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菲亚特小轿车一驶出机场，便飞驰起来。坐在前座的副官长谭海侧着身子，扭过头来小心翼翼地问：

“副司令，回金家巷吗？”

张学良略微踌躇了一下：“先去南院门。”南院门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他要立即将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事儿问个明白。是谁胆大妄为，违抗他的命令，使他在南京丢尽脸面。

离南院门还隔着一条街，就听见从那里传来一阵阵海潮般的喧闹声。汽车一拐弯，只见总司令部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拄着拐棍。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操着东北口音嚎哭着、咒骂着……

小车“吱嘎”一声停在路边，张学良走下汽车，把皮帽子压低，向人群走去，谭海和刘海山紧跟其后。由于他穿的是便衣，没有人能认出来。四下观察，张学良很快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些妇女、老人，都是同官、耀县一带来的东北军家属，他们的男人、儿子在前线作战，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生活失去了依靠，所以聚集到西安来请愿。一是要求部队打回东北去，重建家园；二是要求解决衣、食、住等生计问题。

这是东北军存在的一个不同于别的部队的特殊问题。九一八以后，东北军退入关内，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使东北人民无法生存下去，纷纷逃离家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少东北官兵的家属乃至亲戚无路可走，便跑到军营跟着他们的亲人一起渡难。不仅中下级军官如此，许多伙夫、马夫也带上了家属。高级军官都把家眷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西安等大城市，而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眷只能跟着军队一起行动。这样不但给部队的供给带来了问题，也给部队的行动增添了累赘。队伍中夹杂着老头儿、老太婆，还有抱着婴儿的妇女，实在不成体统。一旦他们的亲人被俘虏或战死，这些眷属便陷入绝境。这种情况各级长官包括张学良本人都是清楚的，眼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它，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难处呢？

张学良在哭哭啼啼的人群里走着，望着妇女们一张张挂满泪水的脸和她们怀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听着哀婉泣诉的乡音，他的内心泛起一阵阵的隐痛。一时，愧疚、愤懑的感情在他胸臆间交织着、翻腾着……突然，人群中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开始是请愿的群众唱，接着，围观的西安市民也跟着唱。歌声慷慨激昂，悲凉凄楚，此起彼伏犹如山呼海啸。张学良平日只要听到这支歌，心里就涌起一丝乡愁。今天再次听来，仿佛有人拿着老虎钳子夹着他的心，正起劲地拧绞，泪水禁不住簌簌下流。他实在不忍心目睹面前的惨状，正夺路往外走，突然听见前面一阵骚动，请愿的妇女一齐往前涌去。人群挤到“剿总”大门前不远的地方，只见一排卫兵手挽着手堵住大门，不让请愿的群众进去，秘书长吴家象站在一张桌子上，面向大家讲话：“诸位大嫂、大婶、大叔、大伯，乡亲们！请不要吵闹了，里面正在办公，你们有什么要求可在这里对我陈述……”

“我们要求见张副司令，有些事情，请他给我们解答！”一个妇女大声喊道。

“张副司令还在南京开会，没有回来，你们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讲，我一定负责转呈。”

“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现在我们的男人有的被俘虏，有的被打死，剩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住没住的，你们当官的知道不知道？管不管？”

带头的妇女讲罢，其他妇女便你一句、我一句嚷嚷开了：

“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鬼子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打仗？”

“我们要问问张副司令，什么时候领我们打回东北去！”

“红军与我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和人家作对？！”

“难道张副司令忘了大帅是怎么死的！”

人群中的每一句话，好像一把把利剑，刺痛着张学良的心。张学良低下头，痛苦地责骂着自己……他使劲地从义愤填膺的人群中挤出来，快步走到停车的地方，朝司机一挥手：

“回金家巷！”

当晚，金家巷西楼二楼会议室召集处长以上军官开会，张学良听取代理参谋长谢珂、参谋长徐方汇报关于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情况。

听罢，张学良半晌无语，勾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宽大的会议室里出现了难言的沉默。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用怯生生的眼光盯着面前这位严肃、英武的副司令长官。他们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张学良却没有发火，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很快把烟头在烟缸里掐灭，然后抬起头来扫视了大家一眼，阴沉地说：“一〇九师失利，董英斌有直接责任，赴南京前，我专程前往五十七军驻地，要部队不要行动，他违抗了我的命令，现在我决定撤销他代理军长的职务。”

