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从北边射来的曙光

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大，杨虎城乘火车回到西安。机要秘书王菊人前往车站迎接。车站前面的广场乱糟糟的，挤满拖儿带女的难民。小车不停地按着喇叭，好不容易才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开出来。

“杨主任，我以为你在南京还要多待些日子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坐在前排的王菊人回过头来，有点费解地对杨虎城说。他是杨虎城的蒲城乡党，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从1929年起便追随杨虎城。杨虎城看重才华，视他为心腹，一切公私函电及机要事宜都交他处理。“那地方是富贵荣华之乡，也是个勾心斗角之地，不是我们这号人久待的地方。”杨虎城闷声闷气地回答。

“大会开得怎样？”

“马尾穿豆腐，不能提！”杨虎城叹了一口气，“还是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正说着，汽车已开进了九府街杨虎城的私邸——止园。一个身穿黑长袍、颇有长者风度的胖脸汉子，闻声从楼道走出来。杨虎城一下汽车，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热切地说：“斌丞兄，有劳久等，实在不敢当！”

“杨主任辛苦啦！这次‘五全’大会，时间不短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

这人就是西安绥署的总参议杜斌丞，实际上是杨虎城的政治幕僚长。他本人是位教育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22年冬，杨虎城率靖国军转战千里到了陕北，两人相识，从此，便成了肝胆相照的挚友。1930年中原大战，杨虎城率部入陕，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当即电邀在北平的杜斌丞回陕参政。杜斌丞遇事有主见，深得杨虎城的器重。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非杜言不决”。杜斌丞比杨虎城年长五岁，杨虎城便以兄称之。

杨虎城和杜斌丞肩并肩说着话，王菊人跟在后面，一齐步入客厅。杨夫人谢葆贞给他们泡好了茶，也在旁边的沙发上悄然坐定。她年轻、俊秀，是个攻读过法律的大学生，曾在杨虎城的部队当过宣传员。既是杨虎城的贤内助，又是杨虎城决策的隐形“谋士”。

“大会关于抗日和内战有什么新策？”杜斌丞用手指捋着胡须，笑眯眯地问。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杨虎城一手端着茶碗，一手揭开碗盖，边喝茶边说，“在抗日问题上，对老蒋不要抱什么希望，他是一条道走到黑，非要跟共产党过不去。唉，乏味死了。”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话题又说：“不过，开会期间，碰到了另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几个人同时伸长脖子，瞅着杨虎城。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共产党员。1930年任陕西省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在津沪等地从事共产党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回陕，受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领导，主持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汉宸派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的申纯伯处长，专程到南京来看我。”

“南先生，南汉宸，他现在在哪里？”杜斌丞火燎燎地问。

“天津。在天津做秘密工作。”

作为有名的共产党人，南汉宸在南京政府都是挂了号的，但他与杨虎城私下却有着一段真挚而不寻常的友谊。

1928年，杨虎城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驻防皖北太和，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通过第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魏野畴会见了杨虎城。杨虎城早就听说南汉宸是个人才，况又有魏主任的引荐，一见如故，当即邀请南汉宸出任拟兴办的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南汉宸在军事干部学校上任后，邀请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教官，给学员讲人类发展史，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讲当前的政治趋势，竭力培养具有政治眼光的军官。

南京当局对地方势力一向钳制极严，南汉宸、魏野畴在干部学校搞的这一套，很快就被特务报告上去，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即派杨虎城的旧友韩振声来皖北，警告杨虎城：“千万不可养虎贻患，南汉宸、魏野畴都是危险分子，及早动手除掉为好！”

杨虎城当时并不知道南汉宸和魏野畴是共产党，但他深感旧军队风气的腐败，不着力转变将无有生机。南汉宸的教育方法和内容无疑给十军带来了健康向上的力量，这正是他最求之不得的，于是便断然拒绝了韩振声的“忠告”。

不久，南汉宸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在皖北策划暴动，然后进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根据杨虎城表现的进步意识，皖北特委研究确定，也争取他参加暴动。当南汉宸、魏野畴向杨虎城吐露此意后，杨虎城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最为信任、赏识的这两个人，果真是共产党。自己目下正坐在火药桶上，虽然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和民主要求，可现在要把多年奋斗得来的血本投进没有成功把握的暴动中去，他无论如何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南汉宸见杨虎城迟迟没有表态，人各有志，不好勉强，只好请他给与默许。杨虎城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免受牵累，杨虎城决定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时，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下一步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临别时，送行的南汉宸紧握着杨虎城的手：“军长，我们让你作难了！”

