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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人积极准备灭商的当口，商朝的天灾人祸也更加严重：气候越发干旱，黄河水一度枯竭，还暴发蝗灾；内部矛盾越发激化，纣王挖了叔父比干的心，囚禁了另一叔父（一说庶兄）箕子，商朝掌管音乐的官员太师疵和少师强带了乐器投奔了周国。
周武王觉着时机已到，于是决定趁商朝大批军队仍被牵制在东夷之际，一举灭商。
受命十年（武王即位未改元）年底，周武王率领周国大军开拔，经天险崤函古道向东进发。因为当时处于“邑制国家”阶段，商朝包括各国只有属邑而没有领土的概念，当然也没有在险要处设关防守的意识，所以周军才能顺利通过。
不久武王大军来到今天黄河南岸的孟津，与应邀而来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军队会师。
伐商联军一共多少人呢？《史记》记载，周军有战车三百辆、虎贲（精锐敢死之士）三千人，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而其他各路盟军，共有战车四千辆。其实《史记》的数字绝对是夸张的，因为上古均是小国寡民，当时的周国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总人口最多不过十来万，怎么可能出动四万八千人的兵力？其实按战国兵书《司马法》中每辆战车配备甲士、步卒、役夫三十人的说法，伐商周军的总兵力应该在万人左右，这也与周国拥有六个师兵力的古籍记载相符合。至于其他各国联军，如果真有四千辆战车，该有十二万人了，但在商末这绝对不可能，因为殷墟卜辞显示，大国商朝一次出兵最多的记载不过是一万三千人，常见出兵规模也就是三五千人而已。鉴于来参加伐商的其他各国都是周国的小兄弟，出兵数字必然比周国少得多，所以每国出的数量可能也就是一两千人的规模罢了。这样算下来，伐商联军的总数为两三万人的样子。
伐商联军在孟津集结完毕，周武王作为联军统帅进行了一次盛大阅兵，并做了战前鼓动演说，这就是《尚书》中的《太誓》篇。阅兵式结束后，联军乘船渡过黄河，一路向商纣王居住的商朝别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杀去
。受命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伐商联军抵达朝歌城外的郊野，冒雨布阵。因为朝歌又称“沬”或“牧”，所以史书把朝歌的郊野称为“牧野”，这次大战也被命名为“牧野之战”。
朝歌城里的纣王，在伐商联军渡河时就得到了消息，所以他并不惊慌。联军在朝歌城外布阵的同时，纣王也带领已经升任执政大臣的费仲等朝臣，在联军对面布阵。《诗经》有云，“殷商之旅，其会（通“旝”，kuài）如林”。意思是说商朝的军队密密麻麻，军旗招展像茂盛的森林。
《史记》则记载，纣王率领的大军有七十万人。不过这数字实在太惊人，所以自古以来大家一致认为是太史公把“七”和“十”的次序弄颠倒了，也即认为他是把“十七万”错写成了“七十万”。其实就是十七万军队，商纣王应该也拿不出来，因为前面说过，卜辞里商人一次用兵的最高数字不过才一万三千，而且历史学家宋镇豪研究认为，帝乙、帝辛时期殷墟总人口只有二十三万人上下
。当然因为各种史书都说牧野之战中商军是远远多过伐商联军的，所以纣王拼凑出的兵力应该是联军的数倍，很可能是五六万人的样子（按殷墟有十一万名男子再去掉老弱病残来计算）。
在上古时代，双方集合了近十万人会战，已经算是惊天大战了！双方摆好阵势后，各自誓师提升士气，时间就已经到二月二十二甲子日的清晨时分，细雨早已经停了，耀眼的岁星（木星）还停留在天际。这时远道而来的联军一方率先发动了试探性攻击：武王命令太师吕尚和一位百夫长率领百名骁勇战士直冲商军大阵。此举一来是为了显示周人的勇武，提振联军的士气，二来更是在寻找商军阵势的薄弱点。
历史上真实的姜太公吕尚，可不是《封神演义》里仙风道骨的军师，而是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猛将。他率领百余名精兵锐卒，像盘旋的雄鹰般冲向商军，用《诗经》里的原话来说就是“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经验丰富的吕尚一下子就找到商军阵势的“软肋”，并很快在那里冲出一个口子来。周武王见一击得手，迅速下令联军往吕尚撕开的这个口子里突进。
