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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东夷的辉煌历史后，我们该说说女修生的儿子大业了。不过虽然《史记》中说大业是女修的儿子，但古代传说中“某某之子”往往并不一定真是母子或父子关系，也可能是“某某后代”的意思，所以我们也不要机械地认为女修和大业就是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很可能两人之间还有被遗漏的世系。
说到大业，尽管他的名字很响亮，但是因为史料残缺，他到底有什么事迹，立过什么样的大功业，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后世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本书后文简称为《说文》）中分析说：“業（‘业’的繁体字），大版也，所以饰县（悬）钟鼓。”原来“业”（業）就是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乐器架子横梁上的装饰木板，一般刻成锯齿形状。“業”字上头的“业”，古文字形就像一根横木上有4个突起。所以何光岳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大业这人可能在乐器研发上有点成就，说不定乐器架子横梁上的“業”就是他发明的，所以他才得了“大业”这个名字。
“业”字字形的由来和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可能因为大业实在没多少故事可讲，汉代以后有一些学者就说大业即是传说中五帝时期著名的刑法专家皋陶（gāo yáo），并把皋陶的功业也都算在大业头上，不少介绍秦人的现代历史读物也沿袭了这种说法。不过皋陶虽然也是少昊后裔，但是皋陶、大业其实并非同一人。首先，早期文献如先秦时期的书籍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都没提到皋陶和大业是同一个人，两人为一人的说法出现较晚；其次，古籍记载皋陶是偃姓，是英国（不是欧洲那个英国）、六国等国的祖先，而不是秦国的祖先；再次，史书明确提到皋陶居住在“少昊之墟”即山东曲阜，但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大业也住在曲阜。综上，大业和皋陶并非是一个人。
有人可能会问，那大业的居住地具体在哪里呢？考古学家邹衡、历史学家何光岳考证，它应该就在古代著名的邺城，也就是战国时期西门豹禁绝“河伯娶妻”劣习的地方、三国时期曹操的封地以及曹魏的初期都城、南北朝时期东魏和北齐的都城，即今天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城镇一带。因为大业曾经居住在那里，所以当地才有了“邺城”之名。上节介绍过，“颛顼之墟”在帝丘也即今天河南濮阳，颛顼后代大业的居地古邺城距离濮阳仅仅六七十公里；而且考古学者在古邺城以北不远的邯郸县涧沟遗址中，还发掘出黄河流域较早的水井。为什么有水井是该地为大业居地的一项证据呢？我马上会提到。
在《秦本纪》里，太史公司马迁提到的大业的唯一事迹，就是他娶了少典氏部族的姑娘女华，生下了一个被称为“大费”的儿子。这里要插一句的是，这少典氏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也是个很重要的部族，传说中的五帝之首黄帝，就是出自少典氏。
不过对于大费这名字，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很陌生。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知名度要高得多，那就是“伯益”，又写作“伯翳”“柏翳”，一些史书中也单称“益”。
已故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考证说，这“益”本作“嗌”，古文写作“
”，跟“燕”字极为相似，两字算是异体字的关系。原来大业的儿子“益”其实就是“燕”，也即玄鸟。之所以“益”字之前加个“伯”字，则是表示排行，或是表示他是个方国国君，如古人也常把禹称之为“伯禹”。“伯益”这名字在《国语》《史记》等书上的另一种写法“柏翳”或“伯翳”，也跟鸟有关。因为据《山海经》记载，“翳”即指五彩之鸟。总归大业的这个儿子的名字无论怎么个写法，都跟鸟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后代嘛。
伯益的居住地距离“颛顼之墟”帝丘（濮阳）也不远，在濮阳以东的河南范县一带（范县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属于山东）。因为仍处于气象学上所说的“仰韶温暖期”（距今8500—3000年），如今属于黄泛区、土地盐碱化的范县一带，当时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阳光充足的一方宝地，非常适宜种植五谷。伯益一族收获了谷物后，就把谷穗放在石臼里舂捣，以取出谷粒。其他部族或方国的人见了，就把他们叫作“秦人”。因为“秦”在甲骨文里写作
，就像两只手拿着一只杵，在捣下面的两棵禾（即粟）。又因为秦人最早住在今范县一带，所以当地也被叫作“秦”。据《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记载，该年鲁庄公曾在秦地修筑高台建筑，这里的秦地显然不是西方秦国之地，而是东方的范县。
这伯益在上古传说里，可是五帝后期的重要人物。传说他能靠观察岁星（即木星）的运行来推算并制定历法，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会“占岁”；又有《吕氏春秋》《世本》等古书记载他曾经发明了挖井之法，史称“伯益作井”。前面我们提到古邺城以北不远的邯郸县曾发掘出黄河流域较早的水井，这也是一些学者认定古邺城是大业居地的重要根据，因为“伯益作井”肯定也是在父辈的基础上完成的嘛。不过要说伯益的首要功绩，则是辅佐大禹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伟业。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肯定都略知一二。传说帝尧时期，洪水滔天（考古、气象和水文地质资料证实4000多年前确实有一个全球性气候异常期）。帝尧采纳了四岳（即太岳，姜姓始祖）的建议，命令崇伯鲧（崇国国君名鲧）去治理洪水。可这鲧治水的方法却是一味地筑坝围堵，自然是劳而无功了。帝舜继位后，见鲧治水越治越糟，就把他流放羽山，改命其子禹治水。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发掘出著名的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它就是传说中唐尧的都城平阳，陶寺文化即尧所在的族群创造的。
