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变
——从“事鬼”变“事人”

就在秦人在西方充军“赎罪”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形式再次发生了巨变。

我们知道当年周武王在世时，主要是褒封了先代之后的焦、祝、蓟、陈、杞等国，至于殷商遗民仍由商王子禄父统领，东方其他国家也大都是维持原状。可禄父叛乱和以东夷为首的诸国群起响应，证明武王允许他们原地自治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已经是行不通的了。为此周公旦经过集思广益，总结前人经验，开始大规模实施“授土授民”即古人所称的“胙土赐姓”形式的封邦建国制度，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东征的胜利，也使周人有实力和条件开展这项伟业。

说起“授土授民”的封邦建国制度，就是周朝通过隆重的册命仪式，把武王尤其是周公东征以来新征服控制的广大土地和一定的臣民（包括周人和新征服的殷商遗民），按亲疏、功劳，分割封给王室子弟、异姓功臣们，让他们“开枝散叶”去各地建立诸侯国，史称“天子建国”，以构成周朝的地方政权、统治基础。

当然为了维持“主干”的绝对优势，周王给自己保留了两块最大最好的“自留地”——以丰镐、岐邑为中心，东西大约千余里的西王畿和以成周（洛邑）为中心、东西大约六百里的东王畿。实际上因为技术水平低下，这么大两块王畿周王也没法全部直接统治，他就又把王畿内的部分土地分封给王朝的卿士和大夫们做采地（采邑），后世往往也称王畿内较大的采地为“畿内国”即王畿内的封国（但要注意西周时期的人是没有畿内国的概念的）。

随着诸侯国站稳脚跟并发展扩大，到西周晚期诸侯也把本国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和家臣，他们即诸侯国的大夫，史称“诸侯立家”。这就是层层分封。

话说周公旦这次到底新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含畿内国）呢？按战国时大学者荀子在《荀子·儒效》篇中的说法，周公旦此次一口气分封了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国家五十三个，包括周公之国鲁国、康叔封之国卫国、召公奭之国燕国、唐叔虞之国唐国（后改名为“晋国”）、南宫适（kuò）之国曾国（文献作“随国”）等国；异姓国家十八个，主要是周人的姻亲——姜姓的太公之国齐国、吕丁之国许国等国。此后二百多年，西周王朝一直不断进行分封，只是后来的分封相对零散，如春秋时著名的郑国（畿内国）就是西周后期的周宣王分封弟弟友建立的。

当然除了新分封的国家，周朝也像夏商那样，以承认它们地位的方式，把自古就有的部族方国纳入周朝的统治体系中来。为对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国家加以区别，史书上将前者称为“封国”，将后者称为“服国”。比如后来在东周时期戏份颇多的芈（mǐ，金文作“嬭”）姓楚国，就是周代以前就存在的、以“楚”自称的部族方国，《史记》上说周成王封楚君熊绎为诸侯，其实不过是在政治上对这个古老方国加以承认，因为人家本来就有人口、有地盘。

那么西周有多少封国，多少服国呢？《吕氏春秋》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也就是说西周时总共大约有一千两百多国，而历代周王封建的新国家数量达到天下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周王封国的比例也未过半，但相对夏商时期来说已经有大幅增长，尤其是这些封国大都是占据肥沃土壤、战略要地的强国，是朝廷统治天下的支柱。当然另一方面从有这么多国家也可知道，西周时每个国家仍然不大：大国不过百余里，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县大小；小国不过几十里，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乡镇大小。

三监、禄父叛乱时，晋南临汾盆地中的祁姓唐国也闻风而动。周公旦东征胜利后回师将其灭掉，周成王封自己弟弟叔虞镇守当地，最初沿袭“唐”的国号，叔虞之子燮父在位时迁都于晋，因而改国名为“晋”。

为了强化对这么多诸侯的统治和管理，西周朝廷还吸取前代经验并有所扬弃，采取了七大措施：

措施一，确立对诸侯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前面说过，周人灭商前即建立了编制为六个师（每个师两千五百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主要用于防守西王畿，称“西六师”；周公东征胜利后，周人又在以成周为中心的东王畿新组建了八个师的军队，主要由归顺周人的殷人遗民组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或“殷八师”。同时据东汉大儒何休说，西周王朝还规定普通诸侯一国只能拥有一师的兵力，统管一方的方伯也只能拥有两个师的兵力。这样西周王朝在不征召诸侯之兵协助的情况下，仅靠自己就能同时对阵十几个诸侯国。

措施二，控制主要诸侯国的重要人事权。《礼记·王制》中记载，大国设执政卿三人，均由周天子任命；中等国家设执政卿三人，两人由周天子任命；只有掀不起浪花的小国，所设的两名执政卿由国君自己任命。《左传》《国语》等文献证实春秋时齐国的国氏、高氏两位上卿，卫国的国子都是由周天子任命的；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证实，周王可以册封诸侯国的大正（司法官员）、司马和军事统帅（分别见梁其钟、豆闭簋和引簋）。这样一来，如果诸侯想造反，就得先掂量一下能否控制住自己手下的主要官员。

