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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会谈以后，中共中央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的东征回师通电中，放弃了“反蒋”的口号，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把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
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对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向全党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为此，中共中央还发电报给不久前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他从西安返回陕北。刘鼎回到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告知他党中央这一策略方针的转变，指示他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和与张学良将军的团结，并让他将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迅速转告张学良，请张将军今后大力促蒋抗日。
刘鼎回到西安，立即向张学良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张学良听后，感奋不已。
经过延安会谈，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正当这时，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7月2日，中共中央总部转移到保安。
接着，中共中央又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的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四十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杨虎城自年初和汪锋、王世英谈判并达成十七路军和红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络及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协议后，双方关系出现了停战稳定的友好局面。到了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在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杨虎城部队的高级参议，与杨私交甚厚，王炳南在杨部工作，深得杨的信任。
红军相继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建立了稳固的友好关系。“三位一体”的逐步形成，不仅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广泛开展了热气腾腾的整顿内部、改造部队等抗日准备活动，而且西安市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与此同步，蒋系特务在西安的活动也愈益嚣张。他们除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盯梢外，对社会上那些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和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领导成员，也加强了跟踪与监视。
以张学良的秘书为掩护的东大学生、共产党员宋黎，不仅在东北军及东北同乡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而且积极地深入到十七路军和西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中进行活动，先后参加、组织了“东北民众救亡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他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别注意。鉴于他处境危险，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请示上级，决定让他撤出西安，转移到苏区去。
宋黎到张公馆去见张学良。一照面，就直截了当地说：“校长，我们想回北平。”
“为什么？”张学良问。
“我们搞抗日活动，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校长安排我们住在西北饭店，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出门有人盯梢，还偷翻我们携带的东西。我们想回北平，那里同学多，比较安全。”宋黎气呼呼地说。
“我送你们去兰州，暂时避一避，怎么样？”张学良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西安有校长在这里都不安全，兰州远离校长，安全就更没保障了。”宋黎说，“我们来西安时间不短了，没做多少抗日工作，反而给校长惹了不少麻烦。我们走了对校长好，不然出了问题，会引起人们议论，说一个统兵几十万的副司令，连几个抗日的学生娃都保护不了，岂不让人笑话！”
几句话把张学良的火气点起来了，他涨红着脸，背着手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果断地说：“你们干脆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我倒想看看，有谁敢动你们的一根毫毛！”
见张学良动了火，宋黎不好再说什么了。从张公馆出来，宋黎立即去见刘澜波，两人商量决定，既然张学良答应保证安全，就暂且如此。为防止意外，他们将机密东西处理好，并通知有关人士中止联系。
8月29日傍晚，宋黎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说是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近日有可能采取行动，要他们加倍提防。情况危急，宋黎便和从北平一起来的另一个学生代表马绍周商量。马绍周在“西北剿总”政训处有一个朋友，决定由他去找一找这个朋友，弄清情况以后再商量对策。
