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见如故

此后不久，我去了一趟纽约，三个月后的十月底，我乘坐经停伊斯坦布尔的空荡荡的航班抵达喀布尔。在机场的行李转盘那里，我看到许多身穿白袍的人在提取从麦加带来的装有圣水的容器。二○一五年的麦加朝觐是一场灾难，超过两千人被踩踏而亡，还有一百人则被沙特本拉登集团一台倒塌的起重机砸中而丧命。

我取走通过安检仪的酒，走向停车场去找奥马尔。机场的卫兵显得紧张不安。几个星期前，塔利班攻占了昆都士，那是靠近塔吉克斯坦的一座边境城市。在塔利班的突击之下，政府军的防线崩溃了，自二○○一年以来，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第一次在省会城市升了起来。逃难的人群拥向南方的喀布尔，恐慌的气氛一路散播。昆都士的陷落，使得那年秋天随着边境的开放原本就已火热的阿富汗难民潮更加汹涌。

驱车离开机场时，我告诉奥马尔，经由巴尔干地区的所谓人道主义走廊已为难民开放了，不过他在家看电视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这一奇迹为我们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告诉我说，他还没有向莱拉家提亲，也还没有安排好父母的出行。事情有点复杂，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我说这样也好，因为我想写完在阿富汗的最后一篇报道。昆都士陷落期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美军特种部队的一个小分队，在与阿富汗军队并肩作战试图夺回这座城市时，对“无国界医生”医院进行了一次空袭，炸死了四十二人。军方声称这是一次意外，可我知道，当地政府对这家医院记恨已久，因为它救治叛军伤员。我想去调查一番，途中需要奥马尔开车。我们会一起去昆都士，然后我将写出报道，与此同时，他去处理与莱拉的事情。我们不必操之过急。我很有信心，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一起离开阿富汗。此行将会圆满，因为在我看来，自我们相遇的那天起，我们的行动都是互惠的。

六年半之前，我从在阿富汗撰写第一篇杂志文章起就与奥马尔合作。那是二○○九年春天，我二十四岁。我刚刚从《哈珀斯》杂志接受了一项任务，写一篇关于阿卜杜勒·拉齐克上校的报道。他是一位边防警察指挥官，美国军方的重要盟友，但有传言说他与毒枭沆瀣一气。我想要前往拉齐克所在的坎大哈省前线，但杂志社付不起喀布尔任何一位资深消息员开出的价钱：赴危险的南方工作，如果有人愿意，他们的要价是一天几百美元。

当时我住在喀布尔市中心的穆斯塔法酒店，当我把自己的困境告诉酒店经理阿卜杜拉后，他说他认识一位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之前做过战地译者，现在也刚开始干记者的行当。过了几天，我走进酒店大堂时，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正在那里等着我，他就是奥马尔。他跳起来，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握住了我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兄弟，”他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坎大哈，没问题。”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他问我饿不饿。我们要去的饭店位于一条用警戒线围起来的街上，由穆斯塔法酒店与印度使馆合用。那个地方可以保护客人免受绑架，但容易受到偶尔的汽车炸弹袭击。奥马尔的卡罗拉汽车停在附近。开车去那家饭店距离不远，但在经过沙赫尔瑙公园后，粉尘飞扬、坑坑洼洼的道路很堵，汽车似乎是在爬行。

“坎大哈很混乱。”他告诉我说。他那近乎流利的英语中带有从士兵那里学来的粗鲁、低俗的词语。“我在那儿与联军一起待过。”如今他已经在南方工作了几年，与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签过用工合同。他厌倦了危险的巡逻和基地内单调乏味的生活，想当名自由协调员，喀布尔这阵子刚好到处都是外国人。

与我一样，奥马尔的成年生活伴随着反恐战争。他是在流亡中长大的，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军入侵后不久返回阿富汗，渴望参加许诺的和平建设，但国家一片废墟，工作很难找。他听说外国军队出高价招人去坎大哈从事危险性工作，最后在二○○六年，他瞒着母亲登上了去南方的长途汽车。

