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左膀右臂

斗转星移，一晃又是几百年过去，时间到了商朝末期。这时持续约五千五百年的“仰韶温暖期”终于结束，气温再度突变，变得干旱寒冷起来，从此以后中国中原地区基本再未出现亚热带气候环境。而气候的变化，使得不少地方变得不再宜居，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族群不得不向适合生存的地方迁徙，从而加剧了各族群之间的冲突。所以天下又到了大乱和“洗牌”的时候。

据《史记》记载，这时中衍的后代戎胥轩居住在西戎地区，娶了骊戎之女，生下了一个叫中潏（jué）的儿子。这里要注意“戎胥轩”这个名字：其中的“戎”并非是“戎狄”的“戎”，而是“兵车”的意思。翻看过《诗经》的读者应会记得《秦风》中有一首诗就名为《小戎》；其中的“轩”，就是指车辕。可见嬴姓后裔念念不忘自己的驾车老本行。

蒙文通、顾颉刚两位史学大家还曾考证，骊戎最早并不在今天陕西骊山，而在现在晋东南析城、王屋两山之间。另外古时在今天山西临汾市境内有一条河流叫潏水，很可能跟中潏的名字有关。所以戎胥轩、中潏所待的所谓西戎地区，也应在现在晋南一带。

话说中潏长大后同样颇有才干，因此被商王（大约是商朝倒数第二任君王帝乙）封在商朝王畿的西部边陲，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南部的霍太山一带，替商朝抵抗戎狄、保卫西部边疆。后来中潏也娶妻生子，并给儿子取名为飞廉（又写作“蜚廉”），取字为处父。这飞廉的本事与祖先一样，都善于驾车，车子开起来如风驰电掣，因此后世都传说他是“风神”，还说他是一副鸟头鹿身的古怪模样。飞廉时期嬴姓族人又向南发展，据南宋《路史》记载，在今天山西河津市、闻喜县均有飞廉城。飞廉成家后，生下个儿子名革，字恶来。恶来力大无穷，传说他能空手搏虎兕，是古代有名的大力士，后世常用他的名字做勇士的代称。如《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就借曹操之口，称誉猛将典韦为“古之恶来”。此外恶来还有个和他强壮体魄不相称的“特长”，那就是他的嘴像八婆一样，特会说人坏话。

在商末，费昌的子孙中也有一个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那就是费仲，看过《封神演义》小说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奸臣”。《史记》曾言费仲这人嘴巴也很厉害，不过他是精于阿谀奉承；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贪财好利，也精于搜刮钱财。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费仲是个文弱的文官，因为在战国之前中国文职武职并没有严格区分，官员都是平时管理民事，战时统兵打仗。在《墨子·明鬼下》中，费仲是与恶来、崇侯虎（崇国诸侯名虎）并列的“有勇力之人”，可见他同样是个猛将的角色。

与飞廉父子和费仲同时代的商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纣王（严格讲应写作“商王纣”），即死后日名为帝辛的那位了。

末代商王本名受，《尚书》中称他为“商王受”；上古“受”“纣”音近形近可通假，故又写作“商王纣”（如《逸周书》）。稍晚一些古籍抄写颠倒写成“商纣王”，导致后世一些注家误把“纣”当做恶谥。

史书记载，纣王这人脑瓜子非常聪明，力气大得能徒手跟猛兽搏斗。当年他即位之初，也摆出一副“任人唯贤”的面孔，任用有贤明之声的鬼侯、鄂侯（邘侯）和周侯昌（后来的周文王）做了朝廷三公。可很快人们就发现，纣王此举不过是做做样子、拉拢强藩代表而已，他的本性不久即暴露出来：他喜欢喝美酒佳酿，爱好听淫词浪曲，宠爱妃子妲己，还在都城周围的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境内）等地大建离宫别馆，并弄出“酒池肉林”。上面不过是他私生活方面，在军政大事方面，纣王也有很多重磅举措：