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的大门，就被潜伏在门外的特务逮捕了，并立即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宋黎正在房间里和东北中学几位代表谈话，突然门被踢开，闯进两条彪形大汉，其中一人指着宋黎说：“就是他！他就是宋黎！”宋黎知道事情不妙，顺口答道：“你们找宋黎吗？他刚出去。”
“你他妈的少来这一套，老子跟踪你几个月了，烧成灰我也认得你！”特务恶狠狠地叫着猛扑过来，架起宋黎的胳膊往外就走。
院子里，一个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已经抓到了共产党要犯，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往外打电话。你们要严守大门，来一个给我抓一个！”
宋黎意识到事态严重，边挣扎边喊叫：“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人！”
一个特务朝他的背上猛击一拳：“妈的，不准叫唤！”
宋黎腰部痛得直不起来。两个特务拖着他往院外拽。
这天是星期六，街上行人很多。宋黎有意大喊：“土匪绑架呀！……”
一个值勤的警察闻声端着步枪跑过来，问：“咋回事？”
“去，混蛋！我们是省党部的，你也不看看！”特务瞪着眼，朝警察呵斥。警察知趣地闪开了。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省党部同在东大街，相距约一公里。特务押着宋黎眼看就要走到省党部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走来。宋黎连忙大喊：“土匪绑架啦，土匪绑架啦！来人啊！”
巡逻队听见喊声，五六个战士跳下马围拢过来，先缴了特务的手枪，厉声喝问：“怎么回事，青天白日，为什么抓人？”
一个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这是刚从西北饭店抓来的共产党要犯。”
“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是土匪！”宋黎连忙分辩，“我姓宋，是张副司令的秘书。”
巡逻队员中有人认识宋黎，知道他的公开身份。因为他到西安已经半年多，经常在群众集会上露面，而且到十七路军中宣传过抗日。那位巡逻队员反问特务：“既然你们是省党部的，抓人可有逮捕证？”
“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前来捉拿共产党要犯的。你们别来碍事，不信，我们一起去省党部。”特务趾高气扬。
“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也只能送到张副司令那里。”宋黎的态度也很强硬。
“这，我们就不好办了。你们一个说是土匪，一个说是共产党要犯，叫我们听谁的！”巡逻队长潘俊植想了想，机智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只有送交营部处理！弟兄们，把他们统统带回营部！”
特务气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还想争辩，巡逻队员不管三七二十一，簇拥着他们朝端履门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部走去。
特务怕宋黎乘机逃跑，便扯着他一只胳膊；巡逻队怕宋黎让特务拖跑，也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路过西北饭店时，宋黎提出进去给张副司令打个电话，特务不许，潘俊植队长生气地训斥特务：“你算老几？！他到底是什么人还没有查清哩，他给张副司令打个电话，有什么要紧。去，打去！”
接电话的是张副司令的值班秘书，他说张副司令正在开会。宋黎说：“那就请你转告张副司令，我被省党部逮捕了，现在已被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截夺下来，马上押往营部。”秘书要他放心，一定尽快报告张副司令。
宋黎这才心里踏实下来。
到了宪兵营营部。值班的排长看了看宋黎，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张副司令从北平请来的秘书。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这个人是蒋委员长点名的共产党要犯，需要对他立即搜查。”说罢，特务一个箭步蹿到宋黎面前，伸手就要翻他的衣兜。
“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宋黎双手捂住衣兜。特务还要动手动脚，值班排长严肃地说道：“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盘，你们得放规矩些！要搜查也得由我们来。”
特务无奈，只得老老实实地站到一边去。值班排长叫一个战士把宋黎从上到下搜了一遍。翻出来的都是一些名片，有张、杨两将军的，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军长、师长的。宋黎随身带着这些，是为了当挡箭牌使用。
不一会儿，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从外面进来，他佯装不认识宋黎，只顾对那两个特务说：“你们大天白日随便捕人，既无公文，又无证件，事先也没和我们打个招呼，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人交给你们带走。”
特务见谢晋生态度强硬，知道拗不过，便不快地说：“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回省党部去取公文。不过，我们要给你把话说清楚，此人是共产党要犯，可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别的任何人！不然的话，你们吃不了得兜着走！”
“去吧！去吧！快办手续去，办妥了再来提人。”谢晋生想赶快把特务支走，借此拖延时间。
特务走后，谢晋生连忙将大门关上，转身对宋黎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营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赶快处理掉。另外，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以便应付那些家伙。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是李木庵。我马上找杨主任去。你尽管放心，没有我点头，他们是提不走你的。”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来了。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西北特支的领导成员，和宋黎原先就认识。李木庵讲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先安慰了一阵，接着两人一起研究了“口供”，记录下来后，宋黎按了手印，李木庵便匆匆走了。
