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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第九章第二部分，谈到了一条重要的李嘉图定律，即生产力的增长必然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李嘉图定律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大致有以下十一种观点。
一、劳动力价值定律。 这一观点认为，劳动力价值定律是一个重要的李嘉图定律。它认为所有价值都是从劳动力那里来的。因为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主要的生产资源（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当时，地多人少，未经劳动力开垦的土地不值钱。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学者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劳动力那里来的。而对于那些不劳而获的宝石或珍品以及其他显然与劳动力多少脱了节的价值，经济学者都不大重视。这一定律随着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重要性的增强、劳动价值论的产生，逐渐退居次要位置。
二、商品价值趋减规律。 这一观点认为，商品价值趋减规律是一条重要的李嘉图定律。商品价值趋减规律包括商品价值量趋减和商品使用价值趋增两个方面。商品价值量趋减是指商品价值量的减少趋向于极小；商品使用价值趋增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趋向于极大，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种类的增加趋向于极多。商品价值趋减规律的形成决定于两个要素：无偿占有定律和资本。由于商品生产者分为生产力先进的商品生产者和生产力落后的商品生产者两个部分，而生产力先进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量小于生产力落后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量，当生产力落后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量等于商品的交换价格时，每一位生产力落后的商品生产者为生产商品所付出的价值量实现了补偿，每一位生产力先进的商品生产者为生产商品所付出的价值量实现了补偿的同时还获得了利润。因此生产力先进的商品生产者事实上无偿占有了生产力落后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在现实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先进的商品生产者获得了以货币的形态所展现的利润。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由于无偿占有定律的存在，商品生产者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只有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承受必须提高生产力的竞争压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趋向于极大，商品使用价值种类的增加趋向于极多，商品的价值量减少趋向于极小。资本的时效性和发明创造性是对这一趋向的适应。资本的时效性说明，资本积累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积累，是人类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积累。它要求商品生产者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淘汰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使商品价值量的减少趋向于极小。资本扩张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扩张，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扩张。它要求商品生产者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使商品使用价值种类增加趋向于极多。
三、社会冲突定律。 在经济思想史上，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制度，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还是内在不稳定，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因此，和谐与冲突的对立，成为经济思想史上一条主线。依附于和谐与冲突对立主线的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这两大派别，又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立、生产优先论和交换优先论的对立。和谐与冲突的对立，是一条重要的李嘉图定律。斯密是和谐与冲突对立论的始作俑者，他游离于这两条对立的理论路线之间，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又强调效用价值论和社会和谐。李嘉图和穆勒着重强调了社会冲突的一面。李嘉图一方面承认阶级对立和社会不和谐的现实，同时又不断地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然永恒的社会形态，赋予其绝对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表明了李嘉图本人矛盾的品格。李嘉图定律的悖论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消除社会不和谐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以社会冲突和阶级对立为代价。
四、市场经济分配定律。 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平均占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的原则是所谓“物竞天择”原则即优胜劣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由极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而大多数人会失去一切。私有制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所有制。由此，李嘉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即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多劳并不多得，高效也并不多得，多资才能多得。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强逐弱机制，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李嘉图认为，资本间的竞争导致资本自动流向高利润部门，正是竞争规律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利润有趋向平均化和不断衰减的趋势。新技术发明、高效益的投机性攫取，都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暂时偏离。
五、工资钢铁定律。 工资铁律是一条关于劳动市场的经济学定律，也可称为工资的最低生存说，即实物工资长期仅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额。“工资铁律”概念被认为由拉萨尔最早提出。但“铁律”的概念被认为最早出自杜尔阁，在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得到了较充分的阐述。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数量的增加发生于整体劳动者工资高于生存工资额之时，并且工资下跌时人口就停止增加，甚至减少。李嘉图则论述了工资铁律理论的结构性问题。他认为只要新投资、新科技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劳动的需求以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增加，那个依靠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推导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实物工资和人口两者都将同时增加。工业化国家人口由高出生率及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则会使工资远高于生存额度。即使某些国家仍然有快速的人口扩张，对技术性劳工的强烈需求会导致工资率快于人口增长。李嘉图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基础上构建了工资最低生存说，对工资铁律的贡献更大，因为李嘉图较马尔萨斯更接近地持有关于人口特征相对灵活的观点。