南方地区的普什图语他说得不是很好，但当地缺少会说英语的人，他立即被一家向外国人提供翻译服务的公司雇用了。奥马尔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加拿大人效劳，起步工资是每月六百美元，这是普通阿富汗士兵薪水的六倍。奥马尔和其他译员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里。基地建在机场旁边的沙漠上，四周是防弹围墙和铁丝网，他们住在网格化的集装箱营房中，四周砂土飞扬，遮挡了强烈的阳光。硕大的装甲车辆使奥马尔眼花缭乱，喷气式飞机降落时的轰鸣让他牙齿发颤。日夜消耗燃料为帐篷内的空调提供动力的发电机，以及从巴基斯坦港口开来的满装软饮料和冰冻牛排、车身装饰着铃铛的大卡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孩提时，奥马尔是通过电视了解西方人的，这次是他头一回近距离与他们接触。与其他译员一样，他学习士兵的俚语，学他们刮净胡子、戴上墨镜，学他们遵守规则，学他们对待“坏家伙”的态度，由此建立了可信度。这对奥马尔来说很容易，因为他喜欢加拿大人。他知道他们来自一个丰饶的国度，但与他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避难时相处过的那些人相比，他们似乎更为慷慨和诚实。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因为贫穷和恐惧，亲人之间也会反目成仇。加拿大人会跟他分享香烟，送他用合成纤维材料制成的冬装和靴子，这种材料他以前从没接触过。如波斯语所说，“他们的眼睛是真诚的”。这些外国人说，他们是来打击恐怖主义，来帮助他的国家的。奥马尔相信他们。

但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塔利班又开始活跃了。从直升机上俯瞰，本杰瓦伊山谷与沙漠相比显得尤为青翠，泥色的运河沿岸桑树成荫。那里有一排排的石榴果园，每一小块土地都围着土墙，圈养着一头奶牛、几只羊，外加一条看门狗；依靠土地勉强糊口的农民在田间劳作，他们大都是这里的租户。加拿大士兵头戴钢盔，身穿防弹服汗涔涔地走在路堤上，柔软的泥地下也许隐藏着土制炸药，他们戏称其为“腿彩”。突袭小院时，有时他们得把狗射杀掉。在那里，他们要搜查铁皮箱和卧具，要用刺刀和金属探测器检查院子。一边的妇女和孩子无声哭泣，年轻人一脸愠怒但又无可奈何，见过当年苏军入侵的老人则与之前一样眼里充满鄙夷与警惕。

白天加拿大士兵与阿富汗军队、警察成群结队地巡逻，但夜晚却属于叛乱分子，属于追捕他们的外国人——奥马尔有时会见到一些留着大胡子的男子和戴着头套的俘虏，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别去打听。塔利班也抓到过俘虏，交由流动的伊斯兰教法庭审判；像奥马尔这样的“通敌者”是他们的暗杀对象。他的三位翻译同事在郊外被枪杀了，另有五位在前往军事基地的大巴车上遭遇炸弹袭击丧命。他母亲恳求他辞掉工作，可他需要钱，于是仍旧回到坎大哈，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待在一起。译员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但他们是战争的一部分。开始工作后不久，他就经历了第一次战斗，那是加拿大军队对坎大哈市西边的山谷发起的一次进攻。他所在的排接到的任务是守卫葡萄园中间的护坡道。第二天夜里，他在装甲车内避寒时，一名士兵叫他出来，并递给了他一支步枪。

“你能用这个保护自己吗？”加拿大士兵问道。听上去他有些担忧。“这里坏人很多。”

奥马尔抓住了C7突击步枪冰冷的塑料枪身。在伊朗的时候，他和同学学习过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射击，以防美军入侵。这支步枪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他们让他与三十余名士兵和一名女卫生兵待在外围。前方的夜幕下，塔利班部队正在聚集，试图占领他们孤立的据点。奥马尔看不清敌人的数量，他蹲伏在一条护坡道的后面。有人大喊道，叛乱分子想从侧翼向他们发动进攻，顿时枪声大作：头顶上飞过的子弹爆裂声，加拿大人震耳欲聋的枪炮回击声，装甲车上发射的二十五毫米炮弹打桩机般的轰鸣声。

