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告别

奇迹从来都不会长久。

冬天来了又走了，玛丽亚姆和其他人还在等待土耳其的签证。我写完了昆都士的那个故事，还处理了一些杂事：我们为看门人图拉巴兹在一个非政府组织找了份工作，送看门狗巴德去了城北的一个农场。我暂时搁置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开始认真考虑这次旅行的准备工作。

然后从欧洲传来了坏消息。先是巴尔干地区的边境关闭了。接着，欧盟在三月十八日宣布，所有已经登陆希腊岛屿的难民都必须待在那里的营地。我们的旅程变得艰难了许多——我开始纳闷奥马尔是不是想离开。

“已经是春天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坐在家门口的卡罗拉汽车上，我问道。

他没在听我说话。他正聚精会神地思考在他离开之后，莱拉的父亲会不会让她立刻嫁人。只要他还在喀布尔，他就有能力阻止这事发生——使用武力，如果有必要的话。

“使用武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他苦笑了一下。“我可以证明我和她已经在一起了。那就谁也不能娶她为妻。不然的话，我就抢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她怎么说？”

莱拉的父亲搜查了她的房间，发现了她的手机。现在奥马尔必须等待几天的时间，等莱拉通过同学与他联系。

“她说如果我离开，她父亲强迫她嫁给别人，那是不能怪她的。”

我不止一次感到纳闷，不清楚莱拉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她不愿违抗父命，那他们怎么结婚？奥马尔告诉我莱拉最后同意了离开是最好的办法。但我认为也许她是想他留在这里。我已经不想与他争论了。或许我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奥马尔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能够娶到她的方法。他会想办法成为富人。除了杀人越货，他什么都愿意干。他要去加兹尼或坎大哈购买印度大麻，以双倍的价格在喀布尔销售。

我告诉他说，他这是疯了。他点头承认。

“我为爱情而疯。我已经与她恋爱了四年。我是她交往的第一个男人。我接受不了别人把她娶走。”

“英语中有一个说法：‘爱一个人就应该让她自由。’”

“放弃她？”他问道。

“如果她回到你身边，那说明她是爱你的。”

“我不能放弃她，兄弟。我不能。”

“那就不是爱。”

“不是吗？”

“那是自负。”

“我知道我是爱她的。”

诗人埃利亚斯·阿拉维写道：“她告诉我说，这里的空气中飘浮着死亡，你可以关闭所有的门窗，但它最终还是会进入你的房间。”

四月十九日上午快九点钟的时候，我坐在朋友家的书桌前练习达里语，一阵风把窗户朝里吹开了。街上回响着汽车喇叭声和狗叫声。我查看了一下推特，人们很快就将市中心浓烟升腾的照片发了上来。马哈茂德·汗大桥那边发生了爆炸；从沉闷的巨响来判断，应该是一次大爆炸。我打电话叫奥马尔过来，坐进他的卡罗拉汽车，一起朝市中心驶去。载着伤员的救护车在对面车道上呼啸驶过。我们经过了由德国大使馆张挂的广告牌，上书：离开阿富汗？你确定吗？

“看那些人。他们毫不在乎。”奥马尔驾车仔细绕过了一些正在挥锹铲石子的打工者。即使炸弹携带者就在身边行走，人们也得活下去。但爆炸越来越多，外国人和精英人士已经躲到了混凝土围墙里面或检查点。现在伊斯兰国 已经在阿富汗设立分支，什叶派的学校和清真寺成了他们的目标。联合国将会记载，那年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有一万一千多人死伤，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

警方在爆炸现场的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奥马尔让我下车。我出示了记者证，继续穿过街道。街道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一脸迷茫的店铺老板在打扫碎玻璃。天开始下雨，打湿了我忘记换下的平底便鞋。我能够听到前方激烈的枪炮声。经过一排汽车配件商铺后，我走进了一个大院子，那里有用波纹铁皮搭建的棚子。马路那边还在交火，一个情报机构的院子遭到了袭击。在一个汽车修理棚，我发现一群阿富汗记者围在里面等待着。雨点打在屋顶上发出了擂鼓般的响声，空气中有一股涤纶服装的气味。我看到了马苏德·侯赛尼，四年前，因为一张照片，他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照片中，一个穿绿色衣裙的女孩身上沾满了鲜血，低头看着家人的尸体尖叫号哭。

