的天险。
经过几千年的雨打风吹，随着现代交通路网的兴建，这些山林间的栈道基本上已经损毁废弃了，只有少部分还在作为景观发挥着余热，褒谷口所在的石门栈道，就是其中之一。
褒谷口的“褒”字，最早要追溯到褒城。这是汉中建制最早的地区，传说是大禹后裔褒君统治的地区，真假不得而知。但在商周时期，这里确实有个古老的褒国。西周末年，周幽王的王后，著名的“祸水红颜”褒姒就出生在这里。现在这里还有个叫褒城镇的地方，传说就是褒国的所在地。关中和汉中能够跨越秦岭交流、联系，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有路了。
石门栈道这个景区，距离城区也就20多分钟的车程，位于褒斜道的入口。在翻越秦岭的多条道路中，褒斜道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丞相第一次北伐时，赵云、邓芝的队伍，以及最后一次北伐进军五丈原，走的都是这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有好几次兵出“斜谷”的描述。这个斜谷，就是从褒谷出发，沿着褒河一路向北而成的褒斜道在北边的出口。出去就是八百里秦川，以及丞相的宿命之地——五丈原了。
买了门票进了大门，离景区的本体——栈道还有好一段路，有所谓的“小火车”载人往返，这也是大景区的常规操作了。沿着褒河河岸一路走，是一条几公里的文化走廊，沿途是五花八门的雕像、城楼、吊桥、“三国”小剧场之类的文化小景观，从“涨姿势”的角度来说还不错。
除了栈道之外，这里还是有些看点的。首先是被后世称为“石门十三品”的摩崖石刻。由于褒斜道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古代有不少名家大师在沿途的山体上留下石刻，最有名的是汉魏时期的十三处巨型摩崖石刻。其中我最想看的，当属“衮雪”二字。据说这是当年曹操在这里搞团建，一时兴起，大笔一挥在巨石上题的词。旁边的人说：“老板，你这滚字缺了三点水。”曹操大笑：“这里有一整条河，还会缺水吗？”
故事的真实性不可考，不过，据说这是曹操唯一留下的真迹。作为开“建安风骨”之先的文学家，曹操一生只留下这么短短两字，实属可惜。1969年，因为要修建石门水库，包括“衮雪”在内的十三件石刻都被抢救性剥凿下来，移到了汉中博物馆，所以此刻留在这儿的都是拓片；而石门里的其他百来块碑刻，从此淹没在了水底……
“衮雪”二字，是汉魏时期流行的隶书，字形圆润流动，竟然还有些可爱。清代学者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评论：“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之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说曹操的这俩字是字如其人，他的性格像狮子一样闲不住地好动，跟《短歌行》《观沧海》那种恢弘大气的风格还有些反差萌，确实挺贴切的。
其次，就是建在景区之中的石门水库了。沿褒河一路走的时候，我就奇怪，明明不是枯水期，为什么褒河的水量这么稀少，河床大片大片地裸露在外面，充其量只是一条小溪。
走到里面，才恍然明白，原来这里修了一座巨大的水坝，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石门水库。高耸的坝体横亘在狭窄的秦岭山间，与河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从下往上仰视，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应该和古代雄关的样子差不多吧。
花了半个小时，从入口走到水库的下面，在一条不起眼的入口处，终于见到了景区的本体——褒斜栈道遗址。据官方介绍，这是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第三大建筑奇迹，而且有旅游专家称：“到汉中不到石门，等于没到汉中。”……呃，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几百个第九大奇迹，不足为奇，不足为奇。
说起栈道，不管有没有背过《蜀道难》，大概都可以脑补出那种陡崖上凌空漫步的险峻景象。虽然景区里的栈道都是重修的，在安全系数上比较有保障，不至于像古代那些栈道给人命悬半空的窒息感，但是走在这条寻常的道路上，还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场景中。
沿着山路拾级而上，一路攀登到大坝顶端，一抬头，我不禁虎躯一震。映入眼帘的，是与山脚下完全不同的风景。刚才那段干枯的“小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坝之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褒河，中间水流平缓清澈、开阔大气，两边青山掩映、凉风习习，山上山下强烈的对比反差，让我感受到了那种武陵人钻出洞窟、豁然开朗的惊喜感。
原来，刚才只是普普通通的爬山，眼前这段夹在秦岭之中的褒河河谷，才是景区的主体。山的这边，是修筑在峭壁上的平缓栈道；山的那边，是飞架在半山腰的G316。此情此景，瞬间将赶路和登山的疲惫感一扫而空。
比起刚才无聊的走廊和陡峭的山路，在这里的栈道上漫步，就轻松惬意多了，一路上青山绿水为伴，还有不少野生松鼠。大概走了两三公里，就走到了景区的终点，一座八角亭。
站在栈道的尽头，向北眺望，云雾缭绕的秦岭若隐若现。丞相的数次北伐中，只有最后一次选择了这条距离最近的褒斜道，在这儿最后一次回望了蜀汉的锦绣江山，从此一去不复返。
北望中原，沿着这几百里的褒斜道，中原似乎触手可及，又多么遥不可及啊！
如果说在政治立场上，北伐是蜀汉不得不干的一件事，那么地理上的困局，就是促使诸葛亮北伐的第二个原因了。
