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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靠在自动扶梯的栏杆旁，低头看向购物中心的楼层。“自从我们成了盗贼，月亮就出来了。”他忧郁地说。波斯语的这句话，意思类似于“我们错失了良机”。我们刚刚去了位于古尔巴哈中心低楼层的旅行社。六个月前，当欧洲的边境依然开放的时候，旅行社人满为患，他们为一些人提供从喀布尔到德国的全程旅行，而且保证到达，不然就退款。而现在，我们被告知，从这里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
想象一下，世界上的城市由一个路网连接，这些路网测量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风险：被人劫持、被困在中转点、被欺骗、被绑架或被杀害的风险。对偷渡者来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路线很少是直线，而可能是飞行半个地球到一个有腐败官员的机场去转机。隔着围栏握手的两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可能比沙漠还要广阔遥远。
每一条路线都有对应的价格。钱多意味着风险小。移民可以走他们付得起价钱的最短路线。只有一部分路线是每个旅客都能看见的。随着边境的关闭，路线发生变化，但人们会找到穿越边境的新路线。前一年，有些期望去欧洲避难的移民发现了一个漏洞：可以骑自行车经由北冰洋从俄罗斯去挪威。
对阿富汗人来说，赴欧洲最长也最便宜的路线是越过与伊朗的陆地边境，然后翻山越岭到土耳其——这是一段极度危险的旅程。快捷的途径是拿到签证后直接飞去伊斯坦布尔，就像奥马尔的父母那样。那也是奥马尔的计划，由于欧洲边境关闭，需求下降，他就可以在某个旅行社讨价还价，花费两千五百美元获得签证和机票，这个价钱是几个月前他母亲所支付的一半。
旅行社告诉他，办妥手续至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一旦奥马尔获得签证，我们就会一起飞赴土耳其。到了那里，想如何偷渡进入欧洲就要取决于他了。最有可能的是，我们会坐船去希腊的岛屿。我既紧张又感到松了口气——此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次旅行有多迫切。现在奥马尔的住宅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我们就在那里打牌，看配音版的土耳其肥皂剧。这些电视剧都经过了审查，出现女人胸部的镜头时会打上马赛克，就像未来派时尚配饰一般。至于新闻节目，二○一六年的要闻再也不是搭乘舟船的难民，而是英国脱欧投票、美国共和党任命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法国尼斯一辆卡车在海滨大道上冲撞人群的事件。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男子与他那戴头巾的妻子高举《宪法》册子大声疾呼：“去看看那些爱国者的坟墓吧，他们是为保护美国而牺牲的！”
有时候，奥马尔的两位邻居朋友会加入我们的聊天。十九岁的扎卡里亚瘦瘦高高，是打篮球的。他是在伊朗出生和长大的难民，属于什叶派。历史上，什叶派一直受到阿富汗逊尼派统治者的压迫。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人往往有着明显的中亚人面部特征，诸如高高的颧骨和杏仁色的眼睛，我自己也常常被当作哈扎拉人。在阿富汗，他们的面孔在像“伊斯兰国”这样凶狠的极端分子眼里是什叶派的标志；在伊朗，他们的面孔则是阿富汗难民的标志，警察经常会拦截像扎卡里亚这样的年轻人。他为这种危险的处境吃够了苦头，因此当伊朗政府招募阿富汗民兵去叙利亚为阿萨德政权战斗时，他考虑过要不要报名。如果应征成功，报酬会很好，并且可以为全家拿到在伊朗的合法居住权。但他听说了关于阿勒颇战役
太多噩梦般的故事，如果被抓住，叛军会用扦子把你的肠子拉出来。于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逃往欧洲，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地方；但他在土耳其边境被伊朗人抓住，并被驱逐回了阿富汗。如今，他在建筑工地干清洁的活儿，晚上常常喝得烂醉，他听着蕾哈娜的歌曲，梦想着逃出去。
奥马尔的另一位朋友马利克是裁缝，在喀布尔长大。他二十一岁，瘦高个、头发卷曲，坐着时躬身向前，似乎是想尽可能少占空间。他的父亲是卡车司机，一直努力挣钱供养家庭，直至有一天得了老年痴呆症开始犯糊涂。现在，如果不把老人家仔细看住，他就会跑出家门消失。在丧失记忆的时候，马利克的父亲会像小孩般地信任周边的人，很快就被骗走手机和钱。奥马尔和马利克经常开车四处找他，通常会在科特桑吉的出租车站点找到他，那里的商铺老板在他以前开车时就认识他了。
上一年的秋天，马利克从亲戚那里借了一千四百美元，这些钱仅够请蛇头带他从险路走到伊斯坦布尔——经由尼姆鲁兹沙漠和伊朗。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折磨人的路线。他曾走了一整天都没喝过一口水，进入伊朗后，蛇头把他塞进了轿车的后备箱。两个星期后，马利克抵达土耳其边境，然后，那里的伊朗卫兵抓住了他，把他驱逐回了阿富汗。“我是听说过这条路线很危险，但没想到那么危险，”他说，“我还以为我会死呢。”
我有点好奇，想走走那条沙漠路线，但我知道奥马尔不想去冒不必要的风险。现在边境已经关闭，从土耳其进入欧洲已经够危险的了。
