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奥马尔家庭

由于担心赴欧计划拖延，我去了趟奥马尔家，向玛丽亚姆打听莱拉这门亲事的进展。“年纪只是个借口。”玛丽亚姆讲述了她在房东家求亲遭拒的经历。“真正原因是我们是逊尼派，他们家是什叶派。”

奥马尔要她再去试试——在阿富汗，提亲时，应由求婚者的亲属做代表——但玛丽亚姆已经确信，她还会被拒绝。房客儿子的求婚肯定已经引起了这位房东的警觉，他现在怀疑女儿与对方有私下来往。但在玛丽亚姆看来，那姑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家也只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暴发户。她担心的是奥马尔不肯离开阿富汗。她已经与小女儿法拉赫和她收养的十几岁的侄子苏莱曼一起，做好了逃离这个国家的准备。现在欧洲的国境已经开放，她只需去到土耳其海岸，搭上一条开往希腊岛屿的船。海上旅程是危险的，但距离不长；到了希腊，从雅典出发，他们便可以坐大巴和火车，穿过人道主义走廊抵达德国。

玛丽亚姆想直飞伊斯坦布尔，但这得申请土耳其签证，代价昂贵。作为公务人员，玛丽亚姆本人能够直接申请，按照官方公布的价格支付六十美元即可。但大多数人必须通过由土耳其使馆指定的旅行社办理，要想成功获签，就得支付一大笔的额外佣金给中间人。那年秋天，许多阿富汗人急于逃往欧洲，行情涨到了连一份普通的旅游签证都要五千美元。虽然这会耗尽玛丽亚姆的积蓄，但是值得的，否则，她就得穿越伊朗的沙漠和高山。她甚至还想办法把奥马尔的钱也准备好了，但他拒绝在与莱拉订婚之前离开。难道他没看见阿富汗的情况正一天比一天糟糕吗？她跟奥马尔说，要是塔利班来到喀布尔，他们会杀了像他那样曾为外国军队效力的人。

“他疯了，”玛丽亚姆告诉我，“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请你去说服他，这是他离开的机会。”

“如果他连母亲的话都不听，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说，“不过让我试试看。”分别时，玛丽亚姆朝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不由纳闷，她是不是知道我与奥马尔的计划？这应该没有第三人知道。我跟玛丽亚姆及其家人提过，我要写一本关于奥马尔赴欧旅程的书，在书中讲述他们的故事也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但我丝毫未提及自己要乔装打扮成阿富汗难民的计划。

无论喜欢与否，我正卷入他们家的西行移民计划，而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面对这个国家急剧恶化的形势，玛丽亚姆和她的孩子们已经奔向了阿富汗人的所谓偷渡渠道。那年夏天，也就是在边境奇迹发生的几个月之前，大女儿哈尼亚已经由此逃离了阿富汗。

玛丽亚姆一直后悔，不应该把两个女儿从伊朗带回来，她们是在那里长大的，在那里能够享受到比在这里多得多的自由。尤其是哈尼亚，她根本无法习惯阿富汗令人窒息的父权文化。即使穿着她讨厌的宽松的罩袍，她还是经常在街上遭到男性的骚扰，有时候是直截了当的求婚，但更多时候是侮辱或偷偷地摸一把。她的妹妹法拉赫试图不加理会，但哈尼亚像母亲那样随时可能爆发。她酷爱足球，在伊朗学过空手道。在她们家旁边集市的几位摊贩看到她追击并狠揍几个男人之后，人们开始传言说，女教师玛丽亚姆受人尊敬，但她的女儿是恶人。

在这样一个国家，已婚妇女是从属于丈夫的，陌生人称呼她的名字是一种羞辱；人们仍会赞许地说，某某人的女儿“没见过世面”。玛丽亚姆想为女儿们寻找受过教育、能够尊重她们的合适的对象，但没有成功。因此，当如今已经二十五岁的哈尼亚告诉母亲她要去欧洲避难时，玛丽亚姆即使心里感到恐惧，也还是同意了。

