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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南京的一条条大街被萧瑟、颓败的景象所笼罩，人行道两旁法国梧桐的枯枝败叶，在寒风中打着旋儿。下午5点刚过，天色灰蒙蒙的。街上行人稀少，商店生意清淡，店员一个个拢着袖子，坐在堂前打盹儿。
这时，一列长长的轿车队伍，首尾相接，从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开出，一路鸣着喇叭，浩浩荡荡地穿过大街小巷，朝鼓楼方向驰去，喇叭声惊动了正打盹儿的店员，忙赶到路旁驻足观看。闪光锃亮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首都饭店的院内。
十数个肃立门口的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侍者，连忙迎上前去。
一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的年轻将军从卧车内一闪身下了车，他约莫三十四五岁，中等偏高的个头，棱角分明的脸庞，清秀的眉宇间透着英气。他身穿草绿色的呢料军服，腰间佩着武装带，脚蹬乌油发亮的长筒马靴，领章上缀着三颗金色的将级星徽。这一身打扮，使得这位年轻的将军，愈显得精悍、利洒、威武。
他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径直朝饭店的门厅走去。好几名先下车的将军、随员毕恭毕敬地肃立两旁，有的献媚地上前打招呼。他挥了挥手，旁若无人地照直前行，身后洒下一串“笃笃”的马靴声。
进到二楼房间，随从秘书、副官纷纷拥上前来听候吩咐。侍者帮他解开武装带，脱下马靴，换上软底便鞋，年轻将军微微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离开，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便右手托腮，望着天花板发怔。侍者端来咖啡，小心地放在茶几上，便悄然地退出房门。
这位年轻将军便是赫赫有名的统帅二十余万东北军的陆军一级上将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张学良从西安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届代表大会，已经二十多天了。面对着日军对中国领土的疯狂进犯，对沦陷区人民的野蛮杀戮，对中华民族主权的肆意践踏，他满以为这次会议一定会提出抵御外侮的方针和措施，没料想当局闭口不提抗日救国，仍然口口声声“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打内战；军政大员们感兴趣的是拉选票、搞竞选，千方百计为自己牟取高官要职。
张学良将军（1936）
张学良（1901-2001），著名爱国将领，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海陆空军副司令、“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政策，1936年12月12日同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尤其使张学良感到压抑的是，这次来南京，上至委员长，下至行政院各部办事人员，对他十分冷淡。回想起历年来每次进京受到的隆重欢迎和一系列高规格的礼遇，仿佛有隔世之感。
那是1930年5月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在中原混战，双方交战不相上下，胜负一时难决。而处在东北方向拥有重兵的张学良，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蒋、阎、冯纷纷派出代表前往游说，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张学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支持蒋介石。9月18日，他发表了“巧电”并同记者的谈话，接着便率领东北军进关，21日占领天津，26日进驻北平，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不出两个月，力量的对比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阎锡山、冯玉祥见情况不妙，只得宣告失败，通电下野，历时七个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对东北军在困境之时伸出的一臂之力，蒋介石感激不尽，旋即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年7月间，石友三起兵反蒋，张学良遵命又派兵和蒋系刘峙部南北夹攻，不到半个月，就使石友三全军覆没。这时，张学良的势力范围覆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热河、察哈尔等六省且又囊括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和实力仅次于蒋介石，在诸多大小军阀的眼里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那会儿张学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因替蒋介石立下盖世之功，被特邀参加。年近三十岁的张学良好不荣耀，乘坐蒋委员长派来的专列进京，津浦路沿线每个车站都悬挂着大标语：“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
到达南京下关，张学良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车。一路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警车开道，数十辆小车簇拥，直抵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蒋委员长早已率领大员们站在门口迎接，车刚停稳，蒋委员长一只手便伸进车窗，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当晚，蒋介石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张学良接风，并把他介绍给出席四中全会的代表和党国头面人物。蒋介石还亲自把盏向众人提议：
