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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坚信爱情就是言情小说里的浪漫和激情，她执着地追求激情浪漫的体验，这份执念会给她的命运带来什么？
一个人为何会陷入恋爱脑？有恋爱才觉得活得有意思，没有恋爱就觉得寂寞难耐；一旦恋爱，生活中的其他人和事都不再重要，而一旦失恋，似乎自己的人生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乐趣。
不难看出，恋爱脑会对人造成伤害，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只有恋爱才是人生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事。一旦这个逻辑成立，有个宿命就会在心理层面和生理层面同时产生，那就是，只有恋爱才能让他体验到幸福和快乐的感觉，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给予类似的刺激，达到类似的快乐阈值。假如这份恋爱带来了痛苦，人们甚至会对这种在痛苦的夹缝里感受快乐的体验产生“上瘾”征候，因为痛苦体验提升了这段关系给予的刺激度，对快乐的单一理解和对痛苦的刺激性体验，就更加让人沉沦其中，如“毒瘾”般难以自拔。
爱玛是最好的例子。
爱玛拿到的那副人生牌并不差。她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她的父亲不是贵族，但也不是赤贫的穷人，所以把十三岁的她送到修道院去读书识字；十五岁回到家里代替母亲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后来，有个名叫夏尔·包法利的乡间医生来给她父亲看病，两人互生好感，因为夏尔已婚才没有发展；再后来，夏尔的太太去世，爱玛的父亲向夏尔表达“女儿常在念叨您”，于是两人重又见了面。
夏尔这个人，是爱玛自己想要的，既不是包办，更不是被迫。所以两人独处时，爱玛的表现颇为魅惑：到壁橱里取出一瓶陈皮酒，取下两只小玻璃杯，把一只斟满，另一只稍稍倒了一点儿，碰过杯，把一杯凑到自己嘴边。但她杯里几乎是空的，就只得仰起脖子来喝；她头朝后，嘴唇往前，头颈伸得长长的，可还是喝不着，于是便笑着从两排细洁的牙齿中间伸出舌尖，轻轻去舔杯底。这段描写颇有意思，写出了爱玛刻意的顽皮和娇嗔，还带着十分明显的诱惑。她对夏尔是真正动了情的，所以跟夏尔独处一室时，两人默不作声，夏尔的心“怦怦在跳”，爱玛呢，“不时伸起手掌贴在脸颊上，让脸颊凉快一些，过后再去握住柴架的铁球饰让手心冷一冷”。
爱玛跟夏尔的婚姻是你情我愿、自愿缔结的，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这样的婚姻基础不算差。婚后的夏尔·包法利对爱玛也是百依百顺，勤勤恳恳地出诊养家。乡间行医条件很差，他冒着风雪跑来跑去，用简陋的农家饭食果腹，给病人放血治疗时会溅自己一脸。但他爱自己的妻子，心里想着她和温暖的家，四处奔波劳累也不觉得苦。爱玛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小康。闲暇时画画弹琴看书，铺新地毯，买别致的用具，用自己的小情调布置屋子；订各种杂志，穿漂亮的睡衣，无所事事地畅想巴黎。
可是，这样的生活她越来越觉得过不下去，特别是对夏尔，这个婚前曾经在她眼里发着光、让她动心过的人，也越来越面目可憎，让她看见就厌倦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爱玛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婚前那个看上去很可爱，也曾让自己心跳加速的人，为什么在婚后变得让人厌烦、难以忍受？
一个共性的误区，在于恋爱期间的几种“镜子”。
一种是“聚焦镜”，也就是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某种契合自己需求，能够让自己认同的特质，于是这个特质会被聚焦，成为对方身上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其他的不足则被忽略，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聚焦镜”因为是专注于对方身上切实存在的某种特质，因此它不是错觉。
另一种是“放大镜”。
