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曾是爱之河

长征结束后，中央1935年10月落脚于陕北。由此，这里聚集了一群坚强如钢铁的人们，致使延安产生出强大的“磁性”，孕育出无可比拟的诱惑力。天南地北追求光明的热血儿女向往延安，纷纷从各地奔赴这一方神奇的黄土地。这在1937年、1938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有280人，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则输送了2288人……一伙伙、一串串投奔延安的队伍里，有十分之三的知识女性，其中有女大学生、抗婚者、将门后裔、著名演员、豪门闺秀、小家碧玉、侨商之女……她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向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那时节的延安，并没有人倡导爱情，更没有谁将婚姻二字摆到会议上，写在文件上，平时也不常诉诸言谈之间。然而，一桩接一桩的婚恋、一宗连一宗的喜事，像春风春雨后的野花一样，茁壮、频繁地绽放于延河两岸。

陕北13年，爱情故事有多少，从来也没有谁详细统计过。其中出名的有：卓琳，邓小平；薛明，贺龙；黄杰，徐向前；浦安修，彭德怀；叶群，林彪；杨炬，王树声；傅涯，陈赓；谢雪萍，张学思；汪荣华，刘伯承；王光美，刘少奇；林月琴，罗荣桓；郝治平，罗瑞卿；于若木，陈云；朱仲丽，王稼祥；王新兰，肖华；苏菲，马海德；陈真仁，傅连暲；谷羽，胡乔木……

身经百战、出生人死的战将们率先成为女性注目的着落点。

抵达延安后，战将们的第一轮婚姻，是与为数不多的从长征中患难过来的女性（参与长征的多数女性为战争风云所吞没）迅即成家。漫漫征途中，他们生死相携，风雨同舟，频仍不断的烽火征程无形中充当了“红媒”，抵达延安而成婚，属于水到渠成。

第二轮姻缘，是战将们与各地汇拢而来的知识女性的婚恋。那个年月，在偏远贫瘠的陕北，女性年轻而具有文化，尤其令人瞩目。男性对知识女性难于掩饰的神往与倾慕，被当地老乡看在眼里，编成民歌：

三八枪，带盖盖，

谁说咱八路军没太太？

等到革命成了功，

一人一个洋学生。

知识女性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和愿望热情地来到延安，在延安这块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著名战将们的业绩最是引人注目。女性们搜索与倾慕的视线，不能不集中在这一群民族精英的身上。这是天造地设的特定格局，是特殊环境下的必然抉择。

延安时期，总体的精神面貌呈现出一个“桃花源”式的新境界。这地方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有的是纯洁、神圣的婚恋生活和爱情画面。这洁净新鲜的风气，显示着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心理深层结构，也展示出革命根据地自信、自强、自尊的主体格调，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最是难能可贵的一页。

战将们的婚恋，有如下特征：

速战速决——男子已进入中年，硝烟烽火中很少有过婚恋。男儿女儿为着同一目标来到延安，大前提一致，心有灵犀，导致其恋爱过程一拍即合，从不拖泥带水。

婚事简朴——女子不过于修饰，天然如出水芙蓉；男子稳健而凝重，不尚巧言，也不炫富（无富可炫），无所谓门当户对。这种亘古罕有的简练结合，衬托出了延安婚恋的大度、真诚、简美。

蜜月倏忽——因战事频仍，常见成婚一两天或三五日后，便“挥手自兹去”，男儿一人或夫妻二人，“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大旗”，勇敢地踏进了远方的烽火硝烟。

其间还有一点尤其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战将之恋，毛泽东的态度一概是“玉汝于成”。为战将在延安成个家，是整个革命队伍于蛰伏中酝酿生机与活力的一着妙棋。延安时代那么多珠联璧合式的姻缘，只要漏出一线希望的光芒，毛泽东则竭力成全，或主动牵线，或上门祝贺，或设法促成，这在一切伟大人物的阅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舒朗、自由的天地间，鬼使神差吧，众多情侣便不由自主地踱近了延河，陶醉在延河边上，日夜不息的延河也就焕发出多姿多样、扑朔迷离的浪漫色彩。

谢雪萍出现时，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突然勒马嘶立于延河边上；罗荣桓每天黄昏策马渡河，与林月琴约会；杜惠、郭小川；丁雪松、郑律成；石澜、舒同；伍真、黄正光；董慧、潘汉年……弯弯曲曲的延河畔，到处留下了双双对对幸福的印迹。夜间的站哨巡夜者，时见蒙古族女英雄乌兰和男友克力更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紧紧拥抱，吻声唼喋，直至深夜。女同学开始看不惯，背后悄悄议论这乌兰太“黏糊”了；可心底里，又对乌兰羡慕得不行，有的在夜里故意坐在距他们不远不近之处，暗暗地分享那缱绻缠绵之乐……在这里，倒是验证了罗曼·罗兰针对人性说过的一句点穴之言：“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

延安时代，革命与解放是近义词。正因为如此，真革命与大浪漫、大自由并不讲求什么物质条件，它只是人性的一种质朴至纯的表达，是历史大格局里的一种正常、和悦的精神现象，美轮美奂，又天经地义。也无妨这样认为，人间的爱情在延河畔化作了众多年轻人命运里最有力、最强悍的塑造者，演出了革命生涯中最生动、最卓越的一幕。

延安时代的男男女女，是从黑暗社会里迸溅出的火花，是从腐土里崛起的新芽。这么多的优秀儿女“有缘千里来相会”，同时也铸就了重大的、一辈子也无法割舍的政治渊源。闻一多说过，“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便是出土的僵尸”。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爱情“血液”一如延河之流水，蜿蜒曲折，谁也说不清其流程中周折、跌宕的方向与方位，即便是杰出的当事人，谁也无法预见日后与将来，究竟会潜伏着什么样的前景。

爱情，善于在艰难中结盟，乐于在危险中漫游，也易于在幸福中迅速变易，发生异化。男人有了一个好女人，在常人眼里，便是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好的，可遗憾的是，这“美好”的因子在男女双方的身上水一样稍纵即逝，无法固定。

比如，江青、叶群这样的女性，成婚于延安时，政治意向很可能是朦胧的，也许并未决意要介人政坛，染指权力；而是在以后的生活里，眼看着身边人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也才渐渐地萌生了尝尝权力那一坛“老酒”、品品其间滋味的欲望。酒入襟怀，经久成瘾，足以移人性情。最后的收局是江青自裁于秦城监狱，叶群焚毁于温都尔汗。这两个地方，距延河是太遥远了。

历史进程是不可抗御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岁月之刀的无情切割之下，情爱姻缘之美质的流失一如大浪淘沙，风扫落叶，滞留实难。

《党员文摘》2004.3 2r3GgDmTAed7NYcn+D1v1PJgLR0hwbH3Y+phAL9p8lFFA07SJoSKe7PLjnAh8d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