奥马尔朝黑暗处打了一梭子子弹，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闻到了火药的味道。最后，他们听到了从远处飞近的喷气飞机的呼啸声。一颗炸弹落下后，他看清了身边加军士兵的脸。黎明时分，加拿大军队的坦克开来了，从旁边驶过时，大地隆隆作响。战斗结束后，他们走上前去，看到葡萄园和被摧毁的农房里，尸体横陈，这些年轻人的衣袍被鲜血染红，还挂着子弹带。他们是他的同胞。

二○○九年春天与奥马尔初次碰面时，我们就一见如故。午饭时，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在坎大哈度过的时光。我还记得，饭店的花园十分漂亮，我们就坐在那里吃烤羊肉串。奥马尔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阿富汗，我解释说前一年的秋天在中亚地区背包旅行时来过。

二○○六年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新斯科舍省与父母同住。我想成为作家，我认为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身所缺乏的东西。打了两年零工之后，我在二○○八年春天积存了可以购买赴巴黎单程机票的钱。之后我搭便车从法国去了巴尔干半岛，在笔记本上画好道路交通图，用大写字母标注了一些城市地名——特伦托、卢布尔雅那、诺维萨德，这样我就可以打开页面上的草图展示给过路的司机，向他们问路。我在克罗地亚度过了夏天，在浑浊的河流里游泳，与在音乐节上相识的一帮朋克一起喝李子白兰地酒。我在沙发上睡觉，一切顺其自然。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决定经由陆路去远方的印度以及中亚地区，这意味着我必须穿越土库曼斯坦或阿富汗。在塔什干，我发现去阿富汗的签证比较容易获得，于是十月份我朝南走上了友谊桥。二十年前，苏军的最后一批坦克就是经此撤回的。

脚下宽阔的阿姆河浊水流淌。我在桥上还没走到一半，有辆汽车在我身边慢慢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一位商人，他正要返回马扎里沙里夫，而那正是我要去往的城市。阿富汗北方地区的人说达里语，我试着用从短语手册上学到的一些词语跟他交流。

通往南方的公路两旁是广袤的灰色沙丘，远处的薄雾中隐约现出一些帐篷和骆驼。抵达马扎里沙里夫郊外的几个村庄时，我凝视着车窗外的泥墙房屋和戴着头巾的大胡子男人。在我刚刚离开的旧时苏联的混凝土城市，人们还在咖啡馆里喝着伏特加酒，即使在斋月里也是如此。而此刻，我惊奇地看到妇女们从头到脚用罩袍裹得严严实实——这种穿着不是已经随着塔利班的倒台而被废除了吗？

蓝色清真寺位于马扎里沙里夫的市中心，它的大门和圆顶镶嵌着成千上万的蓝绿色陶瓷片。当地流传一种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就埋葬在这里。我在阿莫广场南侧找到了一家旅馆。那是一栋三层楼的破旧建筑物，顾客大都是卡车司机和朝觐者，厅堂内散落着一些茶叶渣和烟头。我花了十美元，订到的房间有四张旧床，可以俯瞰蓝色清真寺。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口旁，打量着这座城市：虽然广场上的霓虹灯在棕榈树间不停地闪烁，如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般耀眼，但周边空无一人，这使我不免感到惆怅，想起了白天第一次见到的小孩子在阴沟里捡破烂这样的赤贫场景。

对旅馆里的一帮年轻员工来说，我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其中一位是贾韦德，他手上文着指甲花彩绘，牵着我和我一起穿着袜子走过清真寺的大理石院子。另一位是卡姆兰，这个家伙浑身肌肉发达，带我去吃冰激凌和炸薯条，还在坚持和我掰手劲后，拧了下我的手腕。还有易卜拉欣，他有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上唇留着扫把似的胡子，他英语说得最好，所以在前台工作。