那鲧和禹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什么新石器文化呢？据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属于中原文化区、由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发展而来的王湾三期文化（位于河南中南部、距今4400—3700年），可能就是鲧、禹所在部族创造的先夏文化。
古史记载，禹受命后，就带上伯益和弃（周人始祖）两个帮手，踏上了漫漫治水之路。众所周知，禹汲取父亲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那伯益和弃在治水工程中具体干什么呢？原来伯益主要负责治水大军的“开路”工作，即用“火攻”战术把治水所经之处的草木焚化、鸟兽赶跑，以方便施工；此外他还负责赈灾，把新宰杀的禽兽之肉等新鲜食品分发给灾民。至于弃，则主要负责灾区的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指导大家种植五谷。
历经十三年艰苦努力，禹在伯益和弃等人的辅佐下治水成功。事成之后，他没有像一些领导那样“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而是不忘给好帮手伯益和弃请功。帝舜也明察秋毫，对伯益和弃予以封赏：他封弃为后稷（后是首领、君主之意，稷是农作物粟），教导老百姓种植庄稼，相当于让弃做了农业部长；他赐予伯益皂游（黑色旗帜），封为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和飞鸟百兽，相当于让伯益做了水利部长兼林牧部长。因为在传说中伯益是有“特异功能”的，作为以鸟为图腾的酋邦的首领，他能听懂鸟兽语言并与它们对话交流，所以善于驯化鸟兽。
此外，帝舜还赐予伯益“嬴”这个姓。上节介绍过，少昊即嬴姓。在帝舜时，少昊的后裔已经分很多支系。帝舜的赐姓举动，就是承认伯益一族是少昊一脉的嫡系大宗，拥有祭祀少昊的权利，可以领导少昊后裔的诸部落和方国。赐姓的同时，帝舜又将费地（今山东费县）封给伯益，古人说伯益又叫“大费”就是源于此。
当然，上古传说中的封某人于某地，其实一般都是承认既成事实，也即这块地已经被某部族或方国占有，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予以认可。因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封（邦）建（国）制度”，要到夏商时期才显现雏形，西周才真正大规模实行并完善，本书后面会提到。具体就所谓“帝舜封伯益于费”的传说来讲，有些学者敏锐地指出，“费”古音为bì，像极了“伯益”二字的急读发音，上古没有文字，“费”和“伯益”可能就是后世不同的文人对传说中同一发音的不同记录。所谓费地应该就是因为伯益部族在那里活动才得名，也即是地因人而得名，而非人因地而得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山东西部有一条发源于济南市章丘区，流经莱芜、泰安的河流，古名嬴水、现称嬴汶河，是山东汶河的三大源流之一。在莱芜还有一座古城，名叫嬴城。这嬴城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伯益一族的据点之一。那么加上秦地（河南范县）和费地（山东费县），当时伯益一族的领地应该十分广大，俨然成为东夷集团的佼佼者和代表人。
除了封官、赐姓和赐地，帝舜对伯益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把本家的姚姓美女（帝舜本身姓姚）嫁给了他。伯益与姚姓美女成亲后，连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廉，为后世鸟俗氏的祖先；次子叫若木，为后世费氏的祖先。从若木的氏为费，我们可以知道后来费地是由伯益的二儿子若木继承了。
不久帝舜驾崩，大禹接替了他的位置，定都阳城（一般认为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成为天下共主，也即方国联盟的新首领。
大禹上位后，先是预立刑法专家皋陶为未来继承人，但皋陶年纪较大不久就去世了，于是大禹又改立伯益为继承人。在神话传说中，这期间伯益还曾协助大禹立下赫赫战功。
据战国时代的《墨子》《随巢子》等书记载，当时三苗再次反叛，天下大乱，大禹在玄宫接受天神的命令，手持天神赐予的玉符前往征讨三苗。正当双方激烈交战、胜负难分之际，突然电闪雷鸣，有人面鸟身的大神从天而降，手持玉珪和箭矢，困住了三苗的统兵将领。见此情景三苗的军队陷入混乱，大禹乘机发动猛攻，一举大败三苗。自此以后三苗向南撤退，最终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
大业、伯益居地及禹征三苗示意图
神话传说中人面鸟身的大神显灵扭转战局，显然是喻示现实中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在大禹征三苗的战事中立有大功。前面介绍过，大禹治水有两个得力助手——伯益与后稷（弃）。后稷是周人始祖，据《国语》说周人的图腾是天鼋，而伯益一族的图腾正是玄鸟。所以史学家杨宽考证说，这个帮助大禹大败三苗的人面鸟身的大神其实就是指大禹的亲密战友伯益。
“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也有印证。通过考古学者们发现，4000多年前，最初仅仅在几万平方公里分布的王湾三期文化（先夏文化）逐步向东、向南扩张，而豫南、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三苗文化）却日益式微，逐渐被前者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