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莱拉姑娘

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工作是在二○一五年秋天，那会儿是在调查美军空袭一家医院的事件，但当时奥马尔似乎心神不定——他整夜都在打电话；有次倒车时，他竟然撞到了昆都士省议会大楼外的墙壁上。另外，在我离开他和摄影师维克多之后，他们竟因为稀里糊涂地误闯突击队而被短暂扣留；还有，他在车子里循环播放他最爱的悲伤情歌《我心永恒》，直至最后我和维克多要他关掉，他才戴上了耳机。

昆都士是战区，我们不能分心；在返回喀布尔的路上，我便问起奥马尔有什么烦心的事。他说他母亲向莱拉家提亲了，但莱拉的父亲（同时也是他们的房东）彬彬有礼地耐心听完后，拒绝了，说他的女儿还年轻。“她已经十九岁了，”奥马尔向我抱怨，“那只是一个借口。向她求婚的人肯定有很多。”

我问奥马尔这对我们的欧洲之行会有什么影响，他说他不知道。他还需要一些时间，他必须想办法说服莱拉的父亲。“没有订婚我是不能离开的。”他告诉我。

到了喀布尔，因为我已经搬出了原来的房子，奥马尔就把我送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我喝了杯饮料，去了庭院。可怜的奥马尔，他是逊尼派的，更糟糕的是，他囊中羞涩。他想迎娶一个富裕的什叶派姑娘，这不是门当户对的爱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这个样子。多年前，他先后有过一连串的女朋友，这在像喀布尔这样传统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阿富汗首都经济富有，挣钱比较轻松，他努力追求美好时光。不过有了莱拉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在搬入原先的房子之后，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关她的情况，但我并没有想太多。那应该是在二○一二年的秋天，当时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我和同屋的贝特称其为招待会，以示与典型的喀布尔狂欢作乐的区别。

外派期间，外籍人士的社交圈充斥着使馆晚宴、联合国机构的烧烤派对，还有以“馅饼和塔利班”等为主题的接风或饯别宴会。我们的活动办得比较有品位。奥马尔与图拉巴兹在房间里拉起带子，挂上彩灯，还在壁炉里添加了木柴。出于对邀请的阿富汗高官要员的尊重，我们在厨房里储存了酒，长条桌下的冰桶里也有软饮料，长条桌上摆放的则是从集市买来的新鲜蔬菜，以及红艳艳的当季石榴。

贝特是一位荷兰的自由职业记者，她曾穿着罩袍去南方采访塔利班。那天晚上，我和她有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别人看到，我们也能像报社一样吸引人群。我们邀请了阿富汗的将军、部长、社会名流和各国外交官。但他们会出席吗？这些要人们的安保小组已经先行来考察过，认真地记录下了此处缺乏安全房间和武装安保人员——我们仅有的安保措施是一条狗和我放在床下的一支猎枪。喀布尔常有自杀式炸弹袭击和绑架发生，许多国际人士不敢离开他们自己的院子一步。但如果大人物来得够多，派对活动也会有自己的安保人员。

那年的春天，我与三位朋友一起入住：贝特、艾尔斯贝（也是荷兰人，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和米夏（来自俄罗斯的摄影师）。我们在卡拉法图拉找到了一个带有小院子的两层住宅，那里靠近绿区 ，头顶上方时常传来黑鹰直升机着陆时的呼啸声。房租很便宜，但需要装修一下，我与米夏在空空如也的地毯上凑合睡了两个星期，其间奥马尔帮我们联系了木工和管道工。厨房操作台上的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是从赫拉特买来的，切割时震响隆隆，粉尘飞扬，我们的头发也变得僵硬。

我们的派对是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举行的。奥巴马刚刚赢得了连任大选。那年是他下令增兵的第三年，在增兵的高峰时期，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有十万之多；另有同等规模的工程建设人员，承担从安保到施工等的所有工作；此外还有四万盟军——军人的数量是当年入侵阿富汗苏军的两倍，联军的统帅由读过《三杯茶》 ^[1] 的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者型军事家担任。

