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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南院门回到金家巷公馆，脱下戎装，穿上宽松的便服，躺在沙发椅上，正闭目养神，忽听得门口传来一声：“报告！”
“进来。”张学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透着不耐烦。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将译好的电文递到张学良手上，只见上面写着：
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王以哲
阅罢电报，张学良的心情犹如陡涨的海潮。“他还活着！”他一连念叨了几遍。去年10月22日晚，红军夜袭甘泉以南的榆林桥，六一九团四个营被全歼，团长高福源下落不明，人们一致认为他死了，即使活着，以他的刚烈性格，也断无生望。现在居然还活着，而且被红军派回来，并有军机大事相陈，这在张学良心上引起的震动和冲击简直是太大了。
高福源是东北军中颇受张学良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年轻团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有感于内忧外患，国事日非，便投笔从戎，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后又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后在东北军中由连长一直升到了上校团长。他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有一定的治军本领，部队在训练中所需军事教材都由他亲自编撰和施教。他还有个突出的特点，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
1934年春，高福源所在的六十七军由河北省廊坊调驻河南信阳、潢川、商城等地，向红二十五军鄂豫皖根据地进犯，高福源率六一九团在商城西南地区与红军交火，在泼陂河、大柳树、湖山寨等战斗中多次吃了败仗，但他挫而愈奋，总不认输，认为自己的部队无论装备、火力和自己的指挥才能，哪一方面都有把握吃掉红二十五军。
嗣后，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继而陕北，高福源率六一九团一直尾追其后；驻扎在富县，仍然与红军对峙。可是，榆林桥一役，六一九团被红军全部吃掉。张学良为东北军失去高福源这样的战将而痛心和惋惜……
“红军派他回来，有要事向我面陈，什么事呢？”张学良背着手，在宽大的玻璃窗前踱来踱去，脑子里苦苦思索着。突然，他的眼前一亮：我不是曾经给王以哲军长发过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联系吗？现在高福源从那边回来，是不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机会呢？
暮色像一张黑色的巨网，徐徐降落，笼罩着整个大地，窗外的景色模糊一片。这时，赵一荻小姐轻轻地走进门来，打开电灯，房子里顿时明亮起来。赵一荻发现张学良站在房子中央，两眼炯炯有神，她感到惊奇，便关切地问：“汉卿，怎么啦？”
“好消息！”张学良高兴得声音发颤，把电报递给赵一荻，“高福源还活着，从北边回来，他有要事向我面陈。”
看完电报，赵一荻兴奋地说：“看样子，你的心事有着落啦！”
“小妹，准备一下，明天我就去洛川……”
第二天早晨，张学良一起床，便给“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去洛川前线视察防务。晏道刚原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今年3月派到“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他的任职，张学良、杨虎城和其他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心里都有数：这是蒋委员长在他们身边安的一颗“钉子”，是特地派来制约和监视他们的。所以，张学良对他防着三分。
早饭后，张学良乘车来到西关机场。他的私人座机的驾驶员、美国空军后备役中尉伦纳德迎上前来，问道：“副司令，今天飞哪里？是不是马上发动？”
张学良挥了挥手：“今天你休息吧，我自己来。”
张学良有一手娴熟的飞机驾驶技术。那还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军南苑空军人员投诚了东北军，张作霖把组建空军的事务交给了头脑清新的张学良。在此期间，由航空处教育长万显章辅导他学会了驾机技术。他喜爱航空事业，十几年来，多次亲自驾着银鹰冲上蓝天。对于副司令的驾机技术，伦纳德心里有底，便耸耸肩膀，轻松地走开了。
张学良驾驶着飞机，低空北翔，俯瞰秦中大地，依然冰封雪冻，然而咸阳北塬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各陵寝，却依稀可辨，张学良不禁喟然慨叹：“人贵有所建树，以垂史册。否则死后的坟墓无论多么壮丽雄伟，终究是黄土一抓。”
飞机在洛川郊外的简易机场降落，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已在跑道外迎候。张学良与王以哲过往甚密。王20年代初就在张学良的手下工作，是张学良把他从排长一直提到现在这个高位上的。所以，他对张学良忠心不二。
汽车奔驰在黄土飞扬的公路上，张学良和王以哲并肩坐在后排。王以哲平静地说：“高福源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满口的新名词，什么统一战线啦，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啦，全是共产党的那一套。”
张学良脸孔板得铁紧，一言不发，王以哲好生纳闷：你不是发来密电，要我寻求和红军联络的途径吗？看今天这个脸色，莫非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两人默默无语，汽车驶进军部后面的一处秘密小院。一走进屋，茶还没有来得及抿一口，张学良就吩咐：“把姓高的带来！”
不一会儿，高福源兴冲冲地从外面走进来，他身材魁梧、粗壮，浓眉大眼，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穿一身黑色棉袄裤，像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汉子。一见张学良，“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激动地说：“张副司令，我回来了，是红军放我回来的！”
“你好大的胆子！”张学良勃然大怒，右手往桌上猛地一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
没有想到一见面就来了个下马威，高福源一怔，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张副司令，打败仗当了俘虏，丧师辱军，我高福源的确没有什么脸面来见长官。如果仅仅为了我个人的名声和荣辱，我是宁死也不会回来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学良的脸孔冷若冰霜。
“我是为了你副司令的前途，为东北军的前途，才自动要求回来见你！”
“胡说！你兵败投敌，给共匪当奸细，我要枪毙你！”张学良怒目圆睁，声色俱厉。