接着，他用忧郁的口吻说：“我们这支东北军，曾经东征西讨，久经沙场，论武器装备，在全国是最精良的，我自信不是熊包、软蛋，可是，和各方面处于劣势的红军作战，我们却一败再败，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损失了将近三个师。要是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一年，我们全军便会消耗殆尽。队伍打光了，剩下我们这些光杆司令，还拿什么‘攘外’、‘御侮’呢？所谓‘抗日复土’‘打回东北老家’，到那时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张学良的语气虽然平缓，却字字句句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扉，处长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在座诸位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职位虽分上下，实则情同手足。在这关键时刻，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继续和红军打下去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条死路，若是另辟新路，这条新路又在哪里？”

张学良没有让大家马上做出回答，但大伙都陷入了沉思。

“大家都看到了吧，今天上千名妇女、老人到‘剿总’来请愿，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他们不堪日寇的蹂躏，千里迢迢从东北逃入关内，受尽千辛万苦，到队伍里来寻找亲人，寻求庇护，可是他们的亲人却战死了，生活失去了支柱，太可怜了，太悲惨了！谁见了都要掉眼泪。这次在南京，我向蒋委员长提出，请中央政府拨专款抚恤受难同胞，却没有得到批准。”说到这里，张学良的火气冒了上来，用手敲着面前的茶几，“人家不管，而我们是不能不管的！我决定倾其所有，将我个人的积蓄捐出来，在西安、平凉两地修建难民新村，安置这些衣食无着的骨肉同胞。即使这样，也只能解决一下暂时的困难，以后呢？以后怎么办？所以请大家认真考虑，提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散会后已是深夜，张学良回到三楼寝室，墙上的壁钟正敲十二响。

※

赵一荻还没有睡，歪坐在沙发上等他。她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缎子绣花睡衣，云鬓蓬松，圆圆的脸庞又白又嫩，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更显得娇俏妩媚。

关于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关系，在当时的军政界和社会上是有颇多议论的。张学良的原配夫人叫于凤至，系关东古镇郑家屯商人于文斗的娇女。1916年深秋，张学良十五岁时，便由父亲张作霖主持与她完了婚。于凤至比张学良年长三岁。12年后，张学良任东北陆军第四师师长兼东北空军司令、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时，部队驻扎在北平、天津一带，有一次，他在天津有名的交际场所蔡公馆跳舞，认识了年仅十六岁的赵一荻小姐。赵一荻，又名绮霞和赵堤，因排行第四，故又叫赵四小姐，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赵庆华最小的女儿。因为美貌娇艳，张学良一见倾心，两人便交了朋友，到1929年的秋天，便相约在沈阳北陵秘密同居。当时，张学良同于凤至已有了子女，为了家庭和睦，他向赵一荻提出：不以夫人名义，对外称她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在家庭内部叫侍从小姐。赵一荻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对于凤至敬重备至，贤惠的于凤至对赵一荻也很友好、和善，两人如亲姐妹一般和谐相处。张学良称于凤至为大姐，称赵一荻为小妹。接待客人和朋友时，总是带上于、赵一起出席，三人共同生活，倒也相安无事。

赵一荻一边给张学良脱外衣，一边关切地说：“汉卿，南京开会两个多月，回来又得不到休息，脸都瘦了一圈。我真心疼。”说着，端来一盘奶油小点心，又彻了一杯咖啡，放在他的面前。

“小妹，南京的这些日子，这难熬啊！”张学良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作为张学良的生活伴侣，赵一荻在处理军务、政务上也是得力助手和支持者。他在她面前，从来是有话必讲，毫无隐瞒。于是，他将自己这一段时间来的苦恼和思考，以及专程去上海会见杜重远、宋庆龄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赵一荻两只美丽的大眼望着张学良，认真、仔细地听着。张学良讲完后，她沉思片刻，而后低声说：“汉卿，杜先生和孙夫人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讲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依我之见，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咱们东北军才会重见天日。”

“嗯，我也是这样想。”张学良点了点头，但语气中又充满了忧虑，“联共、联共，共产党近在眼前，可又远在天边，我到哪里去找人家呢？李杜虽然答应帮我找关系，可是谁知什么时候才能联络上？”

