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首场变法秀
——管仲改革

就在秦宪公和三个儿子闷头苦心经营关中的四十年间，东方也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大戏。

秦宪公九年（周桓王十三年即公元前707年），秦宪公伐芮失败的第二年，周桓王正式罢免了他讨厌的郑庄公的卿士一职，并以郑庄公心怀怨恨、自此不朝天子为由，于秋天率领东周王师和陈、蔡、卫三国之军讨伐郑国。

郑庄公闻讯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动员国人抗拒天子，双方于郑国都城新郑西南的𦈡（xū）葛（在今河南长葛市北）遭遇，均按当时的常规战法摆出左中右三方阵的阵形。

鉴于朝廷一方人多势众，郑国方面也不敢大意。为此郑庄公采纳大臣意见，率先攻击由战斗力较弱的陈、蔡、卫军组成的朝廷联军左右翼，果然大获成功。这样由东周王师主力组成的中军沦为孤军，也在郑军三面夹击下大败，周桓王自己肩膀上都中了一箭。

“𦈡葛之战”的影响巨大，周桓王本想借惩罚郑国来重振朝廷声威，结果事与愿违，周天子的威信进一步下降。尤其是此战成为东周天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征，自此以后东周天子再不敢动用王师和称雄的诸侯国较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结束了。

不过周朝输了，郑国也没有赢，因为郑庄公自此背负了“叛王”的恶名，彻底失去了号令诸侯的王朝卿士地位，而这正是疆域只算中等的郑国得以率先做“小霸”的重要支撑。六年后（秦出子三年、周桓王十九年，即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郑国旋即陷入内乱，庄公之子郑昭公、郑厉公先后被大臣祭足（字仲）逐走，随后继位的庄公之子子亹（wěi）、子婴又相继被齐襄公和郑国大夫傅瑕所杀，最后郑君之位转了几圈被郑厉公夺回。经过这一番折腾，郑国国势大衰，再也当不成“小霸”了。

除了失去政治优势和内部长期动乱，郑国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原因，那就是它处在中原腹心地带，当地原来的几个小国被它吞并后，就无法突破瓶颈了——西边的东周王畿它不敢多下手，北、东、南方向的卫、宋、陈、蔡等国又都是中等国家，它吞不下。所以郑国势力正盛时也很难开拓疆土，内部生乱时则容易遭到多国干涉。从此之后在列国争霸中崭露头角的都是地理位置相对边缘的国家，因为它们民风相对彪悍，而且周边大多是非姬姓小国和落后的蛮夷部族，“达”能开疆拓土，“穷”可退守一方。

取代郑国左右中原的是齐国。它就是一个地理上相对边缘的国家——位置偏东，时机有利时方便兼并扩张，形势不好时有南部的泰山、北部的济水作为防御屏障，可以关起门过日子。

齐僖公末年（相当于秦宪公后期和秦出子在位时期），地方广大、物产丰饶的齐国就已经超越郑国，在诸国中初露锋芒。

齐僖公死后，他的儿子诸儿继位，史称齐襄公。本来如果齐襄公举措得当，依仗齐国国力当时就有可能称霸天下。但他却荒淫无道，惹得内外怨恨：对外他飞扬跋扈、欺凌诸侯，居然害死了到齐国访问的妹夫鲁桓公，不久又在多国会盟时埋伏甲兵杀了郑国国君子亹，引起诸侯普遍不满；对内他言而无信、欺辱臣民，让大夫连称、管至父去戍边一年，到期后却违背诺言不派人换防，还让两人继续戍边。结果秦武公十二年（周庄王十一年即公元前686年），齐国爆发内乱，先是齐襄公被连称、管至父支持的堂弟公孙无知（齐僖公弟弟的儿子）弑杀，后是弑君登位的公孙无知又被齐国大臣雍廪弑杀。

话说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齐襄公在位时荒淫残暴，为免杀身之祸，公子纠就在师父管仲的辅佐下逃到娘家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在师父鲍叔牙的辅佐下逃到莒（jǔ）国。公孙无知死后，因为公子小白跟齐国上卿高子家关系不错，所以齐国两位上卿国子和高子就派人到莒国接他回国继位。鲁桓公之子鲁庄公听说后，当然不愿放弃这个干涉齐国内政的好机会，立即出兵护送鲁女所生的公子纠回国争位，并派管仲去莒国通往齐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道路上伏击公子小白。

