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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我靠在舷窗边，俯视下方的山脉。飞机迎着初升的太阳飞行，阳光把贫瘠的荒山野岭渲染得如同浮雕一般：绵延起伏的棕黄色山地夹杂着一道道翠绿的山谷，其间分布着仍需依靠毛驴才能到达的小村子。飞机正飞临阿富汗、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三国边界的上空，我不确定看到的究竟是哪个国家。身边舷窗的霜冻已经结晶，在曙光中显出玫瑰粉色，地面上的人们看到的航迹云就是这样的颜色。
我靠回到椅背上。飞机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喀布尔，我的朋友奥马尔就在那里等我。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夏天时他送我到机场的情景。分别之际，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恳求说：“兄弟，你一定要回来，别扔下我。现在每个人都在往外逃。”
飞机上很安静。座位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位乘客，他们要么身子前倾，要么四仰八叉地睡着觉。我猜想，到了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这些空位子将会坐满逃离战争的阿富汗人。届时坐在我座位上的人，也许会打算从土耳其搭乘小橡皮艇去欧洲。如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希腊的岛屿登岸，还有更多的在路上。现在是二○一五年十月下旬，这个秋天正在发生一些不合常理的奇迹：在人们的压力之下，边境开放了。
多年来，战火在中东蔓延，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欧洲之外，压力聚集。乘坐舟船的难民大都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除非开枪，否则是无法阻止他们的。他们从希腊出发，朝北穿越巴尔干地区，潮水般地出现在各地市中心广场和边境通道上，这一壮观的景象登上新闻，成为一场危机。为避免欧盟分裂，德国率先暂停实施有关规定，放行难民。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现在，雅典与柏林之间的五个边境都放开了。通过电视，全世界都看到了成群的难民蜂拥着越过敞开的边境线，变不可能为可能，吹响了奔向普世自由的号角——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梦想，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噩梦。
谁也不知道这个奇迹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乘坐船艇登岸。将有一百万人进入欧洲。
而我和奥马尔即将加入他们。
八月，我完成了在也门的一项任务，返回喀布尔的家中后，我们做出了这个一起逃难的决定。我初来阿富汗工作时，就认识了奥马尔。他一直梦想去西方生活，随着内战加剧，他居住的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这个愿望变得愈加迫切。现在，美军正撤出阿富汗；而我担任了七年战地记者，已身心疲惫，也想着离开。但我不能丢下奥马尔不管。因此我在初夏飞回美国时，就一直记挂着他。我还没有切实的计划，但有个想法已经成形了。我需要与奥马尔谈谈。
“欢迎来到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在移民局柜台前，我递上护照，在发着绿光的指纹识别屏上按了下手指，然后走向行李转盘，提取了自己的拉杆箱，推着走向X光安检仪。坐在显示器前的值勤警官关注的是枪支和酒瓶。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除了外国使馆和国际机构，是全面禁酒的，但外国人入境时允许每人携带两瓶。我把行李箱放到了传送皮带上，又将装着从伊斯坦布尔免税店购买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纸袋放了上去，然后走到另一头，脑海里温习着我的身份背景。
我的祖辈是日本人和欧洲人，但我完全是一副阿富汗人的长相：杏仁色眼睛、一头黑发、一脸坚硬的络腮胡子。所以，眼前的这位边防警官坚定地认为我是带着违禁品的当地人——这于他是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被没收的物品最终很可能会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这么些年来，我的波斯语长进不少，但这使得我们的对话更为尴尬。
“兄弟，你说你不是阿富汗人？”
“不是的，先生。”我说。在警官抢夺洋酒之前，我拿着护照，从传送带旁跑了过去。“你看我的名字，我甚至连穆斯林都不是呢——对不起。”
走出航站楼，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干燥的夏日空气。从萨那开始，我就没怎么睡觉，但眼前的景观——远处兴都库什山脉白雪皑皑的山峰、山坡上的贫民窟，以及炮塔指向大门的军用悍马车，将我的疲倦一扫而空。在停车场，我瞧见一辆金色的丰田卡罗拉，车窗摇落时，我的朋友奥马尔正在车里听着收音机，抽着烟。他下了车，走上前来。他个头比我高，有一副宽阔的肩膀，笑起来脸蛋肉嘟嘟的，眼角爬满鱼尾纹。我们热情拥抱，他的胡茬刺痛了我的脸颊；我在他身上闻到了烟味和香水味。他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行李箱，提起来放进了后备箱。我们驱车行驶到机场外面的环岛，那里混杂着出租车、大巴车和军用越野车等各种车辆。警察在大声叫喊；乞丐在敲打车窗；小贩晃动着手上的电话卡和汽车饰品。奥马尔一边驾车，一边轻声咒骂着。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夹着香烟，时不时地把烟叼在嘴上，用手指捋他那丛深色的头发。直至驶上了长长的空旷的机场公路，我们才放松下来叙旧聊天。