所谓“放大镜”，是指人为地夸大了对方身上的某种特质，从而有了脱离实际的期待。夏尔其实是个天资平常的人，从业后也只是个庸医，但是他第一次去给爱玛的父亲罗奥老爹接断骨时，运气很好，非常顺利地医好了他的腿，结果整个农庄都在传说他是个神医。他的医术在爱玛的眼中就被“放大”了，爱玛对他展开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透过这种不真实的“放大镜”产生的。因此，当婚后爱玛发现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庸医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真是窝囊废！真是窝囊废！”这就是“放大镜”破碎的后果。
这种“放大镜”只要存在，就算不破碎，也会造成双方之间的隔膜和互不了解。比如夏尔看爱玛也是有“放大镜”的。他第一次到爱玛家，看到了爱玛管理家政的成果，在她的指挥下，整个农庄一切都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人们各司其职，厨房干干净净，马厩也干干净净；家禽家畜被喂养得妥妥帖帖，院子里还走着几只孔雀；炉灶上面热腾腾地煮着早餐，厅堂里也被布置得干净整洁，到处都是丰衣足食的红火景象。而一个擅长持家的女人，正是夏尔内心潜在的渴望，对爱玛的喜欢，就是基于这一点延展开来的。
爱玛擅于持家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只是爱玛的一个侧面，且是爱玛自己最不在意的一个侧面。爱玛也给夏尔展现了其他更重要的侧面，比如对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感、浪漫生活方式的热爱，但夏尔看不见，看见了也像没看见，因为他看见的始终是他想看见的。
这就是人性。
夏尔固执地放大了爱玛“持家女人”这一点特质。爱玛在家里布置了各种情调，她传达的信息是“浪漫”，夏尔接收到的信息是“舒适”，他们的不合拍就产生了。以至于爱玛心生恨意：她恨他的“神完气足的麻木，这种无动于衷的迟钝”，她甚至讨厌自己带给他的幸福。
比“放大镜”危害性更大的是“滤镜”。
如果说“放大镜”是人为放大了对方的某个特质，以至于造成了误解和错误的期待，那么“滤镜”则是在对方身上看到对方并不具备但产生于自己的想象和幻觉的东西，就是给对方加上他并不具备的光环。
就像爱玛结婚后感到越来越深重的失望，她恨夏尔，感觉夏尔在婚后变了。其实，夏尔一直是那个夏尔，只是婚前的夏尔被她加了“滤镜”而已。这个“滤镜”跟夏尔没什么关系，它是独属爱玛的，是爱玛对于理想男性的想象。
这个“滤镜”受到她少女时代阅读的那些言情小说的影响。言情小说里塑造的那些男性，古今中外其实都差不多。在爱玛所处的时代，那些言情小说里的男性大多是富有的贵族，受过完整的贵族教育，衣着考究，用品华丽，举止言谈符合高雅的礼仪；他们也是拥有戏剧化传奇能力的勇士，会游泳、击剑、使枪，勇敢如狮子；他们更是温柔的绅士，细腻多情、善解人意、情话绵绵。他们不是从现实中长出来的，而是从脱离现实的臆想中长出来的，所以对生活在现实中的女人最具魅惑力。
从现实层面而言，言情小说创造出的男性形象，本身就是贵族崇拜和仰慕的狭隘产物；从商业层面而言，这些男性形象也是为迎合女性逃避不理想现实的需要，人为塑造的虚拟幻想空间和精神寄托。
面对这种虚幻产物，最考验人们的理性：理性强大的，不会受它魅惑；理性弱一点的，虽然被吸引，但懂得让虚幻的归于虚幻；可悲的是这类人，他们会把虚幻带进现实，把虚幻人为变成自己的现实，在现实中套用自己的想象。就像爱玛，她把自己代入那些言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想象自己生活在古老高贵的城堡里，凭栏远眺，而她的情人——一位英俊的黑马骑士正从远方而来。
但现实中并没有这种黑马骑士的对应人物，于是“滤镜”就会出现。这种“滤镜”会被她的潜意识加给那些能够跟想象产生联结的现实人物。虽然夏尔跟黑马骑士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除了农夫还是农夫的庄园里，夏尔是唯一一个穿着崭新背心、锃亮皮靴、骑着马来到她生活里的男人，还“神奇”地治好了父亲的腿，被大家传说是一位“神医”。于是，那个联结就在爱玛的潜意识中发生了，“滤镜”开始发生作用，夏尔在爱玛的眼睛里闪闪发光了。那种跟想象中的理想男性来往才会发生的心动体验，在爱玛这里发生了：“她总把他送到门口的台阶上，仆人还没把马牵来，她就留在那。两人已经说过再见，都不再开口。风儿吹乱她颈后的细发，或者拂动翻卷的围裙系带，让它们飘来飘去。有一次碰上了融雪天气，院子里的树往外渗水，屋顶的积雪在融化，她到了门口，回去拿来一把伞，撑了开来。阳光透过闪光波纹绸的小伞，把摇曳不定的亮斑映在她白皙的脸蛋上。她在暖融融的光影中笑意盈盈的，只听着水滴一滴一滴落在波纹绸的伞面上。”这是爱玛和夏尔最浪漫和诗意的时刻。爱玛感觉她遇到了爱情：“像只粉红翅膀的大鸟，在充满诗意的天空中翱翔的神奇的爱情，终于被她攫住了。”