“唉——”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片刻，赵一荻突然从床沿跳下来，扑到张学良身边坐下：“前几天，北平不是闹学潮（即一二九学生运动）吗？听说东北大学闹得最厉害，报纸上说，这次学潮是共产党掀起来的。你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可以以考察了解情况为名发个电报去，要学生代表来西安和你晤谈。这样，名正言顺，说不定可以找到共产党的线索哩！”

张学良为赵一荻的聪慧、机敏大为感动，他双手捧着她的圆脸，动情地说：“小妹！明天我就给北平发报，让他们派代表来西安见我。同时，我还要给洛川的王以哲军长发报，让他们和红军进行接触时，多长一个心眼，看能否拉上关系。我想，通过上海李杜、北平学生代表和洛川这三条线，是有可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

※

第二天，张学良以东北大学校长的名义给该校发了个电报：

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

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接到电报后，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由于对张学良缺乏了解，加上他又担负的是“剿匪”副总司令的要职，加之电报内容也不友善，把学生运动称为“学潮”，把学运中的领导骨干称为“主动分子”，便误认为有敌视学运之意，决定拒绝派代表赴陕。

过了两天，不见动静，张学良又签发了第二封电报，电文是：

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

这份电报语气上虽然有所缓和，但和第一份电报没有质的区别，东北大学学生救委会再次予以拒绝。

张学良见两次电报均遭冷遇，便知道是学生们对他尚存疑虑。这也难怪，自己的头衔怪吓人的，谁愿意前来“自投罗网”呢？为了消除师生们的疑虑，张学良特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原东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赵翰九为他的代表，专程携款到北平慰问东大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

赵翰九到北平后，东北大学召开师生员工大会热烈欢迎。赵翰九代表张学良致慰问词，慰问词中不但没有半句批评，反而对学生的行动流露出赞赏和支持的意思。赵翰九返回西安后，张学良紧接着又发来第三封电报：

请派民主代表前来西安

这一次学生们没有轻易拒绝。他们几经磋商，认为张学良将军诚心诚意，整个形势的确发生了变化。于是推举宋黎、韩永赞、马绍周三人作为东大学生及北平学联的正式代表，同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将军。三人中只有宋黎是共产党员。临行前，宋黎请示了地下党组织，党组织指示他“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三位代表乘火车抵达了西安。几天后，张学良派副官用专车将他们接到金家巷公馆。坐落在玄风桥的金家巷公馆是一个环境幽雅的小院落，它位于西安古城的东南角，往南不远便是高厚雄伟的古城墙。院内从东到西并排耸立着三座三层精致的楼房，在当时的西安古城，这样的建筑分明是第一流的了。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住在西楼，侍卫、副官们住在中楼，东楼则住着管理函电的文职官员。

副官将他们三人领进西楼第二层张学良的会客室。室内红漆地板，四周摆了一圈沙发，阳光从高大的玻璃窗直射进来，满屋熠熠生辉。

他们坐下不久，楼下便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接着就见张学良穿着戎装走上楼来。他走到客厅门口朝大家点点头：“请同学们稍候片刻，我换换衣服就来。”说罢，便快步走上三楼卧室，不一会儿，他着一件银灰色的皮袍，风度翩翩地下了楼。

他和宋黎等人一一握手，笑容可掬地开着玩笑：

“千里迢迢来西安，同学们一路辛苦了！你们几位神仙还真难请啊，叫我连着打了三次电报。”

三个学生代表互相望了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宋黎说：“张副司令，东大的师生员工要我们仨代表他们向您问好！”

“感谢大家！”张学良边说话，眼光却在三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最后停留在宋黎身上，他觉得这三个学生代表中，这个年轻人脸庞白皙，戴着黑边眼镜，说话有条不紊，举动文静而沉稳，于是便指着他的鼻尖发问：“你叫宋黎？”

“是的。副司令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宋黎十分惊奇。

“不但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是北平学潮的带头人。我是你们的校长，当然应该知道嘛！”张学良得意地说。大家坐下后，他又友善地提议：“作为你们的校长，你们作为我的学生，今天就以师生的身份谈，好吗？”

三个学生同时点了点头。本来他们对面前这位拥有重兵、声名显赫的“少帅”心存戒备，现在见他挺随和的，双方的距离无形中缩短了许多。宋黎、韩永赞和马绍周将一二九以来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张学良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还不时地点头赞许。