“今天，喀布尔市内马哈茂德·汗大桥的恐怖袭击清楚地显示了在正面交锋中敌人被击败了。”总统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的办公室发推特说。塔利班在院墙边引爆了一辆满载炸药的面包车；此后三名身穿偷来军服的武装人员冲进去，对着幸存者开枪扫射。爆炸的冲击波横扫附近的一个交通环岛和市场。那天的爆炸导致了大约七十人死亡，另有三百五十多人受伤，包括安全部队人员和平民。有些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比如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他被爆炸的气浪掀到了春雨过后暴涨的河水里。其他人干脆消失了。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已被摧毁的市场，看到一位妇女在为儿子号啕大哭：“孩子，孩子，我眼睛瞎了。你人在哪里啊？”

“昨晚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奥马尔告诉我说。他一直在房子里与父亲待在一起。关于父亲，奥马尔和他在欧洲的兄弟们一直在讨论该怎么安排。兄弟们都不想让老人留下来，但因为奥马尔还在喀布尔，这副担子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与几位兄弟相比，他一直与父亲最为亲近。在贾马尔于二○○二年抛弃他们之后，奥马尔与小妹法拉赫有时候会去姑妈家探望他。尽管有旧伤和怨恨，但奥马尔还是爱父亲的。这位曾经用皮带和拳头统治过他们的大个子男人，正在变得苍老。父亲去医院接受伤病背部的手术，是奥马尔开车送的。姑妈过世后，在美国的伯父决定出售他们的房子，是奥马尔和法拉赫劝说贾马尔来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让父亲像乞丐那样寄人篱下令人羞耻。起初贾马尔不相信他们，还怀疑这是个圈套，但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玛丽亚姆虽然勉强接受了她那已经生疏了的丈夫的存在，但她对这样的安排很不高兴。她尽可能给他点轻微的羞辱，比如最后才给他端饭，让他感到自己是不重要的、多余的。孩子们也不再尊重父亲的权威了。贾马尔只得自己做饭，并搬到了外面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即使是冬天也住在那里，一个人孤独地待着，其他时间里就看电视和抽烟。

但现在全家人都要逃往欧洲。而父亲发过誓，决不再次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威胁说如果只留下他一个人，那他就去坎大哈，而且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奥马尔认为这是恫吓；他的兄弟们则不敢确定。但即使他们的父亲愿意与家人一起飞赴土耳其，他们能够凑出五千美元去为他办理签证吗？老头子身无分文。

奥马尔告诉我，头天晚上他父亲肯定是认为房子里没人。奥马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老人家在哭泣。

土耳其的签证终于下来了，而且很快就会过期。玛丽亚姆尽可能等着奥马尔。这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夏季的花卉姹紫嫣红，她要儿子开车送她去郊外她娘家的村庄。十四岁的侄子苏莱曼因为要跟她一起去欧洲，和她一起来了，这样他也可以与依然住在村子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们道别。奥马尔驾车沿着远离机场的那条道路行驶，经过了一些闲置的水泥场地，那里的样板防爆墙和掩体，看上去像是花园的守护神似的。十字路口，有小孩在售卖苦瓜。

玛丽亚姆小时候住在楠格哈尔省，她的父亲在那里当公务员，夏天时母亲会带上她和兄弟姐妹返回喀布尔郊外家乡的村子。玛丽亚姆的舅舅们用木犁耕作麦田；妇女们在院子的泥墙边料理葡萄园，在水车磨坊里制作面包。玛丽亚姆小时候经常与表兄弟们一起玩耍。他们在田野里自由奔跑，还爬上运河的堤岸，看丰涨而又清澈的河水。夏天，河水温暖；到了秋天，当葡萄成熟，挂满枝头，河水就变凉了。那时的气候没那么干燥。

奥马尔驱车经过了蜿蜒曲折的河滨，那里有舒马利平原边缘的检查哨卡。广袤的农业河谷地区，经过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直向北延伸四十英里。在繁荣的岁月里，此地曾承载着喀布尔新景象的一个宏伟愿景——根据法国和日本建筑师的设计，这里将出现一个能容纳三百万人的现代化住宅群，配置自来水和电力供应。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实现。公路远处的平原一片荒凉，只能看见砖瓦厂的烟囱，厂里的工人都是来自乡村的移民。为了获得按每千块砖头计价的报酬，他们全家老小，包括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每天一起从早到晚地劳作，用木模制作砖头泥坯，然后搬进窑内烧制，使用的燃料是废旧轮胎的碎渣，燃烧时产生致癌的二噁英和重金属。