措施三，设置内、外两大系统的监督官员。《礼记·王制》中记载，周天子派大夫到方伯之国做监官，每国三人。这就是在重要诸侯国内设置的监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荣监”“鄂监”等称谓（分别见叔赵父爯、鄂监簋），证明《王制》篇所言不虚。此外，周天子还在重要地带设置“军监”。军监和当年的管、蔡、霍类似，都是西周王朝在一些战略要点驻军的首领。西周中期偏后的青铜器仲几父簋中，有“诸侯、诸监”并列的铭文，可见这里的“诸监”和诸侯的地位应该是平级的，他们主要以武力为后盾，从外部威慑一方诸侯。（不过西周后期因为“军监”的职能和诸侯近似，逐渐转化为后者，如应国就由应监转化而来。）

措施四，划分诸侯国的爵位等级。据西周作册令方彝、小盂鼎等青铜器铭文显示，西周前中期的诸侯等级只有“侯、甸、男”三等。要注意西周人所说的“诸侯国”是狭义的，仅指被周天子封为侯爵（包括“侯、甸、男”三等）的国家，基本上就是周天子以“授土授民”形式封建的封国。这类国家主要位于东方，肩负镇压反叛、抵抗外族入侵的军事重任。而那些归顺周朝的服国，在当时的概念里并不算“诸侯国”，西周人对服国的国君一般称为“邦君”。 。

措施五，制定朝聘制度。所谓“朝”，就是“朝觐”，即诸侯要定期、不定期地到王都去觐见天子述职。此举是通过诸侯向天子朝拜行礼的方式，让诸侯明白自己不是独立之君，而是天子之臣，从而强化上下尊卑秩序，同时加强双方联系。可以想见，如果诸侯有异心异动，恐怕是不敢到王都朝拜的。所谓“聘”，就是“聘问”，可分为三种：一是天子派使臣到诸侯国去宣慰或公干，二是诸侯派使臣到朝廷觐见，三是诸侯之间互相遣使交往。后两者我们就不多说了，只说前者，自然也是天子了解诸侯国内部动向的重要手段。

措施六，周天子经常巡狩天下。巡狩文献上又写作“巡守”，西周金文里常用“兽”（狩）或“省”字来表示，古人解释说是天子到地方或边境巡行视察的意思。不过众所周知“狩”字有畋猎之意，甲骨文中的“省”除了巡视也有畋猎、征伐的意思，所以先秦时期天子巡狩的原型，其实就是上古部落联盟首领率领军队在势力范围内和边界进行武装狩猎和巡逻，这和动物界里老虎狮子在领地巡视是一样的性质。直到西周，巡狩依然带有很强的军事性，周天子一般都是带大军同行。因为西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力度虽然高于商朝，但它依然是一个复合制的国家。西周天子率大军到各地巡狩，就是一种震慑地方和四夷、监督诸侯、进行主权宣誓的行为，好让诸侯们不要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才是天下所有土地的真正主人。

措施七，实行盟会制度。盟会简单说就是有立誓缔约内容的天子、诸侯之会，它与朝觐、巡狩密切相关。《周礼》有载，如果天子十二年没巡狩，天下四方诸侯就要齐集王都朝觐，称为“殷见”；另外天子出外在某地巡狩时，有时也会召集天下诸侯或一方诸侯于某地集会。在或于王都、或于巡狩某地的大会上，周天子可能会和诸侯们歃血为盟，用赌咒发誓的方式来强调某种秩序或遵守某种约定。

大规模分封并采取了配套的军事、政治措施后，周公旦并没有停歇，又开始从经济、文化等“软实力”方面下手，进行“制礼作乐”。其内容不但有“吉、凶、军、宾、嘉”等礼仪程式的制定，还包括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国野制度、婚姻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所有这些之上形成的“德治”“忠孝”等治国思想和伦理道德体系建设。

周人本是少数民族，以“小邦”临“大国”，他们一直保持着战战兢兢的戒惧心理。周公旦看到人多地广的商人整天祭祀、占卜并重刑杀戮，还是免不了亡国，不由得对“天意”产生怀疑，更不相信专恃暴力能够长久，因此更重视人的“能动性”，主张远离荒逸、勤政爱民、谨慎施刑，形成了最初的“民本”“慎刑”等思想。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周人停止了像商人那样大规模、残酷地杀人充作殉人、人牲的野蛮行为，即便杀牲祭神，就算天子祭典也不过是用太牢（牛、羊、猪三牲）十二，而不是像商人那样成百上千地杀，好像杀得越多越虔诚似的。他还总结，“小邦周”之所以击败“大邑商”（卜辞中商人对本朝的自称），正是因为周人有“德”。这也奠定了中国后世朝代更替和政权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后的历朝历代，不管自己是如何得天下的，都标榜自己是因为“有德”，才被老天眷顾的。