“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的学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一二九那一天，准备参加请愿的学校统统被军警包围，东大的学生最先冲破封锁线；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东大的人数最多，队伍也最整齐，口号最响亮，行动也最勇敢。因为东大的同学大都是东北流亡青年，九一八以后，我们失去了家园，断绝了经济来源，陷于失学、失业的痛苦境地。华北危急之后，我们已无处流亡，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命运，除了反抗日本，我们是再没有任何出路了。”韩永赞说到后来，眼睛都红了。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继而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内蒙。汉奸殷汝耕又在通县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公开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南京政府却照旧推行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步步退让，对内则大举剿共’，同时镇压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我们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子弟，而且又是副司令的学生，我们希望张副司令能替东北父老说话，为全国人民请命，枪口对外，团结一致，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做收复失地的功臣。”宋黎趁热打铁，情词恳切地发出请求。

“嗬，你们这些话，好耳熟呀，完全是共产党的赤化宣传嘛！”张学良故意板着面孔，“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三个学生代表同时一怔，不知张学良的问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个不敢做声，佯装没听懂。

“宋黎，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张学良指着宋黎，直截了当地问。

“不，不是。”宋黎有些含混地回答。

“哈哈！”张学良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失望表情，随即仰脸大笑，“你用不着害怕，作为你们的校长，既然把你们请来，就没什么恶意。实话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向来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用怕我。”三人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张学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感慨地说：“我接受同学们的忠告。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墓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首先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东北是从我的手里丢失的，我一定要亲手把她夺回来！”

从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嘴里听到这样明确的表示，几位学生代表一下子由紧张变得轻松和兴奋。宋黎说：“副司令是有血性的东北人，我们相信张副司令，一定不会辜负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殷切期望，我们尤其希望张副司令有具体而实际的抗日行动。”

张学良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三位暂时不要回北平了，就留在西安帮我们做些群众救亡工作吧。宋黎同学，你当我的秘书，负责和各群众团体联系，明天拿我的名片去拜会绥署杨虎城主任和陕西省政府邵力子主席，把各方面关系疏通疏通，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你们看怎么样？”

“服从张副司令的安排。只要是抗日救亡工作，我们都愿意干。”三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副官把他们安排住在金家巷不远的东大街的西北饭店。自此，三位学生代表便在西安住下来，开始执行张学良交给的任务。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张学良的副官匆忙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走，张副司令有请。”

三人随副官乘车直奔金家巷。走进二楼客厅，只见张学良背着手正面窗而立。他听见脚步声才转过身来，抖着手中的一张电报纸，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是刚刚收到的东大文学院方永蒸院长从北平发来的电报，今天早晨东大44名学生被捕。宋黎，你也在通缉之列。”

三人大吃一惊。宋黎愤愤地说：“岂有此理，学生要求抗日救国，难道也有罪吗？请校长务必想法营救他们。”

张学良点了点头，“我马上给宋哲元和刘哲发电报，要他们立即释放无辜的学生。目前北平局势紧张，你们几个不能回去，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说。”

过了几天后，张学良又把宋黎和马绍周叫去，一见面便焦急地说：“看样子情况紧急，我发给宋哲元和刘哲的电报，均未见答复。据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当局拟杀八个学生。事不宜迟，我的意见是从‘剿总’物色一合适人选，拿上我的亲笔信，火速赴北平进行营救。你们的意见如何？派谁去为宜呢？”

宋黎和马绍周商量了一下，便自告奋勇：“副司令，只要有你的亲笔信，事情当然会好办得多。那就让我去吧，派别的官员去，目标太大，也显眼，我了解那里的情况，我去比较合适。”

“你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张学良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宋黎，沉思片刻，又问：“你认识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吗？”

“不认识。”宋黎回答。

“不认识就好。”张学良轻轻吁了一口气，“那你就跑一趟吧！不过要特别小心，不要把别人没救出来反而把你也搭了进去。”

张学良出门到对面他的办公室去了，不一会儿，捧着墨迹未干的亲笔信走了进来，对宋黎说：“我给你临时起了个化名，叫宋梦南。到北平后，你就拿着这封信去找邵文凯。他是东北军的老部下。”

宋黎接过书信，只见上面写着：

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专程前往北平，全权处理被捕学生事宜。望兄看在同乡并同事多年的情谊上，予以鼎力相助。

张学良等宋黎看完，又接着说：“你告诉邵司令，若方便，请他立即就地释放这些被捕的学生。若是已经判了刑，就地释放有困难，请他派人把这些学生押解到西安，我是校长，理应交给我来处理。”