李嘉图分辨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他来说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维持劳动者工作的成本。李嘉图坚信劳动的市场价格或者实际支付的工资可以无限地超过最低生存水平。尽管工资倾向于符合其自然率，然而在不断改良的社会里，工资的市场率可能无限期地持续高于自然率，原因是新增资本推动新的劳动需求之后，马上又有一笔新增资本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这些新增资本是逐步并持续的，劳动需求就会持续刺激人口的增长。劳动的市场价格能够长期超越最低生存水平或者自然工资率；自然工资不决定劳动者的生存，劳动者的生存应该取决于“风俗习惯”，劳动的自然价格应当用食物和必需品来估价，不能将其理解为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它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变化。如果一个英国劳动者的工资只能使他买得起土豆，只能让他住在土屋里，他就会认为其工资低于工资自然率，不足以供养他的家庭。而在那些“人命贱”和人的需要容易满足的国家里，这些微薄的自然需求往往被看成是足够的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必须使劳动者能够共同生存，即保证人类不增不减永世长存的价格。
六、比较优势定律。 这一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一条重要的李嘉图定律。比较优势定律是1817年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创立的，被认为是经济学上最可靠最坚不可摧的定律之一。这一定律认为，不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每一方都必定会在某一样物品的生产上比对方更有优势。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产者来说，他在生产一样物品上是否具有优势，除了看其效率、质量外，还要看其生产该产品要付出的成本。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两个国家为例说明了这一定律。他假定，每生产一个单位衣料葡萄牙需要90个工人，英国需要100个；每生产一个单位葡萄酒葡萄牙需要80个工人，英国需要120个。可见，葡萄牙比英国有绝对优势。但从成本角度看，英国生产1单位衣料的成本是0.83个单位葡萄酒，葡萄牙生产1单位衣料的成本是1.125个单位葡萄酒。英国生产1单位葡萄酒的成本是1.2个单位衣料，葡萄牙生产1单位葡萄酒的成本是0.89个衣料。因此生产衣料英国成本低，生产葡萄酒葡萄牙成本低。如果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则双方产量都会提高。英国专注于衣料生产将得到2.2个单位衣料，葡萄牙专注于生产葡萄酒将得到2.125个单位葡萄酒。因此，发展专业生产，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并增加财富。
七、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定律。 这一观点认为，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阐明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的观点，是一个李嘉图定律。特别是农业生产无法摆脱报酬递减规律，在各等级土地面积固定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工业工资上涨，以致无法为追加投资提供激励，将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制约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的固定土地资源禀赋机制，通常被称为“李嘉图陷阱”。为了摆脱李嘉图陷阱，世界各国都采取过一定措施。如中世纪欧洲在暴发黑死病、致使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建立了一种农奴—领主契约。14世纪欧洲人口重新增长，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提高了土地的经济价值，人们要求用可转让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来代替将农民束缚于土地的不可转让的所有制。英国将公共地圈为私人大农场，把农民赶离土地，向新大陆大量移民，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基本上摆脱了李嘉图陷阱的束缚。1862年林肯为动员农民投身到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而颁布的《宅地法》中规定，凡年满21岁、从未与合众国为敌的公民，从1863年1月1日起，只要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便可以申请取得160英亩的西部土地，连续耕作5年后，可免费获得土地的所有权。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效应，美国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在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新开垦的土地超过了英、法、德三国土地面积的总和，共有1406万移民来到美国落户。稳定而且有保障的土地私人所有权，加上宽松的人地关系，使几乎所有的农场不仅能够完整地保持土地不被分割，而且能够得以扩张和发展。日本和台湾地区早期的土地改革，实行的是一种“农地农有”制度，这一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紧张的人地矛盾，建立起由同质的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平均化的农业社会，构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农民兼业十分普遍等现象，农业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状况，日本、中国台湾进行了第二次农地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对相关法令的修订，取消对农地持有上限的限制，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地的规模经营。产权清晰界定是成功化解人地矛盾的前提条件，也是跳出李嘉图陷阱的重要措施。无论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是美国建国后通过赠送、出售等措施将公有土地变成农民私有，抑或是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公地放领”将国有耕地转变为农民所有，都是通过一定的改革使农地产权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中国要想使每个农户拥有较为充分的就业保障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就要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土地产权得到清晰的界定，为农地规模经营与人地矛盾化解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八、牺牲群众利益合理定律。
这种观点认为，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这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第九章第二部分，曾经对这一理论作了明确概括，即“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定律虽然崇尚生产力法则并承认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但它力图证明资本同劳动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然合理和永恒的社会，并赋予其绝对合理性和规律必然性，从而产生了双重悖论。即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消除不和谐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以阶级对立和分配悬殊为代价；一方面认识到阶级对立是不和谐的，另一方面又把劳资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天然合理和永恒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成了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唯一原则。李嘉图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是和构成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跳出李嘉图怪圈，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马克思关于“提高社会生产”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并重、“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当“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等等思想，是跳出这一怪圈的重要思想武器。