“把钱当作武装系统一样用。”前美军上将戴维·彼得雷乌斯曾经这样提议。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在阿富汗花费了五千亿美元。阿富汗的整个经济是围绕着外汇建立起来的，金字塔的底部是当地人，他们从事挖掘战壕和驾驶货运卡车等工作；然后是军方所称的第三国人士，通常是指从贫困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招募来的人员，如来自菲律宾的会计和来自尼泊尔的卫兵；最顶层是欧美的外派人士，他们有会英语、有西方学位以及人脉关系的优势，能够在大型的非政府组织、承包公司和联合国机构拿到国际薪酬。他们坐在装甲越野车上在城里转悠，通常是白人男子，这些人有的几十年一直跟随在战争和灾难一线，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享受着免税的薪水和战区提供的火线晋升机会。在美国，人们依然被经济大衰退折磨得痛苦不堪，有一千两百万人失业；但在这里，能够找到六位数薪资的工作，还有免费的住房、司机、厨师、花匠、门卫和家仆。

作为自由职业者，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当客人们陆续来到的时候，我告诉不识字的图拉巴兹，要他假装核对宾客的名单。夜色增加了庭院的野趣，现在我们还点亮了夏威夷火炬和圣诞灯。我让奥马尔去燃起篝火。本地的乐师盘腿坐在地毯上，开始演奏一些经典的波斯旋律。贝特在烤肉桌旁主持宴会，厨师把烤肉串放在炭炉上，用一把蒲扇煽火。奥马尔悄悄走到我面前耳语：“乐师们想喝点威士忌，要倒在喝茶的茶杯里，不要用玻璃酒杯。”

我瞥了一眼弹奏鲁巴布的乐师，他是一位留有大鬈曲八字胡、身穿花边背心的帅气男士，他也朝我眨了眨眼睛。“好吧，跟我来。”

穿过人群，我走向冰箱，用一个大咖啡杯装了些百龄坛，兑上可乐后递给了奥马尔，然后去门岗的图拉巴兹那边检查情况。

“外边怎么样？”

“您自己看吧。”图拉巴兹说。

我窥向外面。街上停满了各种装甲汽车和皮卡车。配备的火力差不多与一个步兵排相当：身穿豹纹迷彩服的士兵、英国军队的安保小组、手持无托步枪的外派安保公司人员、枪托上扎着闪亮带子的坎大哈人。

我走回到院子里，篝火把人群吸引到了墙边。我在人群中发现了阿富汗总统竞选中的“千年老二”阿卜杜拉博士，他正弯腰与阿富汗著名学者、八十五岁高龄的南希·哈奇·杜普雷夫人说着话。我们的招待会举办得很成功。

当大人物——至少是那些也许受到了怠慢的大人物——离开之后，酒和大麻被拿了出来，巴德的狗绳也被松开了，让它去享用剩余的烤肉串。派对要持续到宣礼师的召唤 才结束。是不是在那一晚，我们把大家叫到棚屋，围着米夏从莫斯科带来的“喀秋莎”牌火锅大加赞赏？是不是在那一晚，联合国一个机构负责人跟着流行歌曲《有空打给我》笨拙起舞时，弄丢了装有安全徽章的钱包？不管怎样，我们的确都涌入灯光旋转的前厅去跳迪斯科了。我们调大音量，举起杯子，借酒浇愁。在院子外面，战事吃紧，这是我们集体的失败。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也许我们是没有家的，至少没有共同的家。

奥马尔去哪里了？在乐师和贵宾们回家之后，我频频向他敬酒，拍拍他的背，怂恿他去跳舞，去找个舞伴。别的阿富汗朋友都在跳，可他没去，他和他们阶层有别。在前厅密集的人群中，我注意到了奥马尔，他靠在墙边，手里拿着玻璃杯，脸上带着微笑。

奥马尔家租住的房子距离我的住处十分钟的路程。他们的院子里长满了无花果树，但即使是在枝繁叶茂的夏天，他也依然能够分辨出房东家三层楼房的屋顶。这座楼里，住着那位富裕的商人、商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搬进宅子——大约是二○○九年我们在穆斯塔法酒店第一次见面那会儿——不久，奥马尔在巷子里意外遇到了房东的女儿莱拉，那是一位肤色白皙、身材玲珑、如瓷器般精致的年轻姑娘。她真的还很年轻，在公共场合与他说话还不会担心名誉受损，她问他新家是否住得舒服。后来，他和他母亲礼节性地拜访了房东家，莱拉用盘子端来了茶水和糖渍坚果，奥马尔发现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对她来说显得年纪偏大了些，所以当发现她自那之后偷偷观察他时，他只是感觉这事很有趣。比如她会从自家的屋顶上偷瞄他在院子里锻炼二头肌，还与女友一起从边门偷看他，等他走过，就听到金属门“啪”地关上，门内笑声朗朗。