这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日子，奥马尔把车窗摇了下来，我们坐在他的卡罗拉轿车里，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爬行。喀布尔城市湛蓝的天空中，一艘白色的侦察飞艇身上挂着一组摄像机，此外，它还使用了“广域持续侦察”，即“天空之眼”和“自动实时地面全部署侦察成像系统”这样的技术——这些都为它提供了清晰的视野。在阿富汗，我们犹如生活在玻璃鱼缸内，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美国政府收集了起来；每一次手机通话、每一次信息传输、每一次祷告，都被收集到了这个神秘的项目之中。或许，我们有几根头发也被数得清清楚楚。这艘飞艇将记录下夹在车流中的我们的这辆卡罗拉以步行的速度行驶，然后又以爬行的速度进入市中心。河岸边，被部分损毁以及才建造了一半的楼房，矗立在一堆堆光秃秃的混凝土和生锈的钢筋之间，染色玻璃已经沾上了烧烤的烟尘。一楼的商铺是按照类型来排列的：手机店、金店、日用杂货店。奥马尔把汽车停在了曼达维市场，我们下车进入了一个有顶棚的服装市场。每一个店铺门口都有一位商人，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拿着苍蝇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采购出行的衣物和装备。
在阿富汗农村地区，人们穿传统的短袍和裤子，不然会引来异样的目光。而在喀布尔市区，能够看到许多穿牛仔裤和夹克的人。其中含有阶层意味：有些年轻的职业人士会对穿袍子的同龄人不屑一顾。但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都知道，如果去欧洲，就要穿得像个欧洲人。
我和奥马尔走向市场内的廉价商品区，这是一条臭水河边的露天市场。这里的服装来自工资成本低廉的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工厂，质量与西方国家低价折扣店里的H&M牌或GAP牌衣服差不多。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这类快时尚的需求极度旺盛。虽然这里的时装款式跟风伦敦和纽约，但因发展过猛似乎反而弄巧成拙：淡色方格子面料上俗气的鲜亮鸢尾花饰、用亮片拼凑成的大片装饰、绒线编织出的毛毛虫装饰图案。我拿起一条犬牙织纹的棉布长裤，仔细阅读精美而厚实的硬纸板标签上的文字：
八宝莉
自从流行礼服的时代结束以来
简单方便和功能齐全的市装潮流
改变了男士服饰的面貌和他们的生活
能指与所指已经分割
，廉价冒牌货形成了自己的体系。那里有一排CK皮带，其实不是正规的Calvin Klein，而是仿冒的Cal Kreian和Calwine Klam。我们买了花衬衫和带磨损风格的牛仔裤，然后回到车上，驶向布什集市。那里有许多店铺，店铺是由可重复使用的海运集装箱组装而成的。这些标准尺寸的铁箱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物流革新品之一，极大地降低了全球贸易运输的劳务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的产品。没有它们，将无法想象有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布什集市以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的名字命名，是在二○○一年联军入侵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专门出售军车装卸的商品，后来也售卖进口化妆品、野营用品和旧衣服，衣服质量往往比我们在曼达维市场见到的“新潮”服饰要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学家路易·杜普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阿富汗人身穿挂着“二战”军功章的过时美国军服招摇过市。那个时候，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服装产于美国国内；而今天，百分之九十来自海外，结果就是许多服装都绕地球转了一圈。如果你向慈善机构捐献旧衣服，那么它们很有可能会被运往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大量售出。
我们走进了一家专门售卖二手T恤的集装箱店铺，浏览其中一大摊富有美国特色的货品。那里有各式T恤，可在垒球锦标赛和家庭团聚时穿的、在沙滩聚会时穿的，也有供喜欢殖民历史的人穿的。有的T恤印着基督教天使或快餐品牌，有的则是为巴拉克·奥巴马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时穿的，还有全国步枪协会的T恤或印着“告诉你的咪咪，别盯着我的眼睛”的。那里还有一摞摞方方正正的特大和超特大号T恤，不是给阿富汗普通人穿的，我认识的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军阀会穿这种衣服。我告诉奥马尔：“在美国，穷人胖，富人瘦。”他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
英美服装文化风靡全球。我曾经走马观花地去过兴都库什山最里头，与白胡子的长者一起喝茶。他们戴着花花公子的兔女郎针织帽，穿着尊尼获加的长袖运动衫。二○○八年第一次来阿富汗期间，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戈尔省的一个茶馆里讨论跳舞是否是罪。我的同伴解释说，阿亚图拉·霍梅尼
在他的著作里既没有明确禁止也没有明确同意跳舞。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了一件套头毛衣，胸口处有一幅一个油头粉面的男士挥舞手杖的漫画图案，上面还印有他自己都不知道意思的文字：“马尔伯勒舞蹈中心”。
在布什集市，我买了一件黄色的幸运符T恤。奥马尔挑了一件黑色的，上面印着星条旗和哈雷摩托车的图案，图案下面还有一行字：“自由之境”。之后，我逛了下户外用品商铺，选择了一个容量是三十公升的双肩背包。从集市出来，我们在一个摆放着刀具的玻璃柜台停了下来，瞅了一会儿，那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刀子，从附有镊子钳的折叠小刀到黑色的弹簧刀。
“要不要来几把刀？”奥马尔问道。我从柜台抬起头来。很快我们就会去一些凶险的地方。
“你以前拿刀打过架，是吧？你刺伤过多少人？”
