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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汉武帝年代时期，掌管汉室历书、天文、祭祀等。早年曾游历四方，广见而博学，其父司马谈，为司马迁的上一任太史令，司马谈病逝之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司马迁任太史令以来，兢兢业业，本分勤勉，可他毕竟只是一介文官，所交之人也多是与他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其父司马谈虽然在官多年，累积过一些政治资源，但是人走茶凉，更何况那些稍有分量的人物，大多退的退，亡的亡了。每逢午夜，司马迁趴在眼前堆积如山的竹简上，不由感叹人生多磨难，草木怯逢秋。即使自己熟知历史，满腹经纶，可面对政治的残酷、身份的卑微，只能仰天长叹，涕泪长流。政治，永远不是他们这些书中君子所能玩转的，身在朝中，唯求一世平安，这或许就是他一个太史令最该有的归宿。
政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恋爱，关键要看你能不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遇对特定的人。
不需急，司马迁，命运在向你招手，一场盛大的政治爱恋正徐徐向你走来。
对于倪宽的召见，司马迁很是意外。虽然二人同朝为官，但倪宽是朝中重臣，位高权重，而司马迁虽官至太常，但地位和那些底层上班打卡的公务员没什么区别。所以，二人平常上朝，也就是个点头之交而已，倒不是谁瞧不起谁，只是一个搞政治的和一个做学问的确实难易撞出火花。因此，当司马迁闻得御史大夫紧急召见他时，难免会一头雾水。不过，疑问归疑问，司马迁见御史大夫有请，也不敢延误，简单收拾一下便去了倪府。
还未进倪府大门，倪府管家就早早候在了门外。一见司马迁前来，管家急忙上去，双手作揖谦恭地迎进府里。这让司马迁这个底层公务员受宠若惊。要知道，在汉朝，一个御史大夫的管家，无异于现在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秘书，在等级观念盛行的古代，这一职位，在一般的官员面前是可以横着走的，今天竟对他司马迁毕恭毕敬，这叫人如何能不惊讶？
对于司马迁的到来，倪宽显然已候多时。一番谦让，宾主落座，家长里短闲聊了一通后，司马迁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倪宽看两人已聊得熟络，便说：“今晚夜色真美啊，我们出去赏赏月如何？”
司马迁顿感诧异，暗自琢磨道：这倪大人半夜三更地把我叫来，难道就是为了和我拉拉家常、看看月亮吗？
司马迁不晓其中之意，但也不便推辞，于是起身随倪宽来到窗外。只见一轮满月悬挂天际，又圆又大，冰清玉洁。
倪宽率先开口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初八了吧？”
司马迁说：“是，今天正是初八。”
倪宽不言，却轻轻叹了一口气。
司马迁见状，忙便问：“倪大人有心事啊？”
倪宽说：“初十，本是月亮半圆之际啊。”
司马迁说：“是啊，我大汉使用《颛顼历》久矣，时令偏差已成必然，可身为人臣，皇上不放话，我们有力也使不上啊。”
倪宽听出了司马迁话语之中的无奈，便说：“倘若圣上开得金口，你能否改制出一部适时的新历来呢？”
从进门到现在，司马迁一直被倪宽搞得云里雾里，此刻才算明白要他来的真正目的了。这样再好不过，父亲终其一生未实现的愿望，不经意间降在了他的头上，作为一名历官，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呢？
有人不禁要问，改制新历怎么会是司马谈的毕生愿望呢？这话还得从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刘恒身上说起。
当年刘邦于不惑之年出道，半生打拼，在刀光剑影中完成大一统基业，建立了大汉王朝。此时的汉朝是无比年轻的，浑身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半生的征战，刘邦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不知是惰性使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总之，汉朝一切沿用秦制，官服还是秦朝设定的黑色，官职也是一公九卿、郡县乡亭那些叫法。秦始皇一统天下之际，独尊《颛顼历》，刘邦照单全收，就连秦时十月为岁首也都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下来。
到了刘恒这一辈，汉朝出了一个少年天才贾谊，十八岁的时候，贾谊就以博古通今闻名于郡中。河南太守吴公是个爱才之人，闻得郡治里有如此杰出之青年，便招揽过来，收入门下。后来，刘恒提拔吴公为廷尉，贾谊得以一同赴京。吴公知这贾谊乃大才之人，必不是自己“池中之物”，于是，就将贾谊举荐给文帝刘恒。刘恒亲测之后，发现这年轻人真有两把刷子，封其为博士，不久更是追升到太中大夫，也算是创造了一个汉代政界的奇迹。从此，贾谊就开始了上朝听政的政治生涯。
人言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贾谊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改秦时的制度和官服，以形成大汉自己的风格。之前，被刘邦拜为博士的叔孙通曾制定过一套一切从简的朝仪制度，其余的就是啃秦时剩下的骨头了。贾谊的这次改制，就包括了重新修历。但后来不知是何种原因，除更改法令外，其余全被刘恒压了下来，于是历法改革之事也就被搁置了。再后来，贾谊因政事得罪了当时的丞相周勃和太尉灌婴，受到打压，最后郁郁而终。
至此，关于历法的更改，一直到武帝时期，再没人提起过。
后来，司马谈为什么要把改制新历当作自己的毕生愿望呢？原因有二。
其一，汉时的文武百官晋升极不公平，有的可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如贾谊、卫青；而有的终其一生得不到提拔，默默无闻便是他们的归宿，如司马谈。若论抛头露面，提拔速度最快的要数武将和顶层文官，这两类人中，加官晋爵的不计其数。原因是文景时期，朝中内有霍乱，外有匈奴虎视，导致近卫侍从和沙场驰骋者格外吃香。要论这最苦闷的职位，非历官、司仪莫属。于是，这些人员就鲜有问及了。可谁又甘心这样一直沉默地混下去呢。司马谈虽说是个没啥脾气的好男人，但也经不住岁月的蹉跎啊，谁还不想干出一番光耀门庭的大事来？但他这个职位，要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能是研制新历了，此外还真没什么盼头。
其二，若论中国最能开创未来的人，那非文韬武略者莫属，这类人多数做了皇帝。可要论最有理想的人，这个奖杯一定要颁给中国的文人。君不知，自古文人多思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概是每个文人秉烛夜读的最大动力了。文人最怕什么？最怕满腹诗书烂在肚子里，一腔理想消磨在岁月中。司马谈终其一生，没有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远大抱负。
可惜可叹的是，司马谈一直到死，都没有等到皇上下令制历的那一天。
当然，司马谈还没执拗到一生只在一棵树上吊死。制历无望之后，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书。然最终年岁不饶人，这个理想至死也没能完成。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终其一生未能实现的两大愿望，竟然全在他儿子司马迁的手上完成了。
且说司马迁得知倪宽有意让他改制新历后，马上从座位上惊起。他知道，人生有没有出路，职场有没有功绩，全在倪宽这一句话里了。想到这，慌忙匍匐于地，慷慨陈词道：“若能为大汉朝制作新历，我定当全力以赴，万死不辞。”
倪宽看着跪拜在地的司马迁，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将司马迁扶起，邀入后室，备置佳肴，摆酒畅叙，折腾了一个晚上，才算进入正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