其一，他改革祭祀，国家祭典不再列入非商王的其他祖先和天帝、自然神；

其二，他加强王权，排挤旧有的世家大贵族（第一条即为此做铺垫）；

其三，他违反当时的“社会规矩”，执行收容逃奴政策，而不是把逃奴还给旧主人；

其四，他穷兵黩武，不断发动对东夷诸国的战争，向东扩大疆域，掠夺东方的人口、海盐等资源。

有人会有疑问了，成汤不是和东夷建立联盟才灭掉夏朝的吗，纣王怎么又和东夷打起仗来了？原来商朝前期，商夷关系总体确实不错。但是从商朝中期开始，双方出于利益纠葛，说白了就是争地盘，关系逐渐恶化，开始刀兵不断。纣王的曾祖武乙、祖父文丁、父亲帝乙时期，商人主要对商朝西、北、南方向的敌人羌人、方族、召方、盂国等部族方国作战。纣王继位后，上述敌人都已经被严重削弱或暂时解决，于是纣王这时可以腾出手来，将商人的主要打击方向改为东方。文献和卜辞显示，纣王时期与东夷的战争，可以说是商朝与东夷数百年战争的最高潮。

回过头来说纣王的用人。纣王这样能力超群、刚愎自用的君主，自然不喜欢正直的、整天爱在自己耳边叨叨的大臣，他想要的是能无条件听从指挥命令、能给自己搞钱、能让自己玩得好、能帮自己摆脱进谏者的人。于是飞廉、恶来父子和费仲这三位嬴姓的“能人”，就进入他的视野，并很快成为他的宠臣、亲信：他让费仲给自己理财，抓钱袋子；他经常派飞廉和恶来出去监造离宫别馆，还让恶来替自己监视大臣诸侯的言行。

费仲和飞廉、恶来父子为报答“知遇之恩”，都尽心竭力为纣王服务：费仲发挥敛财技能，大肆搜刮民财，让纣王不用担心军费和王室开销问题。飞廉、恶来父子则做起了“恶监工”，严酷监督劳工，把纣王的宫室修建得富丽堂皇；而且恶来也没忘监视朝臣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在纣王面前打小报告。

当然，费仲和飞廉父子的勇力也是纣王非常欣赏的。上节介绍过，甲骨文卜辞里有𰅵族征“人方”（东夷的一支）的记录，那就是纣王十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纣王亲征东夷，耗时达二百多天，经过的重要地点有50多处，规模十分浩大。这样大规模的战事，纣王不可能不带上驾前的费仲和飞廉、恶来父子这三个嬴姓猛将。纣王时期卜辞中参与征人方的𰅵族，应该就是指费仲所率领的费国军队。

纣王十年的这次战争，只是纣王时期对东夷发动的所有战争中规模较大，而且保留信息也最完整的一次。金文和卜辞中还有纣王十五年、纣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商人征伐东夷的记录。纣王这本钱没白下，他对东夷的战争，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果。考古证明，晚商时期的商文化遗址，从商朝中期的山东济南、泗水、滕州一线，推进到山东潍河和沂河一线。而岳石文化分布区即东夷人的地盘则缩小到大致只剩下今天的胶东半岛和鲁东南沿海一带了。因此近现代以来，毛泽东和郭沫若等人，都曾从开拓东南、民族融合角度，大赞纣王征东夷的丰功伟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费仲和飞廉、恶来等嬴族人也算做了一些好事。

不过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纣王对东夷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为一打常常就是经年，不能不严重消耗国力人力。众所周知，打仗就是打人打钱打物资。为了维持长期战争，纣王只有进一步横征暴敛，这又加剧了王朝内部矛盾和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而为了稳定新征服地区，商朝还要留驻兵力，迁徙商民到当地驻守乃至屯田。1963年，考古学家在鲁苏两省交界处山东一侧的苍山县，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上面带有商朝贵族的族徽“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 ”就是纣王二十年征伐东夷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留驻此地镇守的商人将领。因此纣王在东夷的开拓活动，势必会进一步分散商王朝的军力。所以在史籍《左传》中，一直有商纣王征伐东夷导致后来亡国的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意思是纣王对东夷的胜利，赢了战争，却掏空了国家，导致了日后的灭亡。