可是婚后，她看到了夏尔平庸的医术，也看到了夏尔邋遢的着装、一点也不贵族的吃相，更了解了他木讷无趣的性情。她开始恨他了，恨他“谈话就像人行道那样平板”，恨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指望”。她有种上当的感觉，但这对夏尔而言绝对是一种冤枉。因为他既没有刻意隐瞒，也没有刻意欺骗，他本来就是这样。让爱玛上当的，不过是她自己制造的“滤镜”罢了。
爱玛也曾疑惑：“莫非自己搞错了？她一心想弄明白，‘欢愉、激情、陶醉’这些字眼，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当初在书上看到它们时，她觉得它们是多么美啊。”她的确是搞错了，把“滤镜”下的所见，当成了现实；把对异性幻想的错觉，当成了真实。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夏尔停滞于自己的“放大镜”所见，无力解读婚后爱玛的表现，只看到爱玛的持家，却看不到她持家方式背后对于情感交流、生活情调的追求，他对于爱玛的幽怨、苦闷和吁求，全都一无所知；在爱玛的眼里，这就是他无法被原谅的麻木、迟钝和无趣。
爱玛同样执着于自己的“放大镜”，在知道丈夫是个庸医之后，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怂恿他去做高难度手术，从而让他变成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名医；结果手术失败，丈夫的职业生涯几乎被毁。而爱玛毫无愧意，只是加重了对丈夫无能的愤恨。
爱玛为夏尔设置的“滤镜”彻底粉碎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放大镜”和“滤镜”现象都是很普遍的，并不只有爱玛会遇到。甚至，在爱情关系的缔结中完全杜绝“放大镜”和“滤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完全没有“放大镜”和“滤镜”的情感关系，就会缺失激情，从而很难发生。“放大镜”和“滤镜”虽然盲目，但会给彼此一个美好的起点。
但在关系缔结和建立之后，去“滤镜”和去“放大镜”又是必须的，因为稳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真实、深刻的彼此了解之上。真正美好的爱情，不是让对方永远停留在自己的“滤镜”和“放大镜”之下，而是一个在磨合中“读你”的过程：所谓磨合，就是学习接受对方身上那些婚前没有被看到的缺点；所谓“读你”，就是发现对方身上那些婚前没有被看到的优点。这种双轨的彼此认知非常重要：磨合虽然痛苦，但的确是彼此送给对方的一份良好愿望；但如果只有磨合的痛苦，而没有“读你”的喜悦，就算关系维持，也是以一方甚至双方的隐忍和无奈为代价，不会走向健康的方向。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在爱玛身上发生。她既不能接受夏尔的缺点，也从未认真去发现他的优点。夏尔身上的确有很多缺点，但他的优点也很多，而爱玛既不能磨合，也从未开启“读你”的程序。
爱玛代表着的是那种悲剧性的类型：他们加在爱人身上的“滤镜”破碎了，但加在爱情身上的“滤镜”纹丝不动。
这才是最致命的。
她从未怀疑自己爱情观念的合理性，愤恨的只是夏尔未能成为自己爱情观念的佐证。她要的依然是那个带着浓厚“滤镜”的爱情：爱情要一直发生在情调满满的浪漫环境；爱人要一直高贵华丽、受人崇敬；两人都要穿着体面的华服，说着说不完的情话，血液永远保持沸腾。这种爱情观看似浪漫，实则浑浊：夹杂着贵族的物质生活标准、骑士传说里的人格想象、脱离人性规律的超高温情感体验——典型的言情小说的产物。