受限于父亲严格规定的家—校两点一线，莱拉只能看着奥马尔驾驶卡罗拉汽车来来去去。那是产于一九九六年的金色四速自动挡轿车，在加拿大行驶了十年之后，被运来阿富汗。我们驾驶这辆车到处跑，在玛希帕山道的下坡急弯处超越卡车，在1号公路上避开弹坑，在蓝湖周边的土路上行驶。那些日子里，奥马尔开车开疯了，他自称是得了“开车病”。驾车行驶使他感觉自由，感到眼前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世界。他的自由部分来自他的经济状况：即使他为外国人打零工的机会变少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他也还有开出租车这个第二职业。

他的城市——亲爱的喀布尔，是他最爱游荡的。地图是他不曾被教授的语言，但他知道街道在哪里交会，知道哪个街区夏天下大雨时会有内涝，知道城里发生炸弹爆炸时哪里会堵车。他知道穿过卡尔特·帕尔万后面的墓地和普勒苏尔克河畔那些遍布垃圾的地方的捷径。奥马尔常常是一手扶着褪了皮的乙烯基方向盘，另一手夹着香烟，下巴随着音响的旋律而摇摆。他的录音带里老歌和新歌都有，有安立奎·伊格莱希亚斯的流行歌曲《英雄》，也有阿富汗歌星艾哈迈德·查希尔的经典歌曲。查希尔的歌声曾陪伴了奥马尔父母那代人，虽然歌词通常来自更早的诗人，像设拉子的哈菲兹 那样的神秘主义者。

这颗心在没有你的时候诞生，

现在该是你回来的时候了。

伊斯兰教的苏菲派诗人表达了他们对团聚的渴望。生活本身就是流亡的一种形式，是对神圣的爱的一种疏远。他们为寻找爱而到处流浪。

在这张孤独的床上，安抚我的是离别的痛苦，

在这个空旷的角落，陪伴我的是团圆的回忆。

这位神秘主义者崇敬的是神，神的真理无处不在，既超脱于世界和我们自身之外，又存在于世界和我们自身之内。人性之美可以反映神圣之美；人类之间的互爱，可以点燃我们对神的爱。苏菲派诗人当然是穆斯林，但这种爱的观念超越了许多信仰；犹太学者马丁·布伯曾经写道：“她眼中的‘你’，让他得以窥见永恒的‘你’的一缕光辉。”

在一个极为传统、男女界线分明的社会，奥马尔相信爱是自由的。但他感到被欲望所奴役。十岁那年他在伊朗避难时，一个比他大的邻居女孩给他钱，与他一起玩身体的游戏。那是他的第一次。现在他欲火烧身，饥渴难耐；欲望驱使他在市内到处转悠。看到漂亮女子招手要求搭车时，他会停下车来谈好车费。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在车上聊天。他彬彬有礼，言语温柔，诙谐幽默，很有吸引力——事实上他长着一头卷发和一个丰满的下巴，看上去有点像年轻时的艾哈迈德·查希尔。如果他们谈得来，他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或者记下对方的号码。有时候姑娘会打电话给他；有时候她们留下的电话号码是真实的。尽管他让别人搭车的次数很多，这样通上话的机会其实很少。她们会在父母或老师不在时打来电话，每当奥马尔说话变得轻柔、声音相当梦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接到了那样的电话。

他有一大堆用过的电话卡，这说明他是靠日积月累的投入与女孩建立起联系的。最后，女孩会同意见面——但婚前性行为不但是一种禁忌，而且是非法的，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可以在高档的咖啡馆里正襟危坐，但哪里可以单独相处呢？他不可能带她去自己家里。入住旅馆时，服务员会要求出示结婚证。在公众看来，若在家里被父兄发现，那么他们有权处死他。警察是最大的危险——如果捉住了通奸的男女，他们会敲诈勒索，甚至会试图强奸女孩。

然而奥马尔身上有一股比恐惧更为强大的力量，在这力量的驱使下，他找到了地方：母亲娘家村里一个有围墙的果园，或者是周末由朋友提供钥匙的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最急切的时候，他们会开着卡罗拉汽车在市内兜风，没头苍蝇般地到处乱窜。一旦识破这些蛛丝马迹，你会发现喀布尔有许多这样的男女，他们像候鸟般离开自己的家，女孩用头巾遮掩，男孩时不时地察看后视镜。