移民什么时候变成了逃难？与她的兄弟一样，哈尼亚想逃离这里，去西方过好的生活。她已经对自己的祖国失望了，战争越来越激烈，塔利班在进攻政府军：因二○一五年战事造成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达三十多万，是上一年总数的两倍。阿富汗妇女面临着额外的暴力：那年春天，一位年轻女子蒙冤被控侮辱《古兰经》，在喀布尔市区被一群暴徒殴打并烧死。像哈尼亚那样的阿富汗单身女子，如果向欧洲或加拿大提出申请，是很可能获得避难许可的。但她没有去到那里的合法途径。受现有的签证以及管控航空旅行的法规限制，她和其他难民无路脱身。这一“针对难民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有先例可循的——它曾让犹太人难逃纳粹魔爪；而在这里，它可以确保越是想去西方避难的人，越难以登上飞往那里的航班。一九八○年，也就是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年，德国颁布了对阿富汗人的签证要求。在免签旅行方面，阿富汗护照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护照之一。

哈尼亚知道她不能坐飞机去欧洲。她没钱办投资移民，也没有持西方护照的人想娶她。所以她是玛丽亚姆家第一个走偷渡渠道的孩子。那时候，欧洲的边境还没有开放。为了省钱，哈尼亚没去申办土耳其签证，而是只付了几百美元取得了伊朗签证；她飞去德黑兰，在那里与一位表兄以及他的家人会合了。他们与其他偷渡者一起，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地进入了土耳其，然后越境到了保加利亚。最终，哈尼亚抵达德国，她的哥哥来接她。虽然精疲力竭，但她成功了。她提醒膝盖不好还患有糖尿病的母亲，不要走这条从伊朗出发的陆路。

哈尼亚飞去德黑兰时，玛丽亚姆到机场为她送行，这位家中的长女在安检口停下脚步，取出一双新鞋。

“妈妈，你拿上这个，”她脱下旧鞋递给玛丽亚姆，“我不想带上这个国家的尘土。”

除了莱拉，还有一个人也是奥马尔不想丢在喀布尔的——他的父亲贾马尔。父亲长期没有与他们一起生活，两三年前住到他们那里来了。他与玛丽亚姆的关系虽然已是形同陌路，但并非如我所猜真的离婚了。玛丽亚姆告诉我，即使家人都逃往国外，他还是拒绝再次流亡，所以她并不在乎丈夫会怎么样。但奥马尔不想丢下他不管，虽然父亲以前抛弃过他们。

几年前我在晚饭桌上见过贾马尔，那时候他刚刚搬来他们租的房子，与他们同住。他的个头比奥马尔还高，有着和他一样浓密的眉毛和方正的下巴，但因为背上的椎间盘突出，走路一瘸一拐。贾马尔对我彬彬有礼，但晚饭期间我们一直沉默无语，很尴尬，玛丽亚姆从厨房进进出出，显得很紧张的样子。一吃完饭，贾马尔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从奥马尔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开始记事时起，他们的父母就一直吵架；即使是开心时刻，比如生日晚会上或逛公园时——作为难民生活在伊朗社会边缘的一家人，也会被恐惧笼罩。他的双亲之间的冲突，有多少是因为被迫流亡和贫困，有多少是因为互不相容，没人能说得清楚。痛苦就是痛苦。然而在国外数十年的艰苦时期，为了孩子，他们还是一同生活，直到二○○二年回到喀布尔之后，他们才最终分开。在此之前，全家人曾搬进属于已经移民美国的贾马尔兄弟的房子。战争期间，贾马尔的大姐也一直住在那里，最近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子。这是一座大房子，有六个卧室，但还是不够大。那位新的姐夫认为，房子应该是他老婆的。玛丽亚姆和孩子们则认为他们也同样有份。贾马尔曾试图从中斡旋，但事情很快就恶化了。

因为院子里水井的手动摇水泵，他们打架了。新姑父大声喝止奥马尔，不要那么用力摇手柄；奥马尔回嘴时那家伙走了过来，把他打倒在地。这时，奥马尔的哥哥哈里德抄起棍子，朝那家伙后背猛击了一下。后来，警察来了，把两个男孩抓了起来，还把贾马尔一起带走了，因为他是他们的父亲。第二天，警察将他们释放了，但男孩们被勒令离开这栋房子。玛丽亚姆收拾起他们为数不多的物品，他们没什么钱，也没地方可去。贾马尔在制止冲突时扭伤了原本就不好的背，躺在卧室里休息。小女儿法拉赫进去看他，她站在门口注视着父亲，床上的父亲狼狈不堪，脸转向了别处。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走吗？”她最后问道。