那边纣王也是身经百战并胜多败少的马上君王，何况这次他的军力远多过对方，又是以逸待劳，所以他并不着慌。纣王在后方从容应对，指挥商军加强吕尚冲击部位的防御力量。一时间，两军的战斗仿佛要陷入胶着状态。谁知就在此时，商军阵内的大批士兵突然调转矛头，向纣王所在的中军位置杀了过来！这就是古书中所说的“纣卒易向”。纣王和执政大臣费仲见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当代的一些史学家，都说这些倒戈的士兵是商朝攻打东夷时俘虏来的夷人奴隶，因为朝歌兵力不足，所以纣王临时把他们派上了战场。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依据，只不过是“阶级史观”下的一种臆想，因为在上古奴隶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商纣王当时的军力也超过联军，没必要武装奴隶。其实《吕氏春秋》对此记载得很明白：周人早已经与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以及商朝大臣胶鬲接上头，并积极拉拢他们与周人结成了反纣王联盟；在联军渡过黄河后，武王还与明面上以纣王使臣身份前来探师的胶鬲约定了“甲子日”这个大战的日期。所以牧野之战中部分商军临阵倒戈，完全是微子启和胶鬲暗中策反了部分反纣王的殷商旧贵族的结果。那他们为什么要帮周人打纣王呢？我们知道，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他应该是不满纣王排斥旧贵族而任用地位低下的“小人”的用人制度，尤其是不满自己作为兄长没能继承王位，才勾结周人；至于胶鬲，不知是他本就是周人打入商朝的间谍，还是他不满纣王对自己不够重视。
虽有大批商军倒戈帮助周人，但俗话说得好，“秦桧还有仨好朋友”，纣王的禁卫军和费仲等被纣王提拔重用的大臣及其族军，依旧聚拢在纣王周围拼死战斗。双方杀得是天昏地暗，牧野沟壑里积存的雨水，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战死士兵手中的棍棒，都漂浮在血水之上。这种惨烈景象，就是古书所说的“血流漂杵”。
不过由于部分商军的叛变破坏了商军军阵的整体性，再加上以周人为首的联军不间断地发起猛烈攻势，战至午后时分，纣王和他的亲信们逐渐支撑不住。待到下午，纣王一方彻底崩溃，费仲等纣王亲信大臣被联军俘虏，只有纣王自己逃出战场，退回了朝歌城中。
眼见大势已去、逃跑无望，夜幕降临后纣王在朝歌王宫内的鹿台上抱着大批美玉自焚而死。另一边，胜利者武王则在微子启等倒戈的商朝旧贵族的欢迎下入城。
武王进了王宫，找到纣王的尸身向其射了三箭，又用轻吕剑捅了几下，最后用青铜大钺把纣王的头砍了下来，挂在太白军旗上；随后他又找到妲己等纣王两个妃子的尸体，也是箭射、剑捅其尸身，最后把她们脑袋砍下来挂在小白军旗上。做完这一切，武王才退回城外的联军大营中。
有人可能会问，费仲在牧野之战中与纣王并肩作战并最终战败被俘，那同样受纣王宠信的飞廉、恶来这爷俩，怎么没有出现在战斗里？难道是他们太不讲义气提前逃走了？您还别说，事情真不是这样子：原来飞廉在战前接受纣王的命令出使北方的亲商诸侯国，牧野之战时不在商王畿内；至于恶来，《逸周书》记载牧野大战后两天内，有一股叫“方来”的亲商势力曾向周军发动大规模反扑，结果被周武王派出的太师吕尚击败，很多学者认为“方来”就是“恶来”的讹误。所以飞廉、恶来这爷俩并不是不报纣王的“知遇之恩”，而是一个确实出使在外，一个则在纣王自焚后仍主动攻击周军，不过战败被周人俘虏。
牧野之战后第四天，也即二月二十六日，武王一面派出将领继续在商王畿内外扫荡不臣服的商朝残余势力（先后攻灭99国、征服652国），一面带领周公旦、毕公高、召公奭（shì）、太师吕尚等兄弟和重臣，进入朝歌城商王宫社庙（祭祀土地之庙），举行了“革命大典”，正式宣布周朝取代商朝拥有天下。随后周武王“兴灭继绝”，命商朝王子禄父（后来日名为“武庚”）继续奉守殷商的祭祀，并将原商王畿主体地区和大部分商人遗民封给他。当然为了加以监控，他同时还命令自己的三弟管叔鲜、五弟蔡叔度、八弟霍叔处带兵留驻原商王畿一带，以“辅佐”禄父。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这三人就是周初著名的“三监”。
又过了几天，武王命令主管祭祀的宗祝官在军中设酒宴大宴四方宾客，并祭奠阵亡将士的亡灵，然后撤兵西归。