“你认识布赖恩·特雷西吗？我想他在你们国家名气很大吧。”易卜拉欣说。他在看一本心理自助书，叫《吃掉那只青蛙！》。“这本书能教你如何不浪费时间。”业余时间，他学习商业管理和电脑编程。他问我如何可以移民加拿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可能吗？易卜拉欣知道有一个办法：他在存钱，准备找一个蛇头。“这真的很简单，”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来自一个他们想去但去不了的地方。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境地，我会发狂，对于他们来说这却是事实。”

即使是在餐馆或建筑工地打工，我干一两天也比他们干一个月赚得多。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可我认为与他们的相遇是缘分，我们是可以沟通的。尽管文化差异巨大，但我感觉与他们的相处很轻松。他们表现出来的亲密与我成长环境里的那种亲密是不同的——我们那边的男性情谊往往表现在喝酒嬉闹和恃强凌弱的玩笑中；而在这里，女性很少被提及，在像广场周边茶馆那样的公共场所是见不到她们的。阿富汗男人互相之间很是热情，好像在排除了女人之后，他们把社交活动留给了自己。这几个年轻人带我去集市，帮我买了一套现成的齐膝长的束腰上衣和宽松灯笼裤，那是传统的阿富汗人服装。当我在房间里打开包装的时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还以为买错了尺寸，衣服的腰与我的臂展一样宽大；但并没有买错。贾韦德过来向我作了示范：只要用布条把腰束紧，让下摆垂挂在身体周围就可以了。在我穿戴起来走到楼下的时候，他们大声称赞。他们用一条黑白相间的格子布头巾围住我的额头，然后惊异地看着我怎么那么像阿富汗人。

我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和一双亚洲人的眼睛，跨越了大西洋两岸的种族分界线。在欧洲，我不被归为白人。英国人说我是巴基斯坦人，法国人认为我是阿拉伯人；但进入中亚时，我感觉就像是走向了一面镜子。阿富汗的北方混杂着许多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我会发觉找到了自己的基因类型。人们在我的脸上看到了他们自己。

在茶馆里，男孩们找乐子。他们叫住一位经过的朋友，让我别说话，要他猜猜我来自哪个省份。“他是外国人！”最后他们大声说。“那他怎么酷似阿富汗人？”另一位朋友惊奇地问。

我用结结巴巴的达里语解释说，我父亲是欧洲裔加拿大人，我母亲在美国出生，但她的祖父母是亚洲人。“日本在这里，加拿大在那里。”我一边说，一边把两根手指头分开，然后微笑着合并起来，“阿富汗在中间。”

我从马扎里沙里夫搭乘大巴车抵达喀布尔，入住穆斯塔法酒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一栋高大的楼房，曾经是“嬉皮士之路”上一个颇受欢迎的驿站。在塔利班时期，穆斯塔法酒店被改作一个室内集市，但在美军入侵后，这是第一批重新开放的旅馆之一，住不起洲际宾馆的人，会选择在这里投宿。我二○○八年下半年到这时，这里有许多干净的房间，但价格是每晚二十美元。对外国人来说，穆斯塔法是最便宜又安全的宾馆。客人是底层的外派工作人员、暂时没有接到生意的承包商人、自由职业的人道主义者，还有像我这样想当作家的人。坐在粉色的缟玛瑙吧台边，我遇到了一位长相粗糙的兵痞，他告诉我说他来自罗得西亚。另一位客人，一位眼神忧郁的瑞士记者，说他已经与海洛因成瘾斗争了十年。我和他坐在休息室内，听着深夜里街上的狗吠声。他拿出一个烟斗，向我展示如何融化一团鸦片和吸入芳香的烟雾，香气在我全身蔓延开来，我云里雾里般地穿过设有镜面摊位的走廊，躺到了房间床上。

我的三十天旅游签证快到期了，接下去我想去伊朗，但主要公路，也就是南下经坎大哈到边境的1号公路太危险了——塔利班也许会拦下大巴，绑架旅客。飞机是游客的选项。还有一条不常走的路径，那就是翻越兴都库什山脊，但必须搭乘当地的运输车辆，在兼作路边客栈的茶馆里过夜。自到马扎里沙里夫以来，一旦感觉不安全我就说我是哈萨克人；这一次，我决定假装自己是哈萨克来的务工人员，要去伊朗找工作。