管仲半路上瞅见公子小白，二话不说张弓搭箭就射，正中小白的腹部，只见他口吐鲜血仰身就往兵车后面倒。管仲自以为完成了任务，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哪知道管仲一走，公子小白却坐起身来，原来管仲那一箭刚巧射到了他腰间的带钩也就是皮带扣上，他是装死来骗管仲的。那边公子纠以为弟弟小白死了，慢悠悠地往临淄晃；这边小白却快马加鞭，因而领先进入临淄并继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齐桓公像很多贵族一样，私生活方面有太多的不良嗜好，好打猎、好喝酒，还好美色。不过他在政治上却拎得清，具有雄心大略，又大度开明。他继位后虽然逼迫鲁国杀死了公子纠，却不记旧怨，在自己师父鲍叔牙的建议下任用差点射死自己的管仲为太宰（相当于宰相），还尊他为“仲父”，开始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各项改革，开启了东周列国变法的先河。因为不同于周人“亲亲尊尊”的政治传统，齐国自太公吕尚开始就有“尊贤尚功”的实用主义倾向。据《国语》《管子》等书籍介绍，管仲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六个措施：

一、政治方面

一是整顿行政系统，具体做法是“叁其国而伍其鄙”“四民分业”。所谓“叁其国”，就是把齐国的国即城区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农十五乡、工三乡、商三乡，并设立管理农工商的三官，而且规定按职业分区居住，不得混居，以防止四民见异思迁、不安心本业；所谓“伍其鄙”，就是把鄙野即都城外的广大区域分为五个部分即“五属”，任命五位大夫管理，每属下面又设四个管理层级。这一措施是对周代国野制度（“鄙”即“野”）的进一步改良优化，理顺了齐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增强了政令统一程度和对人民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把管理模式从按血缘（族）管理转换到按地域管理，开启了“编户齐民”的初步尝试。

二是选贤任能，实施“三选法”。首先，齐国基层的乡大夫在每年的述职时，都要向齐桓公推荐本辖区内有一技之长（如勤奋、慈孝、勇武等）的平民；其次，齐国官府各部门长官都要留意有功绩的下属，向朝廷汇报；再次，齐桓公会亲自面试下面举荐上来的人才，量才提拔。就这样，齐国形成了“乡长所荐、官长所进、公所訾（zī）相（面试）”的“初、中、高”三级选拔制度，具有专长的平民可以晋升为士人，政绩突出的官员可以升迁为上卿的助手，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周代的“世官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套做法的精神后来被汉朝继承，形成了所谓的“察举制”。因为齐桓公能够坚持“唯才是举”，所以齐国朝廷上聚集了不同出身的大批人才，比如他手下“五大臣”中的隰朋是齐国公室贵族（齐庄公曾孙）；而宁戚则是卫国寒士，因为在喂牛时放声高歌而被齐桓公发现并重用，这就是“宁戚饭牛”的著名故事。

二、军事方面

一是严密军事组织，“作内政而寄军令”。周代本就是兵民合一的民兵制（当然只有国人才有资格“执干戈以卫社稷”），管仲进一步细化，在国内的乡之下又设连、里、轨三级：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长，四里为一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乡大夫。平时乡大夫、连长、里长、轨长管理民事，战时一家出一兵，轨长就成为管五个士兵的军官，里长就成为管五十个士兵的军官，连长就成为管两百个士兵的军官，乡大夫就成为管两千个士兵的军官。齐国国内有二十一个乡，六个工商之乡不服兵役，十五个士农之乡服兵役，齐桓公亲自管五乡之兵，另由齐国上卿国子和高子两家一家各管五乡之兵，于是就组建了三军，每军有五乡之兵即一万人。前面介绍过，西周时期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为师，每师两千五百人，按制周天子拥有西六师和殷八师共十四个师三万五千人，普通诸侯只有一师两千五百人，方伯之国可以拥有二师五千人。而随着人口的繁衍，战争规模的扩大，到春秋前期军取代师成为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齐桓公时齐国三军三万人的军事实力，已经接近西周时期周天子的兵力，自然可以横行天下了。在此前后，郑国、楚国、晋国等国也都拥有了军级的作战部队。

二是充实军资，以罚代刑“足甲兵”。通过上面的“作内政而寄军令”，齐国军事组织整齐严密了，不过打仗光有人丁还不行，还得有甲胄武器等装备。据西周金文显示，西周时期国人虽然出人当兵并要负担粮秣等一些军需物资，但装备都是官府统一置办并储备，在战前发放给应征的国人。现在齐国要为三万人置办相应的甲胄武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管仲规定，犯罪的人可以按罪行高低，分别缴纳甲胄、戈戟、盾牌等来赎罪，齐国的军资很快就充足了。

