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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世，天下纷争不断。就在晋文公忙着烧上任后头三把火的时候，东周王室那边又出大事了。
东周王室的这场祸乱，还是由以前提到过的周惠王之子、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引起的。有人应记得，这王子带因为从小被周惠王给宠坏了，不满哥哥周襄王继位，曾在秦穆公十一年（周襄王三年即公元前649年）招引戎人发动过叛乱，结果被周襄王请来的秦、晋两国军队打败，并于次年逃亡齐国。既然如此，他怎么又兴风作浪了呢？
原来在秦穆公二十二年（周襄王十四年即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晋国太子圉从秦国逃跑的那年，经东周大臣富辰劝解，周襄王同意让流亡齐国达九年的王子带返回周朝。不过王子带却像《农夫与蛇》故事中的蛇一样，不知感恩，一心反噬。他回到周朝没多久，就给自己仁慈的哥哥周襄王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他跟周襄王新娶的王后、自己的嫂子狄后（狄国之女）私通上了。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周襄王就知道自己被绿了。一怒之下，他下令废去狄后的王后称号。不过他这一废后不要紧，当初给周襄王牵线做媒的周朝大夫颓叔、桃子两个人害怕了，他们倒不是怕周襄王，而是怕狄人不肯干休，于是干脆联络狄人共同支持王子带争夺王位。
秦穆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十六年、晋文公元年，即公元前636年）秋天，王子带、颓叔、桃子引狄军前来进攻周王城，王师大败，周朝大臣谭伯战死，周公忌父、原伯贯、毛伯、富辰都被俘虏，周襄王不得不逃到郑国的氾地（在今河南襄城县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周襄王只得拉下脸通告各路诸侯并请求援助。郑国得知消息后，本来和周襄王有过节的郑文公（郑厉公之子）亲自去氾地问候并检查供应情况，随后鲁国鲁僖公也派人前往慰问。
却说那边周朝大夫左鄢父奉王命来到秦国，向秦穆公通报了王子带再次反叛一事。秦穆公认识到这是一个“尊王攘夷”的好机会，如果勤王成功，不但能得到好名声，而且能借机向东发展，所以立即下令动员军队，准备东进勤王。
次年春天，秦穆公带领大军来到黄河西岸边，企图东渡黄河通过晋国入周平乱。按照当时规矩，他派人去见晋文公，向晋国借道。秦穆公本以为这次借道就是走个过场，晋文公一定会同意。谁知道没多久晋国使者来见他，说晋国即将出兵南下为天子解忧，就不劳秦伯渡河远征了，请秦伯静候晋侯佳音。就这样晋国把秦国的要求婉言拒绝。
原来周襄王的另一路使者大夫简师父也到了晋国求援。晋文公继位刚满一年，正想做一番事业，于是接受了舅舅狐偃的建议，准备出动倾国之兵勤王。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不愿把功劳分一半给秦穆公的。
秦国君臣听了晋使的说辞后，都有些不高兴。不过秦穆公觉得不宜因为这件事和晋文公闹僵，就大方地预祝晋国入周平乱马到成功。随后，秦穆公领兵返回了雍城。
再说晋国那边。晋文公拒绝了秦穆公的借道要求后，马上带领晋军从太行八陉的第一陉轵关陉穿过王屋山，于当年三月抵达周邑阳樊（在今河南济源）。随后他兵分两路，右路军东进包围了王子带和狄后居住的温邑（在今河南温县西南），左路军则南下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四月初，左路晋军护送周襄王进入王城，右路军顺利攻克温邑生擒王子带，随后把他杀死在隰城（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周朝一场大乱，就这样被晋国三下五除二地独自平定，晋国声威大振。
颠沛流离半年多的周襄王重新坐到王城的王宫中，心情大好，于是大摆宴席招待晋文公。
席间，周襄王赐给晋文公命服、祭肉，并说想再赐地给他。
不知道是晋文公得意忘形，还是他觉得天子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土地，总之他表示不要地，而希望“请隧”。