“很多，我也记不清了。十个，或者更多。”他开始在自己的胳膊和脖子上数伤疤。“在伊朗，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不说了。我是为了自卫，我必须那样。”
我们离开了，没买刀具。
“瞧！一眨眼工夫，不用说，我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我这件历经磨损、褴褛破旧的夹克是我这个阶层，也就是他们阶层的标志和广告。”
一九○三年，在作品《深渊居民》的开头，杰克·伦敦穿着旧衣服深入英国伦敦的贫民窟，混入“一个新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之中，他们没有名气，一副穷困潦倒、借酒浇愁的模样”。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位现代评论家写道：“这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在研究伦敦东区的人时，采用了探险家在探索最黑暗的非洲野蛮部落特征时可能会采用的方法。”
有时候，我们在瞄准别人的镜头中，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记者和社会改良家，把他们乔装打扮访问贫民窟的活动称为“去找哈伦·拉希德”，沿用了《一千零一夜》中隐姓埋名主持正义的哈里发的名字。
由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用生动的英语翻译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于一八八五年出版，那时候他已经因为游历了英帝国周边而闻名遐迩。最著名的是，这位军官兼天才语言学家深入圣城麦加，这是非穆斯林人士的禁地，但他带着阿富汗护照，乔装打扮成朝觐者去了那里，沿途描绘了易受攻击的奥斯曼城堡草图。他从埃及报告说：“阿拉伯人仇视和蔑视欧洲人，但还是渴望他们的统治。”
但乔装打扮和假冒身份并不单单是帝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主张在广大的伊斯兰地区抵制殖民主义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的陵墓坐落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内），实际上是伊朗人。当他戴着头巾以逊尼派神职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奥斯曼法庭上时，他想隐藏自己的什叶派出身。阿富汗人也写过他们假装是不同派系或种族的事情，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来自对立族群的人有可能在检查卡口遭谋杀。阿里·阿克巴里在他移民欧洲的回忆录《非法旅程》里描述道：“我仔细观察他们。我模仿他们洗脸的方式。”他想假扮成逊尼派，“但我犯了一两个错误。我把他们祈祷的方法与我家的搞混了”。喀布尔的哈扎拉族民兵有一种特别的检查口令：在大客车的过道上检查乘客的时候，他们会高举一颗酸奶干球——达里语将其读作 quroot 。许多普什图人发不出这个音，于是被带下了车。
我正在练习发音。我一直在演练第二个自我——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喀布尔年轻人，今年二十六岁，而不是我的实际年龄三十一岁，这样我就不用多解释了。我将自己的声音录了下来，并与奥马尔为我录制的声音作比较：
我叫哈比卜，来自喀布尔的沙哈尔瑙。嗯，具体来说是卡拉法图拉街区。我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住在出租房内。租金？每个月六千阿富汗尼。我在哈吉·亚库布广场的一家餐馆打工，但我们经济状况不好。与其他难民一样，我离开祖国走上了偷渡这条道路。
此行于我有利的是，阿富汗有多种语言和方言，而且人们从国外流亡回来后还带来了外国口音。多年来，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融入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相应地，假冒阿富汗人也使我意识到了亚洲人面孔在国外有可能遇到的麻烦，如想得到优待，我就必须亮明自己的西方人身份。我的美国口音、我与人眼神交流的方式、我身穿的服装，这些是能够撬动世界的杠杆。“在这个意义上，乔装打扮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阿萨德·海德写道。
我问阿富汗的朋友们，这样模仿有没有冒犯到他们，他们似乎觉得不是问题。“这取决于你的意图。”一位记者告诉我。我认为，如果我学会了哈菲兹的语言，如果我能够盘腿坐着与他人共同进餐，如果我理解伊斯兰教的仪式，有些人甚至会将这些行为看作我在自我提升，他们会说“阿法利内”——你真行。
不管怎么说，我与奥马尔的这次旅行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如果有关当局抓住我们，发现我是西方人，那我们就得分开了。我们的蛇头也许会绑架我索要赎金。奥马尔也会处于危险之中。布什集市的那些刀具让我开始思考做事的限度，因此我设定了一条原则：只有在要保命的时候，我才会说谎或做违法之事，并且不能伤害到其他人。
等待奥马尔土耳其签证的那段时间里，一个晚上，电视屏幕出现了街上楼房燃烧和人群愤怒的画面，一辆坦克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像是一场怪物卡车拉力赛，只不过轿车内都是有人的。土耳其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这情况可不妙。”奥马尔说。
几个星期后，他灰头土脸地来见我。旅行社退回了他的护照和钱款。政变之后，土耳其使馆搁置了所有的签证申请。奥马尔不能坐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了。我们终究还是得跨越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