井田制，是西周的“土地国有”制度。战国时的孟子是这样介绍井田制的：井田就是把九百亩田地，划阡陌分成一个“九宫格”，外边八个格八百亩地分给各家农民做私田（产权归国家），中间一个格一百亩地是公田，也就是天子等各级贵族之田。某地方所有农民先集体在公田里给贵族干完活了，然后再到私田里给自己干活；公田里的收成就相当于该地农民交给当地统治者的赋税了（劳役地租），私田里的收成则归农民自己所有。当然了，因为地理原因，八块私田围绕一块公田的形式很难实现，这样的说法只是表示公田、私田的大致比例。

国野制度与乡遂制度紧密相连。天子或诸侯的都城称“国”，城边区域称“郊”，“郊”外为“野”。城内和城郊住着与天子或诸侯同族的贵族和平民，以及少量被接纳的异姓贵族，称为“国人”，也就是统治集团；“野”内住的则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族群，称作“野人”。据《周礼》介绍，周代在“郊”设置“乡”进行管理，在“野”设置“遂”进行管理，天子有“六乡六遂”，诸侯大国有“三乡三遂”，小国只“一乡一遂”。战时，城内城边的贵族充任各级军官，以“乡”为单位征发“国人”中的平民为兵，“野人”作为被统治者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后勤仆役。

周公旦封邦建国和制礼作乐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周公旦的分封，将殷商遗民调离其世代居住的原地，并把他们打散开来分配给周人诸侯（狭义），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敌对势力像“武庚叛乱”那样再次造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周人各诸侯国的力量，使它们迅速在天下站稳脚跟，稳固了原本作为少数族裔的周人对天下的统治。从社会角度来看，此举进一步打乱东方原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层组织并加以重新编组，有利于“民族融合”。

周公“制礼作乐”，则标志着周朝由靠“武力征服天下”的暴力统治阶段进入“文治”阶段，实现了统治的合法性。随着他的这一套制度推行天下，以“德”为核心的礼乐文化逐渐深入人心（考古证实伦理学上的带“心”的“德”字始见于西周金文），使天下人尤其是当初的反周殷商顽民，慢慢从内心认同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从而实现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促进了各部族的融合。后来到了东周王室武力衰微之际（其军事力量已只相当于中小诸侯），因为靠着礼乐文化和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对诸侯的约束，周朝又得以延续了五百多年国祚（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时间是武力强大的西周时期的两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其实还不仅限于周朝本身，它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奠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调。

东周时期，这些拥有共同文化和心理的诸侯国，尽管对内打来打去，对外却都自称“诸夏”“华夏”，一个新民族——华夏族就这样诞生了。

周公旦剥离“天意”的“德”的内容，后来又逐渐拓宽，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春秋战国时代，周公在“礼乐制度”中体现的思想，如敬天爱民、明德慎刑、君臣之别、长幼之序等，被孔子、孟子等大儒，提炼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让、勇”等，儒家思想由此衍生，并长期支配了中国人的公私生活，影响至今，足有三千年之久。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夏朝、商朝的国家形式：所谓的夏朝、商朝不过为“霸主联盟”，夏国、商国都是天下万邦中最强大的一国即“霸主”，其地位主要靠武力、联姻、鬼神信仰等来维持，强则“四方来朝”，弱则“诸侯不臣”；尽管夏商时期也出现了封建制的萌芽和雏形（如夏人驱逐东夷有扈氏在其领土上建立顾国，商代中后期开始在对外拓展时建立一些新国并出现众多诸侯名号），但由夏商直接封建的国家极少。他们的分封也不成规模、气候，且缺乏相应的礼仪、等级制度。

再说西周。对比之下，周公旦大规模封邦建国并“制礼作乐”规范封建制度、厘清“君臣名分”，使周王获得册封或剥夺诸侯君位、左右诸侯国内政和迁地、削地等权力，使分封的诸侯成为周朝的地方守臣，必须恪守定期朝拜周天子、定期缴纳贡赋、提供劳役、战时出兵助周出征等臣节，中国才真正迈入成熟的“封建社会”，周王才真正成为凌驾于诸侯之上的“天子”（“天子”一词不见于甲骨文，始见于周初金文）。尤其是周人“尚德”“敬民”，把中国从商人“重鬼神”“好杀牲”的“神权巫术统治”邪路上拉了回来，所以西周代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用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种巨变也就是所谓的“商周之变”。 9jlzm//K31tRKT/LS+IxaocH0hOuZMx6W+U2Zz62LTx0HHYr6hbIwLhpCMxi4S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