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礼祭天 奉诏伐戎

升级为国君并自我称“公”后的秦襄公，看到周幽王死后周朝分裂，各地诸侯包括戎人纷纷起来争权扩地，心中难免也有了窥伺天下的雄心，于是他决定举行典礼祭祀上天，来求取天神的护佑。

不过这时一个问题又来了：按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和先代之后的杞国、宋国以及对周朝有再造之功的周公之后鲁国有祭天的权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国境内的名山大川。秦国这时还是周朝名下的一个畿内诸侯国，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公然违反周礼大搞祭天活动，向天下人泄露自己的野心。这怎么办呢？

秦襄公没有被难倒。当时民间农民为了向老天爷祈求有个好收成，常在农业生产中举行一种叫“畤（zhì）祭”的祭祀仪式，具体说就是在菜畦里聚土成堆在上面祭天。秦襄公就打了个“擦边球”，说我们秦国也举行个畤祭吧，这可不是天子的祭天仪式“郊祭”，名字不一样，不算违反周礼哦！

秦襄公虽然已经把西垂城让给大哥世父居住，自己住在汧邑，但是秦人的宗庙其实还在西垂城，那里依然是秦人的“圣都”。于是秦襄公就命人在西垂城郊的高山下，找了个向阳的小山头，在山头上修了一个畤祭场所。《史记·封禅书》云：“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这个畤祭场所因在西垂，所以就被称作“西畤”。

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甘肃礼县城北的鸾亭山山顶发现了汉代的祭天遗址，因为当地有大量汉代瓦片和瓦当，遗址的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大批祭天用的玉珪、玉璧。众所周知，“汉承秦制”，西汉的祭祀场所多是沿袭秦代，考古人员于是在周边探查，于鸾亭山的山腰处又发现一座夯土台基，一些学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秦襄公所建的西畤。

回到约2800年前。在占卜定下的良辰吉日，秦襄公穿上礼服来到西畤，亲自宰杀了三牲，也即一匹黑鬃毛的红马、一头黄色的牛、一只公羊，来祭祀天神上帝——具体说是白帝，也即少昊氏。少昊氏为什么会被称为白帝呢？历史学家徐旭生认为，少昊的“昊”字又作“皞”，“皞”的初始字应为“皋”，其字上从“白”，该字的本意应是白色的气体。

我们知道，秦人的“老祖母”是颛顼的后裔女修，而颛顼部族又是少昊氏的后裔，所以从母系来讲少昊也算秦人的始祖。秦人祭祀白帝少昊，等于是把祭祀天神与祭祀祖先神合二为一。白帝少昊本为东夷的一位首领，后变成东夷之神，但因为秦国立国于西方并祭祀他，所以到春秋后期、战国时期形成的“五方帝”的说法中，他反而成了西方之神。而畤祭在之后的五百余年里，也成为秦国特有的祭天典礼，秦人每迁都一次，都要在新都建立畤祭的场所。这种畤祭仪式，还深深影响了之后的西汉王朝，西汉王朝也把畤祭列入国家级祭典之列，西汉的很多帝王都曾亲自参加畤祭；直到西汉末年，畤祭这种重要的祭天形式才因有违儒家典籍而被狂热恢复周礼的王莽废止。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秦襄公祭天的三牲不是中原各国常见的太牢“牛、羊、豕（猪）”，而是“马、牛、羊”，没有豕而有马，而且马排在第一。我们知道，嬴族一向以善养马、驭马著称，费昌、孟戏、中衍、造父、非子、奄父等人都因此而显贵，所以在秦人心目中马的地位要远高于豕，也高于牛，故而他们祭祀上天和祖先时才会把马作为第一等的祭牲。

当然，升级为诸侯并举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祭天典礼后，秦襄公并没有忘乎所以，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还很重：西垂所在的河谷川原地方局促，西周灭亡、很多地方成为无政权的真空地带，表面看是秦人扩张的一个有利时机，但失去了周王师支持的秦人独自面对在陇西和关中地区狼奔豕突的戎人，等于陷入被前后包围夹击的境地，其实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也只有抢占周平王所许下的“岐山以西”土地，才能摆脱危机并打开局面——东越陇山开拓新的国土，能远离以西方为大本营的戎人，到时候陇山本身就可作为抗击戎人的一道屏障；而且越往东发展，越靠近周朝东方诸侯，必要时可以获得援助。当然这时陇山以东、岐山以西的很多地方已经被戎族占领，部分还在周人手里（如西虢国东迁三门峡后留下的虢人支族建立的“小虢”），秦国要实现战略目标，把周平王开的空头支票给真正兑现，只有靠自己手中的戈与矛。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秦襄公率领秦军马不停蹄地与渭河平原西部的戎人部族交战，也收复了若干块被戎人占领的土地。

尽管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打的仗，但频繁征战，不仅苦了秦人士卒，更苦了在后方留守的秦人妇女们。前面提到《诗经·秦风》里有一首诗《小戎》，就是秦襄公时期一位“军嫂”的作品。诗中写道：“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这句诗意思就是说，想起温润如玉的夫君，从军在戎地征战，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叫我怎能不想念？