“为英明绝伦的张副司令干杯！”
偌大的宴会厅顿时桌动椅响，觥筹交错，代表们欢呼着拥上前来和他碰杯，争着和他握手，处处是鲜花、美酒，处处是恭维、赞颂，张学良满面红光，应接不暇，沉浸在一派艳羡的目光和欢乐的海洋中。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更是受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热烈、亲切而非同一般的欢迎和款待。从不在政治场合露面的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也破例在自己的私邸接见了于凤至，并认她为干女儿，宋美龄也和她结拜为干姐妹。
自从张学良和蒋介石联手以后，五年以来，他每次来南京，总要受到破格的接待，不是蒋介石亲自出面，至少也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委员长前往机场迎接。可是，这一次到明故宫机场来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场面冷冷落落，机场里外连一面纸糊的彩旗也看不到。
开会期间，张学良本想将东北军开赴西北同共军的战事向蒋介石与何应钦陈述一番，争取得到兵员、武器上的补充和经费上的接济，但几次见面，刚一开口，便被堵住了：“公务很忙，这事以后再说吧！”
“仅仅五年过去，我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地位、声望竟一落千丈。”想到这里，张学良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房门轻轻被推开了，随从副官刘海山走到他的前面，细声说：“副司令，请用晚饭啦！”
张学良瞥了刘副官一眼，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穿上马靴，扣好风纪扣，心不在焉地朝门外走去。
当他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时，腰板儿挺得笔直，脸上又流露出矜持和自信的神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将沮丧和抱怨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绝不轻易地外露于人。
他端起碗，没有一点食欲，只吃了一块牛排和一碗肉糜粥，便离开饭桌，匆匆回到住室。他站在落地窗前，透过玻璃心不在焉地朝外张望。外面是堆满阴云的天空，大街上行人稀疏，间或有一辆汽车驶过，带着刺耳的呼啸，掀起一路的尘埃。他又接续这饭前的思路，陷入了情感的天地——
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受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军作战吃了败仗！将军打下败仗，那是奇耻大辱，是比什么都丢脸的事情。五年来的经历就像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儿都有。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占领东北三省为满足，1933年1月，又悍然出兵攻入山海关内。张学良吸取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他未向南京政府请示，立即作了抗战的部署，命令何柱国部在山海关、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按防御计划予以抵抗；又令商震部三十二军赴滦河转冷口之线；宋哲元指挥的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指挥的六十七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挺进界岭口以北地区，支援热河汤玉麟进行抗战。在这种形势下，2月，日军转向热河进攻，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司令汤玉麟腐败透顶，初则首鼠两端，拒绝援军入境，继则不战而逃。热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一番抗日苦心，完全付之东流。他气得顿足捶胸，立即下令通缉捉拿汤玉麟，查抄他在天津的家产。张学良这些措施，却丝毫未能减弱全国人民的激愤，上下沸腾，纷纷谴责南京政府。东北军事最高当局的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善于嫁祸于人的蒋介石通过他的宣传机器，把“失地”的罪责完全转嫁到张学良身上，迫使他3月8日致电南京政府，请求辞职……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懑，蒋介石以北上督师、筹划反攻为名，3月9日下午4时在保定车站他的专列里召见了张学良。召见之际，边上只坐着一个国舅宋子文。张学良原以为这次召见，是商议有关抗日问题，便在心里暗暗地拟定了反攻热河的计划，请缨杀敌。然而，当张学良刚同蒋介石在车上照面，屁股还没坐稳，蒋介石就板着面孔说：
“汉卿，你的辞职电报我接到了，很了解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哗然，集中攻击我们两人。热河失守，你守土有责，我当然也难辞其咎。”
蒋介石说到这里，转头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宋子文：“这就好像一条船一样，三个人要乘这个船，船就要沉了，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汉卿呀，你看这……”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住，与宋子文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学良。这四道目光，简直像四条寒光闪闪的利剑。
“热河失守，我有责任，当然该我下去。”张学良说。
“这样也好。那我就尊重你的意见，批准你辞职，以后待机再起。”蒋介石又一次以感激的目光望着张学良，语气也温和下来。张学良如此爽快，是他原先没有想到的。
