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天玄地黄　路在何方？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闭幕，张学良决定去一趟上海。他的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要去找老朋友杜重远倾谈。尽管他的司令部内并不乏有识之士，但他对杜重远寄予更大的希望和信赖。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制陶工艺。1922年冬学成归国，当时留日归国生谋一官半职是很容易的，但他有感于国内工业落后，决心投身实业，便在沈阳创办了东北第一家机制陶厂——肇新窑业公司。1928年，张学良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上任伊始便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以求富国强兵。杜重远所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不但前往参观、视察，还投资了十二万元。

在这期间，杜重远被推选为奉天省（辽宁省的前称）总商会的副会长，他敢于同当时社会上的恶势力抗争，吸收了一批进步人士参加商会工作，并领导商民罢市，上街游行、请愿，抗议省政府当局任意摊派捐税，工作中颇多革新和建树，在工商界人士中声望日增，但却为省政府一些人所不容，不久即以领导商民造反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职务。张学良深察杜重远是个富有正义感的难得的人才，备加器重，立即委以司令长官公署外交秘书职务，许多对日外交活动，都由杜重远参加襄助。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沈阳，立即下令搜捕杜重远。杜重远在沈阳无法存身，便装逃到北平，和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一面指导和声援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为了加强同各地抗日爱国人士的联系，不久，杜重远受救国会的委派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杜重远积极在工商界、文化界开展工作，同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等人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杨虎城（1893—1949），著名爱国将领，陕西蒲城人。1930年任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联合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6月被迫离军出国，同年11月回国，要求抗战，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

1933年后，国民党政府积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镇压和削弱抗日力量，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勒令关闭，邹韬奋被迫出国。杜重远在这种形势下挺身而出，将《生活周刊》改为《新生周刊》，自己充任总编辑，继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宣传。

1935年六七月间，由于《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说该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要求严惩《新生周刊》的发行人。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完全照办，勒令《新生周刊》停刊，并将杜重远逮捕，判处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对杜重远的无理判决，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有人曾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关系，使杜重远早日获释。但张学良没有这样做，他说：

“重远暂时就受点委屈吧，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到他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为中华民族坐一年零两个月的牢狱，这是他的光荣。”

张学良这次去上海，除了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请教之外，也想去监狱探望，尽尽朋友的情分。张学良这样的党国要人，一举一动都会引人注意，而今专程去拜访一个“囚犯”，传出去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所以，上海此行，他决定轻车简从，不惊动他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张学良正在清理文件，打点行装，刘副官突然进来通报：“副司令，杨虎城主任来访。”

“有请！”张学良连忙放下手里文件，整理一下衣衫，朝门口迎去。刚走出房门，杨虎城已迎面走来。两双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杨虎城也是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住在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这次开会他见张学良坐在主席台上，总是低垂着头，愁眉不展；明天他就要返回西安，所以今天专门到首都饭店来拜访张学良。一则是探望，二则是辞别。

“张副司令，你好啊！一直想来看看你，硬是抽不出身。”

“是呀，一起开会，见面容易，要在一起聊聊，还真不易哪！”两人手拉着手走进房间，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在东北军没有开进陕西之前，他是陕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自“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即受张学良的节制。他俩虽然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而气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张学良英姿勃发，锋芒毕露；而杨虎城比张学良年长七岁，则显得远见卓识老成持重。假如说张学良的地位和功业是靠他老子张作霖给他打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坐享其成，而杨虎城能有今天，却是他从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一刀一枪闯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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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是陕西蒲城县人，家境贫寒，小时刚念了两年私塾，就到一家小饭铺当童工。1908年，他父亲遭仇家陷害，被清朝政府绞死于西安，他怀着无比的深仇大恨，和当地一帮年轻人成立了“中秋会”，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专门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率领中秋会部分成员即参加陕西反清革命队伍，多次在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军作战。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率众参加了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阴一带讨袁。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他被委任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营长。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南征北战，战功累累，特别是1926年为策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坚守孤城西安八个月，形成他前半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篇章。

1926年初，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肃清其侧背与广东有联系的革命力量，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力迎击北伐军，派刘镇华率领土匪集团镇嵩军号称十万之众进攻陕西。当强敌逼近西安时，城内守军只有李云龙（又名李虎臣）所属国民军第二军十师等部，兵力不到五千人，形势岌岌可危。当时，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军第三军三师是陕军中力量最强的部队，为了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急率部队毅然从三原开进危城，与李云龙部共守省城。这就是有名的“二虎把长安”。

杨虎城、李虎臣率部守城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被十万敌军团团围困在西安城内。在这众寡悬殊、装备很差的条件下，杨虎城率众坚持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城之役。八个月中，日夜激战，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后期粮草断绝，军民只得罗雀掘鼠为食。这时军中有人悲观沮丧，提出言和投降。杨虎城公开宣布：“虽留我一人，也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