四月上旬，武王率领群臣、带着大批殷人战俘和海量的战利品，回到周人宗庙所在的岐邑。接下来六天内，他进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告庙祭祀活动。在第一天的“燎祭”仪式中，周人把纣王和他两个宠妃的头颅放在柴堆上焚烧，用袅袅上升的烟气来祭告周人先公先王；第四天，以费仲、恶来为首的百余名商纣王亲信大臣，也被周人杀死当做人牲献祭给周庙；尤其是第三天和第四天，周武王还分封了天下诸侯、方伯，标志他代替商王正式成为天下之主。
不过在此笔者想补充几句的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商末周初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周人书写的，失败了的商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其实应该没有《史记》等书上记载的那么坏，疑古派大家顾颉刚老先生曾经写过考据文章，证明纣王身上的坏事和荒唐事是后世逐步添加上的。在最古老的《尚书》里，周人声讨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收留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六条。近现代的多位历史学者，也对纣王开拓东夷的功绩给予了较高评价。既然真实的纣王没有传说的那么昏暴，那么费仲、恶来等人是不是像《史记》等书描写的那么小人，也要打一个问号了。退一步讲，他们就算不是好人，但至少还是比较符合旧道德的，那就是他们在最后时刻仍为纣王奋战不止，称得上是纣王的“忠臣”了。
且说飞廉结束出使任务从北方返回，路途中突然传来一连串惊天消息，宛如霹雳般在他耳边炸响：周武王纠集联军突袭中原，纣王战败自焚于鹿台，商朝已经灭亡！没几天后他又听说，周武王立了王子禄父做了商人新君，并派几位弟弟率军驻扎在商王畿内加以监视；周武王自己已经带着周军主力和大批商人战俘返回周原，战俘里有自己儿子恶来和同姓费仲在内的纣王亲信大臣百余人！
没想到自己外出公干没多久，天居然变了——国破了、君没了，儿子也沦为敌人的阶下囚，凶多吉少！飞廉震惊、悲痛、愤恨，但却什么也改变不了了。缓过神来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面前——他该回哪儿？
本来如果上面的事情都没发生，他是应该回到朝歌城向纣王汇报出使情况的；但现在纣王已经死了，朝歌城周围还有几位周国王弟带兵驻扎，自己作为纣王驾前排得上号的宠臣，出现在那里肯定是要被捉拿问罪的。飞廉思前想后，决定先潜回自家封地西垂避避风头。
《史记》记载，飞廉回到封地后仍不忘臣节：他在霍太山中筑起一座神坛，招引纣王的魂灵进行祭祀，并郑重其事地向其汇报自己出使的经历和结果。在这当口，又发生了一件神异的事情——在筑坛动土的过程中，一副神秘的石棺显露出来，石棺上还刻着字，内容为“帝令处父（飞廉的字）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上帝命令处父不得参与殷商之乱，特赐你石棺来为家族增光添彩）。等飞廉死后，他就被放入石棺葬在霍太山。
不过《史记》所讲的石棺故事显然神话味太浓了，而且不符合情理：忠心商纣且失去儿子的飞廉，怎么能不向周人报国仇、雪子恨，就甘心这么死了呢？与《史记》记载不同，《孟子》一书和21世纪新出世的清华简《系年》都言，飞廉后来是因参与了反周叛乱而被周人杀死在东海边的。所以真实的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飞廉得石棺、死葬霍太山的桥段，当时他应该是躲在霍太山中厉兵秣马、紧盯天下局势，最终参加了所谓的反周“殷乱”而死的。《史记》之所以记载飞廉“不与殷乱”，很可能是进入周代以后飞廉后裔的秦人为了掩盖自己祖上曾经积极反周的尴尬事实而编造了谎言，这谎言又在秦朝建立后被定为“官方唯一说法”，最终在太史公写《史记》时被收录进书中。
2008年，清华大学从海外回收一批战国中后期竹简，竹简共约2500枚，内容主要为《尚书》逸篇，还包括诗歌、史书、巫祝书等各类型文献。该批竹简在秦朝建立前被埋葬，躲过“焚书”，保留了先秦古籍的原貌，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那么飞廉参加的反周叛乱具体情形如何，他又是如何死在霍太山以东数千里的东海边的呢？且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