“前年东三省失守，我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应负直接责任。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可以伸张纪律，平息舆论。”张学良诚挚地说，“不过，我要向委员长进一言。日寇狼子野心，侵略成性，绝不以占领东三省、热河为终止，一定会很快进犯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我看委员长应下定抗日决心，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当务之急是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是的，是的。”蒋介石心不在焉地回答。
张学良请求辞职的消息披露后，尽管是形势所迫，对他这种视权位如敝屣而轻弃于旦夕之间的行为，舆论界反应还是很强烈的。天津《大公报》曾发表一篇题为《行矣张汉卿》的社评，公开为他喝彩，文中说：
“以拥众数十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不谓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
4月，张学良交出了从先父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数十万东北军的指挥权，不顾部属们的劝阻和诤谏，在与蒋介石谈话后的第三天就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东北军，离开了北平。临行之前，他召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讲了一次话。他说：“我要到国外去走一遭，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元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
诸事安顿就绪后，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和一批随从，义无反顾地来到上海。在美国安息日会传教士、德国名医密勒博士的指导下，不用任何药物，靠坚强的意志强制戒除了扎吗啡针的恶癖。一个月后，他在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的陪伴下，乘“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意大利考察。
在国外，张学良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可他没有消沉，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到处参观、调查，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经过一番分析思考，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治，对希特勒与其国社党领导的德国，墨索里尼与其法西斯蒂党领导的意大利，以独裁专制迅速复兴国家的事迹，颇感兴趣。他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的国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用英美的那一套民主政治很难奏效，唯有学习德、意，拥护领袖，实行独裁，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张学良木然地站在窗前，像一尊木雕的偶像。
天渐渐黑了下来，夜色像一口倒扣的大锅，笼罩着南京古城。马路上昏黄的路灯，有气无力地闪烁着微弱的光。饭店后部的舞厅开始营业了，靡靡的舞曲伴随着女人浪荡的嬉笑，在夜空中弥散，显得轻飘而邈远。
1933年底，蒋介石看到东北军尚有很大的实力，为达其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目的，便把大部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一带“围剿”红军。在东北将士强烈的吁求下，张学良在1934年1月被蒋介石电召回国。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他。张学良向蒋表示：“这次回来，我不想再带兵了。”
蒋介石笑了笑：“你自己想要干什么？”
“让我在你的侍从室当主任吧。我愿意更多地接近你，我俩之间朝夕接触，会更亲密些。”
蒋否定地摇摇头，说道：
“你回来了，国人对你仍有许多不满和怨气，你得做几件像样的大事，挽回从前的影响才是。侍从室就是‘侍从’嘛，这哪里是你这样的人待的地方。”
张学良想了想，又问：“眼目下，你看什么事情最难办，最棘手？”
“剿共的事情最难办。”
“那就由你安排吧！”
2月7日，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总司令。
张学良国外归来，踌躇满志。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以后，3月1日便在汉口就职。从此，东山再起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驱上了与红军作战的道路。在此期间，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是忠诚地执行的，他一心一意希望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之后能共同抗日。为此，他下令南下的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加紧进行“围剿”，自己还常去前线视察；为了表示自己和东北军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忠诚，他让东北军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
1935年，因红军长征辗转进入陕北，蒋介石便撤销了鄂豫皖“剿总”，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于是，张学良又率领近二十万东北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陕甘，并于10月在西安就任新职。