贾马尔没有作声。他受够了玛丽亚姆和儿子们的蔑视，他要跟自己的姐姐一起住。他让家人走了，从此和他们分别了十多年。

如果问他们，那么玛丽亚姆和贾马尔都会坚持说，自一九七九年秋天在喀布尔市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以来，他们从来没有一起过上一天快乐的日子。但玛丽亚姆最喜欢的老师、现在定居在美国加州的一位年长妇女却记得，婚礼当天的玛丽亚姆看上去脸色红润。当时的照片已经没有了，但很容易想象新婚夫妻那天的情景：贾马尔肩膀宽阔、唇上的八字胡优雅迷人，身材娇小的玛丽亚姆佩戴着珠宝，依偎在他身旁。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最初是快乐幸福的，或者至少是充满希望的；最悲伤的是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如果祖国一直岁月静好，那么他们的爱情或许会天长地久——在他们的童年时期，人们会为每一个进步欣喜若狂；当喀布尔有了神奇的电灯和电影院时，举国上下意气风发。在独立日，人们跟随着艾哈迈德·查希尔的音乐载歌载舞：“生命终将歌唱，奴役终将结束！”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信奉纳赛尔和尼赫鲁的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 ；据说他是个快乐的人，“用苏联火柴点燃美国香烟”。大学毕业后，玛丽亚姆仍然单身，她在财政部上班，赡养守寡的母亲。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她与往常一样工作时，战火突起，大块的窗玻璃被震碎。她和其他女孩纷纷逃回了家，家里的收音机报道了政变的新闻：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他还将成为“人民真正的儿子和‘四月革命’的总司令”。两个月后，歌星查希尔，他们那个年代的代言人在车祸中丧生。

玛丽亚姆的父亲在她还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一个失去了男性保护的家庭被迫走向社会。多年来，玛丽亚姆回绝了舅舅们要娶她做儿媳妇的要求，他们似乎还以为她会回到村里与牲口住在一起。但在政变发生的时候，她已经差不多二十岁了，早就过了大多数女孩子出嫁的年龄。坊间传闻她要做“老姑娘”了；一年年过去，闲言碎语越来越多。贾马尔的哥哥是她的同事，在共产党上台执政后，当贾马尔的家人向她的母亲提亲时，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未来的丈夫。贾马尔是他的两位兄长抚养长大的，他们想让他结婚，以改变他每天很晚回家的习惯。从贾马尔的照片上，玛丽亚姆可以看出他长得很英俊。那年十一月，他们结婚了。一个月后，苏联入侵阿富汗。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战事愈发激烈，但玛丽亚姆和贾马尔一直蜗居在喀布尔。与美军在越南的做法一样，苏军对乡村实施狂轰滥炸，赶出老百姓，让游击队暴露出来。农村地区的战斗最为惨烈，而在首都，“圣战”游击队员会进行炸弹袭击，人民民主党因此追捕间谍及其同党。玛丽亚姆的两位表兄弟就在她附近的村子里被捕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当局开始征兵，要求贾马尔那样的退伍老兵入伍，他们决定逃出去，跟随蛇头一起翻过大山去了巴基斯坦。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哈里德才一岁，玛丽亚姆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一九八二年春天，在白沙瓦一家闷热潮湿的旅馆里，她生下了奥马尔。

钱财耗尽后，他们不得不去为阿富汗难民设置的营地。在营地里，他们被分配到曼塞赫拉附近一条陡峭而美丽的山谷。看到妇女们从下面的河里取水，玛丽亚姆感到绝望。这是她一直恐惧的农村苦活。在她看来，那些戴头巾、留大胡子的男子是令人恐惧的部落人，其中一些人最近刚从与苏军交锋的战场回来，眼神显得遥远而空洞。为了能住在难民营并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阿富汗人必须去某个“圣战”游击队那里登记。这样的“圣战”组织有七个，由巴基斯坦支持。一位巴基斯坦的准将写道：“这些营地里，有可以加入‘圣战’的大量潜在兵员。成千上万的男孩来到营地避难，在此长大成人，然后追随他们的父兄奔赴战场。”

在那十年里，六百多万人越过边境来到伊朗和巴基斯坦，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这个记录阿富汗人将保持三十年。