“兄弟，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他用波斯语说，面带微笑，目视前方。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兄弟。”我说。
他知道我的房子租期快要满了，我应该会回来整理物品，腾空房子。那个夏天，似乎半个城市的人都在离开，离开，离开。阿富汗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失望了。中产阶级花钱申领签证，购买去土耳其的机票。长途汽车满载着年轻的男子，他们要奔赴靠近伊朗边境的南方沙漠。奥马尔的家人也在离开。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已经到了欧洲，母亲和一个妹妹也打算找蛇头逃出去。但长时间以来，奥马尔一直计划着通过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移民美国。特殊移民签证是美国国会设立的一个项目，专门提供给忠诚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雇员，让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归宿，以此来表达美国的诚意。奥马尔应该是满足条件的。他在美军特种部队担任过战地译员，还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排雷承包商工作过。可是在收到他发给我的申请表格之后，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他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上级的推荐信、与美国政府的雇佣合同等等，但多年来他从未想过要收集这些。上哪儿去找那位他只知其名不知其姓的美军绿色贝雷帽上尉？怎么向已经结束任务的排雷公司索要有关文件？我在国外期间，他发来电子邮件：“你好，亲爱的兄弟。我希望你最近一切都好。请为我祈祷，让我能有机会获得美国签证并搬去那里。我真的是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把他能够获得的材料都寄出去了。过了两年，才收到回复：“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特殊移民签证申请被拒绝了，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件，我们难以做出决定……”
“美国梦”破灭之后，奥马尔就只好走他母亲和妹妹那条路子了：偷渡去欧洲。跨越万水千山的漫长险途。就是此时，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奥马尔走这条路，那我要与他同行，并写出此行的报道。考虑到遭遇绑架和逮捕的风险，我必须把自己假扮成阿富汗移民。我和奥马尔在阿富汗一起执行过危险的任务，所以我是完全相信他的。与他同行，我就可以从内部了解底层难民的情况，同时，也不会弃朋友于不顾了，我们可以互相照应。而且，我会承担一切费用。
那个八月，我们把车停在我家门外。坐在车里，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奥马尔。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看得出我是认真的。而后，他咧嘴一笑：“当然，我们可以一起走。”
“你肯定吗？”
“当然，兄弟。”
“好的，”我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他叹了一口气。“还定不下来呢。”他说。我还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先要把他父母弄出这个国家。
“哦。”我说。
还有一个人使他不能离开喀布尔，那就是莱拉姑娘。莱拉是他房东的女儿，住在与他相隔两栋房子的地方。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悄悄地约会，但我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认真的程度了。他告诉我说，莱拉是他生命中的真爱。他们打算结婚。但她来自一个富裕的什叶派家庭，而奥马尔是逊尼派的，名下的财产只有这辆卡罗拉汽车。假如他能够拿到美国签证，那对她家来说，他就有一定的资本了。他也就可以合法地带她去美国。现在他不得不去欧洲寻求避难，然后再回来接她。但在他离开期间，她的父亲也许会让她嫁给别人；莱拉告诉他说，她会设法拖延，但不能拒绝，父命不能违抗。
这使他举棋不定：想娶莱拉；但又必须离开，而这样可能失去她。
八月的那天，在我提出这个想法后，我们把行李放进屋子就出去办事了。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因为停电，四邻的住宅与往常一样都是黑灯瞎火的。我们是有发电机的，但当我们驾车驶近时，我看到院墙的楼上漆黑一片，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奥马尔按了一下喇叭，看门人老图拉巴兹为我们打开了大门。汽车驶入时，院子里的狗狂叫起来，试图挣脱铁链。