杨虎城也动情地说：“我宁愿丢开我的部队，也不愿同你们把关系搞僵。”

杨虎城去日本后，皖北暴动还尚在筹备之中，由于叛徒告密而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急忙派人秘密把南汉宸转移出太和县。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杨虎城依附了蒋介石，卷入新军阀的混战之中。冯、阎战败后，杨虎城率部西进夺取了冯玉祥的西北领地。10月，被蒋介石委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当即派员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府秘书长的重任。

南汉宸到西安上任后，便根据杨虎城的命令释放政治犯。南汉宸亲自到西安各监狱进行视察，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一批共产党员均被释放，有的还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县工作。以后，南汉宸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大力整顿陕政，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杨虎城十分佩服南汉宸的胆识，省府的工作都放手让他去做。1932年夏，国民党南京政府终于向他发出了通缉令。南汉宸得此消息，连夜去见杨虎城。杨虎城立即赠送盘缠，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了日本。

这次申纯伯到南京来看望杨虎城，才知道南汉宸目前正在天津市从事秘密工作。

杨虎城从桌上拿过皮包，从里面的夹层中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纸片，兴奋地说：“喏，这是汉宸让申伯纯给我带来的，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杜斌丞抢先拿在手里。王菊人、谢葆贞也凑了过去。三人轻轻地念道：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阅览过后，几个人同时陷入沉思。

“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话说得好！到底是共产党顾大局，识大体，高瞻远瞩，令人佩服！”沉思片刻，杜斌丞感叹地说。

“抗日，国家有出路，我们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举国上下同归于尽，最后是一同当亡国奴。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想到一起去了。”杨虎城接着说。

“我们可以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可不知张学良和东北军怎么样？他的部队多，装备好，要是和我们不一心，事情可就不好办呀！”王菊人忧心忡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加之受老蒋的驱使，和红军作战连连损兵折将，他们也是有苦难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东北军设法合作，寻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我看是可能的。”谢葆贞停住手里的毛线活，参加了讨论。

杨虎城同意地点了点头：“这次在南京，我到首都饭店看望了张副司令。东北军在陕北吃了败仗，中央不给补充，反而连两个师的番号也给撤销了，张副司令牢骚满腹，意见蛮大。这一次，他就没有提说拥护领袖、实行法西斯政治的那一套。”

“张副司令是个聪明人，他这是迎风吃炒面，让炒面把眼睛给迷了，他现在不能不考虑东北军和他本人目前的处境。”杜斌丞深思熟虑地说，“现在，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散布了许多谣言，说东北军到西北来占地盘，迟早要解决十七路军；又说什么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等等。在我们之间制造分裂、散布不和，企图使两军关系恶化甚至火并。”

王菊人接着说：“最近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已经连续发生了几起纠纷，东北军随军眷属多，为了争住房和我们的官兵打架争吵；前几天在易俗社看秦腔，为了几个座位，两军官兵大打出手，差点动起武器来。我们的人和东北军之间疙疙瘩瘩，长此下去，我看不是个办法。”

杨虎城站起来，表情严肃地说：“我们是主人，从礼义上讲应该首先从我们这方面做起。菊人，你让司令部下发个整肃军纪的通知，措词严厉一些。十七路军全体官兵要讲团结，有礼貌，今后遇见这号事要主动谦让，友好协商，不得和友军发生冲突，否则，军法论处！”

※

几天后，杨虎城正在新城绥署办公，王菊人推门进来，神色诡秘地说：“杨主任，有人求见。”“什么人？”杨虎城头也不抬。

“从北边来的！名叫汪锋。”王菊人压低嗓音，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人带着毛泽东给你、给杜斌丞和邓宝珊的三封信，要求面呈。”

“啊？北边来的，还有信？”杨虎城抬起头，双目炯炯，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惊喜之色，随即站起，推开坐椅，“快，请他到西客厅！”

王菊人刚走到门口，身后又传来杨虎城低沉的声音：“且慢！”

王菊人转过身，迷惑地望着杨虎城。

“你让我想想，这号事情还是慎重一点为好。过去咱们和共产党没少打交道，可是和毛先生还从来没有过接触，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另外的门道？……现在西安特务多如牛毛，我们可不能轻易上当。”杨虎城手托下巴，寻思良久，才最后下了决心：“你叫汪先生把信放下，我们看后再说。把他安置到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给张依中处长打个电话，不要怠慢客人，一定要严格保密，保证客人的安全。”