从一开始，“难民”的现代概念就一直与权力和政治缠绕在一起。一九五一年，多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为联合国起草关于难民的条约。日内瓦湖畔的争论扭转了一个中心问题：谁是难民？与其他移民相比，这些外来者应该被允许获得作为公民的多项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居留权。难民是不能被遣送回国再遭危险的。签约国将被要求接受对自己主权前所未有的限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流离失所的景象还记忆犹新，有些代表团坚持认为，“难民”的定义应该扩大，应包括那些逃离暴力的人，但美国坚持只局限于反抗苏联暴力的人。由此，根据一九五一年《日内瓦公约》的国际难民法框架，难民被定义为“由于种族歧视、宗教信仰不同、国籍有别、从属于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有合理的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人”，而不是简单地逃离战争或灾难的人——这是为“冷战”的异见人士定制的标准。

对那些逃离苏联的人，西方的态度可能会很宽容。一九五六年，苏联武装侵略匈牙利，匈牙利人纷纷逃离，美国公众强烈呼吁要为他们提供避难。当北越人民军攻克西贡的时候，十四万南越盟友及其家属被疏散到了美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人们仍然乘坐小木船，以及由走私团伙租用的铁壳货轮等舟艇逃离。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每个月差不多有五万四千西方媒体所称的“船民”在东南亚海岸登陆，其中绝大多数是越南人，但也有逃离老挝和柬埔寨的难民。当地政府用枪口胁迫载着难民的船只返回；海盗乘机强奸和谋杀了几千人。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大会期间，西方与越南的邻国达成了交易：敞开海岸，敞开大门。作为这些国家为船民提供临时避难的交换条件，西方承诺重新安置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六十多万难民移民海外，绝大多数去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西方的电视报道说，船民的苦难触动了本已为越南战争感到内疚的良心。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政治正在兴起，它将撼动旧意识形态，并且在“冷战”结束后依旧存在。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用自己出资的船只营救了船民并把他们安置在了西德，谈及此事时，他写道：“我的想法就是，只要情况允许，人们的生命就应该被拯救。”

随着世界的变小，人们得以通过新的途径互相可见，因而看到贫困的陌生人并不一定总是会引发同情。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激增，从以前的殖民地前往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也在增加。西方对移民的抵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二者都是对“他者”形象的情绪反应，按照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说法，“他者的面孔既是杀戮的诱惑，又是和平的呼唤”。

法国著名记者和作家让·拉斯帕伊于一九七三年在巴黎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小说《圣徒营》。他在书中想象了一支庞大的移民船队，“为逃避饥荒、苦难和不幸”，正开足马力驶往欧洲。拉斯帕伊写道：“第三世界人满为患，西方是它的泄水道。”拉斯帕伊常常因为粗俗的种族主义而不受人待见，他认为政治正在变成一场围绕富人对穷人所抱情感的斗争。拉斯帕伊认为，由于人道主义的伪善，以及“各种媒体中奢侈品广告旁关于全球贫困的言辞激烈的小文章”的影响，西方已然变得虚弱，“没有力气和意愿说‘不’了”。

这部小说中的法国总统预见了自己国家的毁灭，于是派遣一艘军舰去拦截移民的船队。但舰长发来报告说，看到妇女和儿童的处境，水兵们非常同情，因而拒绝开火。军官们告诉总统说，法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接受这些人，要么在夜里把他们的船只全都击沉，这样在谋杀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那些小船的故事。一九九○年夏天，他是加拿大海军“休伦”号驱逐舰的一名军官。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一艘船只。这是一条木船，船首画有眼睛，长度大约是六十英尺 。露天甲板上密密麻麻全是衣服沾满了泥土的人。他们在几个星期之前逃离越南，眼下正驶向马来西亚，但暴风雨损坏了船的发动机。烈日炎炎，他们漂浮在航道旁，由于脱水和痢疾都奄奄一息，其中十五人已经死去了。他们原本可能成为大海的又一个秘密；但那天下午，一架加拿大的直升机发现了他们，于是海军中队派舰船来营救他们。

有一段视频，是从我父亲站立的“休伦”号舰桥上拍摄的，有人把它上传到了YouTube网站。镜头的焦点是木船的后甲板，一个男孩脸朝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难民们在伸长脖子仰望，他们的脸上挂着微笑，双手合十祈祷着。在无线电通信噼噼啪啪的声响中，可以听到从水面上传来的他们的呼救。九十人转移到中队的补给舰上。两个死去的难民被安排了海葬，其他人则获得了在加拿大的避难资格。

