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杀伯益
——家天下代替了公天下

华夏集团联合东夷集团消灭了苗蛮集团后，他们两家就开始互相争斗起来。

话说大禹击败三苗后，慢慢陶醉于权力的滋味，身上的“公仆”意识逐渐淡漠，开始耍起共主的威风。如《国语·鲁语下》记载，大禹晚年在会稽山（今安徽怀远县涂山）举行诸侯大会时，有万余国国君（其实就是酋长）来朝，防风氏之国的君长仅仅因为来迟到了，就被大禹给咔嚓掉了。同时大禹还起了私心，积极发展个人权势，尤其是暗中培养自己儿子启的势力。

另据《史记》记载，大禹正是在会稽之会后驾崩的。他死后，先由伯益代替他执政。等大禹的儿子启三年守丧期满后，谦恭的伯益就把大位让给启，自己则躲到箕山（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之南；天下诸侯也觉得伯益资历较浅，而认为启贤能，于是都舍弃伯益转而前往朝拜启。启因此代禹而立，定都阳翟（文献称在今河南禹州，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即今河南新密市东刘寨镇新砦遗址），夏朝自此建立，中国历史也进入“家天下”时代。

按《史记》的说法，启接老爸大禹的班是因为天下诸侯都认同他，而不认同伯益。不过古籍《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以及上海博物馆1998年收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上的记载，却与《史记》大相径庭。

益干启位，启杀之。

——《古本竹书纪年》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战国楚简《容成氏》

以上这三本书都说是启纠集同党，攻打并杀死了伯益，才夺取了天下共主之位。《史记》的记载很“和谐”，《竹书》《韩非子》和《容成氏》的记载很血腥，不过后者的说法恐怕更符合真实的历史。

说起来部落/方国联盟首领的推选制在上古应该一度真实存在过。比如在隋唐时期，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契丹人分为八部，契丹可汗就是由八部推选出来的，直到唐末耶律阿保机杀死其他七部首领、建号称帝才结束。由此推想，原始社会末期有“禅让制”（联盟首领推选制）也在情理之中。但四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中原和东夷地区私有制已经完全确立，部族或方国酋长的位子也已经普遍是世袭的了。部族或方国酋长们慢慢又发现了做联盟首领的好处，自然有不少人想把这个位子据为自己和家族所有，因此开始了武力争夺联盟首领的斗争。

其实不但夏启代禹极可能是通过武力手段击败伯益，连禹代舜、舜代尧，很可能都已经有武力因素在里面，因为《古本竹书记年》还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也记载“舜逼尧，禹逼舜”。

前面说过学者多认为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传说中唐尧的都城平阳。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考古人员在陶寺末期遗址发现了残酷的战争迹象：宫殿被夷平，墓葬被捣毁，城墙被废弃，还有大量人骨上明显有伤痕，甚至缺胳膊少腿没有头。这说明尧舜禹时代绝非后世儒家、墨家所盛称的黄金时代，而是一样充满冲突和杀戮。

伯益这个酋邦的酋长都被杀，那整个部族必然也遭受了重创。不过因为旧的传统的影响很大，这时依然有部族方国不服夏启破坏“公天下”的恶劣行径，大胆地公开站出来声讨，它就是有扈氏（当时位置在今河南原阳西南）。

因为司马迁在《夏本纪》的末尾提及大禹后裔的封国中有“有扈氏”，所以古人多以为这个反对夏启武力夺位的有扈氏是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部族或方国。但这种说法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有扈氏是夏启的同族，它为什么要胳膊肘往外拐，极力反对本族人得天下呢？难道它真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以至于认理不认亲？

夏人把君主称作“后”，所以其部族被称作“夏后氏”。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历史大家顾颉刚考证认为，“扈”的本字其实应该写作“雇”。懂点儿古文的人应该知道，“隹（zhuī）”字在甲骨文里写作“ ”，就是一个鸟的形象；而“雇”在甲骨文里写作“ ”，正好像一只鸟儿飞到门户上。《说文》解释，“九雇”就是指提醒百姓农时的候鸟。所以有扈（雇）氏自然是一个崇拜鸟的部族！有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本章第一节我们介绍少昊的时候曾经说过，少昊部族中即有一个“九扈”部。因此现在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有扈氏其实是当初少昊部落的一个支系，也即东夷嬴姓方国。弄清了这点我们就明白有扈氏为什么要站出来反对夏启做“天下共主”了——原来它是在替同为嬴姓的伯益一族抱不平，要替东夷人出头反抗西夏人的统治啊！

