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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伏波将军马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斯人距今，将近两千年了。当今之世，桂林伏波山上有座伏波楼；湘西沅陵，青浪滩之北岸有座“汉伏波将军庙”；马援故里扶风县茂陵山有伏波祠，麦浪围绕着的马援墓之东是“东伏波村”，西边是“西伏波村”。
西汉后期，社会动荡，马援家境贫寒，离家出走，就边郡（今庆阳西北）田牧，数年辛劳，富起来了，便将几千头牲畜与数万斛粮食尽散与穷人及故旧，后闻说割据于陇西的隗嚣谦恭好士，便去依附。隗嚣见重马援，委派他去称帝于蜀的公孙述处探察底细。
马援与公孙述原是同闾里的密友，可这次相见，公孙述却摆起皇帝的谱儿，排开銮驾旄骑，盛陈卫士、侍从，而后才安排马援入见，且表示“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马援觉得在天下动荡之际，摆弄花架子，“如偶人形”，便及时告辞。返回后，他对隗嚣说道：“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专意东方”，即结好东边的皇帝刘秀。隗嚣又让马援带书信赴洛阳，想再了解一下刘秀那边的情况。
从洛阳返回后，隗嚣与马援同榻共卧。谈及京师得失，马援说道：“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宴语，自夕至旦。才名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雅信马援，公元29年末，便差长子隗恂赴洛阳，名义上是“遣子人侍”，实际上是隗嚣表示臣服的人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马援是作为隗恂的随从人员进入洛阳的。刘秀批准他率领宾客屯田上林苑中。
问题是，自封为“西州上将军”的隗嚣，本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隗器逐渐与汉离心离德时，马援多次去书规劝；而隗嚣反而怨恨马援背叛自己，得书而益增其怒。隗嚣发兵拒汉，当其野心膨胀到连自己儿子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时，马援不得不上书刘秀：
我与隗嚣原本是真交朋友，当初派我东行洛阳，亲口说只要我认可，他即专心事汉；我返回后以赤心相报，实打算引导他向善，丝毫没有教唆他从恶。可隗嚣自己怀有奸心，满腹怨毒，“盗憎主人”，而今反而全归罪到我的身上。对于这些我要是不说，圣上就无法知道。希望圣上能接见我，面陈消灭隗嚣的办法。即使为消灭隗嚣让我去死，我也接受。
刘秀即召援计事。马援为其支出的高招是“离嚣支党”，先从其内部分化。刘秀果断地调拨一支军队，让援去嚣的后院展开工作。马援长期生活于陇右，与嚣部文臣武将极为熟悉。“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很快搞得隗嚣那边人心离散，凝聚力大减。自此，马援成为隗嚣问题专家，汉室“诸将每有疑义，更请呼援，咸敬重焉”。
32年，汉军反攻隗嚣，双方激战，步步艰难。闰四月刘秀亲征，兼程西行至漆（陕西彬县），因为临近前线，诸将以“不宜远入险阻”竭力地劝阻刘秀，搞得刘秀一时间无所适从。举棋难定时，刘秀便召来马援咨询，援认为嚣之“将帅有土崩之势”，为便于刘秀直观、清晰目前形势，“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看罢非常高兴：“虏在吾目中矣！”（当代军旅所使用的沙盘，或许就是受马援“聚米为山谷”启发的）。经过4年多的征战，歼灭了隗嚣集团，陇右终于归汉。
在那个复杂簸荡的时世，马援之归汉是水到渠成，他的抉择是慎重的，真诚的，深远的，也是明智的。
35年，援任陇西太守，击破先零羌，嗣后连续作战，“援中矢贯胫，帝玺书劳问，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40年，交趾郡（越南北宁）女子征侧起兵叛乱，翌年，援任伏波将军率兵征讨。“伏波”者，平息动荡波涛之意，马援55岁获此殊遇，足见刘秀对他是很信任、很器重的。41年秋，马援斩了征侧，振旅还京才一个多月，匈奴又入侵上党、天水、扶风，马援请行，光武许之。
出师之日，百官送行。马援对送行的黄门侍郎梁松、窦固说道：“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梁松是皇帝的女婿，窦固是权势炙手的皇亲，他们奢侈放荡，恃强凌弱，马援早就耿耿于怀，趁此机会，忍不住旁敲侧击地劝说了几句。正气直行者，对邪恶之风往往是很难忍耐的。
48年，武陵五溪蛮叛乱，光武命李嵩、马成征讨，大败而归。马援见光武如坐针毡，又一次请缨出征。光武见他须发尽白，年逾花甲，没有表态。马援激动地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说：“你可以试试看。”援执刀上马，据鞍顾眄，威风凛凛。光武笑曰：“矍铄哉，是翁也！”于是，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挥师武陵。