谢晋生将宋黎被省党部逮捕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王菊人怕耽误时间长了误事，连忙将杨虎城从熟睡中叫醒。杨虎城询问了事情的原委，不敢怠慢，立即给张学良挂了电话。这时，张学良的公馆内灯光通明，他还没有睡，值班秘书刚才将宋黎的电话告诉了他，他立即派副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打探消息，同时和几个随从参谋、秘书一起，正在商量办法营救！张学良听了杨虎城的介绍后，便说：“此时闹不好乱子就会捅大，依你之见呢？”
“依我之见，你派人先把宋黎领回去，看看它省党部能把我们怎么样？”杨虎城毫不犹疑，“他们这样干，简直目中无人，太不像话，明明知道是副司令的客人，这不是故意给你难堪嘛！”
“好！请你通知宪兵营，我马上派人去领宋黎！”张学良放下电话，铁青着脸对随从参谋孙铭九说：“你现在就去，把宋黎接到这里来！他妈的，打狗也要看主人哩，抓人居然抓到我头上来了！”
孙铭九带着武装卫队，拿着张学良的手令，驱车赶到十七路军宪兵营，见了宋黎说：“你的事张副司令知道了，我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接你回去！”孙铭九带着宋黎离开宪兵营还不到一刻钟，省党部的两卡车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来到宪兵营，拿着省党部的公文来提宋黎。宪兵营的值班员将张学良的手令交给省党部的特务，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来晚了一步，人被张副司令提走了。唉，我们这个小单位，随便什么上司、衙门的指令，都不敢违抗呀！”
特务又气又急，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
孙铭九带人去宪兵营刚走不久，张学良正在生气，接着又有人进来说派到西北饭店打听消息的关时润副官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并被押往了省党部。张学良一听勃然大怒，脸孔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侍从参谋、秘书们从来没见过张学良发这么大的脾气，一个个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用疑惧的目光望着他，随着他的身影移过来、移过去。
张学良头脑里在急剧地思考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一个大胆而果敢的行动计划，迅速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他正要向大家宣布自己的决定，孙铭九带着宋黎从门外走进来。宋黎的脸上挂着血痕，上衣也被撕烂，张学良只对宋黎微微点了点头，说了句：“受苦啦，下去好好休息！”便面向大家愤怒地说：“省党部这些混账东西，胆大妄为，棍子竟然打到我的头上来了。现在我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派兵包围省党部，抢出马绍周和关时润！教训教训这些狗东西！”
在座的随从参谋、秘书，对于蒋系特务在西安的飞扬跋扈、胡作非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听张副司令说要教训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
张学良开始进行部署：西安市立即戒严。由于东北军驻在市内的兵力较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仅在西安城里，就有中央宪兵团、别动队、保安团和警察大队等超过九个团的兵力，乱军杂处，弄不清他们在干什么。为了防止意外，张学良下令驻在城外王曲的一〇五师调一个步兵团火速进城，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卫队营，协同行动，由副官长兼一〇五师副师长谭海和孙铭九两人统一指挥，拂晓前务必包围省党部。
为了防止晏道刚私下采取行动（晏道刚在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之前曾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张学良指示一个随从参谋打电话把他“请”来，就说副司令有要事和他商量，然后把他软禁在一间房子里。
张学良部署完毕，参谋、秘书们分头行动去了。他打开窗户，站在玻窗前，让夏夜的凉风吹拂着发烫的脸庞，竭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半夜三点多了，喧嚣了一天的西安市，这会儿一片宁静，而他的部队根据他的命令，正在紧急行动。再有四个小时，就可能发生一场尖锐的冲突，全国当天的晚报一定会出现“东北军围攻省党部！”这样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后果将会是很严重的，委员长和南京政府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处置我呢？撤职，调走，抓起来？管他的！我张学良只要问心无愧，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足够了！
正在张学良遐思苦想之际，侍卫进来通报：“省政府邵主席到！”
张学良对邵力子是颇为尊敬的，往日会面总是相敬如宾，谦恭温和。今晚张学良却一反常态，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就怒气冲天地说：“请问邵主席，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是谁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力！我是‘西北剿总’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是代表国民党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他们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他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张学良！”
张学良连珠炮式的发问，一下子把邵力子打懵了，他怔了一会儿，便惶恐不安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还一点都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去查明，查明后再来向你报告！”
“那好，”张学良的情绪缓和下来，但仍没好气地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不然，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