我很害怕，但在巴米扬登上客车后，就必须坚持这个谎言了。几天来，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爬升到了雪线。这里是世界的屋脊，连绵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西藏。此番景色犹如我无法解释的一个梦境。我时刻提醒自己别犯粗心的错误，比如小便时不能站着而要蹲着，还有，我既然已经声称是逊尼派就不能像什叶派那样祈祷。作为一个哈萨克移民，我肯定显得很古怪，但同行的旅客中却没人猜到更夸张的真相。无论怎样，人们总是在互相猜忌的，都把自己的底细和目的隐藏起来，唯恐在土匪和叛军出没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夜晚，当我们在茶馆的客房里一排排躺下睡觉的时候，旅客们会轻声讨论最近发生的砍头和绑票的事件。与许多在安全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一样，我一直对死亡感到好奇，而现在，死亡就在我们身边。

从喀布尔出发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客车哐当哐当地沿着一条河谷下行，进入了边境城市赫拉特。我庆幸活着抵达了那里，所以破费入住了一家有热水的旅馆。我站在莲蓬头下洗澡，让浴室的门开着，以便观看卧室一角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的节目。巴拉克·奥巴马刚刚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正在芝加哥发表胜选演讲。我调大了音量，这样他的声音就可以盖过流水的咝咝声：

我还要对观看今晚新闻的各国人民以及各国议会和政府说，要对世界上被遗忘角落里的那些围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们说，尽管我们的故事各有不同，但我们分享的命运是相同的，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黎明即将到来。

热水龙头下，我闭上了眼睛。

在第二年春天的一次午饭期间，我和奥马尔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情况，然后我提到了正事。“你知道阿卜杜勒·拉齐克是什么人吗？”我问道。他当然知道。拉齐克还不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坎大哈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位孩子气而又残酷无情的三十岁的警官，这位南方通往巴基斯坦的斯平布尔达克口岸的大佬。拉齐克是边防警察上校，因其对塔利班格杀勿论的态度而为人们所恐惧和钦佩，但一直有人指控他从事鸦片走私和残杀部落的对手。对他进行调查很可能是危险的。而且我还要告诉奥马尔，在一次类似的秘密行程中，我已经与拉齐克的人去过了斯平布尔达克。

前一年的秋天，在我辗转来到赫拉特之后，我用加拿大护照进入了伊朗，在那里旅行了两三个月。我回归了一个快乐的背包旅行者身份——去了一趟游客很少的波斯波利斯，圣诞节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游泳，阿富汗的战事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淡远了。我开始考虑去读研究生，也许可以选择新闻专业；我依然认为我的旅程应该在印度结束。从陆路去印度就得经由边境城市奎达穿过巴基斯坦。奎达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大约就是那时，有个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人在奎达遭到绑架。在从伊朗抵达奎达的那天，我在街上行走，感觉身上的西方装束很不适宜，这时候，一辆豪华的越野车在我身边停下了。茶色的车窗降下来，两个穿着袍子、头发蓬乱的年轻人与我打招呼。

“嘿，你是游客？”其中一人微笑着用英语说。他邀请我上车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我有点犹豫，但从他们坦率而好奇的神情来判断，他们应该不会绑架我。我上了车。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到处闲逛，一起抽烟和射击。他们开始向我透露一些秘密，比如瞒着家人暗地里养着情人。这两位朋友对奎达的下层社会很了解，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收治塔利班伤员的那家医院。巴基斯坦应该是美国的盟友，但军方耍弄两面手法，背地里支持阿富汗的叛军。奎达激流涌动、暗战频繁：教派之间的杀戮、俾路支分离主义分子对政府的袭击、黑手党和部落复仇……

我的这两位主人是当地普什图部族的后裔，这个部族的走私生意做得很大。大约一百年前，英国人在该部族的大家族之间画了一条界线。这两位年轻人有一些亲戚在塔利班，他们的一位叔叔是奎达的警察局副局长。我的这两位新朋友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骄傲，说他们每个月要从阿富汗运送两吨鸦片到伊朗，每次获利大概是二十五万美元。一个全副武装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车队飞驰在这片三国交界处怪石嶙峋的荒地上。他们说，伊朗的边防警察很危险，必须躲开，而巴基斯坦人是可以收买的。但阿富汗的通道是最重要的。

