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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沿袭清制，便以“大帅”称呼军阀首领。那时有资格称“帅”的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帅”们的儿子，人们往往称其为“少帅”。背黑锅是陕西方言，含意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正因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黑锅，不堪其负，且又被逼至绝境而毅然发动“双十二”事变，这才为“少帅”一词赋予上新的含义，使其衍化而成为张学良个人的专称，在世纪转换之期，一提及少帅，人们便想起张学良。
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北大营及其附近屋宇惨遭焚烧，黑烟弥漫。东北军的营地插上了日本国旗。
少帅一词是美誉吗？事情仿佛又回溯到原初状态了：被称为少帅者，当年仅限于对那些未成年的孩童的戏称，很有些逗小孩玩耍的意味儿。
1931年，日军蓄谋已久的阴谋出笼，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一段，反诬这是中国军队所为。9月18日晚上10时许，日军突然炮轰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侵入。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一周内辽宁、吉林两省30多座城市插上了太阳旗。
面对区区万余关东军，拥有26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一枪不放，退而又退，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国人痛心疾首，一起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气愤地称其为“不抵抗将军”。
事实真相怎么样呢？
7月12日，张学良打电话给蒋介石，报告东北紧张局势，蒋介石指示：“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尽管这样，蒋委员长仍不放心，9月12日约张学良至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说：“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要动手了。”蒋介石郑重而言：“我们力量不足，不应还手，只有提请国际联盟解决。你应严令所部，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他们硬说我们先动手，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无奈，张学良只得下达“避免冲突，不准抵抗”的命令。而这一“令”传下去，立即遭到上下官兵的强烈反对。于是，张学良又命令秘书长吴家象，再给南京发报，东北将士要求抵抗，请委员长下令！
蒋介石的回电很快就来了，答复是：
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蒋中正。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得寸进尺，连续占领安东（今丹东）、营口、长春、吉林、昌图等城市，此后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告沦陷。一时全国舆论哗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各地报纸也纷纷相继发表文章，指责、谩骂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东北失陷，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未能奋起抵抗，固然有错，但平心而论，“不抵抗”之罪名加在他头上，实在是“蒋冠张戴”，替蒋背上了一口黑锅。
出于利害冲突，日本关东军对张学良一家是很嫉恨很恼火的。1928年6月，在皇姑屯车站炸死了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翌年冬天，又将张学良的三子张闾琪炸死在沈阳的“仰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里。世人皆知张学良与日本关东军有“杀父之仇”，而后一件令张学良切齿的“夺子之恨”，却鲜为人知。
1989年张学良在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叫池宫城晃的日本记者。这位记者把多年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给张学良亲阅，张学良通过这些与他有关的日本绝密档案资料，才惊愕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1929年冬天惨死在沈阳南满医院的三子张闾琪，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事前获悉张学良将军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时，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之手段，收买了“仰德医院”的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致死！可叹的是，张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所以晚年张学良在台湾接受日本NHK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开头就说：“我恨日本！”
少帅，由于其出身、地位之特殊，不免挥霍放纵，社交失检。出于对他不抵抗的反感，其风流韵事被渲染扩大，乃至成了报章的花边笑料。9月18日晚上，张学良为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宇宙锋》。日本新闻媒体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宣扬九一八前夕，张学良在北平日销千金，夜拥丽人。11月中旬，上海几家日人办的报纸，刊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报道：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著名影星胡蝶正在北平跳舞，并称少帅赠给胡蝶十万元巨款，以资酬报，又将两人的照片并列报端。日本新闻捏造了一个有关“缩头乌龟张学良”的绯闻，欲将张学良彻底击垮。
著名学者马君武基于爱国义愤，写了“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两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直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张学良与“红颜祸水”的胡蝶：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家，
那管东师入沈阳。
那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赵四，指已与张学良同居而未结婚的赵一荻；朱五，原北洋政府内务部长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是少帅的舞友。
马君武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时受任为实业部处长，后弃政从教，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哀沈阳》诗出于马君武这样的名人笔下，国人对九一八国难之夜少帅与胡蝶跳舞之事，更坚信其有。此诗于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张学良也因此多了个臭名：风流将军。这也是一口无形中背上的黑锅。
马君武没有料到，他在义愤之下的不察，以讹传讹，使少帅与胡蝶蒙受了不白之冤。诚如胡蝶所洞察的那样，是中了暴日造谣生事之毒计。
胡蝶，23岁，以美艳著称，当时被誉为东方第一美女。她于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显著位置，以特大号字体刊登了《胡蝶辟谣》，郑重声明，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事虚无实根：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外出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蝶也民国之一分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贵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如者矣！
深明大义的胡蝶，谅解马君武激于义愤的失察，未予指责，但对日人的险恶用心言辞痛斥：
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之个人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事实也是，1931年9月中旬，包括胡蝶在内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带领下，去北平拍摄外景。至天津时，见有大批撤下来的东北军，知是沈阳失守，故他们到达北平的时间，应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为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他们开会决议“抵制日货，规定罚规”，前后近两个月中，都是集体行动，无一人单独外出过。及至胡蝶回到上海后，才从报上看到所谓与张学良跳舞的桃色新闻。
明星影片公司的导演、编剧及演职员，深为胡蝶不平，也一连两天在《申报》刊登《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为胡蝶辩诬：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事实，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归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个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外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胡蝶辟谣，张石川等启事，以及少帅左右仗义执言，渐使事实澄清，九一八之夜这桩莫须有的公案，终于告结。
1933年3月上旬，张学良代蒋介石背过，以“不抵抗”被迫辞职下野，南去上海戒毒，一个月后出洋“考察”。有人欲介绍他与胡蝶见面，他婉言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不要再去害别人了。”
寓居海外的胡蝶，于1964年夏天赴台湾参加第11届亚洲电影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问及33年前这段公案时，她以痛苦的神色说：“真是冤枉，我与张将军当年直至今朝，都是旧闻不相识，怎么会在一起跳舞呢？日本人为中伤张将军，以图引起国人对他的仇视，作肆意造谣，未辨真伪，将我牵了进去，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要紧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女士既然从未与张将军谋面，今次来台湾正是机会，若是想见张将军，我愿居间联络安排。”一记者热情自荐。胡蝶连连摆手：“不必了，不必了，既然未相识就无须相识了。”
晚年，胡蝶仍在回忆录中宣称：跳舞风波是莫须有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