自从巴蜀被秦国开发后，汉中就成了连接关中和四川盆地的枢纽，在分裂的时代，是南北势力在西部中国的分界线，牵动着天下大势。大体来说，对于北方政权，没有掌握汉中，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只能被动挨打，拿下了汉中，就加速了南下统一的步伐；而对于南方政权，汉中在手上，才能确保国防安全，才有资本走出四川盆地，丢掉了汉中，不仅意味着这辈子和中原大地没啥关系了，也等于奏响了亡国的前奏。
汉中与四川盆地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解释巴蜀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在亲身经历了明末的巴蜀战乱后，留下了《蜀警录》一文，其中有一句总结四川历史宿命的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也就是说，每逢天下大乱，甚至还只有乱的苗头时，四川就闹独立闹得最早；等到中原战乱平定、天下大势明朗后，四川还在当着独立王国，又是被收编得最晚的地方。
从这个现象，可以进一步归结出另一个现象：四川盆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虽然盛产土皇帝，但是在那么多建立在四川盆地的政权中，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天下。
为什么巴山蜀水成就不了帝王之业呢？用一句话概括——成也地理，败也地理。
四川盆地这个完美的“四塞之地”，四面八方都是交通物流的噩梦，别人不好进来，但自己也不便出去。加上好山好水，“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过久了，说得好听点，难免有“盆地心态”，说直白点，就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
有个说法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在传统观念里，川渝之地适合养老、不适合奋斗，年轻人待在这种舒适区里，容易躺平、佛系、丧失斗志。
我的家乡位于东南地区的内陆盆地，本地人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也总是自嘲，一个地方的美食和GDP一般都成反比，所以小日子过得舒坦的地方，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盆地心态，很难像沿海发达地区那样卷起来。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政治层面，历史上建立在巴蜀的割据政权，从东汉初年的公孙述，到西晋末年李雄的大成、东晋末年焦纵的谯蜀、五代时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宋初李顺的大蜀、元末明玉珍的明夏、明末张献忠的大西等政权，也确实都偏于保守，上位者均满足于当个土皇帝，没什么争天下的雄心壮志。
说来奇怪，虽然川渝这地方一到乱世就闹独立，但是几千年来，除了十六国时期被迫闹腾了几年的焦纵之外，割据川渝的土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外地人。
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由于地理上的天险，川渝常常能远离中原的兵祸。川渝土著向来生活安乐，不好争斗，但是公孙述和蜀汉的川渝实践，给后世的野心家们打了样。每逢乱世，有点枪杆子的都把这儿当成割据一方的风水宝地，争着来当山大王。因此，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从秦国吞并巴蜀后，就贯穿着整个川渝的历史。
在刘备入川之前，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就是外地人，已经与本土势力积累了一些矛盾。刘璋之所以被诸葛亮称为“暗弱”，很大原因就在于搞不定和土著的关系。在刘备带着荆州的兄弟们空降后，益州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加复杂。本地的土著、刘璋时期的旧客、刘备带来的新人三股势力，在大三国里上演了小“三国杀”，埋下了蜀汉历史中最重要的暗线——内部矛盾。
而且，这些偏安政权不仅没干成什么大买卖，在灭亡时，死相也普遍比较难看。根据鲜肖威《历代攻蜀行军路线考略》的统计，从公元前316年的司马错伐蜀，到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历代从外攻入川渝，并成功占领成都的军事行动共有14次。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收复川渝，用时基本不会超过两年，大多在几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事。北宋赵匡胤灭后蜀就只花了两个月。后蜀的花蕊夫人在城破之日还写了一首诗，嘲讽道：“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国亡得实在是比较窝囊。
当然，川渝人不好战，也无可厚非，毕竟改朝换代就是轮流坐庄，中原人来了，无非是换个皇帝，老百姓日子还是继续过。但是，在面对外族侵略、民族危亡之时，川渝百姓又会爆发出血性，成为守护华夏国运的“钉子户”。
蒙古南下灭宋，川渝百姓寸步不让，在钓鱼城下让蒙哥成为蒙古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大汗，南宋灭亡后，川渝零星的游击战坚持了多年；清军入关，夔东抗清基地陆续死磕了十几年才被剿灭；抗日战争时，川军没有偏安于大后方，而是誓师出川300多万人，前后死伤60余万人，用血肉之躯，贡献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洪荒之力。