“整座城市，我看不到一张清醒的脸，每个人都野蛮疯狂，一个比一个糟糕。”查希尔低声吟唱古代波斯著名诗人鲁米的一首诗歌。

有些苏菲派人士相信，通过贬低自己在世人眼中的身份，人们就可以摆脱自己的虚假虔诚。酒水洗刷了伪善的污渍；把自我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人们就能认识真主。

来吧，亲爱的，来到废墟中的酒馆，来看看爱情的欢乐。

亲爱的，除了与爱人的甜言蜜语，哪里还会有什么快乐？

奥马尔把有些女子（即那些等候在路边，对他闪烁的车灯做出回应的女子）当作临时女朋友。但后来他后悔了。他相信真正的爱情会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与陌生女子的相亲安排。他要的是现代的爱情，就像屏幕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或阿米尔·汗得到的那样，是选中的，是追求来的。他驾车在市内兜风，等待着她在人群中出现。查希尔又在吟诵鲁米的诗歌了：

你们都去朝觐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亲爱的就在这里，来吧，来吧。

在流亡生涯中，我们寻求的那张脸戴着面纱。我们应该站到哪个门边，等候爱情的启示，倾听欢乐的呼唤？

你的爱人与你一墙之隔，只是咫尺之遥，

你却在沙漠里四处徘徊，你在期望什么？

但在他仅有的几次恋爱中，一旦女孩承认开卡罗拉的奥马尔是卑微的，认为她的双亲是不会答应这桩婚事的，他们的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在阿富汗，婚姻是家庭的大事；选择他就是选择冒险，所以必须排除他。在女孩的婚礼前夕，他们含泪告别，知情小姐妹转交过来纸条，女孩发来令人肝肠寸断的信息；然后奥马尔会独自悲伤，一遍又一遍地听《我心永恒》。

在和家人搬入租来的房子几年后，一天晚上，他的手机铃声响了。

“喂？”

“你好。”他听出了她那低沉的声音，是莱拉。她已经设法记住了他的号码，并从同学那里借用了手机，因为家里还不允许她拥有自己的手机。她来电话说，自他们第一天在巷子里见面，她就爱上了他。她想与他在一起。她以前从来没有过男朋友，但她的女伴已经有了男朋友，暗地里——高中学校里，有一群经验老到的女生组成的地下组织，她们贩卖男生的电话号码，就像贩卖黑市商品那样。

但奥马尔觉得，相对他来说，她还是太年轻了——他那时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是她年龄的两倍。他不想让她伤心，所以他说了实话：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已经有过好多女朋友了。

她说她不介意，对于他家是逊尼派而她家是什叶派，或者他没有钱，她也都无所谓。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在父亲变富之前，她也在租来的房子里住过。

于是，他们开始在电话中秘密地互诉衷肠。后来，莱拉有了自己的手机，她把它藏在闺房里，只在父母亲睡着后才打电话。她父亲是个虔诚的教徒，自己不在家时禁止女儿看电视，出门前会把电视机锁在柜子里。莱拉从来没有观看过宝莱坞的电影，也就是说，她不知道自己长得像卡瑞诗玛·卡普尔，但她确实很像，奥马尔这样告诉她——同样地头发光洁，娇小玲珑，目光撩人。他对着她唱歌，就像阿克谢·库玛尔对着卡瑞诗玛唱歌那样：

世界在变，季节在变，我的心永不变。

除了上学、去清真寺和走访亲戚，莱拉很少去其他地方。她与奥马尔的深夜通话是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但是，尽管她喜欢听他在全国各地的冒险故事，听他对国外美好生活的梦想，这并不代表着她想让他带她离开这里。她缺乏生活经验，但她的生活前景似乎已经被家庭和孩子填充了。她很难想象背井离乡，不确定异国他乡是否真有那么好。有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他们还在讨论这些事情，但当奥马尔要她上床睡觉，免得第二天上学起不来时，她都会恳求再聊一会儿。

二○一二年我搬家后，奥马尔邀请我去见他的母亲玛丽亚姆，她为我们准备了阿富汗美食羊肉拌饭。在阿富汗，邀请朋友到私宅是特别亲密的表示。他的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住在城里另一处。我猜测他们可能离婚了，不过我看得出奥马尔对此感到很痛苦，所以没有具体打听。

他开车接上我。驶过卡拉伊法图拉干净的马路后，我们进入了泥泞的路面，然后抵达了他家附近的集市。屠夫把脏兮兮的羊肉牛肉放在外面，少年在手机店门口徘徊。在露天水沟那边，小商小贩在装载着西瓜和内衣内裤的手拉车旁大声吆喝，空气中弥漫着污水和油炸面团的气味。

