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咸鱼翻身” 秦襄公立国称“公”

虽然周幽王并不算得人心，但在西北三国联军攻杀幽王的前后，不少得到军情（当然不是通过烽火）的诸侯或大夫出于君臣大义，还是纷纷统领本国本族的军队前来救援朝廷：汧邑的秦襄公集合族军日夜兼程赶来了；不久，东方的卫武公等诸侯也率军赶到。这些先后赶来救援朝廷的军队，在镐京一带陆续与犬戎军队交上手。在战斗中，因为秦襄公率领的彪悍秦军长期与戎人作战，熟悉敌情，故而给犬戎的打击最大，立功也最多。

接下来《史记》记载，犬戎受到救周诸侯联军的围攻后，在镐京城内大肆掳掠一番弃城而去，随后幽王废太子宜臼被卫、晋、郑、秦等诸侯或大夫承认为新天子。因为丰镐二京已然残破，包括犬戎在内的各支戎人又一直在渭河平原骚扰并占领了不少城邑，所以周幽王死后第二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宜臼就在晋文侯（名仇，不是晋文公）、卫武公、郑武公（郑桓公之子）等诸侯支持下东迁洛邑（周王城），西垂大夫秦襄公也带兵参与护送。平王为了感谢护驾之功，就提拔秦襄公，把他从朝廷大夫升级为诸侯，秦国就此正式诞生。

不过《史记》的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告诉大家，司马迁的这段叙述实际是错误的，东周初年的真实情况，其实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据西晋太康年间从战国魏国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和21世纪初新出世的清华简《系年》记载，周幽王和伯服死后，以西虢国（当时已经迁至今河南三门峡）为首的众诸侯第一时间拥立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天子，因余臣朝廷暂时驻在西虢国境内的携地（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 ），人们于是称余臣为“周携王”。而由西申国、缯国、许国所立的周平王，则压根不被天下多数诸侯承认。

诸侯为何拥护携王而不待见平王呢？这个道理其实显而易见：周平王、西申、缯国这一团伙引来犬戎杀害了周幽王，所以周平王等于是弑君者、弑父者。周朝重礼法，在诸侯看来，即便幽王一开始废掉申姜的王后之位和宜臼的太子之位不对，但是宜臼参与“弑君”“弑父”更是大罪；何况带头拥立携王的西虢国不但是姬姓之国，在姬家辈分也很高（西虢国始封君是文王三弟虢叔），而拥立平王的三个国家全是外姓——申、许是姜姓，缯国可能是姒姓，没有一个是姬姓国。姬家天子不由姬家人立，怎么能算数呢？

那镐京之战之后，不被承认的周平王最初去了哪儿呢？犬戎从镐京退走后，剩下的西申国、缯国军队势单力薄，他们应该也随即分别退回了西部老家。宜臼这个由外公所立的“天王”，想来自然只能跟着西申军队回到西申国。从春秋以后西申国再无消息来看，西申军队应该在之前周王师围攻西申和后来诸侯救周时遭到重创，所以已经无力帮助周平王争夺正统地位了。

可后来周平王这条“咸鱼”是怎么翻身的呢？这完全多亏了晋文侯仇的提携。

原来晋文侯二十一年、周平王十一年（公元前760年）时，不知是否是因为西虢国“挟天子以令诸侯”侵犯了附近的晋国的利益，晋文侯突然率军袭击了西虢国携地，杀死了被当时绝大多数诸侯承认、名声还不错的周携王（周携王死后的谥号为“惠王”，谥法曰，“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这下，周平王的竞争对手就被除去了。不过携王死后，道德有缺的平王还是得不到天下诸侯广泛承认，所以《系年》记载当时周朝“无王”九年，显然人们仍根本不把平王当领导。

十年后的晋文侯三十一年、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又是这个晋文侯仇，把周平王从一个叫少鄂的地方迎接到京师，坐进了镐京的旧王宫内。因为镐京毕竟是周人的正式都城，晋文侯让平王在镐京坐殿，就是要为他镀上一层“正统”的“金光”。