我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在喀布尔工作，住过几处不同的房子，但这是我把它当作家的第一处。几年前，我与另外三个外国人搬进这座房子。我们做了一番装修，在庭院里栽种了花草，还举行过派对，后来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之后也有其他人来住过，但都是匆匆过客。来阿富汗的外国人大多不会待很久，他们是来冒险或寻找挣钱机会的。
我下车，打开手电，照向那块枯黄色的草坪。我离开这儿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用来酿酒的那个棚屋堆满了垃圾。有人怕不安全，粗蛮地给通往街道的一扇门砌上砖头，把它封住了。还有那条狗，浑身肮脏，兴奋不已。我在它身边蹲下时，它激动地舔着我的手掌表示欢迎。“就没人照顾它吗？”我向图拉巴兹厉声问道。
奥马尔蹲在我们那台老旧的煤气发电机旁边。我们边拉边骂，但机器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只得打开手电筒，一间一间地去察看屋子里的家具。虽然许多移民在处理居家用品，喀布尔的旧货市场已经供过于求了，但我还是想把家具都卖了，把钱给图拉巴兹，因为他马上要失业了。当初是奥马尔帮我们搬进这里的，他清楚地记得高价购进这些家具时的价格。
“这个东西你花了一百美元呢。”他说，把手电筒照向一件蒙上了灰尘的熨烫板架，“现在很可能只值五美元。”
奥马尔去检查厨房时，我坐到了客厅的写字台前。我开始感觉到时差反应。我们曾把这个房间用作办公室，我在这里写出了很多报道文章。冬天，我会在这里放上一个嘶嘶作响的煤气取暖器；夏天，我则会打开通往庭院的门。昏暗中，地毯上的污渍依稀可见。我用脚趾头去刮擦，是红酒渍。在这里开派对的时候，我们会合起几张桌子当吧柜，台面被自制的潘趣酒搞得黏糊糊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曾在这里一起跳舞。曾几何时，我们称这个国家为“家”；而现在，我们却要离开这里，好像这里太小，已容不下我们。
察看完房子之后，我和奥马尔就出去遛狗了。图拉巴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巴德，在波斯语里是“风”的意思。我想它大概是德国牧羊犬。我喜欢牵它出去遛，因为入室盗窃正愈发严重。我遛它时，街上的孩子看到它那犬牙凶恶的模样，尖叫着说它是狼。其实它是很亲人的，但很难训练，因为小时受过伤，它会不时抽搐。即使用最小的力气拍它的后腿，它也会咆哮着绕着圈子追自己的尾巴，使人想起咬住自己尾巴的噬身蛇。这条狗是在我此前离开的一段时间里，一位室友一时兴起弄来的。现在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它。
夜幕下的喀布尔空荡荡的。我们走向科罗拉普什塔山丘，那里有一对小山岗。一个山岗上有块墓地；另一个有座土墙城堡，城堡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建造的，现在是一个阿富汗部队的驻地。当巴德在阴沟边嗅来嗅去的时候，奥马尔走到前面，低声与莱拉通电话。方才我们驾车回家时他对我说的话，全在电话里告诉了她。他已经决定离开，成为难民，但要等与莱拉订婚之后才会成行。他将请求她的父亲将女儿嫁给他，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够找到避难所，带他的新娘去欧洲。他之前与我提过，说服她父亲也许要花一些时间。我回答说，我会耐心等待。正好我要去美国完成一项工作，计划十月份返回。到那时候，奥马尔应该准备妥当了。
小径在墓地间蜿蜒而上，旁边的墓碑都是些高低不平的石块，上面绑扎着木棒和破布。前方，能够看到远处路灯映照下的城堡轮廓。黑乎乎的墓地里传来了一声轻咳，然后是大麻制剂的气味。我拉紧了牧羊犬的牵绳。让奥马尔去争取他所爱的姑娘吧，我心里想。如果我们一起以难民的身份出发，那我得花时间把自己装扮成阿富汗人。一旦上路，我们便不能回头，除非我抛弃朋友。因为，我们也许会遭到搜身，我将不得不把美国和加拿大护照抛之脑后——它们本可以让我在各个国家之间畅行无阻。控制我们行动的不单单是检查卡口和围栏，还有法律和监视网，以及因自身利益而划定的更无形的界限——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想象力的边界。“大墙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英国作家约翰·伯格曾如是说。
山顶上有一块四面环树的空地。我走到空地的边缘眺望北方，越过卡萨巴，能够清楚地看到，首都周边陡峭的山坡上布满了贫民窟。电力已经恢复，许多临时搭建的房屋亮起了电灯。奥马尔打完电话走过来，站到我边上。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他说。
与他那一代的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奥马尔是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里长大的。二○○二年，他和家人结束流亡，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喀布尔，他们驱车穿过到处是残砖碎瓦的大街，只见破破烂烂的布帘挂在建筑物上，遮盖累累弹孔。可人们看到了希望。喀布尔大兴土木，购物中心建起来了，加油站霓虹灯闪烁，但和平的诺言成了谎言。农村地区燃起的战火，向首都逼近。塔利班卷土重来。然而，在夜间看不到防爆墙上的带刺铁丝网，也看不到流落街头期盼天明的孤儿寡母。我们面前的这座城市现在灯火通明。
“很美。”我说。
“是啊。愿神保佑，这里将来还会变得更好。”
“但你还是准备离开？”
他转过身来，我看到他一脸的疲惫。
“我在这里是没有前途的。你有一份好工作，有旅行证件，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他扭过头，看向这座城市，“我只能靠自己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