“那里谁是老大？”我问道。

“大老板。阿卜杜勒·拉齐克。”

当时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是作家，但不是雄心勃勃的记者。听到他们解释说拉齐克有美国军方撑腰时，我闻出了故事的味道。我的两位主人买了一只虎仔准备送给拉齐克，我问他们下次去斯平布尔达克的时候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他们同意了；除了我们的友谊和感到无聊这两个原因外，我不确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爽快地答应。他们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他们认识边防警察，能轻松地进入阿富汗，我无须出示护照。我们经过城市郊区的罂粟田。这个国家几乎供应了世界上所有的非法鸦片。边境地区有赚钱的机会。斯平布尔达克有一个棚屋镇，那里，海运集装箱被改造成商铺和居室，男人和男孩们忙着卸载二手的微波炉、吉他、影碟播放机、自行车、煤气灶、电动轮椅、发电机、儿童玩具和轿车，以及大量的二手汽车。这些货物大多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阿富汗，然后走私到关税很高的巴基斯坦。走私者和警察往往是同一批人，拉齐克的人员对一切商品都征税，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我不得不等上十天的时间，等待拉齐克回来为他外婆办理丧事。在追悼会仪式上，我的朋友指向一位身材粗壮、留着大胡子的客人。“那是拉赫马图拉·桑加利亚尔，”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曾被囚禁在关塔那摩。”

我走近讲台，拉齐克看上去比他三十岁的实际年龄更为年轻。他的大胡子修剪得短短的，帽檐下露出了V形发尖，身穿一件简单的白袍，外加一件条纹色的背心。他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与我握手，然后转向下一位客人。我又回到了巴基斯坦。

我有证据可以表明拉齐克参与了毒品走私，但我必须继续报道。我在巴基斯坦得到了阿富汗的签证，飞去喀布尔，登记入住了穆斯塔法酒店，也就是我第一次与奥马尔相遇的那个旅馆。

在讲完了整个故事之后，我说如果奥马尔改变主意不去坎大哈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拉齐克也许不想再次见到我。但奥马尔很坚定。于是我们一起飞去了南方，在那里，奥马尔全力为我做普什图语翻译，而我则努力将我们的采访翻译成杂志文章。有时候，听到我们一起说英语，当地人还以为穿T恤衫戴头巾的奥马尔是外国人，而身穿袍子的我是他的翻译。这一直让他感觉很有趣。

我们听说了许多关于鸦片走私的事情，以及拉齐克的人把被殴打致死的尸体抛入沙漠的更为恐怖的事情。在解释拉齐克突然走红的原因时，人们总是说他与美国人关系密切，经常走访城里的中央情报局和美军特种部队基地。美国人需要同盟，尤其是在像斯平布尔达克那样的战略要地。美国新总统派来的第一批作战旅已经布置在了南方；到第二年年底的时候，美军在阿富汗的数量将是现在的三倍。“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打赢的战争。”奥巴马说。

夜晚，我与奥马尔躺在坎大哈旅馆的双人房间里，在各自的床上倾听着郊区传来的交火声。塔利班已经兵临这座城市的大门口。我们试图理清白天听到的关于部落争斗、各种血海深仇和商业交易的故事，这些故事比我初次到达时听到的二元对立——警察与罪犯、塔利班与政府、西方与恐怖主义——更好地解释了这场战争的格局。国内很多人对这个他们入侵的遥远国家感兴趣，但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呢？我和奥马尔谈工作谈累了，就开始聊起自己来。伴随着远处鼓点般的枪声，我们说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兄弟，加拿大怎么样？”

“很冷的。”

“好啊。”他说，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向上凝视着黑暗。“我喜欢寒冷。” 8oazfIb2dob3pgUlpWsWKvyCY5zHO6osKQo1csll3H+9WDN4OkFIfwu1t4eYWe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