片刻，王菊人即返回，将三封信放在了杨虎城的办公桌上。

“你念念。”杨虎城将一封写着他的名字的信递给王菊人。这是他的老习惯，文件、书信自己不看，均由秘书念给他听。他有非凡的记忆力，只要听一遍，便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王菊人手捧信笺，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

虎城先生勋鉴：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

听完后，杨虎城仰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沉思默想。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打从1923年在榆林经杜斌丞先生介绍，结识魏野畴时起，十几年来，他和共产党的接触一直没有中断过，他是从与共产党员的相处和共事中认识共产党的。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政治主张，和他当年在家乡蒲城组织“中秋会”杀富济贫，以及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初衷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他对共产党，不像国民党有些官员那样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在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接触中，给他印象极佳。这些共产党人思想纯洁，道德高尚，不像国民党官场上那样虚伪腐败，勾心斗角。因此，他钦佩、信任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担任要职。魏野畴牺牲、南汉宸被迫离去后，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并没有减弱。他在思想上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共产党里有这样一批优秀人才，并不惜牺牲自己而进行奋斗，这个党肯定会有希望。

然而，有些时候，他对共产党又有一些解不开的疑团。比如去年上半年，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对从鄂豫皖突围转移到陕南的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结果损失惨重，被消灭了三个多旅，使他和十七路军的地位和存在都发生了问题。其中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杨虎城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被红二十五军俘虏，之后竟然杀掉了。对此他很难理解……

杨虎城的思绪很复杂，共产党领袖亲笔给他写信，他感到尊荣和振奋；但以往的经历相继浮上脑际，又使他迷惑和痛苦。

“毛先生的信言简意赅，措辞恳切。”王菊人见杨虎城默不作声，便放下信笺，试探地问，“杨主任，下一步……”

“汪先生一路辛苦，先休息几天。约个时间，我和他好好谈谈。”杨虎城终于下了决心。

汪锋被神秘地安排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里。

军法处长张依中竟是汪锋认识的一个熟人。渭华暴动时他们在一起，后来张依中投靠了杨虎城。当王菊人派汽车把他由新城大楼送到军法处时，张依中一眼便认出了他，显得特别亲热，立即把看守所长吴怀仁叫来，当面交待：“汪先生是我的老朋友，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被红军裹挟后逃回来的，你要好生照顾。”

吴怀仁是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见顶头上司对汪锋特别关照，知道是个有来历的，自然不敢怠慢，便将他安置在一个比较好的房间，每天单独开饭，好酒好菜，招待极为周到。

※

生活上虽然舒适，但汪锋的内心却感到极大的不安。毛主席给杨将军的信送到好几天了，竟没有一点反响，杨将军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汪锋原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干部被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直到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才把这一批干部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正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有一天通知来了，要他立即赶到前总驻地富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报到。他星夜从瓦窑堡赶到套通塬东村，由人领着，在山里东拐西拐，又经过几处沾泥带水的荒凉湿地，才在半山腰一眼极为简陋，简陋得几近破败的土窑洞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汪锋同志吗？”毛泽东一见汪锋便迎上前去，热情地和他握手，一双睿智的大眼在他身上打量着，“你们都辛苦了！”

“哪里，哪里，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同志，比我们更辛苦。”汪锋忙不迭地回答。

窑洞内只有一条板凳，毛泽东让汪锋坐下，自己坐在炕沿上。他先向汪锋询问了刘志丹和其他一些陕北同志的情况，接着笑眯眯地望着汪锋，试探地说：“这次特意调你来，是想请你走一趟西安，代表红军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联合抗日。听说你长期抓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你自己又是蓝田人，西安上下的情况当然要比我知道得多喽。你看怎么样？”

“我看可以。”汪锋肯定地说，接着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认为前去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

毛泽东从炕沿上下来，打着手势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因此，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对国内政策要适当进行调整，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还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军阀过去干下的坏事可不去追究，只要他们现在有民族气节就好办，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汪锋从监牢里放出来后，虽然阅读过党的《八一宣言》等文件，知道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策，将面临一个大的转变，现在当面聆听党的领袖的阐述，认识和感受又加深了一步。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映照下，他的情绪显得兴奋而激动。毛泽东就着灯光，卷了两只喇叭筒烟，将一支递给汪锋。汪锋摇了摇头表示不会吸烟。毛泽东自己便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他一边吸着卷烟，一边在狭窄的窑洞里踱着步思考着。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是企图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因此，他们与蒋介石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愿望日渐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为控制地盘，同驻在天水一带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在加剧。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争取张、杨两将军，在他们执迷不悟的时候才敲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清醒，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目前政治形势总体上对我们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然后再实现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见汪锋听得十分专注，满意地笑了笑说：“汪锋同志，派你去西安，中央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们分析，谈判成功的把握是很大的，但也有一定的难度和危险。你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要有个具体的估计，见面以后，应多鼓励他们，尽量回避以往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总之，但愿不负此行。”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汪锋感到豁然开朗。回想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四处树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现在，毛主席端正了党的路线和政策，今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于是，他信心百倍地表示：“请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我这次去西安，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力争谈成，当然，也准备应付意外。”