她在婚后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如何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夏尔，而是维持住自己的爱情“滤镜”：她在家里布置情调，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夏尔，甚至对着夏尔念诗……这不是她对家庭建设和情感建设的努力，而是为了实现自己那不切实际的爱情观念的努力。夏尔不过是她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根本没办法改造，她不想再美化这个家了，也不想再打扮夏尔了，甚至不想打扮自己了。她感到绝望、痛苦和愤怒，但这并非夏尔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夏尔这里，她没办法维持她所持有的关于爱情“滤镜”的想象了。
第一次透过这“滤镜”，给她带来短暂快乐的是婚前的夏尔，第二次是当地的子爵。
婚前的夏尔满足的是爱玛爱情“滤镜”中对于传奇人格的需求，而子爵满足的是爱玛“滤镜”中的贵族身份的设定。子爵为了答谢夏尔的医治，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了自己城堡里的豪华宴会。豪华的城堡、美酒佳肴、服饰华丽的权贵、彻夜的舞蹈，爱玛像进入了自己的爱情幻梦一般。虽然她对子爵一无所知，但从此，子爵就成了她梦中的情人。
但残酷的事实是，出身平民的她，一个乡间医生的妻子，连成为子爵情人的机会都没有。那个豪华贵族宴会跟他们夫妻的唯一关系，就是夏尔捡到的一个似乎是子爵扔掉的雪茄盒。当夏尔享受地抽着捡来的雪茄时，爱玛愤怒又鄙夷。可是当夏尔不在家时，她又忍不住拿出那个雪茄盒细细摩挲。贵族扔掉的雪茄盒，是他们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实。
这残酷的事实，本该是爱玛从那不切实际的幻梦中觉醒的最好契机。但爱玛对这幻梦的执念是如此强大，她不但没有觉醒，反而沉浸得更深了。她开始仇恨自己的生活。甚至，“她想死”。
这就是爱玛不可救药的悲剧。
当一个人把这种来自言情小说的、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当作快乐的唯一源泉，她的快乐阈值就会被限定在这唯一的模式。生活中可以追逐和营造的快乐那么多，爱玛全无感觉。让她有感觉的，除了轰轰烈烈的幻梦模式的恋爱，再无其他。
所以，要么实现自己梦想的爱情模式，要么就去死；假如不能死，那就继续追求这种遥不可及的快乐。
这就是爱玛生活的两极。
所以，爱玛追求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男人，而是自己执着不放的幻想爱情模式。对爱玛这样的人而言，她以为自己是跟某个男人谈恋爱，但她忠实的永远都只是那份“滤镜”下的爱情幻梦，她要的也不是某个男人，而是那“滤镜”才能带来的极致快乐体验罢了。
能够看穿她这一点的，是她的第一个实质性情人——罗多尔夫。作为一个情场老手，他第一次见到爱玛的时候就看穿了她的这个特点，他说了一句非常轻浮的话：“可怜的小娘们，她渴望爱情就像案板上的鲤鱼渴望水，我敢断定三句献殷勤的话一说，她就会爱你爱得要命。”罗多尔夫带着轻蔑的语气指出了爱玛的幼稚。
就是这样一个轻薄狡猾的男人，爱玛的爱情“滤镜”竟然毫无发现，反而在内心狂喜不已：“我有情人了！我有情人了！”“这个念头使她欣喜异常，就好比她又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年岁。”“她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这儿的一切都充满激情，都令人心醉神迷、如痴如狂；周围笼罩着浩瀚无边的蓝蒙蒙的氛围，情感的顶峰在脑海里闪闪发光。”
很典型，这就是爱玛式恋爱脑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只有这种癫狂式的情感体验，才能让她从“想死”的极端，一步走向快乐巅峰的另一端。
在恋爱中活，没有恋爱就死。在爱玛的人生公式中，没有真正的生活，更谈不上发现和拥有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快乐方式。
爱玛把一个情场老手当成挚爱，是她愚蠢吗？不是，是她被自己的爱情模式遮蔽了双眼。爱玛用一切浪漫的方式对待罗多尔夫，给他写情意绵绵的情书，说浪漫诗意的情话，剪下头发交换肖像画；爱玛在她认定的虚假爱情里重新活过来了——她重新焕发了热情：精心打扮自己、购买服饰、修剪指甲、给手帕洒香水。
可是，在罗多尔夫那里，爱玛的这一切表现简直像是笑话：“他心想，这些夸大其词的话背后，只是些平庸至极的情感而已，所以对这些动听的话是当不得真的。”