长达数月的出海期间，父亲把自己四个黑发孩子的照片放在他的军帽里。我还记得他回来时身上军服散发的那股柴油味，也记得它的黄铜纽扣和羊毛在我脸颊上摩擦的感觉。

母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生下我时，他正在日本海航行，直到三个月之后才看到他的头生子。母亲抱着我在码头上等待。一位报社的摄影师为我们三人拍了张合照。后来，有人把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了他，并在照片上潦草写道：“又一个混血儿出生了。”

与许多北美人一样，我的祖先是移民，但他们跨越的是不同的大洋。我的姓氏艾金斯是由爱尔兰传入的苏格兰姓氏，我父亲这边也有“纯粹的”魁北克人血统 。从十九世纪起，通过轮船和火车，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地球上的人混杂到一起，他的先辈随着五千五百万欧洲人移民到了北美。我的中间名字Yutaka（日语汉字写作“豊”）取自我外祖父的名字，他于一九二二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曾外祖父是商船船员，他在旧金山结束了海员生涯。我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都在萨克拉门托山谷的农场里劳作过，他们通过照片分别认识了来自和歌山和广岛的后来的新娘。在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案（边防巡逻队也于这一年设立）禁止亚洲人入籍之前，他们把她们带到了美国。“金色西部本地人”（Native Sons of the Golden Wes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游说了几十年，该移民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第二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梅肯电讯报》撰文说：“去远东旅行过的人都知道，亚洲与欧洲或美国血统的结合，十有八九会产生最不幸的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罗斯福是美国总统，他做出的反应是授权扣押生活在西海岸的十多万日裔居民，其中三分之二已经是美国公民。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说：“他们的黄皮肤将会一直不变。你认为他们最终会与我们融合，在各方面都像白人那样被接受吗？”

我的外祖母原名静，后改名为玛丽·安，她在洛杉矶郊外长大，战争爆发那年她十三岁。在校车上有些白人孩子朝她吐唾沫，因为她长着敌人的面孔。政府命令日裔美国人去拘留营报到时，告知了他们哪些东西是可以带的，而其他的一切几乎遗失殆尽。静和她的家人去了位于圣塔安尼塔赛马场那边的安置中心，政府将他们安顿在一个日晒雨淋的马厩里。她的父亲拒绝回答“忠诚问卷调查”中的问题，于是他们被带到了图利湖隔离营。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政府随之将他们转移至靠近密西西比河的阿肯色沼泽地。一九四三年，日裔美国人被送到搭建了油毛毡棚屋和铁丝网的内陆岛上，如托珀兹湖、希拉河和哈特山那样的地方。外祖父一家人被安排在科罗拉多州的阿玛奇隔离营，营地的名字来源于当地的一位夏延族印第安女子，她嫁给了白人庄园主，她的父亲绰号“孤熊”，死于军队在桑德克里克实施的大屠杀。

兰斯顿·休斯 在一九四四年写道：“最近发生在日裔美国人身上的事情，和那些所有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迫使美国的黑人和日本人置于相同的境地。”即使后来重新获得自由，许多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还是避开了西海岸，他们搭乘火车和灰狗长途汽车，四散去了工厂、灌溉工程和新开发的郊区。我的外公外婆在丹佛顶峰台垫公司的生产流水线上相遇。外公年长七岁，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还有赌博的坏习惯，但很有魅力，所以外婆面对父母亲的反对依然爱上了他。他们不想一辈子在工厂打工或做家务。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停地迁徙，到芝加哥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他们干起了小鸡性别鉴定的工作。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创造的方法，日裔美国人很快将其掌握并几乎垄断了市场。经过多次重复，鉴定人得以凭直觉识别小鸡的生殖器，而生手很难做到。一个熟练的鉴定人可在一小时内区分上千只小鸡的雌雄，准确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由此收入颇丰。外公外婆在密西西比州获得了小鸡性别鉴定的特许经营权，随后搬迁到了州府杰克逊。一九五九年，他们的第五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在那里出生了。那是美国对有色人种实施隔离制度的《吉姆·克劳法》行将废止的时期，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仍在竭力维持学校里的隔离。外公外婆在一个白人社区买了一栋房子，孩子们被允许就读附近的学校，没有经历什么波折。那时，已开始有许多白人老兵带着日本和韩国的新娘从海外归来。