九、土地收益递减定律。 这一定律亦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土地定律”，原指土地生产力，尤其是农耕土地的生产力的递减规律。在技术程度不变的条件下，在一定面积土地上连续投下资本和劳动，土地收益最初可与投下的资本和劳动成比例地增加，但当追加投资达到一定限度时，土地收益虽然有所增加，但不与追加的投资成比例。即劳动和资本增加越多，收益增长的比例反而逐渐减少。法国重农学者杜尔阁曾提到过这一规律，但最早加以系统说明和运用的是英国的李嘉图。李嘉图以此为依据说明他的级差地租学说。马尔萨斯的著名的人口论也是以此规律为依据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还将此规律应用于资本和劳动上。克拉克得出“生产力递减规律”，凯恩斯得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此后，这一规律又被运用于一切生产要素、一切生产部门，如矿业、渔业及工业等。这样，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就变成了一般报酬递减规律。
十、李嘉图联合定律。 李嘉图联合定律是为了证明如下条件下分工的结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各个方面都比与之合作的另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更有效率。李嘉图研究了自然条件不同的两个地区之间贸易的结果。他的研究中假设了产品可以在这两个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但工人和积累起来的生产要素（资本）不能流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尽管这两个地区之一的自然条件，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中都优于另一地区。对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来说，有利的做法是，集中生产相对来说优势较大的商品，把自己优势相对不那么大的商品的生产，留给自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区。这里看似有一个悖论：留着较为有利的本国生产条件不用，从生产条件不那么有利的地区进口本国可以生产的商品，这样做竟然是有利的。这个悖论源于劳动和资本不能流向更为有利的地区。李嘉图联合定律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分工越发达，越有利于参与者，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只要分工下的劳动比单独的劳动有更高生产力，并且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么，人的行为就趋于合作和联合；人成为社会人，不在于他为了某个神秘可怖的事物作出牺牲，而在于他致力于增进自身的福利。李嘉图联合定律的更常见名称是比较成本定律。比较成本定律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涉及价值或价格，只是一个分析性判断。其结论隐含在以下两个命题之中：技术上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产力，但制度限制它们流动。这个定理不带有其结论是否正确的偏见，从而能够不理会价值判断问题，因为它仅仅求助于一组简单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只有两种产品；这些产品自由流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仅仅需要两种要素；两种要素之一（劳动或资本）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完全相同，而另一种要素（土壤的特定性质）对于两个生产过程来说不同；两个生产过程的共同要素的越来越大的稀缺性，决定不同要素的利用程度。在这些假设下，可以确定共同要素支出与产出之间的替代规律。李嘉图的假设对于他的时代来说，大体而言是成立的，因为当时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受到限制。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李嘉图这一定律后来让位给古典贸易理论。
十一、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十七章《对原生产物以外诸商品的赋税》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为筹措战争或其他经费，无论是征税还是发行公债，其影响是等价的。这是“李嘉图等价思想”的出处。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政府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面对税负调整，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债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在于：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于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财政支出无论是通过目前征税还是通过发行公债筹资，没有任何区别，即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根据这个定理，政府发行公债并不提高利率，对私人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不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该定理是以封闭经济和政府活动非生产性为前提与条件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它是在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在其著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三方面原因。首先，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其次，支撑等价定理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再次，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负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负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负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负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提出，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特定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而且，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动机，即他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他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也会间接关心子女的消费。尽管举债具有的减税效应使消费者收入增加，但在理性地预期到将来税收将增加、从而子女消费水平将受到不利影响时，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甚至子女）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巴罗还明确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概念并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维护和发展，但是遭到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评。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疑问之一是，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且限制条件太多。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这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