拂晓以前，邵力子再次来到金家巷的张公馆，他说：“张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的，捕人确有其事，他们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派了人来直接指挥捕的。点名逮捕的除了宋黎和马绍周，还有刘澜波、孙达生、粟又文等共党分子。省党部事先没有向副司令报告，这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他们托我请示副司令，这事如何处理？”
“什么共党分子？还不是省党部那些家伙捏造假报告，诬陷好人！好给我张学良脸上抹锅墨。”张学良余怒未息地说。从邵力子的言谈中看出省党部这次抓人他的确没有插手，而自己把他深更半夜叫来加以训斥，未免不近情理。于是，他用和缓的语气抱歉地说：“邵主席，这么晚了，惊动你实在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此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
邵力子两只眼珠透过近视镜片，望了望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小心翼翼又不无忧虑地退了出去。
拂晓时分，一〇五师的一个团急行军从郊区开进城来，到达预定地点与卫队营会合后，迅速前往东大街，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团团包围起来。
省党部的成员忙乎了一宿，这会儿正在睡大觉哩，两扇又大又厚的铁门关得严严的。东北军的士兵推了一阵推不动，敲了一阵又没人应声，谭海下令：“翻墙！”
战士们互相踩着肩膀，攀上墙头，跳了进去，把大门打开后，大队人马便像决堤的洪水涌进深院。
出发时候，谭海和孙铭九虽然向部队宣布了行动纪律，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不准伤人，不准抢劫文书档案和财物，不准毁坏公共设施，只要把被捕的人救出就立即撤出。但由于广大东北军官兵对蒋系特务早就恨得牙根痒痒，进院后逢门就进，见锁就砸，把办公桌和文件柜内的文件、材料翻出来，扔得满地都是。
他们把省党部的工作人员集中关在一间大房子里，从地下室救出双手紧绑遍体鳞伤的马绍周和关时润。孙铭九命令将二人马上送回金家巷；考虑到国民党特务不干好事，文件材料中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秘密，于是又命令战士将扔的满地皆是的档案、文书收集起来，装了满满几麻袋，全部带回张公馆。
这次行动只用了一个来小时。
这一天是1936年8月29日。8月29日按韵目排列是“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张学良一夜没有合眼，尽管表面上镇定自若，内心却忐忑不安。他最担心的有两点：一是国民党的那几个团兵力出来干涉，双方交起火来，事情就闹得更大了；二是怕自己手下那些士兵不守纪律，要是打死、打伤省党部的官员，以后也不好交代。直到孙铭九打来电话报告一切都很顺利，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吃罢早点，谭海和孙铭九回到金家巷向张学良详细报告了包围省党部的经过，并抱来几捆从省党部查抄来的文件、档案，放在张学良的办公桌上。
“你们把这些东西拿来有什么用？”张学良不悦地说。
“副司令，你随便翻翻吧，省党部这些家伙真不是玩意儿，肚子里全是坏水，我们在前方作战，他们成天给南京打小报告，搞我们的鬼！”孙铭九气愤地说。张学良瞥了一瞥，停了一下说：“你们休息去吧，闹腾了一夜，辛苦啦！”
谭海和孙铭九走后，张学良顺手拿起查抄来的文件，不经意地翻着。
翻着翻着，他那刚刚平息的怒气又涌上来了，原来这些文件有相当一部分是省党部向南京的告密材料，他和杨虎城每天的活动以及在各种集会上的讲话，省党部都向中央党部打了报告，有的是直接呈送蒋委员长的……
正在这时，侍卫进来禀报：“杨主任到！”
张学良放下手里的文件，大声说：“请进！”
杨虎城穿一件灰色丝质长衫，潇潇洒洒地走进屋来，一进门，双拳一抱：“张副司令，昨晚干得蛮漂亮！省党部那些王八羔子，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他们就会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
“实在是出于无奈，逼上梁山！”张学良的情绪还没有从省党部的材料中解脱出来，随口敷衍着说：“宋黎被捕，多亏杨主任搭救啊！”“哪里，哪里，应该的嘛！”杨虎城谦逊地说。
“省党部太可恶了！”张学良从桌子上拿了几份文件递到杨虎城手里，“这是从他们的办公室查抄来的，想不到背后尽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嗬，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啊！”杨虎城一份一份地翻着，念着标题，“这是东北军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这一份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生冲突的情况报告；还有你、我在一次集会上的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讲话摘要，前边的按语中还说我俩的讲话有亲共倾向，值得注意，嗬，鼻子还怪灵的……·这儿怎么还有邵力子的材料，邵老夫子也被人家怀疑上了？草木皆兵，无事生非！”
张学良的拳头往桌上一砸：“乱打黑枪，这些人荒唐到了极点！”
“副司令，大可不必生气，省党部这些人干的就是这一行，再说，上边有人指使，他们是看脸色行事的。”杨虎城放下手里的文件，微笑地望着张学良，“这些告密材料暂且可以不去管它。我想问问你，你端了人家省党部的老窝，非同小可，下一步准备怎样向委员长交代呢？”
“嗯，是得想个法儿搪塞一下才是。”张学良低头沉思片刻，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几圈，走到门口叫侍卫把机要秘书请来。秘书进来后，张学良吩咐说：“立即给广州黄埔蒋委员长发一封加急电报。”就这样写：
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经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我总部职员马绍周等人，这是不相信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全体官兵当即群情激愤，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示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钓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拟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
“虎城兄，这样行吗？”张学良得意地问。“好，好！”杨虎城连声称赞，“委员长看了你的电报，一定是大风里吃炒面——张不开口，有苦难言。”两人相视而笑。