宋黎把信叠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内衣口袋。

※

1936年的中国火车，慢的像老牛，一路走走停停，第三天下午，宋黎才到达北平。他从前门车站下车后，为防止节外生枝，没有先去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而径直去宪兵司令部见邵文凯。

宋黎西装革履，戴着宽边眼镜，手里拿着印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红字的公函，大摇大摆地往宪兵司令部里闯。警卫见来人派头不小，只是简单问了几句，便领着他跨进了邵文凯的办公室。邵文凯用眼角乜斜了宋黎一眼，漫不经心地接过信件，抽出信笺展开一瞧，便像屁股被火烧着了似地，从圈椅里弹了起来，走到宋黎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宋秘书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

邵文凯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又是让座，好一阵忙活。宋黎感到好笑，说：“邵司令，不必客气。张副司令派兄弟来北平，了解东大被捕学生的情况，不知他们犯了什么过错？”宋黎的语气平和而委婉。

“我给张副司令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邵文凯这时又把信件拿起来瞧了瞧说，“被捕的学生闹得太凶，我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压压火。”

“张副司令说，他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学生闹事，首先是他的责任。一俟西北战事缓解，他说准备来北平请罪。”宋黎的语气虽然平缓，但柔中有刚。

“不，不，张副司令言之过重了。”邵文凯听出宋黎话中有话，忙不迭地说，“其实，这些学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既然副司令有开脱的意思，我何乐而不为呢？我立即释放他们，请副司令放心。”

“那就谢谢邵司令了。”宋黎接着问：“副司令还听说这里要杀八个学生，不知可有此事？他非常关注。”

“没有，没有，宋哲元对学生闹事很有气，态度严厉，却没有杀人的意思。”邵文凯连连摇头，“现在虽然抓了几十个学生，据了解，带头的并没抓住。有个叫宋黎的，是个共产党，近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叫邹素寒，据可靠情报已经潜往上海。要是抓住这两个家伙，即使张副司令说情，我也是不敢擅自做主的。”

“啊，原来这样。”宋黎倒抽了一口冷气，怀里像揣着一头小鹿似地，禁不住突突乱跳。他瞅了邵文凯一眼，见他神态自若，没有任何怀疑自己的迹象，心里便踏实下来。既然底细已经摸清，继续待在这里就太危险，于是起身告辞：“邵司令答应释放这些无辜的学生，我代表张副司令表示感谢，并望早日实现，以便我回到西安，也好有个交代。”

从宪兵司令部出来，宋黎回到东北大学。他来不及喘一口气，便去校部办公室会见秘书长王卓然。

王卓然见失踪多日的宋黎突然闯进他的办公室，内心暗暗吃惊。连忙关切的问：“宋黎同学，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

“到西安去了，张校长要我留在他身边干事。张副司令听说北平当局抓了44名学生，特派我回来问问是怎么回事？”

两人正谈着，一个校丁闯进门来惊慌地说：“秘书长，外面来了几个便衣，说你这位客人是带头闹事的共产党分子。在办公室不方便，只待出门便要逮捕。”

“这……这可怎么办？……”王卓然搓着手，急得团团转。

“王秘书长，你不用怕，也不用急，只请你给张副司令发个电报，告诉他我在你这里遇到了麻烦就行了。”宋黎望着王卓然，沉着而冷静。

“你是张副司令的秘书，又是他派来的全权代表，谅邵文凯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你就待在我的办公室好了，我立刻就去见他。”王卓然沉思片刻后，起身走出办公室，急急忙忙乘车找邵文凯去了。一个小时后，王卓然才急冲冲地回来，一进门便用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好啦，好啦，问题已经妥善解决。邵文凯说，你走后，马上有人报告，宋秘书就是那个正在通缉的宋黎。我好说歹说，他才表示既然你是张副司令派来的人，要是逮捕你，就太对不起张副司令了，以后不好交代。他要你火速离开北平，时间一长被人发觉，连他也不好办了。”

“我走可以，被捕的四十多位同学还没有出狱……”

“邵文凯说，这个事情请你转告张副司令，他一定遵命，很快释放被捕学生。”

为安全起见，当晚宋黎住在了王卓然的家中。翌日一早，便乘坐王卓然的汽车去了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UADc5zaPL9Y5e3wBYs2kb/7SOGca8zwdlr+MmdL8oBki5rWI1WDOizZe1w8xsx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