当然，当时的丰镐早已经破败不堪，还时常受到戎族的侵扰，其实已经不再适合做周朝的都城了。于是镀了三年“金”之后，在晋文侯三十四年、周平王二十四年（公元前747年），晋文侯又保护周平王东迁到东王畿的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至此，“东周王朝”才算正式开始。所以《国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也就是说，有“弑父”污点、最初压根不被多数诸侯承认的周平王，完全是晋文侯一手把他给捧上“正统天子”宝座的。

不过明白了周平王真正东迁的时间其实不是在传统认为的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而是在平王二十四年（公元前747年），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秦襄公根本不可能如《史记》所说护送周平王东迁，因为他在周平王五年（公元前766年）就死了。

既然秦襄公没护送平王东迁，那秦襄公时代秦国升级为诸侯的说法，还可信吗？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这点应该仍然可信。因为后来秦始皇焚书，把各国的史书都烧了，唯独没烧自家的史书《秦记》，所以司马迁《史记》里有关秦国的很多内容都是根据秦国官方史书《秦记》来写的。《秦记》把什么弄错，也不可能把本国立国时间这么重大的问题弄错。故而笔者猜测，秦国确实是秦襄公时由周平王封建的，但具体时间不是在平王东迁后，而是在平王仍窝在西申国、不被多数诸侯承认时。

因为当时秦人地盘与西申国较近，飞廉后裔与西申又经常通婚（如大骆娶申侯之女），所以在周朝“二王并立”初期，几乎无人搭理的周平王可能就用“封诸侯”的许诺来拉拢秦襄公，要求其承认自己的天子地位并提供援助。当时的秦襄公也许觉得周幽王毕竟已经死了，周携王离自己又太遥远，虽然周平王不招大多数诸侯待见，但既然他愿意提升自己的地位，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秦襄公就接受了周平王的册命。当然好在周平王后来托晋文侯的福成了“正统天子”，否则他要是失败了，他对秦人的册命也就成废竹简一编，无人承认了。

接下来还有一点笔者想说，那就是秦人君主也许真的在周平王二十四年（公元前747年）平王东迁时参与了护送，但前往护送的不可能是秦襄公了，只能是秦襄公之子秦文公，《史记》应该是搞错了护送平王东迁的秦君名号。

话说自犬戎杀死父亲周幽王，“弑父”的罪名就成了周平王的一块心病，他知道这是自己不被众诸侯承认的首要原因。后来周平王与犬戎的同盟关系也没维持多久，于是为了撇清自己与犬戎的关系、洗白自己，他在册命秦襄公为诸侯的同时还特地给他下了道命令：“戎人无道，侵犯掠夺丰京到岐邑间的土地，秦人如果能驱逐戎人，那么岐山以西的土地就属于你们！”

受封为诸侯，又得到了可以合法扩张地盘的命令，秦襄公真可谓是赚大了。从此以后，“秦”就从一个王朝大夫采地升级为了一方诸侯国，秦襄公与其他诸侯交往的时候，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自称“秦公”、拿出国君的派头。秦人的历史，就此又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这个当年因反周而被贬谪到西部边陲的小部族能有这一天，难道不是老天爷眷顾吗？

不过有读者可能会说，不对啊，历来不都说秦国为伯爵国，《春秋》《左传》《史记》等书中，也都是称呼秦国国君为“秦伯”的啊！

其实传统的说法不一定就是对的，历代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和石鼓文中，秦人对本国国君的称呼都是“秦公”而非“秦伯”！

那秦国国君的爵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春秋》《左传》《史记》等书称呼秦国国君为“秦伯”呢？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在第二章“商周之变”那一节，我已经指出，按周代青铜器铭文的记载，西周诸侯爵位只有“侯、甸、男”三等，并无“公”“伯”“子”这些爵位。“伯”的本意也并非指爵位。

原来“伯”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写作“白”，郭沫若认为像大拇指，本是指排行“伯、仲、叔、季”中的“伯”，表示老大、首领的意思。按周代宗法制，家族继位的一般为嫡长子即“伯”，所以西周时期王畿内的畿内国封君或王畿外的服国国君一般统称“某伯”，因为这两类国家严格讲都不属于诸侯（狭义）之列，即都没有“侯”“甸”“男”的爵称，不能称“某侯”或“某男”。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某伯”的“伯”西周时属于宗法称呼，并非爵位称号。