外祖父豊从小就喜欢汽车，对他来说汽车意味着自由。有一天，他把一辆大卡车停在草坪上，那是他用全家的积蓄买来的——这时他已经对小鸡失去了兴趣，他的未来是从事冷藏运输。此后他很少回家，一心开车，抽云斯顿烟保持清醒，努力偿还赌债。一九六四年夏天，全美各地来到密西西比州的志愿者称这个夏天为“自由之夏” ，豊正驾车行驶在通往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高速公路，从新奥尔良到孟菲斯的51号高速公路，以及三角洲地区的砂石路上。

九月二十二日，豊向杰克逊的法庭申请破产。当天下午，他去印第安诺拉卸货，因心脏病发作倒地去世，时年四十二岁。他的七个孩子中最大的才十二岁，最小的只有两岁。我的外婆不得不同时处理破产事宜和办理丧事。之后，她搬到西雅图安家落户，经营一家花店，再也没有嫁人。与许多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一样，对她来说，活下来意味着能够成为正式的美国人，因为政府调查问卷的问题一直在她的脑海里闪现：“除非必要，你能不说日语吗？”她为孩子们起了教名，并确保他们能够上大学。除一人外，所有的孩子都与白人结了婚。

我的母亲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那就是我的父亲，当时他的战舰靠泊在西雅图港。母亲跟着他去了加拿大一座城市的郊区，那里也是我们几位兄弟姐妹打冰球的地方。我记得一些事——一位女性因为停车位辱骂我母亲；学校里发生了霸凌行为；我意识到自己的长相与众不同，不是那么讨人喜欢，但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与白人朋友是一样的。上大学时，外婆过世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关于隔离营的事情。孩提时期，我感兴趣的历史是父亲书架上的图书：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讲述法国殖民地英雄传奇故事的《白色与金色》。成年后，我努力进取，去大城市谋生，最后到了顶级城市纽约，成为历史学家尼尔·阿尔文·潘特所称“美国白人范围第四次扩大”的受益人。今天，继承了多元文化的美国，在接纳了贫穷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之后，也使越南难民的女儿阮氏善青得以成长为蒂拉·特奎拉——著名的首位双性恋真人秀电视明星。

在奥马尔小时候，他家最喜欢看的是加拿大电视剧《通往埃文利之路》。这部剧在伊朗很受欢迎，那时候他们家在那里避难，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剧中的主人公萨拉·斯坦利是一个城市姑娘，长着如同爱德华王子岛上干草地般的金黄头发，她被送到乡下与亲戚一起生活。萨拉、萨拉、萨拉，眼睛像只小灰猫。他对看得兴致勃勃的家人发誓说，长大后他要去加拿大娶她。

他们住在伊朗城市设拉子，那是诗人哈菲兹和萨阿迪的埋葬地。他们全家八口人住在老城区的一栋小房子里。与巴基斯坦将许多阿富汗人安置在营地里的做法不同，在伊朗，阿富汗人可以进入市区。当地人去了前线与伊拉克打仗，市区里需要劳动力。然而，奥马尔一家人的生活依旧艰难，尤其是在贾马尔在建筑工地弄伤了背之后。在伊朗，妇女外出工作相对容易。玛丽亚姆替人打扫卫生，还帮邻居熨烫旧衣服，以便去集市出售。有时，她会去阿巴斯港开展“行李箱贸易”——从黑市上购买商品，放入行李箱，然后由奥马尔和几个兄弟搭着饼干和口香糖一起沿街叫卖。

即便婚姻美满，这样的生活也会很艰难，贾马尔和玛丽亚姆从来没有和谐共处过。按照传统，应该由女方让步，但玛丽亚姆是不会那样做的。贾马尔受伤后躺在家里，没了工作。妻子完全不理会他那一家之主的威严，甚至在他打了她而双方暴力升级之后依然如此，他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愤怒。多年后，他向我表达了疑惑——他是不是应该再凶狠一点，闹出点大动静来？在逃离喀布尔之前，他的姐姐为弟媳妇玛丽亚姆的任性而奚落过他：“我们父亲有好几个老婆，而你连一个老婆都搞不定。”但在设拉子，他是孤独的。

长大后，奥马尔看上去比几位兄弟更像父亲。他还继承了父亲对音乐的爱好，喜欢听录音磁带：喜欢像艾哈迈德·查希尔那样的老派人物，也喜欢年轻一代的漂泊在西方国家、歌唱回家渴望的歌手，比如法尔哈德·达里亚。他的歌曲《亲爱的喀布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是流行：