“好，快去准备一下，及早动身……”

汪锋的这次西安之行是非常艰难的。他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裕链，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账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就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碰上了。便衣不管三七二十一，围上来就动手搜查，结果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三封信搜了出来。当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名字时，立刻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汪锋的心怦怦紧跳，但当他看到便衣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反而镇定了下来，并装出一副大官的派头，喝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是谁派你们出来随意搜查行人！”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这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只不过奉命而为……”两个便衣被汪锋的威势懵住了，又是点头，又是哈腰。

“你们的上司是谁？他吃了豹子胆不成，竟敢来搜我的腰包！”汪锋余怒未息。

“县长是党伯弧……”

一听党伯弧三个字，压在汪锋心头的巨石立刻落了地。原来这个党伯弧早年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汪锋心想：从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关卡、密探很多，要想带着书信平安抵达西安，谈何容易，何不利用自己与党伯弧的关系，请他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想到这里，汪锋便神气十足地对便衣说：“好啦，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将军派到共区边境执行特殊任务的。我的事和你们解释不清，带我去见你们党县长吧！”

“太好了，太好了！”汪锋的提议正合两个家伙的心意。于是，他们一前一后夹着汪锋直奔长武县城。到城北大门外，汪锋碰巧遇上了党伯弧。党伯弧先是一怔，随即将两名便衣支走，压低嗓音道：“你好大的胆子呀！”

“有你在这里当县太爷，我怕什么！”汪锋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接着他向党伯弧讲明了来意。党伯弧果断地表示：“你放心，此事关系重大，我一定想法把你安全送到西安。”

当晚，汪锋歇宿城内。第二天一早，党伯弧找了一辆大卡车，挑选了一名亲信并带上四个兵，以“押解重要嫌疑犯”为名，一直把汪锋送到西安新城的绥靖公署。

※

汪锋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了一个星期，憋闷的时候想出去走走，老所长总是婉言回绝：“汪先生，这可不能，你不了解西安这个鬼地方；再说，长官有吩咐。”一连几天，他有些着急。这天他正准备早早地上床睡觉，突然院子里响起了两声喇叭声，接着，有人敲门：

“汪先生，请开门！”

他听出是张依中的声音，连忙把门打开。张依中急燎燎地说：“杨主任有请！”

汪锋的精神为之一振，连日来的不安和郁闷顿时化为乌有。他迅速穿好衣服，和张依中一起坐上汽车朝新城驰去。冬夜的西安街道寂寥冷清，行人稀少，汽车开得飞快，不一会儿便到了。所谓新城，又名皇城，位置在钟楼的东北方向，曾经是明代的亲王府城，四面城墙又高又厚，易于防守警戒，历来是官府衙门的办公重地，绥靖公署就设在这里。

汽车刚刚停下，杨虎城已经等候在楼门口了，他把汪锋领到西客厅，面对面的在沙发上落座后，便抱歉地说：

“汪先生，让你久等了！这几天公事繁忙，实在对不起！”

“杨将军不必客气。”汪锋在沙发上欠了欠身，接着又说：“我在陕北动身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嘱咐我，向杨将军问好！”

“感谢毛先生、周先生。”杨虎城感激地说，“毛泽东先生的信我已经看过，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我非常赞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不仅是贵党的高见，也是我杨某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的心愿。”

“这次毛主席派我到西安来，就是想和杨将军进行具体协商……”

没等汪锋把话说完，杨虎城便接过了话茬：“具体事情咱们以后慢慢商议。今天请你来，有事我要向汪先生讨教。”

“请杨将军直抒胸臆，若是我回答不了，还可以请示上级。”汪锋见杨虎城一脸严肃，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嘴边仍挂着微笑，故作轻松。