具体说秦，它最早是朝廷附庸，后来升级为朝廷大夫采地，不管怎么说都属于王畿内的小政权。所以周平王拉拢秦襄公，提升他的地位时，他就变成了畿内国封君，按西周惯例当时人就把秦国国君叫“秦伯”了。明白了秦国国君为什么叫“伯”，同理大家就会明白郑国、毛国、单国等国的国君为什么叫“伯”了，因为他们原本都属于西王畿畿内国，后来东迁又属于东王畿畿内国。

但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秦人为什么不叫自己国君为“秦伯”，秦国国君也不自称“秦伯”，而叫“秦公”呢？那我们不妨再说说“公”“子”的本意以及“公、侯、伯、子、男”这所谓的“五等爵”的形成原因。

公，通“翁”。《公羊传》云：“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西周金文显示，西周王朝的卿士也即执政大臣都叫某公，如周公、召公、祭公、明公、益公、武公等，这就是“天子三公称公”；《逸周书·王会解》中尊称杞侯为夏公，尊称宋君为殷公，这就是“王者之后称公”。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称“公”，一是诸侯或大夫在其本国内、本家内也可以被下属尊称为公，这就是“境内称公”；二是无论什么等级的诸侯死后谥号也都可以称“公”，这就是“举谥称公”。一句话，以上四种用法证明“公”在西周时是尊称而非爵称。秦人之所以称自己国君为“秦公”，一方面就属于“境内称公”的范畴；另一方面秦国国君之所以自称“秦公”，当然也是因为秦国国君暗藏野心，认为“公”的称呼比“伯”更显尊贵。

“子”，在甲骨文中它就像个婴儿，本意就是儿子，强调出身。在商代，商人贵族一般被称为“子某”或“某子”，如卜辞中有子画，文献中有微子、箕子等。在西周，商朝那种“某子”的说法出现得较少（相比公、侯、伯而言），当时“子”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蛮夷小国之君之意。这种用法应是沿袭商人用法扩展而来的。因为商人和东夷人关系亲密，有很多共同习俗，所以《左传正义》载之为杞侯因使用夷礼而被贬称为“杞子”。二是贵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长，与“伯”相对，都是从宗法角度产生的称呼。如西周前中期有沈子它簋，铭文称沈国国君为“沈子”，是周公之后。一些学者认为沈国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鲁国中分出来的，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凡国中分出来的，总之沈国的始封君应是鲁国或凡国的一个庶子。

至于“五等爵”的形成，旅美历史学者李峰研究认为，这是“西周灭亡和随后的周室东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化” 导致的。具体说，西周灭亡后，西王畿内被尊称为“公”的王朝卿士、原本称“伯”的畿内封君来到东方，跟东方原来有侯爵（主要是“侯”“男”）的封国君主和无爵的服国邦君混杂在一起，产生激烈碰撞。尤其霸主政治兴起后，各类贵族君长经常在一起会盟，就有一个排序问题以及向霸主缴纳贡赋多少的标准问题。被尊称为“公”的王朝卿士作为天子代表地位当然最高，那“公”就排第一了；“侯”是周朝的支柱力量，一般军事强大，自然排第二；“伯”，无论是原来的畿内国还是外服没有“侯”“甸”“男”称号的普通服国，国力大都比“侯”小，就排第三；“子”，是贵族的称号，但宗法上比“伯”低，又常用来称蛮夷之君，就排“伯”后面；“男”是替天子耕种的诸侯，原本就是西周诸侯的末流，数量又稀少，结果被排最后。至于“甸”，原本是指替天子畋猎的诸侯，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渔猎已经不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一项，所以这个爵称很早就消失了。这样排下来，原来的尊称、爵称、宗法称呼等混在一起，就大致形成了所谓的“公、侯、伯、子、男”的顺序，并被春秋后期、战国时期希望重整天下秩序的儒家学者记载了下来，甚至“托古”追加到西周王朝时代。现在大家应该清楚了，其实“公、侯、伯、子、男”并非西周王朝或东周王朝明文规定的爵位制度，只是东周时期现实中约定俗成和儒家理想的产物。 vMwTtYN7aIVP2ztGqnp2HKJwWpfyao+61/dAIIJpXEXs7F4vvK86+7QgRl5tYQ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