三、经济方面

一是改革农业税制，“相地而衰（cuī）征”。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孟子说八家农户共同在一“井”里耕作，“井”中间的一格是公田，其余八格是私田，私田种出的粮食归农户所有，公田种出的粮食归各级贵族所有，贵族等于是在收“劳役地租”。但一方面人都有私心，慢慢地大家在公田里都出工不出力，而把精力都放在私田里，所以公田里的草往往比苗还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贵族和农户私下里开垦了很多新田地，却都不上税。西周末年周宣王曾经“不籍千亩”，搞过农业改革，企图变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但执行情况史书没有记载，不久西周也就灭亡了，自然没有了下文。这时随着齐国农业的发展，管仲也把公田分给农户，并按照田地土质的好坏和年终收成的情况来收取不同的田税（“相地而衰征”的“衰”就是“差别”的意思），剩下的都归农户自己所有。这一下农户再也不用去公田里浪费宝贵的农时来磨洋工，私垦的土地也得到承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齐国的官、私粮仓当然充盈了。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因此成为井田制瓦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事件。

二是发展工商业，即“关市讥而不征”与“官山海”。“关市讥而不征”意思是关卡、市场只稽核货物而不收税，这自然吸引他国商人到齐国销售货物，也鼓励了本国商人把产品卖到国外，促进了齐国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官山海”，“官”即官办，“山”是指开山采矿冶金，“海”是指取海水煮盐，合在一起就是说由官府管理经营盐业、冶金业。商朝、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基本都是官营的，管仲的创新处在于官府只控制资源所有权，而把具体生产交给春秋时代新出现的民间商人、手工业者，然后由官府统购统销。这样国家通过垄断，掌握了盐和金属的定价权，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管仲的上述改革措施，少部分是创新，如“相地而衰征”，即不一刀切，而是按实际情况差别化收税；但更多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只是对旧制度加以细化改进。管仲改革之所以以“修旧法”为主，对封建制度并没有多少突破，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读：主观方面，作为周文王三子管叔鲜的后代（一说周穆王之后），作为春秋前期的政治家，姬姓的管仲在感情和认识上摆脱不了周礼的束缚；客观方面，那时候西周时打造的统治机器还没到分崩离析的地步，尚有维修使用的价值。

不过虽然管仲的改革在创新上突破不算大，但面却很广，再加上齐国国土较广、工商基础较厚，所以齐国官府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齐国军事实力也倍增。作为进入东周以来主持系统改革的第一人，尤其是又提出过以“生、杀、贫、富、贵、贱”这“六柄”来加强君主权力，管仲因此被后世奉为法家的先驱，他的不少做法和精神也被以后的改革家所借鉴或继承。

齐国富强的同时，齐桓公开始进行争霸活动。他军事和外交手段并用，首先联合宋国打击并收服了鲁国。而为了平定宋国因争位发生的内乱，秦武公十七年（周釐王元年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北杏（今山东东阿）之盟”中第一次以盟主身份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但不久宋国背盟，齐桓公主动借重天子声威，请来王师与齐、陈、曹三国之兵伐宋，宋国不敢违抗王命，只得屈服。接下来三年，齐桓公又召开两次鄄（juàn）之会、一次幽之会，第一次鄄之会上周天子代表单伯参加，而幽之会上有八国诸侯与会，齐桓公霸业初成。

齐桓公之所以“尊王”，是因为春秋时期的周天子虽然日渐式微，西周初年制定的封建制度也越来越不足以维系国与国之间的秩序，但基于历史的惯性，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仍然是不容公开挑战的，人们依旧把周天子当作“共主”；而且从实力上讲，当时任何一家诸侯都没有取天子而代之的资本。所以霸主即使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表面上仍要讲究旧规矩、老礼数，摆出尊奉周天子并代替周天子维持天下秩序的架势，这样才能取得“合法”的外衣，得到多数诸侯国的拥护。齐桓公也在这方面做得很足，他遵从管仲的建议，倡导周朝仁德爱民的思想，会盟的盟约也体现了“崇明祀，保小寡”的精神。他之后的霸主也多是这样，故而春秋时期无论是外交还是打仗，经常还保持着贵族的风范。

而当时中原诸国之所以服从霸主，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东周初年四方蛮夷戎狄入侵中原，“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给诸国带来极大威胁。既然周王室已经丧失保护华夏诸国的能力，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霸主来作为靠山和支柱，使大家免受异族侵犯。齐桓公为了巩固霸业、安定诸夏，又顺应人心举起了“攘夷”的大旗，通过“存邢救卫”“救燕遏楚”，保卫了中原诸国，捍卫了华夏文明，因此得到诸国的更进一步拥护。尽管齐桓公在称霸期间也免不了“假公济私”，灭国三十五，大大拓展了齐国的疆土，但一百多年后的孔子仍从大局出发，称赞他“正而不谲”（正派而不诡诈），并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就是戎狄的发式和穿着了），对齐桓公和管仲君臣“尊王攘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有志向的国君、大臣，也都把齐桓公和管仲当作膜拜的对象，以建立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最大荣耀。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gHPIDmxceRKSJfP8b+aiFKnd6aPYTK28U7YVuJa1kbUApK/hPY4yxcO6kn5ezI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