“好，我是个直性子，不喜欢拐弯抹角，那就恕我直言了。”杨虎城冲着汪锋笑了笑，语气和缓地说，“第一件事，我十七路军孙蔚如部驻防汉中，一度和你们的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双方订有互不侵犯协定。但红四方面军突然对我汉中地区部队进行攻击，造成我方官兵伤亡。对于这件事，我部许多人甚为不满，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我也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

“这个问题的内情我略知一二。”汪锋见杨虎城态度诚挚，的确是为了解除疙瘩，而不是存心找茬，于是诚恳地说，“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这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张含辉先生到过通、南、巴苏区，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双方取得了谅解，因而你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发生过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休养生息，兵员有了很大发展。后来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依靠天水地区，极力向南扩张，使我部与孙部都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南侵。特别是当我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阻滞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实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渡过嘉陵江，这样就要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以威胁天水胡宗南的后方。这个办法果然灵验，胡部以为我攻击汉中，意在夺取天水，便急急忙忙撤回了川西部队缩回天水。这就使我四方面军顺利地渡过嘉陵江，实现了和中央红军的会师。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说清楚了，我想杨将军是会谅解的。”

杨虎城默默地点了点头。汪锋意犹未尽，接着说：“杨将军是知道的，汉中是个小盆地，如果红四方面军真欲与孙蔚如部为敌，完全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直取宁强、勉县。这样三路合围，使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容易得手嘛？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由此可见我军这次攻击汉中地区，纯粹是调虎离山的一种手段，绝不是为了歼灭孙蔚如部。”

杨虎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提出第二个问题：“我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贵党党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多次指责我用人不当，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要我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能干，有魄力，是个人才，便没有理南京的茬。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把他俘虏，并把他杀害，你对这作何解释？”

“这件事嘛，情况是这样的。”汪锋呷了一口茶，接着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后，长期转战，得不到补充和修整，处境十分艰难。当他们到达陕南，本来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尾随得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为该部要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九间房设伏迎战，在战斗中，张汉民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一点也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实际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个误会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不幸。对我方来说，错杀了自己的同志，更是一个沉痛的损失。最近我们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汪先生，你的解释我很满意。看样子，这两件事都是由误会引起的，是我错怪了你们。”杨虎城开始显得轻松起来，他望着汪锋，笑眯眯地说：“你们红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队伍，这个主张很好，但是贵方准备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见杨虎城态度转而和蔼、亲切，汪锋的心弦也就松弛下来，说话也就更加自如了：“我党我军主张抗日大联合，这在《八一宣言》和毛主席给杨将军的信中讲得很明确，想必杨将军是清楚的。今后我们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保全抗日的实力，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我们认为，东北军、十七路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的发展。因此，红军今后愿意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站在一起，共同联合起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态度。”

“贵党的主张甚合我的心愿。目前大敌当前，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们十七路军的全体将士，很愿意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抗日的疆场，而不愿意洒在内战的战场。”说着，杨虎城从沙发上站起来，挥动着胳膊，仿佛向千军万马发表演说似的，“贵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涉前嫌，顾大局，识大体，我杨某十分钦佩，请向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转达我的敬意。关于红军和十七路军具体合作事宜，我委托我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进一步和汪先生商议。”

汪锋愉快地点了点头。他原先以为和杨将军谈判，总要费一番周折，没想到杨将军竟如此通达、爽快，致使谈判极为顺利。

告别杨虎城出来，已经十一点多了，夜已深沉，汪锋站在院子里吸了两口清凉的空气，顿时感到沁人肺腑，浑身又说不出来的舒畅。湛蓝的夜空，嵌着满天星斗，亮晶晶地对他眨着眼睛，明天，将是一个好天。

第二天，汪锋即与王菊人正式进行接触，谈判有关红军和十七路军合作的具体事宜。商谈期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也秘密来到了西安。他带着南汉宸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六项建议，准备和杨虎城商谈。于是，汪锋和王菊人便以这六项建议为基础，经过认真谈判，达成了以下四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王菊人把这四条协议报告给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和杨虎城进行了三次长谈，还多次去大湘子庙街会见了杜斌丞先生，交换了合作抗日的意见。汪锋西安之行圆满完成了任务。1936年2月初，他以“杨虎城高参”的身份，在十七路军军法处科长、共产党员庞志杰的护送下，乘马车顺利地回到陕北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十七路军的合作关系，时隔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毛泽东主席还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7UBLHrhF1fwJ3nGb2DWArlnJhjpLRSJhR1tKsTQxlUxOnFsxIXX9e7aELaAeYh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