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结束后,中央1935年10月落脚于陕北。由此,这里聚集了一群坚强如钢铁的人们,致使延安产生出强大的“磁性”,孕育出无可比拟的诱惑力。天南地北追求光明的热血儿女向往延安,纷纷从各地奔赴这一方神奇的黄土地。这在1937年、1938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有280人,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则输送了2288人……一伙伙、一串串投奔延安的队伍里,有十分之三的知识女性,其中有女大学生、抗婚者、将门后裔、著名演员、豪门闺秀、小家碧玉、侨商之女……她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向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那时节的延安,并没有人倡导爱情,更没有谁将婚姻二字摆到会议上,写在文件上,平时也不常诉诸言谈之间。然而,一桩接一桩的婚恋、一宗连一宗的喜事,像春风春雨后的野花一样,茁壮、频繁地绽放于延河两岸。
陕北13年,爱情故事有多少,从来也没有谁详细统计过。其中出名的有:卓琳,邓小平;薛明,贺龙;黄杰,徐向前;浦安修,彭德怀;叶群,林彪;杨炬,王树声;傅涯,陈赓;谢雪萍,张学思;汪荣华,刘伯承;王光美,刘少奇;林月琴,罗荣桓;郝治平,罗瑞卿;于若木,陈云;朱仲丽,王稼祥;王新兰,肖华;苏菲,马海德;陈真仁,傅连暲;谷羽,胡乔木……
身经百战、出生人死的战将们率先成为女性注目的着落点。
抵达延安后,战将们的第一轮婚姻,是与为数不多的从长征中患难过来的女性(参与长征的多数女性为战争风云所吞没)迅即成家。漫漫征途中,他们生死相携,风雨同舟,频仍不断的烽火征程无形中充当了“红媒”,抵达延安而成婚,属于水到渠成。
第二轮姻缘,是战将们与各地汇拢而来的知识女性的婚恋。那个年月,在偏远贫瘠的陕北,女性年轻而具有文化,尤其令人瞩目。男性对知识女性难于掩饰的神往与倾慕,被当地老乡看在眼里,编成民歌:
三八枪,带盖盖,
谁说咱八路军没太太?
等到革命成了功,
一人一个洋学生。
知识女性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和愿望热情地来到延安,在延安这块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著名战将们的业绩最是引人注目。女性们搜索与倾慕的视线,不能不集中在这一群民族精英的身上。这是天造地设的特定格局,是特殊环境下的必然抉择。
延安时期,总体的精神面貌呈现出一个“桃花源”式的新境界。这地方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有的是纯洁、神圣的婚恋生活和爱情画面。这洁净新鲜的风气,显示着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心理深层结构,也展示出革命根据地自信、自强、自尊的主体格调,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最是难能可贵的一页。
战将们的婚恋,有如下特征:
速战速决——男子已进入中年,硝烟烽火中很少有过婚恋。男儿女儿为着同一目标来到延安,大前提一致,心有灵犀,导致其恋爱过程一拍即合,从不拖泥带水。
婚事简朴——女子不过于修饰,天然如出水芙蓉;男子稳健而凝重,不尚巧言,也不炫富(无富可炫),无所谓门当户对。这种亘古罕有的简练结合,衬托出了延安婚恋的大度、真诚、简美。
蜜月倏忽——因战事频仍,常见成婚一两天或三五日后,便“挥手自兹去”,男儿一人或夫妻二人,“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大旗”,勇敢地踏进了远方的烽火硝烟。
其间还有一点尤其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战将之恋,毛泽东的态度一概是“玉汝于成”。为战将在延安成个家,是整个革命队伍于蛰伏中酝酿生机与活力的一着妙棋。延安时代那么多珠联璧合式的姻缘,只要漏出一线希望的光芒,毛泽东则竭力成全,或主动牵线,或上门祝贺,或设法促成,这在一切伟大人物的阅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舒朗、自由的天地间,鬼使神差吧,众多情侣便不由自主地踱近了延河,陶醉在延河边上,日夜不息的延河也就焕发出多姿多样、扑朔迷离的浪漫色彩。
谢雪萍出现时,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突然勒马嘶立于延河边上;罗荣桓每天黄昏策马渡河,与林月琴约会;杜惠、郭小川;丁雪松、郑律成;石澜、舒同;伍真、黄正光;董慧、潘汉年……弯弯曲曲的延河畔,到处留下了双双对对幸福的印迹。夜间的站哨巡夜者,时见蒙古族女英雄乌兰和男友克力更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紧紧拥抱,吻声唼喋,直至深夜。女同学开始看不惯,背后悄悄议论这乌兰太“黏糊”了;可心底里,又对乌兰羡慕得不行,有的在夜里故意坐在距他们不远不近之处,暗暗地分享那缱绻缠绵之乐……在这里,倒是验证了罗曼·罗兰针对人性说过的一句点穴之言:“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
延安时代,革命与解放是近义词。正因为如此,真革命与大浪漫、大自由并不讲求什么物质条件,它只是人性的一种质朴至纯的表达,是历史大格局里的一种正常、和悦的精神现象,美轮美奂,又天经地义。也无妨这样认为,人间的爱情在延河畔化作了众多年轻人命运里最有力、最强悍的塑造者,演出了革命生涯中最生动、最卓越的一幕。
延安时代的男男女女,是从黑暗社会里迸溅出的火花,是从腐土里崛起的新芽。这么多的优秀儿女“有缘千里来相会”,同时也铸就了重大的、一辈子也无法割舍的政治渊源。闻一多说过,“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便是出土的僵尸”。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爱情“血液”一如延河之流水,蜿蜒曲折,谁也说不清其流程中周折、跌宕的方向与方位,即便是杰出的当事人,谁也无法预见日后与将来,究竟会潜伏着什么样的前景。
爱情,善于在艰难中结盟,乐于在危险中漫游,也易于在幸福中迅速变易,发生异化。男人有了一个好女人,在常人眼里,便是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好的,可遗憾的是,这“美好”的因子在男女双方的身上水一样稍纵即逝,无法固定。
比如,江青、叶群这样的女性,成婚于延安时,政治意向很可能是朦胧的,也许并未决意要介人政坛,染指权力;而是在以后的生活里,眼看着身边人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也才渐渐地萌生了尝尝权力那一坛“老酒”、品品其间滋味的欲望。酒入襟怀,经久成瘾,足以移人性情。最后的收局是江青自裁于秦城监狱,叶群焚毁于温都尔汗。这两个地方,距延河是太遥远了。
历史进程是不可抗御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岁月之刀的无情切割之下,情爱姻缘之美质的流失一如大浪淘沙,风扫落叶,滞留实难。
《党员文摘》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