晋文公说的“隧”，旧时注家都说是指通入墓坑的斜坡式墓道。这些注家还进一步解释说，周代规定周天子的棺椁是通过斜坡墓道运到墓坑中的，而诸侯棺椁则是绳子吊下去的。其实这种说法早已经被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所否定，因为西周时期包括晋国在内的诸侯国的大型墓葬普遍都有墓道，从四条墓道到一条墓道都有，可见西周时期根本没有仅天子专用墓道的规定。晋文公如想死后用墓道，学他祖宗直接开挖就是了，何必请示周天子？
有人问，那这“隧”到底指什么呢？其实这里的“隧”应通“遂”，就是周代“乡遂制度”的“遂”。西周时期周王畿分为六乡六遂，大国三郊三遂，小国一郊一遂。所以晋文公是向周襄王请求在晋国多设置“遂”这种行政区。
果然周襄王一听晋文公的请求，知道他欺负周朝衰弱，有僭越之心，颇有点不悦。虽然他是靠着晋国的武力才得以还朝的，但在有关天子威仪的礼制问题上仍丝毫不松口，予以婉拒。不过为了补偿晋文公，他大笔一挥，把王畿内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八个城邑即阳樊、温、原、州、陉、𫄨（chī）、鉏（xú）、欑（cuán）茅赏给了晋国。古人把山南、水北之地称为“阳”，该地又在晋国的南面，所以晋人把该地区称为“南阳”。
晋文公平定第二次“王子带之乱”示意图，图中×代表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八邑
有人可能会骂周襄王傻，东周王朝这时直辖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国力才越来越弱，他怎么为了礼制的虚名，而把实实在在的大片土地划给了晋国？
其实这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讲：
其一，那时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认为名分、礼制这些东西比实际的利益还重要。《左传·成公二年》中有个故事，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上卿孙桓子，卫国要赏给他城邑，仲叔于奚不要，只要代表身份的礼器和饰品，卫穆公最终同意了。孔子听说了这事，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说卫国不该在礼制上开口子，该多给仲叔于奚一些地来感谢。周襄王的想法，显然与后来的孔子一样。
其二，其实在王子带之乱前，周襄王赐给晋国的南阳八邑就都已经长期不受周天子控制了。比如温邑，原属周初大臣苏忿生的封邑，第一次王子带之乱时被狄人占领，第二次王子带之乱时是王子带的居住地；再比如原邑，也是周初就封给了周武王之弟原伯做封国。所以周襄王等于像周平王把“岐西之地”赐给秦襄公一样，只是把名义上属于周王畿但实际上管不了的地方送给了晋文公。因此周襄王也并不是傻到为了虚名不顾土地的地步。
晋文公“请隧”不得，却意外得到了南阳八邑名义上的所有权，不知道他当时是高兴还是沮丧。半年后他是诉诸武力，才真正把那八邑拿到手里的。不过得到南阳八邑，对晋国未来的发展和扩张，却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我们知道，晋国领土本来在今天山西西南部，要进入中原，得通过太行山的几个陉口，并不方便和容易。现在晋国拥有了南阳八邑，等于在中原拥有了一片前进基地，东向可以对抗齐国，南向可以对抗楚国，战略态势一下子有了质的改善，这恐怕是晋文公得地之初都没有想到的。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周襄王答应了晋文公“请隧”的要求而不再赐地，不知道后来晋国还能不能迅速称霸。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
晋文公独自勤王名利双收，尤其是获赐南阳八邑的消息传到秦国，不知道秦穆公心中是什么滋味。遥想十四年前，也就是秦穆公十一年时，秦穆公曾和晋惠公联手，平定了第一次“王子带之乱”，不过那次叛乱规模不大，平乱后周襄王并没有给秦、晋两国什么像样的封赏；没想到如今晋文公平定第二次“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居然赏赐了晋国那么多城邑。秦穆公心中应该既后悔又嫉妒，早知如此，那时厚着脸皮也得争着抢着去勤王啊！不过事已至此，一切也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