这时，省党部内正乱作一团。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自认为高人一等，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很快便和“西北剿总”的晏道刚、曾扩情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张学良武装包抄省党部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叛逆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决定派曾扩情立即乘飞机赴广州向委员长面陈。
“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蒋介石得意的开门弟子。1924年，孙中山先生委派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利用这一机会培植个人势力，以黄埔第一、二期学生为骨干，形成一个“黄埔系”。其中有几个突出人物，人称“十三太保”，第一大太保就是这个曾扩情。当时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后改为军人部），这个部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主管军队里的党务。蒋介石忙于筹划北伐军事，无暇顾及部里的一般事务，遂选定曾扩情到军人部当干事，替他办理例行公务。“西北剿总”成立，蒋介石又派他到西安任职，实际上担任着“监军”的特殊角色。
当天下午，曾扩情即飞抵广州，一出机场，直奔广州黄埔蒋介石的临时行辕。侍卫官把曾扩情领进蒋介石的办公室，礼毕后，蒋介石用眼角瞟了曾扩情一眼，不动声色地问：“你不在西安整饬军务，这么远跑来干什么？”
“委员长，扩情知道您在这里处理‘两广事变’，事关党国命运、前途，本不应前来打扰。可是西安局势的发展日趋严重，殊令人担忧，所以冒昧前来请示工作，请委员长从速定夺。”
“西安局势又怎么啦，天塌下来了，还是共匪打进去了？用不着如此惊慌嘛！”蒋介石站起来，一手扶着写字台，背朝着曾扩情，仍是板着脸孔，“西北的事情我都交给张副司令了，你有什么事情，应该找他谈，直接来找我这是不妥帖的，让他知道了，他会怎么想呢？”
曾扩情深知蒋介石的脾气，即使对自己的亲信，表面上，也总是冠冕堂皇，貌似严厉。于是，他仍按自己准备好的话往下说：“委员长，西安的问题恰恰出在张副司令身上。省党部根据您的命令，昨晚逮捕了隐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共党分子宋黎、马绍周，张学良不但不配合、支持，反而和杨虎城串通一气，深夜调兵包围了省党部，劫走犯人，并把省党部的文书、档案洗劫一空……”
蒋介石默不作声。曾扩情从侧面看到他额角上的青筋“噗噗”直跳，胸脯急剧起伏。曾扩情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进一步说：“张学良目无法纪，藐视中央，越来越肆无忌惮，近几个月来，他和杨虎城在各种集会上讲话，肆意讥讽、嘲弄中央和领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鼓吹联共抗日，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他们和共产党暗中都有勾结，‘剿共’战事实际上已陷入停顿。扩情出于对党国的忠诚，所以远道而来，向领袖进言，请委员长早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以消弭隐患，则党国幸甚！”
“好，我知道啦！你回去吧。”待曾扩情转身退出时，蒋介石突然又说道：“张副司令我是了解他的，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容易感情用事，你要和他搞好关系，多和他接近，多向他请示报告。你是我的学生，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的意思，你懂得不懂得？”
“懂得，懂得。”曾扩情忙不迭地答应。
曾扩情告辞不久，秘书送来了张学良从西安打来的自请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拿着那份电报，琢磨了一个下午。本来他对张学良出兵包围省党部的不轨行为是非常生气的，但由于“两广事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得集中精力对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宿敌，此刻他还无暇顾及西安的事态发展，想来想去，只好给张学良发去回电：
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处理。
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后，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出现新的麻烦，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照蒋介石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押在军警督察处。
宋黎所谓“失踪”，实际上被张学良安置在自己公馆的楼上，除了暂时不让他公开露面外，行动是完全自由的。张学良还详细询问和了解了刘澜波和孙达生的情况，当得知他们都是有为的东北青年，便对他们十分关心，专门把被捕后的审讯记录要来看，看后，对宋黎说：“我看了他们的供词，据理驳斥省党部对他们的无理指控，讲得十分得体，我看他们没有什么问题。要说雨欲来风满楼有罪的话，那就是犯了‘爱国罪’！”“那就请副司令多关照，想办法把他们尽快搭救出来！”宋黎趁机进言。
“嗯。”张学良沉思片刻说，“如今正在风头上，出狱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这样吧，军警督察处是东北军和警察局合办的，不安全，我们也不好说话，我准备把他们转移到东北军军法处来，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原东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会关照他们的。”
“谢谢副司令。”宋黎高兴地说，“那我到军法处去接他们出狱。”
“哪能这样随便呀！”张学良笑着说，“总得过一过手续。你去找车向忱，让他约几个人联名具保，把这几个人保出来。”
“失踪”将近一个月的宋黎，又在各抗日救亡团体公开露面了。他先找到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接着又去找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由他们四五个知名人士联名作保，终于将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释放出来。