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生命的完整性

刘擎： 在我看来， 梭罗并不是简单地想要与世隔绝，而是要通过在空间上拉开距离，让自己有意识地进入反省沉思状态 。在工业文明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裹挟了人们的生活时，他要追问：我们是不是失去了某种重要的精神品质，是否应当重新恢复生命的某种维度，恢复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说，是那种人类对自然最原初的关系，具有灵性地看待自然，而不是把自然仅仅当作“自然资源”，比如看到森林，只想到“木材”，完全视为“取用”的对象。他的写作有一种基调，或者说一条很明确的脉络，就是好像要和大自然对话，聆听森林与湖泊的声音，同时也在向自然诉说。

这种文学风格本身就具有哲学性，蕴含着“超验主义”的自然观，相信自然万物也是有灵性、有情感的，自然和人类有一种呼应的关系。这种呼应当然是人的想象，或者说是人类“建构”的观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人类或者古代人看待自然的一种原初方式，而这种方式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后逐渐被祛魅了、被边缘化了，自然完全被我们看作是可以取用的材料资源。我认为，梭罗并不是要以避世主义来复古，而是期望在进入现代文明的同时让我们保持与自然更丰富更亲切的关系，从而发展人类丰富的精神性。也就是说，梭罗的主旨在于恢复现代人生命的完整性，而不是要跟现代文明一刀两断。

严飞： 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刘老师说的恢复生命的完整性。我比较反对阅读《瓦尔登湖》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瓦尔登湖看作一种避世主义，在真实的世界里遭遇到很多挫折和困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于是选择逃避现实，和外面的社会完全封闭式的隔绝，把自己安全地保护起来，从而变成隐世的避世主义者。在我看来，《瓦尔登湖》不等于避世主义。

刘擎： 我完全同意严老师的解读。在现代生活中，大家时常会感到这个世界喧嚣、混乱甚至败坏，也就时不时会心生一种期盼：想要远离眼前嘈杂的现实，向往一片净土，像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在那里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享受精神的自由。但是，哪里去寻找这样一种桃花源？如何才能获得宁静而自由的精神状态？很简单，你下决心选择“出家”去寺庙做僧侣就行了，可是这种选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真正可行的选项。我认为，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是可贵的，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追求理想的方式不是靠唯心论的避世主义，不是逃离现实，而是要 以新的视野和心境、以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去面对社会生活，从中努力恢复生命的完整性 。然而，个人精神生活的品质，不仅仅依赖个体的内心活动，也依赖社会性的条件，因此包含着社会维度。

梭罗从来不漠视社会问题。他的写作具有明确的社会关切。在书里他不仅写了自己的劳动、他的阅读和思考，也论及了他的社会交往。我读到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有一次梭罗要在康科德镇的一个学院借书，但他被拒绝了。因为学院规定，学校的书只能借给在校的老师、学生和周边镇的居民，而梭罗现在不属于这个镇的周边居民。梭罗为此提出了反驳，他的理由是说时代变了，现在已经有了火车，这改变了人们的距离感，“远近”的概念要被重新解释。他认为自己就处在这个学院的“附近”。在这里，他敏锐地观察到时代技术变革对文化概念的塑造，并用作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要求。梭罗介入社会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废奴运动，他和他父亲当时开办的铅笔厂，帮助了许多逃亡的奴隶转移到加拿大。

严飞： 这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种政治的信念。他从来不避世，他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一生致力于废奴运动和社会改造。大家不要忘掉他的另一部作品《论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甚至我会认为，这一部作品才是梭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随笔。他在此书中明确地提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除非国家承认个人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个人的权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

刘擎： 这也是爱默生特别欣赏梭罗的一个缘故。爱默生比他大14岁，在梭罗去世的时候写了篇很长的悼念文章。爱默生赞赏他的理想主义气质，体现在支持废除奴隶制和废除关税的言行之中。爱默生从波士顿到康科德这边来，也把梭罗带入了自己的社交圈，其中有许多社会名流和作家，包括霍桑等。爱默生说，对梭罗而言隐居只是一种适宜的自然的方式，而当他用尽了隐居生活的优点，很快就放弃了它。梭罗生前只发表了两本书，《瓦尔登湖》比较有名，而前一本小说卖得不太好。还有，就是留下了大概200万字的日记，后世有人整理。爱默生认为，梭罗真的不在乎会在功名意义上获得多大的成功，他就是享受自己认为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寻求知识、真理和美，实践一种天真而纯粹的生命理想。 qTtss8ZqdkO2OqW1QoWJa4mpYOKlfIrXs4M9aUZ7lUU3YCpFhNDvtNII4B1hDu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