罗多尔夫有一种情场老手的清醒，用福楼拜的话说，是先退后几步，拉开一点距离，所以他能够看透爱玛沉醉的并非他，而是借他搭建出来的梦幻王国。罗多尔夫贪恋她的美貌和肉体，但是精神上却渐趋冷漠，“她的打扮让他觉得挺做作，那种暗送秋波的眼神更是俗不可耐”。在给爱玛写分手信时，他都没有一滴眼泪，而是拿杯子盛了水，把水滴滴在纸面上，制造了一个虚假的泪痕。最后，当爱玛借债筹备了行装，准备跟他私奔时，他远远地逃走了。他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
换个角度来看，人生又给爱玛提供了一次觉醒的契机：如果子爵的出现能够唤醒她贵族式浪漫爱情的不可能，罗多尔夫的离去也可以唤醒她情话绵绵的不可靠。罗多尔夫对她的爱，从来只存在于语言里，从未体现在行动上，但是因为这契合爱玛不切实际的浪漫爱情设定，爱玛对此毫无发现。甚至当她被罗多尔夫无情抛弃，她竟然恨不起来，还会继续思念他，因为他那封虚假的分手信，也给了她伤心爱情想象和体验的空间。
这就是极致恋爱脑的内在悲剧。
罗多尔夫抛弃她之后，她再次进入恋爱的空窗期，空窗期的爱玛是不能活的，于是她又病了。病得空前重，甚至到了请神父来做弥留仪式的地步。
经历了多次幻梦的破灭，她依然要在幻想里求活。在找不到现实寄托的时候，她甚至会对一个舞台上的陌生演员想入非非，把自己设想成他的情人，跟着他四处演出，“分享他的劳顿和豪情，捡起人群扔给他的花束，亲自为他刺绣戏装”。在这种幻想中，她真的感觉舞台上的演员在看着她，而且只看着她，“他正在望着她，千真万确！她一心想奔上去扑入他的怀抱”，“对他大声说：‘把我带走，把我掳走吧，走吧！我的满腔激情，我的全部梦想，都是冲着你，属于你的！'”。
真是不疯魔不成活，爱玛所执着的是她的幻梦体验，而并非她能拥有谁，更不是谁值得拥有。这虽然可悲，但恋爱脑的症状就是只能在恋爱中体会到活着的价值、快乐和激情，这一切就仿佛是命中注定的。
于是，当一个名叫莱昂的青年男子再次出现在爱玛的生活里时，我们已经猜到会发生什么了。
在爱玛所有的情人里，莱昂算得上是最好的造梦合作者了。因为莱昂年轻，还有跟爱玛类似的爱情幻梦。他是个书记员，跟爱玛非常相像，都带着一股浅薄的伪文艺青年气息。他们不谈文学艺术、风花雪月，只能聊一些俗套的言情小说，但他们以为这就是情调。
爱玛认识莱昂早于罗多尔夫，但当时她还有对道德的畏惧。为了逃避这种道德危机，她当时躲开了莱昂，甚至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就在那个时节，她做了母亲。但她无法安于所谓贤妻良母的身份，孩子也没能让她得到救赎。相反，失去罗多尔夫的痛苦，让她决心不再犯傻，要拼命抓住任何一份抓得住的激情。更何况，在跟罗多尔夫相处期间，罗多尔夫对道德的蔑视，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罗多尔夫帮她搬走了绊脚石，搬走了让她感到负罪的那个道德的障碍，于是，当莱昂再一次出现时，道德感对她的影响就完全瓦解了。
爱玛跟莱昂第一次幽会是在奔跑的马车上，马车在大街上狂奔，她跟莱昂在车内苟且，这是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一个体现。爱玛一点道德顾忌都没有了，为了让自己得到那种幻梦爱情的体验，她要订最豪华浪漫的酒店房间，穿漂亮的衣服，过诗意的二人世界。莱昂没有钱，爱玛就盘剥自己的丈夫夏尔。她肆无忌惮地用丈夫的钱养情人，给自己的出轨活动买单；毫无底线地挥霍着夏尔那微薄的钱财，谎话连篇地欺骗着自己的丈夫，不惜借高利贷来应付自己那些浪漫约会的开销，甚至最后完全不考虑丈夫和女儿的利益，偷偷变卖家产来满足自己奢侈的偷情消费。
但是，她养的真是莱昂吗？不是，她用这种可怜可鄙的方式，来养她自己的爱情幻梦，以及那可悲的快乐体验。
所以，连莱昂都渐渐感到不对了，他觉得爱玛对待他，表现出“日渐扩张的个性吞并”。莱昂也是工具，要服从她脑海中想要的爱情戏码和爱情体验。莱昂感觉到一种被操控的痛苦和反感。
但是爱玛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当莱昂也开始躲避她，她依然没有觉醒，反而质问命运：为什么我的爱情都留不住？她从未想过，她要的那种幻梦般的爱情，只能出现在言情小说中，根本不可能在人间发生和延续。
爱玛一头扎进那份靠不住的爱情幻梦，从无反思的能力。
这也让她最终走上绝路。她借的债越来越多，最终债台高筑。当她陷入经济绝境时，她眼中深情的情人们却没有谁愿意帮助她，无论是罗多尔夫还是莱昂，都冷漠地袖手旁观。
在经济危机和精神破灭的双重打击之下，绝望的爱玛服毒自杀了。
爱玛的悲剧令人唏嘘，但其背后的根源值得深思，因为这悲剧并未在今天的世界里绝迹。