军至下隽（今湖北通城西北），通往武陵蛮藏身处有两条道路：从壶头（山名）则路近而水险，从充（湖南桑植）则途夷而运远。耿舒主张走充道，援认为这样“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为慎重起见，两种意见上报朝廷，光武批准了马援的方案。军进壶头，蛮方则“乘高守隘”，该地“水疾，船不得上”，加之天气异常炎热，士卒多疫死，援也染病。蛮人趁此形势发挥其长，动辄升险鼓噪，令汉军处于紧张状态。每当此时，马援“辄曳足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
耿舒一直为自己的方案未被采纳而迁怒于援，便将前线的窘况写信告知兄长耿算。信中称自己有先见之明，指责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耿算乃汉家中兴“首创大谋”的重量级人物，得到弟弟的信，“奏之”。光武听后很生气，便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因代监军”，代表自己去责问马援。梁松赶到前线时，刚巧马援病故。驸马爷梁松为报宿怨，对献身于前哨的马援“因事陷之”。光武得报大怒，追收了当年授予马援的“新息侯印绶”，并打算进一步从严处置。众臣心知内情，惶惑之外，谁也不敢吭声。
马援家族面临灭顶之灾，不敢将裹尸而还的马援葬于家乡的墓地（扶风县东30里的古茂陵），为掩人耳目，只好草草地掩埋在县城西边10里的荒地里。马援之妻与侄子马严，“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梁松信里显然列有这样一条：坊间早就传说马援当年自交趾班师，私自载回过一车“明珠文犀”，所以这次在武陵，贪心复萌，也就像西域贾胡那样，不尽力作战，一再地贻误军机。
交趾出产薏苡，其果仁即薏米。薏米卵形，灰白色，与珍珠的形色有点相似。薏米常食可使身体轻健，并可抵挡南方瘴气。马援带回的薏米被人诬之为珍珠文犀（泛映文彩的犀牛角），使刘秀忽然悟到：马援当初那么多牲畜、米谷都轻易散人，我的赏赐也都分送下属，而今深人蛮境，出生入死，会贪图什么珍珠文犀吗？这件事的后边，可能另有名堂。于是，“帝意稍解”。
帝意得以稍解，不仅仅是由于马援妻侄草索相连，上书申明冤情，另有一条众所忽略的重要因素：在黑云压城、满朝文武噤若寒蝉的境况下，前云阳县令朱勃，坚定地踏着司马迁140年前为李陵辩护的老路，毅然决然地诣阙上书。其文就事罗列，仅述列援之简历而已（且摘录于下）：
窃思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旁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缴封侯之福耶？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惟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召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泉涌，势如转规，遂解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22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
朱勃与马援同郡，当年伺候过援兄马况。马援封侯时，朱勃依旧是个小小的县令。贵幸之马援，也不在意朱勃。可在马援蒙冤之际，年逾花甲的朱勃竟以这样的文字上书光武！正是这字字千钧的回忆与陈述，才打消了光武帝进一步处置马援三族的念头。
令人感慨的是：天意怜援，以勃为证。倘无朱勃，现在进入21世纪，天南地北（包括越南），还可能找到马伏波的征战痕迹吗？而刘秀，也不愧是帝王里的佼佼者。梁启超称赞他“简直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刘秀若是寻常帝王，朱勃上书的收局，只恐怕连司马迁还不如。
刘秀是近乎完美的君主，马援是智勇忠忱的将军，两美并峙，怎么就酿成了这样一桩并不深奥的冤案呢？
面对这一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将症结归到了“马革裹尸”的马援身上，认为马伏波不懂得“功成名遂身退”的道理，老而无厌，恃强逞能，最后是自取其辱。如此评论，会不会是有感而发呢？这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推重刘秀，认为“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然而，封建朝廷本身就是一张诡谲莫测的大网络，到处有陷阱，隐伏着杀机，即使英明杰出如刘秀者，在功过善恶的辨析上也可能有失慎蹈虚的时候。现实中有些矛盾纠葛，从来是无法彻底厘清的。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不管怎么说，伏波将军马援，人们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宝鸡日报》2015.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