由于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的积极配合，终于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的驰援下，于11月28日解围。尽管这次守城之役付出了重大代价，死亡五万之众，但却拖住了十万之余的北洋军阀部队，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冯玉祥进入西安，即晋升杨虎城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当时杨虎城率领所部正在皖北太和县整训，他看不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做法，便没有执行“清党”的命令，反而提拔重用共产党人，任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在他的部队中，共产党组织发展到二百多人。不久，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阜阳一带发动刘集暴动失败，魏野畴被捕牺牲，叛徒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了党员名单，蒋介石下令逼迫杨虎城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我行我素，不但未逮捕共产党员，反而给他们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杨还对南汉宸说：“我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能同你们把关系搞坏。”

1929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关系濒于破裂，杨虎城分析了形势，权衡了得失，加上蒋介石的拉拢，便率部投归了蒋介石。1930年7月，杨部扩编为讨逆第十七路，奉命西进追击冯玉祥的部队，于11月占领西安。当混战将近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笼络杨虎城，委任他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这样一来，杨虎城成了西北五省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但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委以要职的同时，又对他多方限制、削弱，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嫡系部队第二师、第三师进驻潼关、华阴等地，以遏制陕东咽喉；以后又派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队驻扎天水，以控制西北全局。1933年5月，蒋介石又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委任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分明感到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由此，同蒋介石的矛盾就一天天尖锐起来。现在蒋介石又令将近二十万的东北军进驻陕甘，成立了“西北剿总”，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而他率领的十七路军，统共五万来人，装备陈旧，补给不足，如今又要受制于张学良。杨虎城更深切地感到自己和十七路军在蒋介石的棋盘上已经是无足轻重了。

东北军调进陕甘，张学良是10月16日驻进西安金家巷的。

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到来，杨虎城对其真正意图一时摸不着底。从张学良回国后的言论看，他明显是拥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而且还得在蒋的迫胁下为之拼命，从这个角度看，东北军官兵不会有什么好感。东北军入关，受蒋歧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蒋又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黑帽子巧妙地让张一个人独戴，凭“少帅”那个心性，心里能服气么！受蒋的欺负与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感受是相同的，所以杨虎城对自己的亲信说过这样一句话：“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杨虎城也有另一面的疑虑：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好几倍，如果张受了蒋的愚弄，与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对十七路军采取压迫态度，那可就很危险了。所以杨虎城又说：“我专心试探张少帅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目下看来，我们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杨虎城严嘱所属，对这些事要绝对保守秘密。

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与之来往频繁，在礼遇上，杨对张很尊重，但在一个多月的交往中，双方俱是官样应酬，内心的话都不肯掏出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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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喝着茶，很快体察出张学良情绪不佳，他正要把明天返回西安的事告诉张学良，心直口快的张学良倒先开了口：

“杨主任，昨天我看了选举结果，你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向你道贺！”

“张副司令，别作践我了，不说还罢了，说起来真叫人脸红啊！”杨虎城放下茶杯，苦笑着说，“从辛亥革命起，我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如今还要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委，这简直太丢人了！”

本来，这次他是不想参加竞选的，准备听其自然，但返回头一想，以他的地位和处境如不参加竞选，势必在政治上引起蒋介石的猜疑。想起为了拉选票，竟花销了八万元大洋，他的心里就自惭自疚，老大的不快。

“嘿！此事你大可不必认真，”张学良见自己的话引起杨虎城的辛酸，内心很不过意，“其实这次选举，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开选之前，他们就内定了人选。我这个中执委就是他们事先圈定了的。”

“这我也知道，论票数，我当中执委也够了。蒋委员长和陈立夫指定我为中监委。所谓选举，也就是走走过场罢了。”

“杨主任，你听说了吧！”沉默了片刻，张学良接着说，“我在这里开会，我的部队又在直罗镇损失了一个师。我到西安上任才两个来月，将近三个师让红军给吃掉了……”

提起和红军的作战，杨虎城的内心立即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酸楚。今年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突围向西转移进入陕南。杨虎城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派出所属的三个警备旅进行堵截，在1月至7月初的半年时间里，在蔡峪窑、石塔寺、九间房、袁家沟口等地受到红军歼灭性打击，两个旅长被俘，一个旅长被伤，杨虎城的直属警备部队几乎被搞光，而蒋介石不仅不给丝毫的安慰和补充，反而大加嘲讽，打电报来加以斥责：“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杨虎城气得上牙打下牙。从此以后，他便极力避免同红军作战，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