我盘腿坐在奥马尔家的客厅里，他的母亲玛丽亚姆走了进来。这是一位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妇女，花色的围巾宽松地裹在她那深色的头发上。互相寒暄几句之后，她转向了奥马尔。“这就是常听你说起的那个外国人？”她笑着说，“他看上去真像阿富汗人。”

奥马尔端来了食物：拌有辣椒的切片黄瓜和洋葱、秋葵炖西红柿、一堆新鲜出炉的馕，还有羊肉拌饭——那是一盘米饭，周边点缀着煮熟的胡萝卜和葡萄干。在白亮的长粒米饭之下，是大块大块的肥羊肉。当我把食物拨往自己盘子时，一股浓郁的香味飘了起来。

“吃吧，亲爱的，”玛丽亚姆说，“吃吧，多吃点。”她是公立中学的教师，有阿富汗职业妇女那种共有的健朗风貌。玛丽亚姆是第一代有机会接受教育和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她告诉我说她很幸运，她的父亲像重视儿子的教育那样重视女儿的教育。他经常告诫她们俩姐妹要“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见面的时候，玛丽亚姆五十四岁，只比我自己的母亲年长一岁，但在她的一生中，她见证了欧洲花费几个世纪所进行的变革：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她的学生面临着她童年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诸如家庭破裂或吸毒问题。避难归来和进城来到相对富裕、安全的首都之后，孩子们习惯了不同的风俗和方言。被之前的战争拖延了的城市化进程，在这次战争中加速了。自二○○一年开始，喀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增至四百多万。市民与世界联通了。玛丽亚姆的许多学生与她小时候一样渴望学习，但对这新一代的人来说，受教育的愿望受到了渴望移民国外的挑战。

在选择（哪怕只是个梦想）出现之前，一切都可以忍受。当身怀奥马尔的玛丽亚姆逃离了苏联人统治的时候，她的天地的边界是巴基斯坦和伊朗。现在，她的孩子们在与从纽约长岛到墨尔本的移民联系，通过手机屏幕知道了外面的生活。

人们移民，是因为各地情况不同。世界以贫富划分，每个国家都是少数人拥有多数的财富，富国消耗了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资源。地球上一半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其人口只约为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即使考虑到生活成本，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也是阿富汗人的三十倍。经济学家谈及了公民价值的衡量——假定其他的一切，诸如教育等都是平等的——某个人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同一个人，其在美国或欧洲的价值是在一个贫穷国家的十倍；越过边境，这个人也许就能得到更多。不平等的是边境的斜坡，要衡量的是围墙的高度。

玛丽亚姆有六个孩子，但只有长子哈里德是一九八○年在自己的祖国出生的。两年后，奥马尔在巴基斯坦出生；在全家移居伊朗之后，第三个儿子曼苏尔出生，接着是两个女儿哈尼亚和法拉赫，最后是小儿子齐亚。或许，在流亡中度过的童年使他们感觉生活漂泊，他们都像奥马尔一样，梦想移民国外。他们知道，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因为战争，将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但要让她的孩子去西方国家过上好生活，他们要撞六次大运。

哈里德是第一个走的。玛丽亚姆的一个姐姐是战争遗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作为难民在瑞典安顿下来了。她回来为她那已成年并且是瑞典公民的女儿找对象。表兄弟姐妹间结婚，在阿富汗还是很普遍的——这样能亲上加亲——她对玛丽亚姆说要招哈里德为女婿。哈里德和表妹在瑞典驻巴基斯坦领事馆结了婚，并由此获得瑞典签证，飞去斯德哥尔摩。玛丽亚姆与自己的长子告别，她知道她无法去探望他，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很高兴，有一种爱叫期盼分别。

她的小儿子齐亚是第二个移民的。晚饭后，玛丽亚姆要奥马尔拿来笔记本电脑，找一段视频放给我看。这是齐亚通过精度不高的网络摄像头拍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他正跟着一首德国流行歌曲对口形。“他已然成了欧洲人。”玛丽亚姆略带伤感地笑着说。

齐亚是玛丽亚姆的骄傲，与他的几位兄长不同，他小时候从未因不得已而打工。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并在标准化英语考试中取得了足够优秀的成绩，进入了英国的一所大学。第一年的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和机票费，差不多是一万美元。他们全家动员，奥马尔也将在坎大哈前线为外国人工作挣的钱凑了进来。学校告诉齐亚，第二年他很可能获得奖学金，但事与愿违。他拿不出第二笔一万美元了，签证也即将失效，但他又不愿返回阿富汗，于是便去了德国，丢弃护照申请避难。