转眼到了秦襄公十二年（周平王五年、周携王五年，即公元前766年）。这年秦襄公率领秦军讨伐戎人，打到了周人的龙兴之地岐山脚下。不过戎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激烈反击，秦人最终没能在当地站住脚。秦襄公本人很可能也在岐山之战中受了伤，史书说他死于军中，没有看到秦人占据平王许诺的所有土地（即岐山以西地区）的那一天。

秦襄公去世后，他的遗体被秦人护送回秦人宗庙所在的西垂安葬。因为立国、拓土的大功，最终秦人给他选定了“襄”这个谥字。因为谥法说，“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执心克刚曰襄，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

20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城东15公里的大堡子山上有古墓被盗墓贼疯狂盗掘，大量珍贵文物出现在港澳台及纽约、伦敦、巴黎等海外文物交易市场上。随后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进行抢救性挖掘，发现整个墓区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40米，其中有两座时代在春秋初年但大小远超同期诸侯甚至天子规制的“中”字形大墓。大墓附有大型车马坑和四百多座中小墓，规格极高，在追缴的文物中还出现了很多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包括上一节提到的秦公簋），因此学者确定这是秦代早期国君陵区。当然因为墓地被盗扰破坏、文物离散损毁，两座大墓的具体主人已经难以认定，多数学者认为两座墓一座就是本节主人秦襄公墓，另一座应是秦襄公之子秦文公墓。

在考古抢救挖掘和海内外追缴的大堡子山随葬品中，除了常见的礼器、车马器、玉器、陶器，还有西周、春秋早期墓葬罕见的大量黄金饰片。这些黄金饰片或是作为棺椁的装饰，或是作为车马的装饰，甚至还有几套人穿的铠甲上的装饰，无不做工精美，其中尤其以“鸱鸮”（chī xiāo，猫头鹰）形饰片最令人瞩目。

关于“鸱鸮”形饰片的用途，最初有学者猜测是装饰在秦公棺椁上的，后来考古人员在山西北赵晋侯墓地车马坑中也发现了类似铜饰，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这些金片都是马甲上的装饰，具体说是放在马面两侧的。用“鸱鸮”形金饰片装饰马甲再次证明了东夷之后的秦人对神鸟的崇拜。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秦襄公应该是本人身着耀眼的金甲（皮甲外装订金箔），座下战车也装饰金片，并由披着黄金马甲的骏马拉拽，宛如天神般威风凛凛。

通过对比殷墟墓葬，我们可以知道把黄金做成金箔片来装饰的做法也是商人的习惯，西周周人墓中的黄金多是作为首饰、带饰、摆件存在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秦君墓中金饰品的原料——大量黄金，秦人是从哪里得到的？

当时秦人刚刚立国、面临危局，花费巨资去与外邦外族交换黄金显然不可能。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山海经·西山经》中所记的“皋涂山”就盛产黄金。一些学者考证，皋涂山就在今天甘肃岷县东 ，也即礼县以西。而现代地质勘探，发现今天的甘肃礼县和隔壁的岷县一带属于“礼岷金矿带”，估计黄金资源近300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当地农民运气好时一锄头下去就能刨出金矿石。在秦代封泥中，还有“西采金印”“西采金丞”等字样。众所周知秦人所说的“西”就是西垂，所以两周之交的秦人应该已经开始在都城西垂周边开采金矿，秦墓中的黄金主要是秦国自产。本书第二章曾介绍，西垂之地牧场丰饶，盐业也发达，现在我们又知道当地还盛产黄金，不由得让人感叹老天对秦人不薄。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矿藏，为秦人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

像畤祭一样，秦君墓远大于其他诸侯墓，甚至大于洛阳天子墓，秦人用黄金装饰棺椁、甲胄等，在当时也算是有违周礼的僭越行为，可见秦人骨子里就有蔑视权威的强悍性格。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敢于反传统的强悍性格，让秦人从甘陇一带一步步向东挺进，创造了秦族、秦国、秦朝的辉煌发展史，给予中国历史以深远影响。

不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也在大堡子山发现了一种令我们今人觉得极其残忍的现象——两座秦公墓里共挖出二十七具殉葬者的遗骸，有的殉葬者是杀死后埋入的，有的则是活埋，因为他们的尸骨明显呈痛苦挣扎状。我们知道，殷墟发掘显示，商人贵族死后盛行杀人殉葬，主要是杀近亲、近臣、近侍等，好在死后依然有“人”侍奉，一般中型墓葬有一到数个人殉，大型墓葬则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但周公“制礼作乐”后“敬德保民”思想抬头，这种野蛮之风逐渐呈消退趋势，西周时期贵族墓葬虽也偶有殉人，但比商代已经大为减少，只有东夷地区（今天山东一带）还较多保留此习俗。随着西周王朝的崩溃，为周礼所不容的人殉恶俗居然又在中国大地上兴起，而且东夷之后的秦人在西方建国后，不但把它拾了起来，还后来居上，人殉之风“冠绝天下”，愈演愈烈，连秦国中小贵族甚至平民墓都常有殉人。这一现象，又显示了秦国作为后起之国的野蛮性和落后性。 pkpuAddjIRBT+UiL3ODvoAX9RP9ebeC79pZu9kbRnGGUh/DqSQvLLu8FryBaCm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