劳山战斗之前，杨虎城看了“西北剿总”的命令，就特意去见张学良：“对共军作战可要慎重，你别小看这些缺吃少穿、武器破烂的疲惫之众，打起仗来可厉害呢！”张学良听罢，不以为然地对杨虎城说了四个字：“你看我的。”杨虎城返回之后，摇着手对部下说道：“他（指张）还不知道钉子是铁打的，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现在，东北军在红军面前碰得这样惨，比杨虎城想象的还要惨，杨虎城又非常理解和体谅张学良此时的处境和心情，便劝慰他说：“此次一〇九师的失败，在代表中间议论纷纷，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冷嘲热讽，还有的说要追究指挥官的责任，树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胜败乃兵家之常，和红军作战，吃败仗的不光你张副司令，务必不要介意，不要过于伤感而影响健康，在这个晦气的年月，一定要好自排遣才是。”

联想到近些日子蒋介石、何应钦冷冰冰的面孔，杨虎城一番诚挚的劝慰，张学良听了很是动情。

“我们俩在同一个位置上，只有你老兄才能理解和体谅我！”张学良感叹地说。

杨虎城苦笑着说：“不过，副司令，说来说去，你比我的处境还是要好得多……”

“哦，好在哪里？”张学良不解地问。

“张副司令，你和委员长是有交情的。你过去多次有恩于他。1928年改旗易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一；中原大战，你发表‘巧电’，迫使冯、阎败走；热河失陷，你又代他受过……你有这么多恩德于他，天地良心，他对你总会有所照顾的。在陕北虽然损失了三个师，委员长不用说很快就会给你补充起来。你眼下的痛苦也只是暂时的。”

一提“补充”，张学良的火气陡地上来了。他把茶杯往茶几上一顿，愤然地说：

“哼，补充个屁！军政部已经正式通知，我那两个师的建制全给撤销了！”

“啊，居然有这等事！”杨虎城眼睛瞪得老大，“中央军的损失，委员长总是随失随补的嘛！我还以为仅仅十七路军是后娘养的，想不到你也……”

“地方部队统统是他妈后娘养的！”张学良面孔涨得通红，胸脯急剧起伏，“问题还不止于此。我向军政部提出，请求政府给予和红军作战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二位师长的家属，各抚恤十万元，何应钦个狗东西断然回绝！”

“怎么？何部长不同意！？”

“我张学良追随南京政府，忠心耿耿，南征北讨，混到今天，现在混得连十万块钱也不值了！”张学良气得声音都颤抖了。直到此时，张学良仿佛才觉出了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真实用意。激愤之后，他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张副司令，你别生气，生气没用。我们身后领着千军万马，倒是要替弟兄们多想想，不能再让他们平白无故作牺牲了。”

张学良踱到窗前，朝外凝视良久，然后转过身来，深深叹了一口气……

对张、杨二将军而言，这也算是一次“绝谈”，以后二人时常见面，心照不宣，再也不提“剿共”二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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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学良带着两名随从，乘飞机抵达上海，为了避免官场上的应酬，他在法租界霞飞路恩培亚大厦租了一套房间住了下来。而且很快就打听到了杜重远的下落。

杜重远原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的“模范”监狱。由于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和许多进步人士的营救，加上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杜重远的旧友，所以服刑期间，能以治病为由，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杜重远（1898—1944），吉林省怀德县人，东北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张学良私交较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在上海一面办实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继邹韬奋之后在《新生周刊》主编。1935年6月由于在《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涉及日本天皇，遭日方抗议，被南京政府判刑一年又两个月。1936年9月出狱，10月到西安。11月7日，参加西安学生追悼鲁迅大会并讲了话。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6月13日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斜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一辆乌黑、锃亮、车窗玻璃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小轿车穿过繁华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朝虹桥方向驰去。小车在疗养院门前停下后，副官刘海山从前门钻出来，快步朝楼房走去。不到五分钟，返回来低声向张学良禀报：

“杜先生房里没有外人。”张学良从汽车里钻出来。他今天穿着一件灰色绸袍，头戴一顶毛料吕宋帽，完全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他跟在刘副官后面，迅速朝楼房走去，三拐两拐，在一间房门前停下来。

听到脚步声，杜重远连忙走出房门迎上前去。

房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钢丝床，一个床头柜，两只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床单、被褥和用具，清一色洁白，显得素净而淡雅。

“副司令，你身负重任，不远千里，专程从南京来看望我这个身陷囹圄的囚徒，实在劳驾不起啊！”

张学良从刘副官手中接过备好的一束鲜花，很尊敬地献给杜重远：“为了宣传抗日，无辜坐牢，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东北人的光荣！你受苦啦！”

“还好！”杜重远消瘦而苍白的面孔，有些泛红，他双手接过鲜花插在床头柜上的花瓶里，而且特意凑上去，轻轻地嗅了嗅，这才说道：“我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判那一天，法庭外聚集了上千的群众，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反对对我进行审判。普天下谁都知道我这是冤狱，政府当局屈从于日本，真是令人愤慨！”