到了这步田地，高福源也豁出去了，便毫不示弱地提高了声调：“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你要杀我，太容易了，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般！但我高福源不怕死，怕死我就不会回来面见上司！这次回来，为的是忠告一下副司令：你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也忘了先大帅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这国难家仇，让谁去报？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凭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生养自己的家乡土地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身居高位，不图收复失地，算什么中国军人！副司令，你想一想，我们‘剿共’多年，究竟剿出了什么结果？若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被消灭完了，被你踢腾光了，还有什么理由去再打人家！”高福源越说越激动，不由得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坐在一旁的王以哲，也掏出手绢连连擦泪。
张学良再也不能保持骄矜和平静了，滚烫的泪珠禁不住夺眶而出，他忽地从坐椅上站起来，大步走上前去，双手搂住高福源的双肩，用颤抖的声音说：
“福源啊，我的好兄弟！你骂得好，骂得痛快！别见怪，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识，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不错，你是个好样的！”
高福源挥去一把热泪，长长嘘了一口气。张学良亲自挪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王以哲宽慰地松了口气。
“福源，你回来得正好，我现在心乱如麻，正在谋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途径。”张学良坐在高福源的对面，亲切地望着高福源，“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这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共产党和红军对你怎么样？”
“副司令，提起这几个月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哪！我看到了另一块天地，明白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道理。”高福源兴奋起来，脸上泛着光彩，把他被俘后的经历和见闻，一五一十地向张学良和王以哲做了诉说。
去年10月榆林桥战斗，六一九团四个营全被红十五军团歼灭，高福源的臂膀负伤，当了俘虏。战斗结束后，红军战士把所有俘虏押到一起进行清查。由于高福源伪装成士兵模样，混在俘虏群中，所以查来查去查不出团长。站在一旁的军团长徐海东（红军都称他“徐老虎”）缓缓地走进俘虏群中，突然指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俘虏，对看押俘虏的战士说：“把他带走，我认出来了，他就是那个高福源。”那个俘虏连忙求饶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个理发员。”说着，嘴往旁边一呶，原来高福源就站在旁边。于是，徐海东又转身指着高福源说：“高福源，站出来吧，看你炮火打得那么凶，我还当在活人堆中找不到你了呢。”高福源无法躲避，只好长叹一声，走出俘虏行列。
被俘不久，高福源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瓦窑堡。这时候，他的思想很矛盾，担心自己是张学良的亲信，在榆林桥战斗中死打硬拼，红军饶不了，同时又懊恼自己身为东北军人，家乡被日寇占领和践踏，这条命没有送在抗日战场上，却偏偏要丢在这受人唾骂的“剿共”内战中，丢在陕北这块荒凉的土地上。
然而，他想象中的厄运并没有降临，红军对他同其他士兵一样，没有任何歧视，卫生院还每天耐心地给他换药，医治枪伤。后来他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竟然被推选为班长。
学习班除了每天上政治课，红军干部还经常和他们亲切交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问题，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两个月，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教育。从而对共产党、对红军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原先那种恐惧、懊恼的心理情绪很快便烟消云散，他成了学习积极分子，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当思想弯子转过来后，高福源便开始考虑今后该怎么办了。想来想去，他决心要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于是，便鼓起勇气，找到学习班的干部，提出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的请求，说有重要事情禀报。
根据高福源的要求，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一座普通而简易的土窑洞内接见了他。高福源首先向李克农谈了自己被俘以来的感受，然后直率而恳切地提出回去说服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动议。
李克农的两只眼睛透过近视眼镜，盯着高福源足有两分钟，既是掂量高福源倡议的分量，又像是辨别这位东北军团长是否有诚意。末了，站在高福源面前，郑重地表示：“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本人同意派你回去。不过，我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
“没有关系。”见红军首长同意自己的意见，高福源宽慰地笑了，“我在那边关系熟，认识的人多，我既然要求回去，就有一定的把握。再说，为了抗日救国，即使有危险，我也在所不辞。”
“好。”李克农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事关系重大，还是慎重一些好，我再请示一下党中央，你可以先做准备，能不能走，具体什么时候走，等候我的回话。”
两天后，李克农在原先那眼土窑里，再次同高福源见面：“高福源同志，我们党中央已经同意了你的建议，认为你的行动是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红军和东北军的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并对你寄予很大期望。”
张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三个人坐在一起，谈了一个通宵。谈到最后，高福源说：“我在那边见到了红军的高级首长，他说如果张副司令真正愿意同红军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和我们进行谈判。”听到这里，张学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望着高福源，坚毅地说：“你说得很好，回来得也正是时候。这些日子我也反复想了，我们东北军要想摆脱绝境，要想有所作为，看来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和红军搞联合，枪口对外，团结抗日，舍此别无他途。肯定这条路要潜伏着各种艰险和危机，可我张某也只能是义无反顾了！”
顿了一下，张学良又郑重地叮咛高福源：“事关重大，千万要注意保密。你在这里休息两天，然后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具体商量双方有关联合的细则。事到如今，你就放心去做这个工作，万一出了什么危险，你家属生活，子女的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照料。”
“是，我一定不辜负副司令的希望！”高福源见目的已经达到，心情十分欢畅，站起来向两位老上司敬了礼，一身轻松地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