让我从伊朗唱到巴基斯坦，

亲爱的，你有来自喀布尔的消息吗？

阿富汗人在伊朗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警察也变得更加蛮横。但奥马尔因为有一双淡色的眼睛，日子比哈扎拉人要好过一些。哈扎拉人的面孔长得更像亚洲人，常常有地痞恶棍尾随他们到家，冲他们喊：“阿富汗垃圾！”

奥马尔的头发是棕色的，口音听上去像是设拉子人。趾高气扬的样子是他从喜欢的宝莱坞电影中愤怒的年轻人那里学来的。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长得比较高大，而且血气方刚。他还从当地一些混混那里学会了使用刀子，但没有沾染在城市里相当流行的海洛因。

读书期间他一直在打工挣钱，为自己买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替人擦皮鞋，帮人采摘开心果。十岁时，他就已经能够拎起商店里五十磅重的冰激凌桶。十三岁时，他开始在建筑工地上打工。长大后，他想当一名医生，去帮助人们；或是当一名飞行员，去周游世界。他知道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某个属于他的地方，他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的一位朋友住在机场附近，他们常常一起出去，在围栏边待上好几个小时看飞机飞升和降落。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西方对难民的观点。穷国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不再被看作超级大国之间、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法国战地记者、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写道：“可怕的战争，没有信仰或法律，对冯·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与对黑格尔的一样无知。”

自一九八九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几百万阿富汗人返回家乡。贾马尔也想回去，但玛丽亚姆拒绝了。她不相信那些极端派的叛乱分子会让她的女儿们继续上学。三年后，“圣战”游击队与民兵发生了混战，西方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伦敦的《泰晤士报》称：“那个国家部落之间的争斗和世仇，与世界无关。”

然后就是军阀时期。“爱没有了，奉献没有了，热情消退了。我们在血海中奄奄一息。”诗人哈利卢拉·哈利利写道。二十年后，当美国人开始撤离、政府摇摇欲坠之时，那些九十年代的断壁残垣对阿富汗人而言会是一种警告：能逃尽逃。喀布尔成了一座废墟的迷宫，被各个武装检查点瓜分。闯关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但这也许是逃避饥饿的唯一途径。玛丽亚姆从一封来信中获悉，一些民兵抢劫了她的兄弟，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然后是塔利班横扫阿富汗，残酷的正义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吸引力。一九九六年，他们攻占了喀布尔。

五年后，奥马尔一家得到了等待已久的好消息：十年前移民美国的贾马尔的哥哥，准备在那里为他们申请难民身份。但他们必须离开伊朗去巴基斯坦，那里有美国的领事馆。他们卖掉带不走的物品，去贾马尔在白沙瓦的一位姐姐家暂时安身。当玛丽亚姆和贾马尔去美国领事馆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被安排过几个月后再来面谈。那是二○○一年夏末。

九月十一日，他们从电视上看到，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在燃烧。当他们回到美国领事馆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及其军阀联盟已经抵达喀布尔。领事馆官员告诉他们，阿富汗人的难民申请已经中止了。玛丽亚姆回忆起他说的话：“你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自由了。回家去吧。”

难民们返回阿富汗。他们乘坐破旧的丰田皮卡车，或是早就在德国被淘汰的奔驰大客车。他们步行或搭乘驴车，携家带口翻山越岭。他们成群结队地通过韦什和托克罕的边境检查站。他们乘坐波音747飞机，穿着西服和锃亮的皮鞋落地了。他们带着硕士学位证书，穿戴着假肢，抱着脸蛋红彤彤的婴儿回来了。

五百万人回来了。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遣返项目。“重建一个稳定、自由、和平的阿富汗，是美国的长期承诺。”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站在他身边的是阿富汗新的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在此之前，塔利班曾禁止音乐；此刻，阿富汗电台播送的第一支歌曲是达里亚的《亲爱的喀布尔》：

亲爱的，你有来自喀布尔的消息吗？

你听到我的消息了吗？

二○○二年春天，奥马尔全家乘坐的大巴车驶上开伯尔山口，抵达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边境。在边防检查站，粗陋的塔利班白色旗帜已经换为阿富汗王国时期黑红绿三色国旗。看到这面旗帜，奥马尔的心里充满了希望。 EwZxM7hRCaeue2KwN+WT3Z9zN3QttJO28RsUD6hR/Rqw37ClXB+gd9X6jAdSKw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