沿着通往西北方向的弯弯曲曲的公路行驶两三英里后，奥马尔来到了这个村庄中用土墙分隔的农田和果园。前方的山脊上，绿色的旗帜在墓碑上方迎风飘扬，玛丽亚姆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奥马尔驾驶卡罗拉进入一条土路，驶过一所小学，穿过河岸边的一片房屋，那里有几个孩子站在桑树林下的一个阴凉处。他们经过了一座旧时的土城堡，由于苏军的炮击和日晒雨淋，锯齿形的围墙已被毁坏。那是玛丽亚姆外祖父家的废弃城堡，据说闹鬼了。如今，他和三个妻子的子孙后代已达三百余人，他们拥有这里绝大部分的土地。奥马尔有一次痛苦地告诉我，其中的部分土地本应该是玛丽亚姆的，根据伊斯兰法律，她的母亲分到了一半的土地，她也可以从母亲那里继承一部分。但她的那一份被亲属抢走了，理由是玛丽亚姆嫁到了外村并在战争期间逃往国外，因此丧失了所有权。

奥马尔在苏莱曼家的房子前让他们下了车。苏莱曼的父亲伊斯梅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农民，年近六旬，长着一双罗圈腿。他是与玛丽亚姆关系最好的一位堂兄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喀布尔发生军阀混战时，她的母亲曾来他家居住；后来，她也是在这座房子里去世的，当时玛丽亚姆在伊朗生活。伊斯梅尔把长子苏莱曼送到喀布尔与玛丽亚姆一起住，为的是让这孩子在首都上一个好学校。听说她要离开阿富汗去欧洲，这位农民凑钱为儿子买了签证。“你可以去那里读书。”他告诉儿子。

玛丽亚姆待在村里的一周时间里，有一百多人过来看她。她的亲戚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她了。他们尊敬她，认为她有男子般的气概，因为她当上了教师，虽然运气不好嫁了一个不争气的丈夫，但把六个孩子抚养长大了。他们在一起吃饭，唱歌，聊天，回忆已经过世的亲人。曾经，她这一代人的预计寿命约为三十岁。在波斯语中，说想念某人要说成“你的地方位置是空的”。她想念她的堂兄们，也就是伊斯梅尔的几位兄长。在葡萄和麦子成熟的季节，她曾和那些男孩一起玩耍。后来，人民民主党政府把他们带走，他们就从此消失了。但现在，他们的两个孩子结了婚，由于小夫妻是堂兄妹，两兄弟将会有相同的孙子、孙女。

在这里，群体赋予了个体生命以意义，但即使是女孩，玛丽亚姆也不想嫁给村里的堂兄表兄。她想过现代的生活。她的孩子们则甚至从未考虑过这样的农村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流亡去了西方国家的城市。

玛丽亚姆每天去母亲的坟头祈祷：“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在这里，死者依然为生者而存在着，玛丽亚姆不知道她在欧洲时会不会也与他们同在。“我们只崇敬你，我们只从你这里寻求帮助。请为我们指引一条坦途。”在贫瘠的山坡上，这位孤独的妇人是在为自己已经失去的而哭泣，还是在为即将舍下的而哭泣？

七天后，奥马尔如约开车来接母亲。玛丽亚姆拥抱了每一位亲属，他们互相祈求今生和来世的宽恕。

奥马尔经常在上午驾车经过莱拉的学校，希望能见她一面。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等待她的来电。最后，他等在她家门口，跟着她去学校。当她与一位同学跳下出租车走向学校大门时，他停下了汽车。

“嘿！”他透过车窗朝外喊道，“我爱你。”

她没理他。在校门口，那位同学进去了，而她继续走向一家商店。

他又朝她喊道：“我爱你！”

这一次，她从他旁边经过时说了声：“别跟着我，你这个恬不知耻的人。”

她走进商店。他在旁边把车停好。当她出来时，他抓住了她的双肩：“你为什么那样跟我说话？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和我说话？我爱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不是也说过爱我吗？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回事啊？请你告诉我。我都要发疯了！”

她的脸已经变白了，但只是轻柔地说：“请放开我。人家都在看呢。”

他松开了手。

“我可怜的母亲。”奥马尔低声说。他告诉我，他在机场送别玛丽亚姆时，她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美元，那是她的积蓄和他的兄弟从欧洲寄来的钱。