从湖北到西北，张学良本来是希冀在“剿共”中有所建树，在西北站稳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去。谁料想，在他赴西安上任后的一个月内，东北军就接连吃了两次败仗。10月1日，一一〇师被红军歼灭于甘泉县的劳山，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22日，红军又袭击甘泉以南榆林桥的一〇七师六一九团，歼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
一个月内接连两次失利，精明的张学良立即觉察到，自己面对着的对手，显然是不可低估的一支劲旅。由此，他开始忧虑东北军今后的前途和出路：要是和红军再这样打下去，回老家岂不成了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想？
正是思想上起了这样的疑团，张学良此次来南京开会，对前方部队很不放心，曾通知部队就地集结整训，暂不要和红军作战。来南京前，他还亲自驾机飞到甘肃庆阳，当面告诫五十七军代理军长董英斌：形势有变化，部队暂缓前进，不宜轻举妄动，何时行动需听我的命令。
思绪像旋转不定的线团一样不断地往外抽，把他二十多年戎马生涯中的酸甜苦辣都扯了出来。正在他感慨万端之际，“啪”地一声，房内的大吊灯被打开了，顿时满屋光亮如昼，他正待发火，见是随从副官刘海山，涌到嘴边的怒气又咽了回去。刘海山的军阶虽然仅仅是一名上校，但他有国民党军事参议员的头衔，且胆识过人，枪法超群。他早年给孙中山当卫士，孙逝世后，又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后来他转而敬慕张学良，认为张学良是个“人物”，便离开蒋介石跟随他。张学良对他非常信任，遇事总要找他商量。
刘海山将一份电报递到张学良手里。
张学良接过电报不经意地看了起来，脸色渐渐变得阴沉可怕，看着，看着，眼睛突然睁大了，心怦怦跳了起来。只见电报上写着：
11月21日，我军一〇九师全部、一〇六师部分，被匪军歼灭于富县直罗镇地区，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以身殉职……
仿佛头顶炸响了一个霹雳，张学良一下子目瞪口呆，半晌没有缓过气来。过了会儿，他将电报纸一把扯得粉碎，大声吼道：
“给我查！给我查明白！来南京前我专门去庆阳交代过，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这次行动是谁的主意！竟敢违背我的命令，简直是胆大妄为！混账王八蛋！”
他一边怒不可遏，一边在房内来回地走着，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
秘书应德田从隔壁走过来，望着盛怒的张学良，默默地站在一旁。他知道这位年轻上司的脾气，在这当口最好什么也别说，等他气消火熄之后再慢慢劝解。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逐渐平和下来，坐在沙发上，嗫嗫嚅嚅地说：“这些魔鬼，一个半月内吃掉我将近三个师，我刚刚移师西北，就受到如此惨重的挫折。长此下去，太……”应德田在他对面悄然落座，轻轻地说道：
“副司令，不要太烦恼，反正和红军作战吃败仗的，也不只是我们东北军一家。委员长指挥百万大军，先后五次‘围剿’江西红军达四年之久，除了损兵折将，还占了什么便宜？红军长驱万里到达陕北，人家还是红军，仍然存在。”
说到这里，应德田瞟了张学良一眼，见他没有反感的表示，便接着往下说：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野蛮侵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而委员长置这些于不顾，提出什么‘先安内而后攘外’，发动内战，自相残杀，这怎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呢？所以我说，不抗日而‘剿共’，是不仁不义的举动，是自取灭亡的死路，唯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才是救亡图存的生路。”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29年在张学良的资助下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伊利诺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专攻政治和市政。1932年归国，在东北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在进步学生刘梦坡等人的影响和介绍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同盟”，具有较强的爱国意识。1934年7月，应德田到武汉去见张学良，经过长谈，很快便得到张的赏识，并委任为“鄂豫皖剿总”随从秘书科少校科员，不到一年，又提为中校秘书。张学良走到哪里都带着他，应德田在张学良面前总是直言不讳，张对应也总是器重有加。
张学良紧锁双眉，沉默不语。应德田乘机又说：“中国军队不少，但用其如何？至于我们东北军，更应来抗日，不该参与‘剿共’。众所周知，东北是日本人抢去的，并不是共产党抢去的；大帅是日本人炸死的，并不是共产党杀害的。让我们东北人漂泊流浪，无家可归，受尽苦难，这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而不是共产党。东北军二十万将士如能投入抗日，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东北军及东北人民对共产党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参加‘剿共’实属不义之举，全军官兵思想不通，意志消沉，长此下去，只能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灰，自己毁灭自己。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请副司令深思。”
应德田一口气讲完，房间内出现一阵难言的沉默。张学良从沙发上站起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心事重重地说：
“你说的有些道理。容我考虑考虑。”
应德田站起身，走到门口，张学良忽然喊住他：“应秘书，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只限于这间房子以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扰乱军心，是要——”张学良挥动手臂往下一劈，做了个杀头的动作。
应德田顿了顿，径自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