见纣王越来越不上道，大臣们怨声载道，一些诸侯甚至开始反叛。强势的纣王不思悔改，而是加重刑罚，祭出了“炮烙之刑”，也就是把他讨厌的人抓起来，逼他在火中的铜柱上漫步，结果当然是脚底板被烧焦，人跌进火里活活被烧死。此后百官诸侯敢怒不敢言，越发与商纣王离心离德。

纣王执政十余年后，朝中又出了大事：纣王因为嫌他的一个妃子即鬼侯的女儿不会搔首弄姿取悦自己，就把她杀了，还顺带把她的父亲鬼侯也杀了，并剁成了肉酱。鄂侯知道后，极为愤怒，跑去当面替鬼侯父女喊冤，言辞激烈，纣王一瞪眼把鄂侯也宰了，并做成了肉干。周侯昌听说后，就没敢吭声，据说只是叹了口气，但就这样还是被纣王驾前的另一宠臣崇侯虎打了小报告。纣王于是把来朝的周昌扣下软禁在安阳南边不远的羑里城，一关就是七年。

听说国君被商朝扣押，周国上下急得团团转。《史记》有载，周国的大臣闳夭、散宜生等人各方奔走，搜罗了无数珍宝美女，然后贿赂爱财的费仲，通过他去献给纣王，请求赎回自家主子。另据20世纪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一文记载，当时有九个诸侯反叛商朝，被关在羑里的周昌借机向纣王大表忠心，说能替纣王扫平叛乱。于是收了珍宝、美女的纣王大手一挥，把周昌放出羑里城，并赐予他象征军权的弓矢斧钺，任命他为西伯，让他为商朝讨伐叛乱九邦。这里纣王自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反正周昌打九国无论谁胜，反商势力都将会遭到削弱，当然如果两败俱伤那是最妙的了！

话说这周昌，就是大禹治水时伯益的搭档后稷的后代。周人是和夏人有密切关系的西北部族，所以经常自称“有夏”。在周昌的祖父公亶父（后被周人追封为“太王”）时期，原本弱小落后的他们从豳地（今陕西彬县）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战略上又相对安全的宝地周原岐邑（今陕西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并与姜姓部族联姻，自那以后实力开始迅速发展。周昌的父亲季历东征西讨，将周人的影响力一直扩大到今天山西省境内，因此受到商王文丁（纣王爷爷）的猜忌，被文丁囚禁在库塞（地名）而死。周昌继位后，一度兴兵伐商报仇，却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韬光养晦，重新臣服于商朝。不过暗地里，周昌一直不忘大仇、招揽贤士、收买人心，为将来做打算。

这次周昌被纣王放回国后，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暗下决心定要灭掉商朝。不久他编造神话自称接受了“天命”，开始私下里称王，这一年就被周人算作“受命元年”。随后已经升级为“周文王”的周昌，一方面继续对纣王表示恭顺，一方面大事扩军，组建起总共六个师（长官称“师氏”）、每师两千五百人的部队（当然也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兵制”），并任命著名的姜太公吕尚为“太师”，也即武装部队总司令。接下来周文王打着为商朝平叛的旗号，先后出兵征伐或灭掉了犬戎、密须、丰、镐、郍、石、邘、鹿、黎、崇等多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联络江汉地区的诸侯方国，与他们缔结同盟。通过战争和盟会，周国的影响力逐步达到天下的三分之二。而这时纣王却仍不醒悟，依旧迷信自己“有命在天”。

不过在文王五十年也即文王“受命九年”这年，已经基本为周国做好灭商准备的周文王却驾鹤西去，没能亲眼看到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因长子伯邑考早夭，文王逝世后由他的二儿子太子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上台后，继续励精图治，进一步积蓄力量，准备完成父亲灭商兴周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