“给你父亲。”玛丽亚姆说。这些钱，加上奥马尔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的一千美元，足以让贾马尔拿到土耳其签证并抵达伊斯坦布尔。老人已经不反对逃离了，奥马尔带他去拍摄了护照的照片，并带他参加了申请签证的面谈。他的父亲将飞往伊斯坦布尔与家人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去欧洲。

在贾马尔临行前的晚上，我和奥马尔买了些烤肉串带到他家。当我们停下汽车的时候，贾马尔骑着他那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出现了。我们礼貌地邀请他一起吃，使我惊奇的是，他接受了。

我们盘腿坐在起居室里，吃着烤肉串和面包。老人用他灰白眉毛下的那双眼睛仔细端详着我。“你已经走遍世界了，”他打破了沉默，“告诉我，哪些国家最好，哪些最差？”

“我认为是各有千秋的。”我回答。

“你认为阿富汗怎么样？”

“阿富汗很穷，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但能够互相关照，”我想了想，“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国家之一。”

他把一杯咝咝作响的可乐端到唇边。“你见过金门大桥吗？”

“见过。”

“它还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吗？”

“我认为中国有了更长的大桥。”

“为什么外国人要给动物起名，比如叫汤姆或吉姆？”

我哈哈笑了起来。他在担心第二天的旅程，于是我解释了在伊斯坦布尔移民局卡口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机场的行李转盘是怎么运作的。法拉赫和苏莱曼会在机场外面等他。

奥马尔的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明天将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他跟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飞机时的情景。那还是在国王当政的时期，他是个十岁的男孩。那架飞机通体是鲜亮的黄色，只有一个螺旋桨，降落在政府医院前面的道路上。人群中有人说，它是一架喷洒农药的飞机，是加拿大派来对付蝗灾的。

贾马尔起身离开后，我与奥马尔对视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父亲像今天这么友好。”

“他对我像一个陌生人，”奥马尔说，“前几天他说了声‘谢谢你’。我都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感谢过我。”

一起走到外面后，我看到黑暗中贾马尔在无花果树之间踱步。夏天的空气是那么温和与干爽，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奥马尔去打开大门，贾马尔朝我走过来，街灯照亮了他疲惫的模样。

“你不能带他去加拿大或美国吗？没有办法吗？”

“这不可能。如果他先去欧洲，或许还有办法。”

“那军方呢？你能不能请求他们考虑一下他？其他人好多都是走这条路的。”

“美国护照我是不能保证的。他们拒绝了他，因为他拿不出相关的文件资料。”

“你想帮助他吗？”

“想。”

“他是第一个想离开的孩子，也是最想离开的。而现在，他是剩下来的最后一个了。”

“他会有办法的，”我说着，看往奥马尔，“如果可能，我也会帮助他。”

第二天，我与他们一起去了机场。奥马尔让他父亲穿上了一件淡色的高尔夫球衫和一条便裤。西方的服装使他看上去更高了。我们握手言别，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贾马尔拥抱了我。

“照顾好奥马尔。”他对我耳语道。

到七月份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奥马尔半年了。很快我就不得不放弃，然后两手空空地回到纽约，把他留在阿富汗。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夏季正在慢慢过去。玛丽亚姆每星期从伊斯坦布尔打来电话，希望他改变主意。他们已经在有许多阿富汗人的社区找到了一套公寓。有传言说，边境将会重新开放。

奥马尔还是早早起床尾随莱拉去学校，但不敢接近她。仅仅看到她就能使他感到安心。他会在校门外停车一个小时，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学生们到校、离校。他告诉自己，她想把他赶走，因为她要服从父亲。但他确信，莱拉还是爱他的。

他又开始与我讨论我们的计划——先去欧洲，然后他会在能向莱拉的父亲证明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再回来找她。也许他会去意大利，听说在那里阿富汗人获得居住许可的速度是最快的，在德国和瑞典则要等待太长的时间，人们滞留多年还是没能获得避难许可。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莱拉打来的。

她告诉他说，她为那天在校门口说的话表示歉意。“人们在看着。”

“我也很抱歉。”在公共场合闹事是他的过错。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设法离开这里去欧洲。如果他去了，那她愿意等他吗？

“去吧。”她告诉他，“去吧，要回来接我。” k26t9MovljcLH3uzLRtXFyGFxOqOvzNaPbhpowfaXz7z3vcq8iV8tGmt9BrJ8i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