隔着一张茶几，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刘副官便到外面警戒去了。

张学良坐下又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的小小空地上踱来踱去，边思索边说：

“杜先生，我现在也碰到麻烦了，最近几个月以来，不顺心的事一桩接一桩。我依照委员长的安排进驻陕、甘，才两个来月，10月初劳山战斗，10月22日榆林桥战斗，前几天直罗镇战斗，损失了将近三个师，两个师长被共军击毙，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我个人身败名裂事小，二十万东北子弟栽在我手里，可就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啊！”杜重远望着张学良，一言不发，任他往下说。

“两年前我从国外考察回来，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学习德国、意大利，实行法西斯政治，这两个国家之复兴，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对墨索里尼所说的‘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很感兴趣。回国以后，我积极拥护蒋委员长为领袖，支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希望他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可是，两年来的现实令我失望，令我遗憾。共军不好打呀，他们以劣势的装备接连挫败装备精良的我军，直罗镇我们还出动了飞机呀，就这，结局还这么惨。我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今后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这次专程来上海，请您指点迷津。”

张学良一口气讲了许多，这才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在沙发上坐稳。

“是到了认真考虑的时候了。”杜重远默默地点点头，收起笑容，严肃地说：“我和高崇民、卢广绩一伙东北同乡，每在一起就要议论当前的时局，大家对你受蒋介石的驱使，在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十分忧虑。倘不悬崖勒马，让其继续发展下去，非把几十万东北军的前程断送不可！”

尽管杜重远讲的很严厉，张学良却听得很入耳。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底是什么货色，现在该看得清楚了吧！自九一八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什么‘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还有什么‘东北五省自治运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而蒋介石却步步退让，丧权辱国。照此办理，中国这块土地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蒋介石这次在五全大会上居然还鼓吹‘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真是无耻之尤！”

杜重远甚知张学良的为人，所以说话毫无顾忌。接着，他从被褥底下翻出一份文件，递给张学良：“这是一位朋友前几天给我偷偷送来的，你看看吧，谁是真爱国，谁是假爱国？谁是假抗日？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张学良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面的落款是：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1935年8月1日。他一口气将那份不长的文件看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半晌，才抬起头来，望着杜重远，恳切地说：“杜先生，我们现在还在和共产党打仗哩，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如果继续‘剿共’，对东北军来说只能是自取灭亡；对于你个人来说，将是千古罪人！”杜重远很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东北军唯一的出路，是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一是联合共产党。你刚才看了他们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中央红军现在已经到达陕北，可以和他们联合起来，作为依靠。二是联合杨虎城。杨将军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有许多进步人士，无论从哪方面讲，杨将军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三是联合新疆的盛世才。他是东北同乡，过去又是你的部属，他在新疆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和他联合以后可以打通国际关系，求得苏联的帮助。如果东北军能和以上三方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那么下一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目前，全国的抗日高潮已经到来，谁不抗日谁就会垮台。我们东北军今后决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唯有联合抗日才是光明的出路，也才有活路。”

听了杜重远的话，张学良目光炯炯，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蓦地他又想到：杜先生的主意虽好，但实现得了吗？于是，又忧心忡忡地问：“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都好办，杨虎城有抗日思想，而且与老蒋也有矛盾；至于盛世才，更没有问题。只是对于共产党，我实在心中没底，我愿意同他们修好共处，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副司令，这你放心。”杜重远笑了笑，“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既然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认真去做。只要你决心走抗日这条路，共产党同你实行联合是用不着疑虑的。”

为了坚定张学良的抗日信心，杜重远又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苏联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支持中国抗日的，这不用我多说。美英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日本矛盾很深，因为不甘坐视日本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也会帮助中国抵制日本。问题是，我们要能够制止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团结抗日，抗战才有胜利的可能。

张学良笑了。他的内心仿佛有一股大潮在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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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学良又约会了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国境以后，就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联系，回到上海后仍然准备取道苏联返回东北去抗日。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同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商谈，现在苦于无法取得联系。李杜当即接受了张学良的委托，表示找到关系后，就尽快通知他。

在上海停留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去拜访了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他向这位不寻常的女性尽情地倾诉了自己一时无法解脱的苦闷。宋庆龄听后，发现他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中央大员们的态度截然不同，便鼓励他要振作起精神，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用实际行动洗刷自己蒙受的“不抵抗”的污名。

宋庆龄语重心长的鼓励，给了张学良极大的启示和鼓舞。这位刚强的汉子，是噙着泪水离开宋庆龄的寓所的。

张学良在上海停留了四天，就乘坐他的“搏鹰”号专机匆匆返回西安。这时的张学良，已经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心境大有改观。 UADc5zaPL9Y5e3wBYs2kb/7SOGca8zwdlr+MmdL8oBki5rWI1WDOizZe1w8xsx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