为什么川渝在历史进程中会呈现出这样的两个极端呢？清初的顾祖禹，在他的鸿篇巨制《读史方舆纪要》中，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深刻总结了历朝历代战争的攻守之势、王朝的兴衰得失。在四川篇的序言中，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命门：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也总结道：“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总的来说，在大争之世，四川虽然有老天爷赏饭吃，但绝不是可以偏安一隅当土皇帝的地方。四川这颗棋子，需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棋盘里来落子，才能彰显出价值。用得好，足以成就王业，差一点，也能雄霸一方。如果只凭着“蜀道难”宅在家里，那就是在等死，也必然会受死。
在帝制晚期的清朝，顾祖禹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历史样本，可以用“上帝视角”审视大历史的趋势，因此用一句话就极其深刻地洞察了四川盆地的战略意义。
但是在三国，这个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大家还没有什么作业可以抄，“历史充分证明”的事后经验，对于当时的蜀汉和诸葛亮，并不存在。可供参考的，也只有四百年前刘邦还定三秦，以及两百年前公孙述的故事了，何况这两个案例的参考价值，在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故事的结局上，都有明显不适用的地方。
所以，诸葛亮北伐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心态，以及战略上的审时度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打个比方，在相亲场合，很多女生评价男生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有没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的人，就算现在工作还不错，也会给人留下没啥前途的印象；相反，一个现在事业盘不大，但是很有上进心的男人，会让女生觉得他是一只“潜力股”。这个道理，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来说同样适用。
因此，在第二次北伐时上表的《后出师表》（真实性存疑）中，诸葛亮在开篇即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如果说“汉贼不两立”表现的是坚定的政治立场，那么“王业不偏安”，就是丞相因地制宜，为北伐事业树立起的另一面思想旗帜。
诸葛亮清楚地知道，偏安这种不可避免的盆地心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消磨人心、瓦解王业，如果不作出改变，“慢性死亡”是必然结局。打败偏安心态的最好武器，就是不断地保持危机感，勇敢地走出舒适区。
因此，诸葛亮主政时期的蜀汉政权，蓄积着一股青春期的荷尔蒙力量，流露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气质，表现出极大的上进心。不仅诸葛亮这个最高长官长期待在一线，为整军备战、北伐图强呕心沥血，之后蜀汉政权的一把手，虽然逐渐对北伐丧失信心，但都没有龟缩在成都，而是将办公地点在前后方来回更换，至少要表现出“我还能抢救一下”的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驻扎在巴蜀这片土地上的蜀汉而言，北伐，是一场拒绝偏安的存亡之战。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巴蜀篇章中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是一场孤独、倔强而又光荣的远征，它如流星般短暂地划过长夜，成为巴蜀地区政权挑战中原地区政权的绝唱。
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没有那一次又一次翻越飞鸟不过的莽莽秦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身影了。巴蜀，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也从此退出了庄家的行列，丧失了棋手的资格，只能作为棋盘上的棋子，一次又一次地被捏在产自关陇、河北、东北这些龙兴之地的帝王手里，用来“争衡天下”了。
对于这片土地来说，这究竟是远离战火的幸运，还是身不由己的不幸呢？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丞相的时代，巴蜀还能以棋手的身份坐上棋局，而不是任人拿捏的棋子。因为，在北伐的路上，蜀汉的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离开石门栈道，汉中市区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下一站，是“六出祁山”期间，汉中真正的心脏，丞相的常驻之所——
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