当我在二○一二年与玛丽亚姆初次见面时，哈里德和齐亚是她的孩子中仅有的两位已经移民国外的。其他孩子还与她一起生活在喀布尔，他们在那里为外国人打工。玛丽亚姆坚持让孩子们学习英语，让他们为阿富汗的外部驱动型经济做好准备。但在那个时候，显然外国的资金就像军队那样开始撤出，许多在美军占领时期获利颇丰的精英也在离开。

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人才流失，而是财富流失——流向海外的房地产和银行账户。在美军入侵前，阿富汗与全球金融系统还未挂钩，一个腐败的塔利班官员还没太大能耐，其非法收入只能用于投资鸦片或者购买新车。现在，几十亿资金合法地流出去了，富裕的阿富汗人在迪拜和马来西亚那样的地方购置不动产，在海外修筑他们的安乐窝。

对富人来说，移民是容易的，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公民身份是可以买卖的。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差不多需要两百万美元，而去希腊的“黄金签证”只需二十五万欧元。据说阿富汗的国会议长在通过向外国人提供燃料致富后，用两百万欧元在塞浦路斯搞定了他本人和全家的欧盟护照。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成为世界公民，就像弗朗茨·法农所描述的那样：“没有定所、没有家乡、没有肤色、没有国家、没有根基的人——天使的血统。”

家里的第三次机会在二○一四年到来了，那年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喀布尔的犯罪、失业和自杀式炸弹袭击更加频繁了。玛丽亚姆的一位已经移民德国的前同事回来为她的女儿物色丈夫。在阿富汗，兄弟之间的婚事要按照顺序进行，如果哥哥被弟弟超先，那是很没面子的。弟弟苦等兄长好几年，是常有的事。现在按理应该是轮到奥马尔了，但他兴趣索然。他告诉我说，他也不在乎传统，就让比他小两岁的弟弟曼苏尔去当新郎吧。不管怎么说，曼苏尔更为相配，他孝顺又勤劳，与长兄哈里德一样。这次是女方的全家飞来喀布尔举办婚礼。奥马尔并没有羡慕，他祝贺弟弟攀上了欧洲的亲事。那时候他自己依然深信，他当过翻译，能够得到美国人承诺的签证。至于婚姻，他会跟着感觉走。

在与奥马尔通过电话谈了几年恋爱后，莱拉坚持要见面，他最后同意了。她现在十八岁，已经是年轻女子，正准备去宗教学校读一年级。他们开始短暂见面，他家里没人时就去他家里，有时则去她家车库里。与她独处时，他感觉激情燃烧。

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关于莱拉的事。我习惯于听到奥马尔的浪漫冒险故事，所以当时并没意识到她的重要性，但我仍清晰地记得有次在我问他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筋疲力尽时，他跟我讲的那个可怕故事。他告诉我，头天晚上，邻居家的女孩打电话给他，要他过去。当时莱拉的家人正专心地看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她确信一小时之内他们是不会挪窝的。于是，她借口做作业，偷偷溜到车库，把奥马尔放进来，然后他们坐进了家庭汽车的后座。黑暗中，她在他的耳边喘气，他感觉最后的防线崩溃了——

“砰、砰、砰。”

他们慌乱地穿上了衣服。有人在敲车库的门。很快她父亲就会来开门。奥马尔麻烦了。

“钻到车下去。”莱拉轻声说。他跳下车，爬到了底盘下面。她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开启了立体声音响，这时候地面上出现了一道弧形的亮光。

“你在干什么？”他父亲从门口盯着她。

“我想听听收音机。”

奥马尔看着穿拖鞋的脚从车库门外走过去，原来是几个亲戚来串门了。如果说老头子有什么猜疑，那么他肯定已经打消了，因为他们都回到了屋子里，留下奥马尔趴在汽车底下，贴着混凝土地面，心脏狂跳不止。

[1] 《三杯茶》（ Three Cups of Tea ）讲述了美国人葛瑞格·摩顿森为了信守自己的承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在中东地区先后建立起六十多所学校的故事。 dUrpq78PRZMLH5Q5NR/yK20dVgoNNBBd6SlLLAc7SXX1B3jyTfyXOf4bdl1mEX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