爱情需要激情，但激情是一种狂热的体验，是一种情绪高度燃烧的体验。在爱情刚刚产生的阶段，激情是爱情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但爱情是不可以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因为这个阶段是情感的爆炸状态，一定要泪眼盈盈、情话绵绵，一定要海誓山盟、热烈拥抱，彼此感动得痛哭流涕。这种瞬间的爆炸，光亮很强，温度很高，但很快就会熄灭。
爱情要存活，需要转变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磨合和“读你”的状态，促进彼此的体验更新、情绪给予和力量互促，让爱情在爆炸期过后，源源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和体验。可以存活的爱情，都必须实现从两团爆炸的焰火到两棵共同生长的树的转变。但爱玛狭隘的爱情观念让她以为，只有爆炸状态的体验才是爱情，其他都不算。
所以，爱玛不但丧失了寻找其他生活快乐的能力，即使在恋爱中，她也不懂得寻找其他方式的快乐。她只要互相爆炸的快乐，除了情人，这世间没有任何其他身份能够带给她快乐。她把全部能量都耗费给一个又一个不珍惜她的人，而对于人间那么多样的快乐和情感，她都不屑一顾地错过。
其实，她的身边不乏真正爱她的人。她的丈夫夏尔终生都在爱她，包容她所有的任性，满足她所有的要求。就算被她搞得家破人亡，也不怨恨她。就算面对她的情人，夏尔也只是说：“这是命运的错。”这样一个男人，在爱玛死后不久，静静地坐在凉棚的长凳上，带着对她的怀念忧伤地死去。爱玛甚至还有个暗恋者，药店的小伙计，在她死后也会去她墓上哭泣。
可是，爱玛没有能力发现和感受这一切。她得到了一个超级绚丽的爱情幻梦，但也被这个幻梦剥夺了现实中她本可以拥有和体验的所有快乐。
为了这份她到死不肯放手的爱情幻梦，她的人生到底还是被她自己辜负了。
在爱玛的一生中，也曾有过其他的快乐想象，比如“去巴黎”。“去巴黎”是爱玛仅有的可以跟“谈恋爱”相提并论的梦想。虽然她对巴黎的想象里也夹杂着各种软绵绵情调的艳遇美梦，但那是唯一一个不是关于异性的想象。
假如时代允许，“去巴黎”可以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把一个女人从狭小的恋爱脑里拯救出来，看到人生更多的可能。但在爱玛所处的时代，这的确很难实现。在“爱玛式”恋爱脑的背后，隐藏着漫长的两性规训。
在爱玛所生活的19世纪，男性可以有改天换地的激情，可以有驰骋沙场的激情，还可以有一叶孤舟走天涯的激情，对于激情和诗意的体验空间非常广泛，但女性却被限定，只有在两性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激情和诗意的体验。社会规训女性，只有得到一个丈夫，才是最大的事业；只有得到一个男人的爱，才是最大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训，让女性认为爱情是女性生命的最高价值，是女性能够得到激情和诗意的唯一方法和途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种观念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只有爱情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得到一个男人的爱，是最大的骄傲；而得不到男人的爱，就是最不堪的羞耻……
这个错误的认知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如果人们没有遇到爱情，就会感到很焦虑、很挫败，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倒霉的，是被命运抛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在爱玛的恋爱脑背后，这种古老规训带来的伤害难辞其咎。
的确，人类的本性都渴望爱与被爱，但爱情并非人生的必需品，它只是人生的珍稀品。当我们把爱情当作必需品，当作自己的空气和水，我们就会像爱玛一样，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我们还会下意识地放大接纳度，导致选择面的狭窄和辨认力的下降，以至于遭遇爱情的赝品。更要命的是，如果我们像爱玛那样，认为只有拥有爱情才能感到活着的快乐，那就看不到生命中本应存在的其他快乐了，最终，就像爱玛一样，世上有那么多种快乐，她都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