对于夏启来说，出头的椽子当然要及时砍掉，否则这共主就做不下去了。于是他聚集拥护自己的部族方国北上讨伐嬴姓的有扈氏。有扈氏也不示弱，当即出兵迎战。

要说明的是，上古时代其实并没有常备的正式军队，部族成员都是闲时种田渔猎，战时抄家伙上阵，也即所谓的“民兵制”；那会儿一个部族或方国的人口也很少，一般多则大几千，少则数百，能出动的男丁也就上百近千人而已，两国打仗其实就像明清时期两个村子械斗的规模。至于当时的夏后氏，如果占地100万平方米的新砦遗址真的是启的都城阳翟的话，按每户占地160平方米的标准计算，约有三万人，妥妥是当时的大国了。说完人口再说兵器，据考古研究，夏代虽然出现了青铜兵器，但数量较少。所以启伐有扈氏时，双方大多数部族战士都还是拿着石斧、石矛互砍互刺。

历史学家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对27座龙山中晚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进行研究，按每户（五口人）占地160平方米的标准推算古城中的人口，得出如下结论：“其中300人以下的城邑有5座，500～900人的城邑有5座，1000～1700人的有9座，3000人左右的有4座，4000～4500人的1座，5000人以上的有3座。……统观之，当时1000～1700人的中等城邑比较多，若均衡27座古城的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上下。”

至于这次战争的结果，据《吕氏春秋》记载，挑起战端的夏人却没能从有扈氏那里讨到便宜，可见有扈氏的实力应该也很雄厚。于是夏启退而“修德”，实际肯定是充实军备、加强训练、联络盟邦。

一年后，夏启再次纠集族众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今河南郑州西）。战前，夏启发表了一番措辞强硬的战前讲话来提振本方士气，他声称对方不敬老天、怠慢臣下，并严申赏罚，要求己方将士奋勇杀敌。这就是《尚书》中的《甘誓》篇。在《甘誓》篇中夏启还提醒战士注意战车的使用，不过这应该是后世的附会，因为考古证明夏代并没有人工驯养的马与马车，当时的战争形式还都是步战。

这次甘之战终于以夏启完胜告终，随后他乘胜追击，嬴姓有扈氏的部分残余力量被迫向东北方向也即东夷腹地逃窜，逃到了秦地也就是今天河南范县，大约是跟伯益残部会合去了。

此战后，夏启把俘虏的有扈氏部众罚为牧奴，并让自己本家的姒姓贵族占据了原有扈氏的领地，这就是史书上所指的顾（雇）国。所以《史记》中太史公才说有扈氏（顾国）是姒姓方国，以至于后世不少人误以为甘之战是姒姓人的内斗。

强大的嬴姓有扈氏几乎被夏人灭族，包括东夷诸部在内的四方部族方国无不震惊恐惧，纷纷到钧台（在今河南禹州）朝拜夏启，等于被迫承认了方国联盟首领由夏后氏君主世袭的做法。这就是著名的“钧台之享”。如此一来，“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联盟首领宝座变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启所在的、原本是天下万邦之一的夏后氏也凌驾于各邦之上，成为盟主之国。

为了维持盟主地位，夏启一方面大量设置官吏，古书中散见的有“六卿”“三正”“庖正”等官职名称，史称“夏后氏官百”；另一方面他还制定刑罚、设置监狱，并建立了王室卫队这样的少量常备军（主要由脱产的上层贵族和亲信奴隶组成）。就这样，夏后氏由酋邦方国升级转化为早期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并非像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一个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产物，而是一个部族压迫其他部族的产物，不但夏国的建立是如此，商、周都是这样。当然大家还会发现，由于这种国家由部族发展而来，它管理社会的国家机器也都是从宗族的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同时作为盟主的夏国虽然直接管理的只有本国土地和民众，但它还通过武力征服、文化宗教吸引和吸收部族方国首领入朝为官等形式来间接统治周边各国各族，迫使他们臣服自己、纳贡服役、战时协同出兵等。于是传统上就称由凌驾各国之上的夏国及其统治下的各国各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为夏朝。 0i085dx5Vx4nGX8q1EhhG1detgjVabfQfjd2MxHLFVj1qyDzlyGsb8dssn5rL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